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知情人士说：“在天津老百姓的眼里，他存在感并不强，直到去年一声巨响。”天津爆炸事故震惊国内外，也炸出了黄兴国的底细与人生。
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备受瞩目。本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包括：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而就在距六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之际，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并接受组织调查，引起百姓和媒体广泛关注。这无疑是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的又一典型案例。
记者乘京津城际列车前往天津，刚刚到达，就有当地人士告诉记者：“想当年，这条城际铁路就是在黄兴国的领导下建设的。他2004年4月出任天津市京津城际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曾说，京津城际列车是‘安全的、高速的、平稳的、舒适的’，他自己经常乘坐这趟车到北京开会。但这次，说不定要乘坐它进京受审了。”
从18岁开始就“人在仕途”
黄兴国是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晓塘乡人。象山地处浙江东北部沿海，晓塘则距县城四五十公里，位置相对偏远。
记者在晓塘采访时发现，相比别的落马高官，想探寻黄兴国的蜕变第一步比较困难。用当地人的话说，“因为他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人在仕途了”——1972年，18岁的黄兴国担任晓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可谓少年得志。他与乡邻的关系有些疏远，更像领导和百姓的关系，缺少乡情。晓塘乡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说：“有的官员年轻时在工厂、农村干过，跟我們老家人还能聊得来。黄兴国就不一样了，从一开始就在官场上混，人家有什么话都不会和我们说。”
象山县城的一位退休干部对黄兴国的落马表示了遗憾。“从象山走出去的政界名人不多，好不容易出了个中央委员、省级‘一把手’，还被查了。我们也不希望他是这么个结果。他从晓塘干起，可以说一步一個台阶，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晓塘，走出象山，走出宁波，走出浙江。原本以为，他好好干，说不定还能走进北京，他的履历也就完美了。可惜啊，人的贪念！”
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28岁的黄兴国当上象山县委宣传部部长，31岁当上县委书记，正处级。彼时正逢全国贯彻执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不少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走上县级领导岗位，黄兴国就是其中之一。
“我走上领导岗位后，适逢‘盛世修志’。”1987年3月，黄兴国在象山县委大楼为《象山县志》作序时写道。从宋代至1926年，象山曾9次修志。时隔60多年，新版《象山县志》出版发行，序言就有3篇，可见颇受重视。第一篇序言是黄兴国写的：“从古蓬莱到新象山，道路漫漫，历尽维艰。但，中唐的草创，宋初的中落，元时的磨难，明朝的倭患，清季的海氛，民国的动乱，都未能阻止前人的进拔。让我们以志为鉴，明是非，策来兹，把象山的事情办得更好。”
根据这本《象山县志》的记载，黄兴国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没多久就经历过一件大事，即全县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77年4月，全县开始揭批“四人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投机倒把运动。至年底，全县揭露出“有经济问题的”3922人，“赃款”“暴利”175.6万元。走上工作岗位之初的这场“违纪启蒙课”，在年轻的黄兴国内心起到了多大的警示作用，现在不得而知了。
在象山任职期间，黄兴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并很早就鲜明地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1988年6月，一位媒体人写下《“成分”的累赘》一文，其中引用了黄兴国的一段话：“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是指一个县，一个地区，还是一个省或全国呢？如果指全国，我们放心了，个体经济即便发展到全县经济比重的90%，只要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没关系。”
黄岩行政区划变动惹了众怒
1989年7月，黄兴国沿海南下，来到浙江台州地区，先后担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和台州市委第一任书记。杭州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黄兴国主政台州期间，曾因一项决策引发了一场重大争议，那就是“撤并黄岩”。当时，台州辖区内的黄岩在1989年9月撤县设市，后来又撤市设区。这一行政区划的变动在浙江民间、政界引起诸多非议。“黄岩蜜桔全国有名，但黄岩并入台州后，成为台州市区的一部分，知道黄岩蜜桔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很多黄岩人不希望这么改。但黄兴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一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
