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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驻留时间最长的国家是越南：留学三年，工作六年。而且即便是在外交部机关上班的时候，中越关系也一直是我的主管领域。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中越关系极为特殊，从事对越工作的一代代外交官都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如果说几十年来的中越关系是大起大落的话，那么纵横捭阖于其中的中国外交官们所面对的则是大风大浪。
本文无意讲述两国关系的经纬和沿革，只旨在记录几位我接触过的中国驻越大使的点滴过往。
干练儒雅的王幼平大使
我是1973年被外交部选派到河内综合大学学习的，当时越战还未结束，但美国已停止轰炸北越。该阶段中国的对越工作，在我看来，一是支持南方抗战，二是支援北方建设，三是在国际上配合越方的各种外交努力。对中越两国而言，越南是前线，中国是大后方。
时任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是位老红军，年纪在60岁左右，已然满头银发，却干练儒雅。虽然当时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仍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这些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总强调自己是军人出身，做外交工作属半路出家。他说：“你们青年学生都是科班出身，以后将成为职业外交官，可以做得更多，也要做得更好。”几十年过去了，王大使的这番话却一直在我心里。
王大使很关心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留学生，有一次我们在使馆活动，他看到天要下雨，就亲自安排司机送我们回校，第二天又把我们接回使馆吃饺子。
据当时使馆的人说，王大使对馆员的安全也十分上心。无论多晚，只要有人未返馆，他都会一直默默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安全回来。而且，王大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一直私下同时资助多位在不同使馆共事过的家里困难的下属。这其中有些人是外交官，更多的是一些工勤人员，包括外地借调来的司机和厨师等。曾有同志给我看过王大使写给他的亲笔信，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大使于1974年调离越南，出任我国首任驻马来西亚大使。回国时他没有选择坐飞机或火车，而是坐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回国。他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向分布在越南各地的解放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向长眠在异国他乡的1400多位烈士进行告别。
此举也影响了中国驻越的后辈外交官。在以后的岁月里，即便在中越关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每年清明节，我们的外交官都坚持分赴越南各地为解放军烈士陵园扫墓，献上一束鲜花，点上几支蜡烛，告慰烈士的英灵。
很多年以后，我有幸出任驻马来西亚第九任大使，在王大使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一些具体工作。当地的报刊也常常会借两国建交纪念日等特殊的日子，把历任大使的照片刊载出来。每逢此时，我都会认真思考怎么做才对得起前辈的教诲和期待。
有文人情怀的外交大家符浩大使
我留学期间见到的另一位大使是符浩同志，他也是共和国最早的外交官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山东滨州一带带兵打仗。几十年后，当我们去那一带访问时，当地群众在谈到他和夫人焦玲时仍交口称赞。
符大使在外交部当过办公厅主任、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他风度翩翩，喜欢写诗作词，书法造诣很高，有着很浓的文人气质。在接见我们这些留学生时，他讲的更多的是文化，而非政治。他对越南文的长诗《金云翘传》特别感兴趣。该长诗被认为是越南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取材于中国清代的一部同名小说，讲的是才子佳人的故事。符大使以此为例，说明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密切。此事过去了几十年，当我代表部里去他家拜访时，符老仍有提及，在他的散文集中也有过专门论述。前些年，我请《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名人书斋”主编潘衍习先生专门到他家拍了一张照片，并作了简短专访。符老心情大好。当时他已90高龄，但仍坚持送我们下楼。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文人情怀的外交大家。
“轻伤不下火线”的陈志方大使
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两年之后于1978年被派往驻越使馆研究室工作。此时的大使是陈志方。陈大使也是老红军，军医出身，据说在长征途中曾挽救过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多位革命老前辈的生命。陈大使治馆很严，坚持会议制度、读报制度、值班制度和每天收听新闻广播的制度。当时中越关系正处于山雨欲来之际，大批华人华侨蜂拥至使馆申请“临时归国证”，参与援建越南的中国专家陆续撤回，当地舆论环境不断恶化，使馆工作困难重重。但陈大使处变不惊，带领全馆上下齐心共同应对。
