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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轮房地产调控，土地还是地方政府的“聚宝盆”吗？
据报道，国务院近日收回了秦皇岛、镇江、南通等22个成市的建设用地审 批权，地根紧缩力度再加。
2011年上半年各地经济运行数据陆续公布，整体来看，各地土地出让收入普遍缩减。在新的税收来源有限，且无法直接发地方政府债的情况下，人们担忧地方政府将面临新一轮财力紧张。
土地出让金有“第二财政”之称，市县级政府近半财政收入来源于此。由于中央加大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各地楼市纷纷降温，由此带来与房地产业有关的税费、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土地收入完成688.9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8％。海南省下降幅度更大，该省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240亿元，2011年计划收入303亿元，但今年1月至6月仅完成约79亿元，为全年任务的四分之一。
土地出让收入波动将影响部分地区下半年的政府投资，与土地出让收入挂钩的保障房、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投入亦面临资金吃紧压力，项目实施进度和政策实施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
比起对今年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的担忧，研究人员更忧虑土地出让金被各种支出政策绑架，从而激励地方“土地财政”膨胀，卖地的动力越发强烈，与中央政府反对“土地财政”、提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念相背离。
今年5月，财政部综合司与国土资源部财务司在全国展开2007年至2010年土地供应及收支管理情况的专题调研，“土地财政”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这次摸底调研也被认为是为下一步中央完善土地出让制度做准备。
研究人员建议建立类似香港的土地基金制度，避免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同时规范国有土地出让收益管理，加强使用监督。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则需厘清土地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在具体政策操作上可以采取扩大地方在增值税分成中的比重，培养地方政府主体税种（例如探索开征物业税）等。
重分出让金
和以往不同的是，市县独享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格局正发生改变，中央和省级政府参与分成已成定局，即中央和省级政府统筹安排一部分土地出让收益，然后按照各自意图予以返还。
促成这一政策思路形成的，是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10％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定。
2010年，国土部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出让收入2.7万亿元，从地区分布来看，约三分之二土地出让收入来自沿海省份，而农田水利建设任务重的恰恰是中西部地区，为解决这种不平衡的矛盾，水利部等部委提出统筹使用的思路。
水利部门研究人员建议央地三七分成，即中央提取土地出让收益的30％（或土地出让总收入的3％）统筹使用，按照测算，每年可提取资金900亿元。
《财经》记者获悉，具体分成比例尚未最后确定，财政部和水利部仍在研究制定方案。
省级政府也可以统筹使用土地出让收益。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透露的消息称，各省可自主决定是否实施省级统筹。广东省在今年4月份就已提出将土地出让收益的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其中45％交由省级统筹使用。
类似统筹的讨论五年前就已开始。2006年1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下称“100号文”），在该文件制定时，财政等部门官员即建议中央统筹部分土地出让收益，但最终未能实现。
有论者认为这违背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确立的原则，即将土地出让收益作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地方按比例分享土地出让收益，最初是四六分成，1992年后中央分成比例缩至5％。
马克伟曾担任国家土地管理局（今国土资源部）副局长。据他回忆，1989年国务院发出正式通知，国有土地使用权开始有偿使用，在此之前土地没有长久使用权。推动这一做法的是当时急于引进外资的外经贸部。
“当时没人认为土地能挣钱。”马克伟对《财经》记者说。为了让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推动这项工作，当时虽然规定中央地方四六分成，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执行，地方上缴中央的土地出让收益寥寥。当然，这和当时土地以行政划拨为主，土地出让收入极低也有关。
1994年分税制改革彻底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格局，增值税的75％及所得税的50％归中央所有。财权上收之后，事权不减反增，地方政府因此急于寻找可以自主支配的收入来源。
东部发达地区尝试经营土地，增加了土地出让收入，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开来，由此带来城市的急速扩张，政府卖地蔚然成风。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尝到甜头，因为这不仅可以增加预算外的土地出让收入，还可以增加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相关的营业税和所得税，而这些全部归地方所有。
此后十多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愈发强烈，难以自拔，政府也因此被学者指责为炒高地价、推高房价的“祸首”。饱受诟病的卖地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松绑，今年以来，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扩大，土地财政大有越绑越紧之势。
“堵窟窿”良方？
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剧增，国土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2.7万亿元，是2009年的将近2倍，这一出人意料的数据非但没有引起决策层的担忧，还成为堵住财政“窟窿”的良方。