黄岩区原政协委员喻允堂也回忆说：“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黄岩撤市设区这样的大事，必须由市人大审议通过，可是根本没有，连黄岩市政府、市长办公室都没有研究过。只是在台州地委研究通过，然后就上报了。”1994年4月，黄岩市人大会议期间，160名人大代表（占总数70%）联名上书，要求撤销台州地委有关黄岩撤市设区的报告。但是4个月之后，台州仍然撤地设市，黄岩撤市设区。
黄岩市原为全国百强县（市），是台州乃至浙江经济最为发达的县（市）之一，撤市设区后，黄岩不再享有独立的县级财权、事权，经济发展受到了一些影响。很多当地企业家到现在还不愿在名片上加印“台州”两个字，而是直接写“浙江黄岩”。撤市设区后的近10年里，黄岩区几乎每年的“两会”都开得很“热闹”，恢复黄岩市的讨论声不绝于耳。黄兴国被查后，立即有黄岩网友表示“祝贺”并希望恢复黄岩市。
“当然，作风强硬的黄兴国在台州任职期间是有功绩的。”一位台州政界人士说，“刚刚改革开放时，台州是全省经济实力最弱的地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前期，台州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跃居全省11个地市中第五名。”
黄兴国当年在台州重点抓住两项工作，一是党员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如果台州15万党员绝大多数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台州的经济就不愁上不去。在此号召下，不少党员“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当上了厂长、总经理。与之相应的现象是，随着经济实力的积累，当地的企业家在政坛上也一路高升。 黄兴国的另一“法宝”是推动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台州人搞起了不同于集体经济又不同于个体和私营经济，但兼具两者之长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企业。当时各界对这种企业形式有不同认识，有人说它非驴非马，有人批它姓“资”不姓“社”。黄兴国则旗帜鲜明地表示，股份合作制合乎实情，合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符合政策法规，又合民意。1989年后，针对股份合作企业出现“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现象，台州地委提出“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发展与提高并举”的方针，引导股份合作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内部管理。在此支持下，有的地方把大量集体企业转为股份合作企业。例如，黄岩金清镇采用拍卖方式，把全镇41家镇、村集体企业全部转制為股份合作企业。
黄家兄弟成宁波市政工程的“掮客”
1996年8月，黄兴国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这个秘书长只当了17个月，他就晋升为浙江省副省长。杭州一位退休政界人士透露，1998年1月的浙江省人代会上，当时的副省长提名人是另外一位，黄兴国只是候补提名人选，但结果出乎意料，黄兴国当选副省长，原提名人未当选。在副省长任上，黄兴国只干了10个月。记者浏览黄兴国的履历发现，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和副省长的27个月，是黄兴国仅有的一次未担任党内职务的经历。
1998年11月，黄兴国转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被视为“临危受命”。彼时，他的前任许运鸿、市政府副秘书长戴瑞祥等76名官员被查。2000年，黄兴国在《求是》杂志撰文《讲政治必须加强纪律性》，写道：“宁波市近几年发生的几起经济大案，无不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有关。”
黄兴国后来回忆说：“刚来宁波时，我曾公开作出三条承诺：一是决不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私；二是决不允许家人和亲朋打我的牌子办私事；三是决不允许我的下级干部出于好意为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办事情。”
黄兴国的另一个姿态是在2000年底举行的宁波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廉情公布、民主监督”的建议，得到市委常委集体的支援与赞同。这是新增的一项以往没有的议程。黄兴国带头“亮家底”：“我的妻子在省人事厅专家局工作，处级干部；儿子在北京读书，大学二年级；父母年事已高，在象山老家安居。我的住房是任省政府秘书长时办公厅分配的，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我的用车是任副省长时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配的；我家的年收入，妻子2万元左右，我3万元不到，共5万元左右。”
當时，宁波市纪委负责人说，定期召开廉情公布会，目的是使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引起警觉，及时得到“治疗”。2001年上半年，宁波市纪委通过“581”廉政账号收到上交的现金、礼卡、消费卡总价值达110万元。
然而，一边是高调的反腐表态，一边是黄家兄弟“家族式腐败”的传言开始在宁波流传。据媒体报导，黄兴国的几个弟弟涉足宁波的出租车、餐饮等行业，从出租车改革中牟取暴利，还是一些市政工程的“掮客”，“在宁波影响巨大”。
天津爆炸事故与城建窝案