陈大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一直坚持工作，他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直到中央派专机和医疗小组将他接回。临走时他还坚持对工作进行了必要的交待。
雷厉风行的鲁明代办
陈大使突然病倒后，国内派了亚洲司负责人鲁明来馆任临时代办。此公亦是大有来头，西安事变时他曾是西安中学的学生领袖，后投奔延安，成为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和南京国共谈判时，他都紧随左右。后由周恩来、邓颖超做媒，他同夫人在梅园新村30号结为连理。他还当过董必武的秘书，见证过诸多重要历史事件。
鲁代办系临危受命，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随接陈志方大使的专机飞赴河内“履新”。岂料这一“代”就是好几年，而且刚好赶上中越关系全面紧张的非常时期。
鲁明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要求我们走出使馆，多进行观察和了解，努力掌握一手的情况。据说这得益于他战争年代的经验。延安时期，他曾率小分队深入敌占区，到石家庄一带了解各种信息，并在高粱地里向中央发送综合情报，供中央领导参阅，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据说这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参考消息》的前身。鲁代办要求大家写短文章，但必须实事求是。记得最短的电文只有一、二行字，应该是创造了外交部的短文“之最”。由于形势日趋紧张，我们的馆员从80多人锐减到34人，但鲁代办生性乐观，工作之余仍跟大家说说笑笑，打球、游泳、在院子里骑自行车，甚至同年轻人一起捅马蜂窝。鲁代办还非常擅长做别国使团的工作，即便在边境武装冲突期间也未中断过。各国驻越使团的车辆不断出入中国使馆，本身就很有意义：对外广交朋友，对内稳定军心。令人感动的是一些友好国家的外交官纷纷表示，一旦有事，他们使馆的大门将永远向中国使馆的同事敞开。在前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鲁明代办率领我们制定了各类应急预案，处理了一系列突发的和棘手的事件。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馆长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整个使馆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鲁明代办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气可鼓而不可泄。”闲暇时，他还会跟我们讲他年轻时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的特殊经历。 后来，他从越南转赴科威特，出任特命全权大使。调离前他没有太多豪言壮语，但内心还是十分高兴的，他私下对我讲：“当大使是我最大的愿望。”
从容淡定，临危不惧，服从需要，正是这一代外交人的共同特质。
“越南通”张德维大使
我于1982年春离开越南，再返使馆已是九年之后的事情了。此时世界风云激荡，全球范围内的冷战行将结束。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在对外保密的情况下于1990年举行了著名的“成都会晤”。中方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出席。越方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与会。我因当时在外交学院进修而未能亲历“成都会晤”，但参加了一年后对越共新任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华的接待工作。中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在外交部工作的几十年间，参加过无数次外国元首访华的欢迎仪式，但这一次却非常特别。中越两国关系经历了十年之久的非正常状况，一举得到转圜。当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再次奏响两国国歌时，我非常激动，感慨万千：和平多么美好啊！但中越之间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件，两国关系可谓百废待兴。
1991年12月底，我启程赴越担任使馆的研究室主任。在途经曼谷时，听到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消息。中越两国关系的改善与苏东剧变和越南决定从柬埔寨撤军密切相关，这是大气候。
此时驻越大使是张德维。张大使是我的老领导，我1976年入部时他是亚洲司印支处处长。张大使系归国华侨，年轻时在越南参加革命工作。后因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需要，周恩来总理向胡志明要了几名优秀的翻译人员，张德维是其中之一。他是真正的“越南通”，几乎经历过中越之间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举例而言，他曾陪同罗贵波大使一起列席过越南劳动党的政治局会议；胡志明主席病危时，他随同周总理派出的中国医疗小组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
张大使工作作风严谨，对情况了如指掌，再加上语言优势，出任驻越大使可谓得心应手。事实上，中越能有“成都会晤”，除中央及时决策外，张德维大使个人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大使在越南有很多老朋友，我也陪同他去见过其中的一些人。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去见越南前总理范文同。当时范文同已经双目失明，但思维仍很清晰，对两国关系及世界形势了解很深。他每天听读报，也收听“美国之音”，对美国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充满担心，对苏联、东欧形势的突变深感惋惜，但对共产主义事业仍抱乐观态度。
