以色列民族诗人有哪些特点?这个问题我一会儿就要回答。不过，我还是先来说说数字问题。我以为只有三个诗人配得上民族诗人的称号。为数不多。试想希伯来语言的诗歌有三千年的传统，留名的诗人数以百计，“三”实在是个很小的数目。原因就在民族诗人是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立国的现代进程却是犹太人历史长河里很小的一段。但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个进程却举足轻重，因而参与其间的诗人都深刻地印在了人的脑海里。人们铭记他们，引用他们，与他们论争。故而，数字很小却未必就是意义很小。这三个诗人分别是一八七三年生于俄国、一九三四年去世的海伊姆·纳曼·比亚里克（Hayyim Nahman Bialik），一九一○年生于华沙、一九七○年在特拉维夫去世的内森·奥特曼（Nathan Alterman），以及一九二二年生于特拉维夫的海姆·古里，他现在就和我们住在耶路撒冷，依然锋头不减，发表诗歌。不过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五十年来，古里不愿人称他民族诗人，他的读者里也没有这么叫他的。不久前，他自己还写了一篇文章，谈论巴勒斯坦的民族诗人马穆德·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并在文中说，今天的以色列没有民族诗人。
　　民族立时民族诗人出。犹太人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了民族的概念，不过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此前，没有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个民族。他们把自己看成一派宗教。他们有许多宗教诗人，受到虔诚的犹太人的爱戴，其诗作成为一笔宝贵的集体财产，代代相传。比如写了《圣经》里叫做《诗篇》的美妙词章的无名诗人；比如有名有姓、写下犹太人在宗教仪式里反复念叨的那些祷告词的作者们。但是，当现代犹太人开始把自己看成一个民族而非一派宗教的时候——我说过那是在十九世纪末，一种新型诗人就在希伯来语里出现了。民族诗人的首要特征就是叛逆。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诗作激发争议。为什么呢?原因就在民族一说被人愤然地以为是对犹太信仰的重大反叛。民族乃异端邪说。人们并不将之视作犹太人内部的一个小小的纷争，而是视如一场神学论战，是对上帝的反叛。故而，以民族名义说话的诗人会发现自己陷在一个巨大纷争的中心。从比亚里克那儿显出民族的苗头，到奥特曼那里民族生活在巴勒斯坦真正汇聚成形，再到古里笔下的民族独立战争，这个纷争始终未被遗忘，唯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但民族诗人是个惹是生非的人，这个特点没有改变。
　　我们说到政治纷争，但还有其他一些争议更加重要。三位民族诗人无不以极大精力投入到他们那代人的政治争论中。但作为诗人，他们还在超越政治的层面上另外引发了一个特别的纷争。诗人在作品里并不以实际政治争吵中的一员来说话——关于犹太人的民族性总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诗人的话是发自常人所不具备的历史经验的底蕴、集体意识的底蕴。正因如此，他才配叫民族诗人(没有民族小说家这一说。只有与潜意识相连的诗人才能担当这个角色)。且只有当民族建立事业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诗人是真正以他们的历史经验的底蕴来说话——唯有这时，他才成为民族诗人。所以民族诗人只有三家。许多人想做民族诗人，许多人也几乎像民族诗人一样受人喜爱，但被广泛认可为是真正以堪称“民族精神”或“集体民族潜意识”的名义来说话的，却只有三人。而假如一个诗人的确以他人所不具备的深刻精神的名义来说话，又是谁给了他这个权力呢?总有人在问：你一个诗人凭什么以与众不同的腔调对我们说话?犹太人过去的诗人们可不曾遇到过这样的批评：他是个宗教诗人。他的权力来自上帝。但民族一说要求一个非宗教的犹太人集体。历史能替代宗教成为权力的来源吗?谁又能以历史的名义来说话呢?这便是民族诗人们掀起的那个特别的争论。他们不单是与别人争论这个问题；他们也和自己争论。民族诗人的独特声音始终不停地在与自己争论，拷问自己的权力是否正当合法，是否有价值。以色列人记住了比亚里克，也是因为在他们不再相信拉比们的宗教权威后，他成了他们非宗教的精神权威。但他们记住他，也还因为比亚里克以自己的权威，自己抨击自己的诗。他写道：“我不是什么诗人，也给不了人什么益处，我就是一介伐木工。”
　　创建犹太民族是历史的需要。犹太人认为：我们走过的历史之路告诉我们，宗教将无法保存我们这个集体；直面反犹教派将无法解救我们个人。故而，我们需要民族。所以第一个民族作家比亚里克就在诗篇里，用犹太人的历史和犹太人的审美资源，造出了一个世俗而审美的神话，以替代非历史的宗教神学。但后来的民族诗人却再也不能以犹太人的历史名义来说话了。犹太人需要反叛自己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听从它。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身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拒绝背负一个沉重的历史负担；不愿仅从犹太源头获取审美标准。因此，奥特曼不能以历史经验的名义来说话。相反，他所以成为民族诗人，是因为他教会以色列人发现一个普遍人性的底蕴，而不单单是犹太特殊性的底蕴。这种底蕴是诗意的、文学的，是当行吟诗人永不歇脚地周游天下时才会向他显露的秘密。居有定所的人和市民们并不明白他们自己的事，行吟诗人则知道。