2003年底，黄兴国离开深耕31年的浙江，沿海北上至天津，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天津一位媒体人士介绍，黄兴国刚到天津后不久，就“拉开架势干了起来”，当上了若干领导小组、委员会的领导。除了前述天津市京津城际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他还于2004年4月担任天津市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组长，2004年5月担任天津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2004年7月与中石化集团副总经理王基铭共同担任新成立的天津大乙烯工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组长，2004年10月与民航总局副局长杨国庆共同担任新成立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建设与发展协调小组组长，2004年12月担任天津市特运领导小组组长……2007年12月，戴相龙不再担任天津市长，黄兴国被提名为天津市市长候选人，从此担任代市长，1个月后的天津人代会上当选市长。他用4年时间从天津副市长升为代市长、市长，可在市委副书记任上却一直干了11年，直到2014年担任代理书记。知情人士说：“在天津老百姓的眼里，他存在感并不强，直到去年一声巨响。”
2015年8月12日，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身为代理书记、市长的黄兴国说：“我对这个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他在事故发生后第八天才公开露面，对外宣布自己是事故处理总指挥，引起了外界的强烈质疑和不满。当时现场的记者问了两个尖锐问题：天津市委市政府会不会有官员因为此事主动引咎辞职？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被查是否与天津爆炸事件有关？对前者，黄兴国的回答是，在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之后，会根据事实，客观公正地做出处理；对后者，则称“我也是从网上知道杨栋梁被调查的消息，具体情况我了解得也不是太详细”。这两个回答难以平息人们的情绪。天津各界开始流传：黄兴国“转正”无望了。今天看来，一语成谶。
爆炸事故加速了天津厅局级官员的落马。在爆炸事故前，十八大后被调查的天津厅局级干部至少16人，而事故后一年间被调查的至少12人。在全国4个直辖市当中，天津的落马厅局级官员最多。面对这种形势，黄兴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竟然说：“经历了这些事儿，我们会认真反思，怎样把坏事变成好事。”
恐怕，有些坏事怎么也变不成好事了，有些“关”不是总能过的。人们甚至挖出一件旧事：台州一位老领导回忆，1995年5月23日，在庆祝台州建市的活动中，曾出现氢气球爆炸事故，伤及现场小学生，黄兴国作为书记，下令禁止报导此事。
多位知情人士还向记者透露，黄兴国和家乡商人“往来甚密”。2003年12月2日的宁波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即将调离宁波赴天津履职的黄兴国，发表了“深情”的临别讲话：“宁波是我的家乡，我生在这块土地上，长在这块土地上，我对宁波有着深厚的感情……”到津后，他多次会见浙江籍企业界人士。
2004年7月，黄兴国会见香港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主席董建成，“在航运、物流、港口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交谈”。董建成是香港“船王”董浩云之子，祖籍宁波定海县（今舟山定海区）。后来两人又多次会面。2013年9月，黄兴国会见了以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为团长的浙商代表团。2014年6月，他到位于天津静海区从事再生资源产业的钱塘飞跃公司调研，董事长邱继宝陪同。邱继宝早年在台州靠生产“飞跃”缝纫机起家，有“包缝机大王”之称。“10多年来，黄兴国几乎每年都参加天津浙江商会、宁波商会的活动。”知情人士说。
天津资深媒体人士透露，黄兴国的落马很可能与城建有关。而建筑业，恰恰是象山的主流行业，象山建筑商人实力雄厚，有的与黄兴国过从甚密，甚至在天津承揽下多项工程。
在天津，城建系统几乎成“窝案”之势。黄兴国任内，天津多个大型城建项目上马，但建成后多年来却人迹罕至，还有不少项目封盘或停工。原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被警方带走之前，在天津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房产帝国”。“赵晋的很多项目如今都成了‘名满天津’的烂尾楼，比如名门广场、水岸银座。他的诚基中心更是‘五毒俱全’，现在已成和平区政府的心头之痛。赵晋父子与黄兴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述天津资深媒体人士说。
此外，有“城建女总管”之称的原天津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2015年7月被立案审查。有报导称，她可能举报了黄兴国利用职权，将天津一些工程项目交给亲戚朋友承包，从中得利。而早前落马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天津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尹海林，均有可能涉及土地腐败。
如今回想起黄兴国在宁波带头亮家底，在天津领导干部会议上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禁令人感慨。在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举措面前，仅仅有表态是不够的，清正廉洁的作风需要的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本文选自：东西南北 2016年22期）