中央对土地出让收益寄予厚望，意图拿出土地出让收益的10％用于教育投入，10％用于保障房建设，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今年1月以来多次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这些分配思路，并写入正式文件中。
这一举动让政府赢得专注民生的赞誉，但同时也带来种种非议。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土地出让金承载了太多功能，最终结局只能是固化“土地财政”。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亦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土地出让金被绑架了，当下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做引起“土地财政”膨大的机制。在他看来，应该对土地出让金的用途进行严格限制，而不是去扩展。
“土地收益的最终用途是要取之于土地，用之于土地，这样就不会蔓延。”邹晓云对《财经》记者说，从土地上取得的收益一定要反馈到土地开发上，或满足于公众对土地的基本需求，比如廉租房、公租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把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都纳入。
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暴增的态势未能得以延续，今年上半年各地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受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楼市普遍降温，土地出让收入较去年减幅较大。
北京财政局副局长孟景伟告诉《财经》记者，2009年底到2010年初，房地产是一个逐步繁荣的趋势，2010年上半年土地成交比较火爆，土地出让金比较多。
而2011年是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有计划地实行供地和招拍挂工作。从北京市来看，今年上半年商品房用地的成交量下降，土地收入完成688.9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8％。
海南省下降幅度尤为巨大，该省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240亿元，2011年计划收入303亿元，但今年1月至6月仅完成约79亿元，为全年任务的四分之一。
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压力也困扰着中西部一些县市。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将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与土地出让收入挂钩的保障房、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投入亦面临资金吃紧压力，项目实施进度和政策实施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
根治之道
由于土地出让的是未来土地使用权，等于是一届政府一次性收取了40年或70年的地租，研究人员担忧长此以往，一些地方将无地可卖。为摆脱“土地财政”，需杜绝地方“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为此，有学者提出建立类似香港的土地基金制度。
在今年5月开始的国土部和财政部摸底调研中，这一议题也被纳入。调研提纲提出，应尽快研究是否有必要建立土地基金，以及建立方式、基金使用方向及管理方式等关键问题。
现供职于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戴双兴，三年前提出借鉴香港经验，设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的构想。
他认为，设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既可以满足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资金需求，又可以抑制地方政府过度出让土地的短期行为。
2006年“100号文”下发后，各地陆续建立了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用于土地收储，虽然名为基金，但是并没有基金运作之实。“香港土地收益基金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机构里面有专门的人才进行比如金融方面的投资，它的收益是很高的，而国内这块基金收益很差。”戴双兴对《财经》记者说。
来自财政部预算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025.23亿元，支出877.92亿元，支出范围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前期土地开发支出等。
“解决土地财政，关键是调整税收结构，包括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黄小虎认为，现在中央财政拿大头，大部分也都转移到地方，问题是转移支付靠项目运作，弊端很多，实际上变成了“跑部钱进”。为此他建议逐步改变财政体制，让地方政府有稳定的税源。
北京财政局副局长孟景伟认为，地方依赖土地收入是因为财力不足，根源是中央和地方的财力格局，相对而言中央拿的税收比较多，而地方政府事权又日益繁重，造成了收支和财力不匹配。
同时，赋予地方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自主权又比较少，比如现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允许地方发债的，地方政府不得已才通过设立平台公司去间接举债来满足发展的资金需求。
从一定意义上说，分税制改革造就了今年的“土地财政”现状，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亦需要在税收分配上做文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员建议，扩大地方政府在增值税分享中的比例，同时培养地方政府主体税种，探索物业税开征办法，在物业税方案未成熟前加强对土地增值税、城市土地使用税的征收力度。
孟景伟认为，解决事权和财权不匹配问题，可以赋予地方一定的发债权。针对一些专家担忧这会导致地方债务失控，孟景伟认为，可以实行“上审一级”，即由财政部审定后发，而且现在有审计，还有市场的选择，政府不会随意地去发债，这比行政约束更有效。
预防新乱象
中央、省级政府介入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改变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利益分配格局，必将引发新一轮央地博弈，一些地方势必会做小土地出让净收益，规避中央政策。