　　然而，对奥特曼之后的民族诗人来说，连这也是不够的。海姆·古里是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年独立战争时期出现的民族诗人。他不是以行吟诗人的名义对我们说话，他是以士兵的身份来说话。他以士兵精神的名义来说话。战争结束时，他放下了民族诗人的笔。对民族诗人的需求不再了。
　　犹太人的民族运动是犹太启蒙运动的直接发展。这意味着在民族运动的主要目标——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集体，与各地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创造真正独立自主的个体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联系。这两个目标并非轻易就能合上拍的。很多时候，它们相互抵牾。集体滋养了个人，但同时也禁锢了他。个人需要从属于集体，但也要求一片情感的私生活小天地，不受集体的干涉。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紧张关系，便有了对民族诗人的特别需求。政治领袖们只知道以集体的名义说话。许多诗人又只会以他们个人小天地的名义说话。而民族诗人则以两种声音说话，活在两个世界里。他在战场和私人密室间来回奔忙。不要指望民族诗人的立场始终如一。他要在矛盾中不断调整自己。诗艺的一条古训就是要能兼容矛盾双方且不让一方消除另一方。所以以色列人对民族诗人充满感激，感谢他们的诗篇，感谢在正规仪式上朗诵的诗，同样也感谢极其个人化的诗。比亚里克想象自己是个躲避大人的孩子；奥特曼则设想自己是个在城市底下挖洞的鼹鼠。人们需要这些想象。民族诗人表现的不是民族领袖的一本正经；他表现的是个人，对这个人来说，民族是救生圈，是难题，是矛盾。
　　民族诗人以公众的名义说话，但他也抨击公众。三位民族诗人无一不是因敢于逆以色列文化潮流而获得了权威。比如，内森·奥特曼替那些为救犹太人而曾与纳粹合作过的犹太领袖辩护，这可是个非常不讨好的立场。但他之所以不同于那些未获民族诗人地位的诗人，并非在于他的观点总能被人接受，而是在于他的观点成了广泛讨论和动荡不满的主题。作为良心之声，诗人并非总能说服人，但他的身影总在眼前，一直被人铭记，被人拿来参照。
　　从以上说的这些，你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民族诗人乃是极其严肃而备受折磨的人。不错。但以色列的这些民族诗人也写轻松诙谐的诗、娱乐搞笑的诗，还写儿歌。他们的胃口很大，不仅想要其词语供人上学时念诵，还想要其词语供人泡咖啡馆时消闲。不仅如此，诗人还明白，如果笔头不够圆润，他就会变得颐指气使起来，一副说教嘴脸，令人生厌。诗人是要表现民族的，但如果代价就是变成一个惹人讨厌的家伙，他们便会逃离这隆重的位置，就像避开火一样。
　　内森·奥特曼死于一九七○年，但早在其去世前十五年，他就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写作危机。年轻的诗人们抨击他的风格，不过这对他的影响不大。真正令他消沉的是他的诗和见解再也进入不了以色列人的核心关怀了。他成了另一个诗人，不再是那个不言而喻的诗人了。海姆·古里以士兵身份创作时，他还是个民族诗人。但独立战争后，他也成了另一个诗人，众多人中的一员，不再是以色列文化里那个主要而特别的声音了。结果是，奥特曼在其写作的末期，古里在刚开始写作不久——两个人都开始了别样的写作。人们不拿他们当民族诗人，他们自己则意识到，如果再以民族诗人的身份来写，就只会损害自己的写作。自那时起，希伯来语言里再没有出现过民族诗人。我们不需要他们了。这时排斥民族之声的现象出现了。用你自己的声音说话，不要用集体的声音——这是以色列人如今对诗人的要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古里说今天的以色列人在其最根本的一些问题上彼此分歧太大，因而不可能共有一个民族作家。这倒是实情。但我想给出另一种说法来结束这篇文章：当我们最感棘手的问题在于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界限上时，以色列人便感到需要一个民族精神之声，具体地说，就是一个诗人的情感之声。今天，我们的难题移到了别处，不在界限上，而是分明到了集体的领域，在纯粹的政治领域。这可不是个美好时代的兆头。在更好的年代里，个人与集体彼此制衡，相互抵牾。于是我们就需要民族诗人，于是他们就来帮我们解决自己的疑惑。今天的以色列人可没有这种经验。个人梦想与集体梦想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只有多愁善感的人谈起集体问题来才仿佛那是些个人问题。有些糟糕的诗人有此企图。但优秀的诗人拒绝多愁善感，哪怕他们因此而在社会里不那么重要了。
　　（袁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