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备受瞩目。本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包括：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而就在距六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之际，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并接受组织调查，引起百姓和媒体广泛关注。这无疑是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的又一典型案例。
记者乘京津城际列车前往天津，刚刚到达，就有当地人士告诉记者：“想当年，这条城际铁路就是在黄兴国的领导下建设的。他2004年4月出任天津市京津城际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曾说，京津城际列车是‘安全的、高速的、平稳的、舒适的’，他自己经常乘坐这趟车到北京开会。但这次，说不定要乘坐它进京受审了。”
从18岁开始就“人在仕途”
黄兴国是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晓塘乡人。象山地处浙江东北部沿海，晓塘则距县城四五十公里，位置相对偏远。
记者在晓塘采访时发现，相比别的落马高官，想探寻黄兴国的蜕变第一步比较困难。用当地人的话说，“因为他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人在仕途了”——1972年，18岁的黄兴国担任晓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可谓少年得志。他与乡邻的关系有些疏远，更像领导和百姓的关系，缺少乡情。晓塘乡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说：“有的官员年轻时在工厂、农村干过，跟我們老家人还能聊得来。黄兴国就不一样了，从一开始就在官场上混，人家有什么话都不会和我们说。”
象山县城的一位退休干部对黄兴国的落马表示了遗憾。“从象山走出去的政界名人不多，好不容易出了个中央委员、省级‘一把手’，还被查了。我们也不希望他是这么个结果。他从晓塘干起，可以说一步一個台阶，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晓塘，走出象山，走出宁波，走出浙江。原本以为，他好好干，说不定还能走进北京，他的履历也就完美了。可惜啊，人的贪念！”
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28岁的黄兴国当上象山县委宣传部部长，31岁当上县委书记，正处级。彼时正逢全国贯彻执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不少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走上县级领导岗位，黄兴国就是其中之一。
“我走上领导岗位后，适逢‘盛世修志’。”1987年3月，黄兴国在象山县委大楼为《象山县志》作序时写道。从宋代至1926年，象山曾9次修志。时隔60多年，新版《象山县志》出版发行，序言就有3篇，可见颇受重视。第一篇序言是黄兴国写的：“从古蓬莱到新象山，道路漫漫，历尽维艰。但，中唐的草创，宋初的中落，元时的磨难，明朝的倭患，清季的海氛，民国的动乱，都未能阻止前人的进拔。让我们以志为鉴，明是非，策来兹，把象山的事情办得更好。”
根据这本《象山县志》的记载，黄兴国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没多久就经历过一件大事，即全县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77年4月，全县开始揭批“四人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投机倒把运动。至年底，全县揭露出“有经济问题的”3922人，“赃款”“暴利”175.6万元。走上工作岗位之初的这场“违纪启蒙课”，在年轻的黄兴国内心起到了多大的警示作用，现在不得而知了。
在象山任职期间，黄兴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并很早就鲜明地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1988年6月，一位媒体人写下《“成分”的累赘》一文，其中引用了黄兴国的一段话：“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是指一个县，一个地区，还是一个省或全国呢？如果指全国，我们放心了，个体经济即便发展到全县经济比重的90%，只要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没关系。”
黄岩行政区划变动惹了众怒
1989年7月，黄兴国沿海南下，来到浙江台州地区，先后担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和台州市委第一任书记。杭州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黄兴国主政台州期间，曾因一项决策引发了一场重大争议，那就是“撤并黄岩”。当时，台州辖区内的黄岩在1989年9月撤县设市，后来又撤市设区。这一行政区划的变动在浙江民间、政界引起诸多非议。“黄岩蜜桔全国有名，但黄岩并入台州后，成为台州市区的一部分，知道黄岩蜜桔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很多黄岩人不希望这么改。但黄兴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一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