邹晓云长期关注地价和土地政策，在他看来，广东实施省级统筹的难度可能会小一些，因为广东实体经济发达，财政收入主要不是依靠卖地。但是到中西部地区，土地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太大，有的占40％－50％，如果拿走一半，对地方政府影响会非常大。
目前实施土地收储、出让的是区县级政府，但真正左右土地出让收益分配的是市级政府，通常情况下，两级政府通过谈判或行政命令，确立土地出让收益的分成比例。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内城六区土地收益，扣除上缴国家的、各项政策性提取之后，市、区两级政府五五分成，远郊区县各自统筹使用。
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调控主要通过土地使用相关规划来实现，手段单一，控制力弱，对于市县政府不足额提取土地出让收益，也多是听之任之。过去曾提出拿出部分土地出让收益用于保障房建设，中央“1号文件”更是明确要求将更多的土地收益用于农村而非城市，但是实际落实并不理想。
熟悉内情的人士认为，一些地方采取将土地出让金的成本做大，从而减少实际收益，以此来应付“1号文件”规定的支出比例要求。土地出让净收益是指土地出让总收入中剔除各项支出部分，一般为总收入的30％至40％。
2006年，财政部下发文件将土地出让管理纳入预算管理，在此之前，预算外管理的土地出让金，管理极不规范，资金收缴、使用等存在诸多漏洞。近年，状况有所改观，但是不透明、不规范等问题依然存在。
今年7月20日，海南省审计厅公布了对11个市县2009年－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征缴情况的审计结果，审计发现市县欠缴省级土地出让金情况严重，其中包括九个市县欠缴省级土地出让金13.21亿元；企业拖欠土地出让金数额较大，38家用地单位共拖欠17.8亿元。
土地出让收入未及时入库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部门违规开设土地出让金收缴过渡性账户，从中坐收渔利。
海南省审计厅审计时发现这一现象仍然存在，9个市县共查出违规开设土地出让金收缴过渡性账户七个，截至2010年末滞留10.8亿元土地出让金未上缴财政非税专户，并从中坐支1.8亿元。
更有甚者，一些国土部门官员与用地单位勾结，低价出让土地，并从中牟利，部分政府官员甚至直接插手土地出让的项目审批或建设，已使土地出让环节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近年，浙江杭州、辽宁抚顺、河北石家庄等地出现的土地腐败案即是明证。
为此有研究人员建议，中央政府不应只在意土地出让金的分配，应该更加关注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使之更透明、更合理，不再是一些市、县政府高度保守的“秘密”。
具体建议包括，专司土地经营的机构获得的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应进入政府财政分离的专门账户，由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土地出让收益的使用应该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从严使用等。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改革思路，他告诉《财经》记者，“把土地经营职能剥离出来，政府不要再搞土地经营了，只要这两个混在一起，管理必然是虚的。”
黄小虎建议成立“土地国资委”——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委员会，在其下成立国有土地公司等经济组织，经营国有土地参与市场运作，或转让、或出租、或联营、或入股，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并向国家财政上缴土地收益。
据报道，国务院近日收回了秦皇岛、镇江、南通等22个成市的建设用地审 批权，地根紧缩力度再加。
2011年上半年各地经济运行数据陆续公布，整体来看，各地土地出让收入普遍缩减。在新的税收来源有限，且无法直接发地方政府债的情况下，人们担忧地方政府将面临新一轮财力紧张。
土地出让金有“第二财政”之称，市县级政府近半财政收入来源于此。由于中央加大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各地楼市纷纷降温，由此带来与房地产业有关的税费、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土地收入完成688.9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8％。海南省下降幅度更大，该省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240亿元，2011年计划收入303亿元，但今年1月至6月仅完成约79亿元，为全年任务的四分之一。
土地出让收入波动将影响部分地区下半年的政府投资，与土地出让收入挂钩的保障房、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投入亦面临资金吃紧压力，项目实施进度和政策实施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
比起对今年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的担忧，研究人员更忧虑土地出让金被各种支出政策绑架，从而激励地方“土地财政”膨胀，卖地的动力越发强烈，与中央政府反对“土地财政”、提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念相背离。
今年5月，财政部综合司与国土资源部财务司在全国展开2007年至2010年土地供应及收支管理情况的专题调研，“土地财政”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这次摸底调研也被认为是为下一步中央完善土地出让制度做准备。
研究人员建议建立类似香港的土地基金制度，避免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同时规范国有土地出让收益管理，加强使用监督。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则需厘清土地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在具体政策操作上可以采取扩大地方在增值税分成中的比重，培养地方政府主体税种（例如探索开征物业税）等。
重分出让金
和以往不同的是，市县独享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格局正发生改变，中央和省级政府参与分成已成定局，即中央和省级政府统筹安排一部分土地出让收益，然后按照各自意图予以返还。
促成这一政策思路形成的，是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10％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定。
2010年，国土部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出让收入2.7万亿元，从地区分布来看，约三分之二土地出让收入来自沿海省份，而农田水利建设任务重的恰恰是中西部地区，为解决这种不平衡的矛盾，水利部等部委提出统筹使用的思路。
水利部门研究人员建议央地三七分成，即中央提取土地出让收益的30％（或土地出让总收入的3％）统筹使用，按照测算，每年可提取资金900亿元。