还有一次是见胡志明主席的政治秘书武奇。武奇和张大使有很多共同的回忆，两人的谈话使我对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武奇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独到、坦诚，包括中越之间文化差异的核心所在等。
此外，我还陪张大使在使馆宴请过来访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医学家吴阶平。吴老谈了很多有关周总理派他到河内为胡志明主席治病的情况，包括制定详细的方案等，我不禁为周总理的伟大人格所深深折服。这也应了很多越南朋友对我讲过的一句话，如果胡主席还活着，中越关系不致出那么多问题。
开拓进取性很强的张青大使
在张德维大使离任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张青大使。张青也是越南问题专家，在我入部之前就当过主管越南的印支处副处长。两国关系紧张时，他是我在使馆研究室的顶头上司。边境武装冲突期间，研究室只有我们二人。回部机关后，他又担任过亚洲司主管东南亚工作的副司长，参与过中国与新加坡的建交谈判等。此次来越前，他是我国驻新加坡首任大使。
张青大使最大的特点是工作开拓进取性很强。当时，中越关系虽已改善，但很多事情仍需重拾势头，因此同各方建立新的联系就成为工作重心。记得在不长的时间内，张大使就分别拜会了几乎所有的越南领导人，其中包括已退居二线的阮文灵、范文同、武元甲、阮基石等。一些部长级官员也成为使馆宴请的常客。张大使还带我一起出席了一场由抗美战争年代在广西育才学校学习过的越南留学生举办的“感恩母校”聚会。聚会人数约有五、六百人，他们都已人过中年，成为越南各界的精英或负责人。当时台上台下同声高唱中国歌曲，还有老留学生登台发言，表达对中国老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深厚情谊。
只是在张青大使来后不久，我即被调到驻新加坡使馆工作。
回顾此次在越工作的近两年时间，一方面感到有大量工作需要开拓，同时也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和障碍，最为集中、突出的是陆地边界、北部湾和南海问题。
到了新加坡，我发现当地的官员对张青大使印象颇好。王鼎昌总统曾私下对我说：“做人要有张青大使这样的朋友。”李光耀先生也问及我是否同意张青大使对越南问题的看法。
1993年之后，虽然我没有机会再常驻河内工作，但跟随国家领导人往访和出席各种会议的机会还是很多的。近20年来，中越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体是好的。陆地边界和北部湾问题已得到解决；经济合作逐步做大；南海问题虽时有干扰，但它决非两国关系的全部。
我真诚希望，中越这两个近邻能相向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中越关系极为特殊，从事对越工作的一代代外交官都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如果说几十年来的中越关系是大起大落的话，那么纵横捭阖于其中的中国外交官们所面对的则是大风大浪。
本文无意讲述两国关系的经纬和沿革，只旨在记录几位我接触过的中国驻越大使的点滴过往。
干练儒雅的王幼平大使
我是1973年被外交部选派到河内综合大学学习的，当时越战还未结束，但美国已停止轰炸北越。该阶段中国的对越工作，在我看来，一是支持南方抗战，二是支援北方建设，三是在国际上配合越方的各种外交努力。对中越两国而言，越南是前线，中国是大后方。
时任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是位老红军，年纪在60岁左右，已然满头银发，却干练儒雅。虽然当时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仍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这些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总强调自己是军人出身，做外交工作属半路出家。他说：“你们青年学生都是科班出身，以后将成为职业外交官，可以做得更多，也要做得更好。”几十年过去了，王大使的这番话却一直在我心里。
王大使很关心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留学生，有一次我们在使馆活动，他看到天要下雨，就亲自安排司机送我们回校，第二天又把我们接回使馆吃饺子。
据当时使馆的人说，王大使对馆员的安全也十分上心。无论多晚，只要有人未返馆，他都会一直默默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安全回来。而且，王大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一直私下同时资助多位在不同使馆共事过的家里困难的下属。这其中有些人是外交官，更多的是一些工勤人员，包括外地借调来的司机和厨师等。曾有同志给我看过王大使写给他的亲笔信，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大使于1974年调离越南，出任我国首任驻马来西亚大使。回国时他没有选择坐飞机或火车，而是坐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回国。他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向分布在越南各地的解放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向长眠在异国他乡的1400多位烈士进行告别。