黄岩区原政协委员喻允堂也回忆说：“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黄岩撤市设区这样的大事，必须由市人大审议通过，可是根本没有，连黄岩市政府、市长办公室都没有研究过。只是在台州地委研究通过，然后就上报了。”1994年4月，黄岩市人大会议期间，160名人大代表（占总数70%）联名上书，要求撤销台州地委有关黄岩撤市设区的报告。但是4个月之后，台州仍然撤地设市，黄岩撤市设区。
黄岩市原为全国百强县（市），是台州乃至浙江经济最为发达的县（市）之一，撤市设区后，黄岩不再享有独立的县级财权、事权，经济发展受到了一些影响。很多当地企业家到现在还不愿在名片上加印“台州”两个字，而是直接写“浙江黄岩”。撤市设区后的近10年里，黄岩区几乎每年的“两会”都开得很“热闹”，恢复黄岩市的讨论声不绝于耳。黄兴国被查后，立即有黄岩网友表示“祝贺”并希望恢复黄岩市。
“当然，作风强硬的黄兴国在台州任职期间是有功绩的。”一位台州政界人士说，“刚刚改革开放时，台州是全省经济实力最弱的地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前期，台州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跃居全省11个地市中第五名。”
黄兴国当年在台州重点抓住两项工作，一是党员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如果台州15万党员绝大多数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台州的经济就不愁上不去。在此号召下，不少党员“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当上了厂长、总经理。与之相应的现象是，随着经济实力的积累，当地的企业家在政坛上也一路高升。 黄兴国的另一“法宝”是推动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台州人搞起了不同于集体经济又不同于个体和私营经济，但兼具两者之长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企业。当时各界对这种企业形式有不同认识，有人说它非驴非马，有人批它姓“资”不姓“社”。黄兴国则旗帜鲜明地表示，股份合作制合乎实情，合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符合政策法规，又合民意。1989年后，针对股份合作企业出现“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现象，台州地委提出“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发展与提高并举”的方针，引导股份合作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内部管理。在此支持下，有的地方把大量集体企业转为股份合作企业。例如，黄岩金清镇采用拍卖方式，把全镇41家镇、村集体企业全部转制為股份合作企业。
黄家兄弟成宁波市政工程的“掮客”
1996年8月，黄兴国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这个秘书长只当了17个月，他就晋升为浙江省副省长。杭州一位退休政界人士透露，1998年1月的浙江省人代会上，当时的副省长提名人是另外一位，黄兴国只是候补提名人选，但结果出乎意料，黄兴国当选副省长，原提名人未当选。在副省长任上，黄兴国只干了10个月。记者浏览黄兴国的履历发现，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和副省长的27个月，是黄兴国仅有的一次未担任党内职务的经历。
1998年11月，黄兴国转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被视为“临危受命”。彼时，他的前任许运鸿、市政府副秘书长戴瑞祥等76名官员被查。2000年，黄兴国在《求是》杂志撰文《讲政治必须加强纪律性》，写道：“宁波市近几年发生的几起经济大案，无不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有关。”
黄兴国后来回忆说：“刚来宁波时，我曾公开作出三条承诺：一是决不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私；二是决不允许家人和亲朋打我的牌子办私事；三是决不允许我的下级干部出于好意为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办事情。”
黄兴国的另一个姿态是在2000年底举行的宁波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廉情公布、民主监督”的建议，得到市委常委集体的支援与赞同。这是新增的一项以往没有的议程。黄兴国带头“亮家底”：“我的妻子在省人事厅专家局工作，处级干部；儿子在北京读书，大学二年级；父母年事已高，在象山老家安居。我的住房是任省政府秘书长时办公厅分配的，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我的用车是任副省长时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配的；我家的年收入，妻子2万元左右，我3万元不到，共5万元左右。”
當时，宁波市纪委负责人说，定期召开廉情公布会，目的是使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引起警觉，及时得到“治疗”。2001年上半年，宁波市纪委通过“581”廉政账号收到上交的现金、礼卡、消费卡总价值达110万元。
然而，一边是高调的反腐表态，一边是黄家兄弟“家族式腐败”的传言开始在宁波流传。据媒体报导，黄兴国的几个弟弟涉足宁波的出租车、餐饮等行业，从出租车改革中牟取暴利，还是一些市政工程的“掮客”，“在宁波影响巨大”。
天津爆炸事故与城建窝案