《财经》记者获悉，具体分成比例尚未最后确定，财政部和水利部仍在研究制定方案。
省级政府也可以统筹使用土地出让收益。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透露的消息称，各省可自主决定是否实施省级统筹。广东省在今年4月份就已提出将土地出让收益的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其中45％交由省级统筹使用。
类似统筹的讨论五年前就已开始。2006年1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下称“100号文”），在该文件制定时，财政等部门官员即建议中央统筹部分土地出让收益，但最终未能实现。
有论者认为这违背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确立的原则，即将土地出让收益作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地方按比例分享土地出让收益，最初是四六分成，1992年后中央分成比例缩至5％。
马克伟曾担任国家土地管理局（今国土资源部）副局长。据他回忆，1989年国务院发出正式通知，国有土地使用权开始有偿使用，在此之前土地没有长久使用权。推动这一做法的是当时急于引进外资的外经贸部。
“当时没人认为土地能挣钱。”马克伟对《财经》记者说。为了让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推动这项工作，当时虽然规定中央地方四六分成，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执行，地方上缴中央的土地出让收益寥寥。当然，这和当时土地以行政划拨为主，土地出让收入极低也有关。
1994年分税制改革彻底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格局，增值税的75％及所得税的50％归中央所有。财权上收之后，事权不减反增，地方政府因此急于寻找可以自主支配的收入来源。
东部发达地区尝试经营土地，增加了土地出让收入，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开来，由此带来城市的急速扩张，政府卖地蔚然成风。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尝到甜头，因为这不仅可以增加预算外的土地出让收入，还可以增加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相关的营业税和所得税，而这些全部归地方所有。
此后十多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愈发强烈，难以自拔，政府也因此被学者指责为炒高地价、推高房价的“祸首”。饱受诟病的卖地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松绑，今年以来，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扩大，土地财政大有越绑越紧之势。
“堵窟窿”良方？
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剧增，国土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2.7万亿元，是2009年的将近2倍，这一出人意料的数据非但没有引起决策层的担忧，还成为堵住财政“窟窿”的良方。
中央对土地出让收益寄予厚望，意图拿出土地出让收益的10％用于教育投入，10％用于保障房建设，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今年1月以来多次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这些分配思路，并写入正式文件中。
这一举动让政府赢得专注民生的赞誉，但同时也带来种种非议。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土地出让金承载了太多功能，最终结局只能是固化“土地财政”。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亦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土地出让金被绑架了，当下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做引起“土地财政”膨大的机制。在他看来，应该对土地出让金的用途进行严格限制，而不是去扩展。
“土地收益的最终用途是要取之于土地，用之于土地，这样就不会蔓延。”邹晓云对《财经》记者说，从土地上取得的收益一定要反馈到土地开发上，或满足于公众对土地的基本需求，比如廉租房、公租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把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都纳入。
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暴增的态势未能得以延续，今年上半年各地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受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楼市普遍降温，土地出让收入较去年减幅较大。
北京财政局副局长孟景伟告诉《财经》记者，2009年底到2010年初，房地产是一个逐步繁荣的趋势，2010年上半年土地成交比较火爆，土地出让金比较多。
而2011年是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有计划地实行供地和招拍挂工作。从北京市来看，今年上半年商品房用地的成交量下降，土地收入完成688.9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8％。
海南省下降幅度尤为巨大，该省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240亿元，2011年计划收入303亿元，但今年1月至6月仅完成约79亿元，为全年任务的四分之一。
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压力也困扰着中西部一些县市。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将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与土地出让收入挂钩的保障房、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投入亦面临资金吃紧压力，项目实施进度和政策实施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
根治之道
由于土地出让的是未来土地使用权，等于是一届政府一次性收取了40年或70年的地租，研究人员担忧长此以往，一些地方将无地可卖。为摆脱“土地财政”，需杜绝地方“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为此，有学者提出建立类似香港的土地基金制度。
在今年5月开始的国土部和财政部摸底调研中，这一议题也被纳入。调研提纲提出，应尽快研究是否有必要建立土地基金，以及建立方式、基金使用方向及管理方式等关键问题。