此举也影响了中国驻越的后辈外交官。在以后的岁月里，即便在中越关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每年清明节，我们的外交官都坚持分赴越南各地为解放军烈士陵园扫墓，献上一束鲜花，点上几支蜡烛，告慰烈士的英灵。
很多年以后，我有幸出任驻马来西亚第九任大使，在王大使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一些具体工作。当地的报刊也常常会借两国建交纪念日等特殊的日子，把历任大使的照片刊载出来。每逢此时，我都会认真思考怎么做才对得起前辈的教诲和期待。
有文人情怀的外交大家符浩大使
我留学期间见到的另一位大使是符浩同志，他也是共和国最早的外交官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山东滨州一带带兵打仗。几十年后，当我们去那一带访问时，当地群众在谈到他和夫人焦玲时仍交口称赞。
符大使在外交部当过办公厅主任、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他风度翩翩，喜欢写诗作词，书法造诣很高，有着很浓的文人气质。在接见我们这些留学生时，他讲的更多的是文化，而非政治。他对越南文的长诗《金云翘传》特别感兴趣。该长诗被认为是越南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取材于中国清代的一部同名小说，讲的是才子佳人的故事。符大使以此为例，说明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密切。此事过去了几十年，当我代表部里去他家拜访时，符老仍有提及，在他的散文集中也有过专门论述。前些年，我请《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名人书斋”主编潘衍习先生专门到他家拍了一张照片，并作了简短专访。符老心情大好。当时他已90高龄，但仍坚持送我们下楼。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文人情怀的外交大家。
“轻伤不下火线”的陈志方大使
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两年之后于1978年被派往驻越使馆研究室工作。此时的大使是陈志方。陈大使也是老红军，军医出身，据说在长征途中曾挽救过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多位革命老前辈的生命。陈大使治馆很严，坚持会议制度、读报制度、值班制度和每天收听新闻广播的制度。当时中越关系正处于山雨欲来之际，大批华人华侨蜂拥至使馆申请“临时归国证”，参与援建越南的中国专家陆续撤回，当地舆论环境不断恶化，使馆工作困难重重。但陈大使处变不惊，带领全馆上下齐心共同应对。
陈大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一直坚持工作，他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直到中央派专机和医疗小组将他接回。临走时他还坚持对工作进行了必要的交待。
雷厉风行的鲁明代办
陈大使突然病倒后，国内派了亚洲司负责人鲁明来馆任临时代办。此公亦是大有来头，西安事变时他曾是西安中学的学生领袖，后投奔延安，成为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和南京国共谈判时，他都紧随左右。后由周恩来、邓颖超做媒，他同夫人在梅园新村30号结为连理。他还当过董必武的秘书，见证过诸多重要历史事件。
鲁代办系临危受命，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随接陈志方大使的专机飞赴河内“履新”。岂料这一“代”就是好几年，而且刚好赶上中越关系全面紧张的非常时期。
鲁明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要求我们走出使馆，多进行观察和了解，努力掌握一手的情况。据说这得益于他战争年代的经验。延安时期，他曾率小分队深入敌占区，到石家庄一带了解各种信息，并在高粱地里向中央发送综合情报，供中央领导参阅，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据说这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参考消息》的前身。鲁代办要求大家写短文章，但必须实事求是。记得最短的电文只有一、二行字，应该是创造了外交部的短文“之最”。由于形势日趋紧张，我们的馆员从80多人锐减到34人，但鲁代办生性乐观，工作之余仍跟大家说说笑笑，打球、游泳、在院子里骑自行车，甚至同年轻人一起捅马蜂窝。鲁代办还非常擅长做别国使团的工作，即便在边境武装冲突期间也未中断过。各国驻越使团的车辆不断出入中国使馆，本身就很有意义：对外广交朋友，对内稳定军心。令人感动的是一些友好国家的外交官纷纷表示，一旦有事，他们使馆的大门将永远向中国使馆的同事敞开。在前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鲁明代办率领我们制定了各类应急预案，处理了一系列突发的和棘手的事件。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馆长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整个使馆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鲁明代办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气可鼓而不可泄。”闲暇时，他还会跟我们讲他年轻时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的特殊经历。 后来，他从越南转赴科威特，出任特命全权大使。调离前他没有太多豪言壮语，但内心还是十分高兴的，他私下对我讲：“当大使是我最大的愿望。”
从容淡定，临危不惧，服从需要，正是这一代外交人的共同特质。
“越南通”张德维大使