2003年底，黄兴国离开深耕31年的浙江，沿海北上至天津，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天津一位媒体人士介绍，黄兴国刚到天津后不久，就“拉开架势干了起来”，当上了若干领导小组、委员会的领导。除了前述天津市京津城际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他还于2004年4月担任天津市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组长，2004年5月担任天津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2004年7月与中石化集团副总经理王基铭共同担任新成立的天津大乙烯工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组长，2004年10月与民航总局副局长杨国庆共同担任新成立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建设与发展协调小组组长，2004年12月担任天津市特运领导小组组长……2007年12月，戴相龙不再担任天津市长，黄兴国被提名为天津市市长候选人，从此担任代市长，1个月后的天津人代会上当选市长。他用4年时间从天津副市长升为代市长、市长，可在市委副书记任上却一直干了11年，直到2014年担任代理书记。知情人士说：“在天津老百姓的眼里，他存在感并不强，直到去年一声巨响。”
2015年8月12日，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身为代理书记、市长的黄兴国说：“我对这个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他在事故发生后第八天才公开露面，对外宣布自己是事故处理总指挥，引起了外界的强烈质疑和不满。当时现场的记者问了两个尖锐问题：天津市委市政府会不会有官员因为此事主动引咎辞职？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被查是否与天津爆炸事件有关？对前者，黄兴国的回答是，在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之后，会根据事实，客观公正地做出处理；对后者，则称“我也是从网上知道杨栋梁被调查的消息，具体情况我了解得也不是太详细”。这两个回答难以平息人们的情绪。天津各界开始流传：黄兴国“转正”无望了。今天看来，一语成谶。
爆炸事故加速了天津厅局级官员的落马。在爆炸事故前，十八大后被调查的天津厅局级干部至少16人，而事故后一年间被调查的至少12人。在全国4个直辖市当中，天津的落马厅局级官员最多。面对这种形势，黄兴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竟然说：“经历了这些事儿，我们会认真反思，怎样把坏事变成好事。”
恐怕，有些坏事怎么也变不成好事了，有些“关”不是总能过的。人们甚至挖出一件旧事：台州一位老领导回忆，1995年5月23日，在庆祝台州建市的活动中，曾出现氢气球爆炸事故，伤及现场小学生，黄兴国作为书记，下令禁止报导此事。
多位知情人士还向记者透露，黄兴国和家乡商人“往来甚密”。2003年12月2日的宁波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即将调离宁波赴天津履职的黄兴国，发表了“深情”的临别讲话：“宁波是我的家乡，我生在这块土地上，长在这块土地上，我对宁波有着深厚的感情……”到津后，他多次会见浙江籍企业界人士。
2004年7月，黄兴国会见香港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主席董建成，“在航运、物流、港口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交谈”。董建成是香港“船王”董浩云之子，祖籍宁波定海县（今舟山定海区）。后来两人又多次会面。2013年9月，黄兴国会见了以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为团长的浙商代表团。2014年6月，他到位于天津静海区从事再生资源产业的钱塘飞跃公司调研，董事长邱继宝陪同。邱继宝早年在台州靠生产“飞跃”缝纫机起家，有“包缝机大王”之称。“10多年来，黄兴国几乎每年都参加天津浙江商会、宁波商会的活动。”知情人士说。
天津资深媒体人士透露，黄兴国的落马很可能与城建有关。而建筑业，恰恰是象山的主流行业，象山建筑商人实力雄厚，有的与黄兴国过从甚密，甚至在天津承揽下多项工程。
在天津，城建系统几乎成“窝案”之势。黄兴国任内，天津多个大型城建项目上马，但建成后多年来却人迹罕至，还有不少项目封盘或停工。原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被警方带走之前，在天津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房产帝国”。“赵晋的很多项目如今都成了‘名满天津’的烂尾楼，比如名门广场、水岸银座。他的诚基中心更是‘五毒俱全’，现在已成和平区政府的心头之痛。赵晋父子与黄兴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述天津资深媒体人士说。
此外，有“城建女总管”之称的原天津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2015年7月被立案审查。有报导称，她可能举报了黄兴国利用职权，将天津一些工程项目交给亲戚朋友承包，从中得利。而早前落马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天津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尹海林，均有可能涉及土地腐败。
如今回想起黄兴国在宁波带头亮家底，在天津领导干部会议上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禁令人感慨。在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举措面前，仅仅有表态是不够的，清正廉洁的作风需要的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本文选自：东西南北 2016年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