现供职于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戴双兴，三年前提出借鉴香港经验，设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的构想。
他认为，设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既可以满足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资金需求，又可以抑制地方政府过度出让土地的短期行为。
2006年“100号文”下发后，各地陆续建立了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用于土地收储，虽然名为基金，但是并没有基金运作之实。“香港土地收益基金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机构里面有专门的人才进行比如金融方面的投资，它的收益是很高的，而国内这块基金收益很差。”戴双兴对《财经》记者说。
来自财政部预算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025.23亿元，支出877.92亿元，支出范围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前期土地开发支出等。
“解决土地财政，关键是调整税收结构，包括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黄小虎认为，现在中央财政拿大头，大部分也都转移到地方，问题是转移支付靠项目运作，弊端很多，实际上变成了“跑部钱进”。为此他建议逐步改变财政体制，让地方政府有稳定的税源。
北京财政局副局长孟景伟认为，地方依赖土地收入是因为财力不足，根源是中央和地方的财力格局，相对而言中央拿的税收比较多，而地方政府事权又日益繁重，造成了收支和财力不匹配。
同时，赋予地方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自主权又比较少，比如现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允许地方发债的，地方政府不得已才通过设立平台公司去间接举债来满足发展的资金需求。
从一定意义上说，分税制改革造就了今年的“土地财政”现状，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亦需要在税收分配上做文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员建议，扩大地方政府在增值税分享中的比例，同时培养地方政府主体税种，探索物业税开征办法，在物业税方案未成熟前加强对土地增值税、城市土地使用税的征收力度。
孟景伟认为，解决事权和财权不匹配问题，可以赋予地方一定的发债权。针对一些专家担忧这会导致地方债务失控，孟景伟认为，可以实行“上审一级”，即由财政部审定后发，而且现在有审计，还有市场的选择，政府不会随意地去发债，这比行政约束更有效。
预防新乱象
中央、省级政府介入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改变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利益分配格局，必将引发新一轮央地博弈，一些地方势必会做小土地出让净收益，规避中央政策。
邹晓云长期关注地价和土地政策，在他看来，广东实施省级统筹的难度可能会小一些，因为广东实体经济发达，财政收入主要不是依靠卖地。但是到中西部地区，土地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太大，有的占40％－50％，如果拿走一半，对地方政府影响会非常大。
目前实施土地收储、出让的是区县级政府，但真正左右土地出让收益分配的是市级政府，通常情况下，两级政府通过谈判或行政命令，确立土地出让收益的分成比例。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内城六区土地收益，扣除上缴国家的、各项政策性提取之后，市、区两级政府五五分成，远郊区县各自统筹使用。
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调控主要通过土地使用相关规划来实现，手段单一，控制力弱，对于市县政府不足额提取土地出让收益，也多是听之任之。过去曾提出拿出部分土地出让收益用于保障房建设，中央“1号文件”更是明确要求将更多的土地收益用于农村而非城市，但是实际落实并不理想。
熟悉内情的人士认为，一些地方采取将土地出让金的成本做大，从而减少实际收益，以此来应付“1号文件”规定的支出比例要求。土地出让净收益是指土地出让总收入中剔除各项支出部分，一般为总收入的30％至40％。
2006年，财政部下发文件将土地出让管理纳入预算管理，在此之前，预算外管理的土地出让金，管理极不规范，资金收缴、使用等存在诸多漏洞。近年，状况有所改观，但是不透明、不规范等问题依然存在。
今年7月20日，海南省审计厅公布了对11个市县2009年－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征缴情况的审计结果，审计发现市县欠缴省级土地出让金情况严重，其中包括九个市县欠缴省级土地出让金13.21亿元；企业拖欠土地出让金数额较大，38家用地单位共拖欠17.8亿元。
土地出让收入未及时入库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部门违规开设土地出让金收缴过渡性账户，从中坐收渔利。
海南省审计厅审计时发现这一现象仍然存在，9个市县共查出违规开设土地出让金收缴过渡性账户七个，截至2010年末滞留10.8亿元土地出让金未上缴财政非税专户，并从中坐支1.8亿元。
更有甚者，一些国土部门官员与用地单位勾结，低价出让土地，并从中牟利，部分政府官员甚至直接插手土地出让的项目审批或建设，已使土地出让环节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近年，浙江杭州、辽宁抚顺、河北石家庄等地出现的土地腐败案即是明证。
为此有研究人员建议，中央政府不应只在意土地出让金的分配，应该更加关注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使之更透明、更合理，不再是一些市、县政府高度保守的“秘密”。
具体建议包括，专司土地经营的机构获得的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应进入政府财政分离的专门账户，由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土地出让收益的使用应该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从严使用等。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改革思路，他告诉《财经》记者，“把土地经营职能剥离出来，政府不要再搞土地经营了，只要这两个混在一起，管理必然是虚的。”
黄小虎建议成立“土地国资委”——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委员会，在其下成立国有土地公司等经济组织，经营国有土地参与市场运作，或转让、或出租、或联营、或入股，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并向国家财政上缴土地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