我于1982年春离开越南，再返使馆已是九年之后的事情了。此时世界风云激荡，全球范围内的冷战行将结束。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在对外保密的情况下于1990年举行了著名的“成都会晤”。中方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出席。越方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与会。我因当时在外交学院进修而未能亲历“成都会晤”，但参加了一年后对越共新任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华的接待工作。中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在外交部工作的几十年间，参加过无数次外国元首访华的欢迎仪式，但这一次却非常特别。中越两国关系经历了十年之久的非正常状况，一举得到转圜。当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再次奏响两国国歌时，我非常激动，感慨万千：和平多么美好啊！但中越之间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件，两国关系可谓百废待兴。
1991年12月底，我启程赴越担任使馆的研究室主任。在途经曼谷时，听到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消息。中越两国关系的改善与苏东剧变和越南决定从柬埔寨撤军密切相关，这是大气候。
此时驻越大使是张德维。张大使是我的老领导，我1976年入部时他是亚洲司印支处处长。张大使系归国华侨，年轻时在越南参加革命工作。后因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需要，周恩来总理向胡志明要了几名优秀的翻译人员，张德维是其中之一。他是真正的“越南通”，几乎经历过中越之间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举例而言，他曾陪同罗贵波大使一起列席过越南劳动党的政治局会议；胡志明主席病危时，他随同周总理派出的中国医疗小组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
张大使工作作风严谨，对情况了如指掌，再加上语言优势，出任驻越大使可谓得心应手。事实上，中越能有“成都会晤”，除中央及时决策外，张德维大使个人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大使在越南有很多老朋友，我也陪同他去见过其中的一些人。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去见越南前总理范文同。当时范文同已经双目失明，但思维仍很清晰，对两国关系及世界形势了解很深。他每天听读报，也收听“美国之音”，对美国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充满担心，对苏联、东欧形势的突变深感惋惜，但对共产主义事业仍抱乐观态度。
还有一次是见胡志明主席的政治秘书武奇。武奇和张大使有很多共同的回忆，两人的谈话使我对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武奇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独到、坦诚，包括中越之间文化差异的核心所在等。
此外，我还陪张大使在使馆宴请过来访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医学家吴阶平。吴老谈了很多有关周总理派他到河内为胡志明主席治病的情况，包括制定详细的方案等，我不禁为周总理的伟大人格所深深折服。这也应了很多越南朋友对我讲过的一句话，如果胡主席还活着，中越关系不致出那么多问题。
开拓进取性很强的张青大使
在张德维大使离任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张青大使。张青也是越南问题专家，在我入部之前就当过主管越南的印支处副处长。两国关系紧张时，他是我在使馆研究室的顶头上司。边境武装冲突期间，研究室只有我们二人。回部机关后，他又担任过亚洲司主管东南亚工作的副司长，参与过中国与新加坡的建交谈判等。此次来越前，他是我国驻新加坡首任大使。
张青大使最大的特点是工作开拓进取性很强。当时，中越关系虽已改善，但很多事情仍需重拾势头，因此同各方建立新的联系就成为工作重心。记得在不长的时间内，张大使就分别拜会了几乎所有的越南领导人，其中包括已退居二线的阮文灵、范文同、武元甲、阮基石等。一些部长级官员也成为使馆宴请的常客。张大使还带我一起出席了一场由抗美战争年代在广西育才学校学习过的越南留学生举办的“感恩母校”聚会。聚会人数约有五、六百人，他们都已人过中年，成为越南各界的精英或负责人。当时台上台下同声高唱中国歌曲，还有老留学生登台发言，表达对中国老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深厚情谊。
只是在张青大使来后不久，我即被调到驻新加坡使馆工作。
回顾此次在越工作的近两年时间，一方面感到有大量工作需要开拓，同时也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和障碍，最为集中、突出的是陆地边界、北部湾和南海问题。
到了新加坡，我发现当地的官员对张青大使印象颇好。王鼎昌总统曾私下对我说：“做人要有张青大使这样的朋友。”李光耀先生也问及我是否同意张青大使对越南问题的看法。
1993年之后，虽然我没有机会再常驻河内工作，但跟随国家领导人往访和出席各种会议的机会还是很多的。近20年来，中越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体是好的。陆地边界和北部湾问题已得到解决；经济合作逐步做大；南海问题虽时有干扰，但它决非两国关系的全部。
我真诚希望，中越这两个近邻能相向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