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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乡下的孩子力图挣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冲出乡村走进城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奋斗好多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率只有极低的百分之几，年龄相距很大的芸芸考生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乃至产生了一个专指大学生的热词“天之骄子”。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流行语是“跳出农门吃皇粮”——农村的孩子参加高考，一经录取，身份即成为国家干部，凭录取通知到乡粮管所和派出所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从此吃上一辈子的定量计划粮。当年，农村孩子还有一个“跳农门”的途径就是参军。一进部队就得努力表现，出力流汗八笆斗，拼命干上好多年，才能提干穿上四个兜的军装，转成国家干部和城市户口，往后转业到地方，便能和城里人一样做一份既体面又有尊严的工作。
1982年9月10日，我跟着父亲登上人生中的第一趟长途汽车。那时的长途汽车班次少、车速慢，就连车厢中间的过道，也都挤满乘客。行李架上塞满大包小包、蛇皮袋子以及各式各样的旅行包。家境略好一点的人出远门，大多带一两只帆布旅行包，包上喷印着天安门图案的，必定带有“北京”二字;印着长江大桥的，必定是“南京”;印着高楼大厦图案的呢，则是“上海”。那些年我们走过的公路则是砂石路，汽车一路拖着又长又粗的黄尘。沿途不时看到成群结队的养路工人握着粗细不一的竹枝扎成的大笤帚，弓着腰吃力地将被汽车轮胎碾轧弹跳到马路两侧的石子扫往马路中间。
从位于海安县城通扬河南边的汽车站一路往西，我第一次亲历感知，海安县除了东部的丁所乡、李堡、壮志、西场、新生、韩洋、立发、南屏这些乡镇，还有西部的胡集、双楼、章郭、曲塘等这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乡镇。一过曲塘镇，向西路过泰县境内的白米、泰县县城，半个小时后即到泰州。泰州是一座默默无闻的江北小城，格局与海安县城旗鼓相当。三泰地区（泰县、泰兴、泰州）彼时尚属于扬州，南通地区的海安县隔壁，便是扬州的地界。怀着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满腹好奇，沿路看着今生第一次见到的新鲜有趣的地名，马路右侧络绎不绝骑着二八大杠脚踏车驮着鸡笼三三两两的鸡贩子。这些鸡贩子很年轻，上桥时一个个撅着屁股，伸长脖子，咬紧牙关，两腿有节奏地上踩下蹬。坐在我身边的父亲羡慕地看着被甩向车后的鸡贩子们，轻声地自言自语：“我要是再小个十来岁，也会跟着这些少豪（海安方言，意为年轻男子）搝的喔，跑一趟南京，四五天就能赚到三四十块唻！”坐在我左边的一个中年妇女自打出了海安县界就开始啜泣，我正纳闷出个远门为何要哭泣呢，汽车已驶入江都县大桥镇，驾驶员把车子熟练地拐进一家脏兮兮的小院里，吆喝乘客下车吃中饭。
从海安汽车站上车后，县棉纺厂、石化厂、造纸厂跑购销走江湖的几个供销员，凑巧碰到一起便眉飞色舞开始东唱洋西唱海地神聊胡侃，起头一句：在社会上出来混，离了海安就是老乡，我当年去贵州当兵，从南京上了火车后举目无亲才真正晓得“离乡背井”这个词的滋味……老乡之间当然要互相帮衬嘛，互相补台好戏一台、互相拆台共同垮台……接下来张三告诉李四自己身上有几张烟票，李四便用液化气票成功交换了张三的烟票。当王二说到有购买手表的计划票，其他两位便用惊叹的口气夸赞“还是你来事”……我父亲好不容易攒了三十块钱，想等我考上大学就给我买块“钟山”表，愣是一直没搞到计划票。于是，我果然听到父亲悄悄长叹了一声闷气。平时就不大言语的父亲闭目养神听他们三个吹了半天后低声对我说，你看这些长年在外跑码头的，个个肥头大耳能说会道。
当驾驶员板着脸大吼两声“哈（下）来吃中饭啦”把乘客赶下车后，三个供销员很默契地一个掏钱买了半只烧鸡，一个从裤兜里摸出一瓶海安粮酒，一个叫了两样小炒，围着一张小桌大呼小叫津津有味咀嚼起来。几个与我们父子一样土里土气乡下人打扮的乘客，宁可饿得五脏六腑冒火星也不去买吃的。有几个便站在店外干嚼随身带的海安脆饼，舌头都嚼出血泡。有几个咬着自带的馒头干，一边举起军用水壶仰头喝水，干嚼馒头片怕嘴里容易起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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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吃了午饭、上了厕所消停之后，驾驶员抹着嘴钻进驾驶室，似乎很随意地朝后瞟了一眼，就将汽车启动了。我左边的女人吃了午饭似乎来了精神便接着掩面哭泣。我忍不住低声问父亲。父亲靠着我的右耳告诉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自然灾害时海安好多年轻人为了活命就去了大西北支边，来去一趟上千公里，运气好时买到火车票的话，路上也要走六七天，运气不好起码要在路上走个十来天，苦得洇心，有的人七八年、十来年才回老家一趟，估计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离开了父母兄弟姐妹，当然就难过啦……西北的风吹沙打，将她的面孔磨砺得粗糙无比。她一定是在大西北生儿育女扎下了根，回老家见到日渐衰老的父母，心有不舍;在大西北的儿女是亲生骨肉，又是不舍，想来想去都难过，两眼就哭得像熟透了的水蜜桃。我听着这个女人一路哭到南京中央门汽车站，她那凄凉、孤单、伤心、绝望的哭声，至今想起还让我难受得像油煎。
饭后路经宜陵、大桥、嘶马，七拐八绕穿过江都县城，再往西就进入邗江县，不一会儿就到了扬州城。在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少年心目中，扬州是这辈子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就在扬州城里堵了很久很久。也不知道究竟堵了多长时间，我和父亲那时还没能买到手表。车子一停，车厢内顿时就燥热难耐。跑长途的大客车、市内转圈子的公交车、大大小小的卡车、噗噗橐橐的拖拉机、三轮车、脚踏车，横七竖八地挤满狭窄的街道。我在混杂着各种莫名气味的车厢内动弹不得，呆呆地看着仿佛无所事事的人群，乌泱泱的，将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一个戴着大盖帽、穿白色制服、腰间扎着咖啡色宽皮带且上了岁数的交通警察，两手交替挥舞着红色与绿色小旗，汗流满面的，两片厚厚的嘴唇含着一只不锈钢哨子，鼓着腮帮子不停地使劲吹，尖厉的哨音直刺人脑。南来北往的行人和东奔西突的车辆在交通警察的威武指挥下，终于从无序慢慢变得有序。我们的汽车缓缓经过扬州农学院、武警总医院，右拐就从瘦西湖边的扬州师院、扬州商校大门口经过。窗外的扬州城好像静止了的画面：老旧低矮的店铺鸦雀无声，蹬着自行車悠闲而过的市民，零零落落穿巷而过的行人，两个小女孩抿嘴微笑着跳跳蹦蹦从我眼前一溜而过。 过了扬州城，车厢里响起沉闷而满足的呼噜声。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中年男人，原先一路扯着大嗓门对邻座说些无伤大雅、不带恶意的笑话，刚过蒋王就进入梦乡。公路伸入仪征与六合接壤的青山小镇，就不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貌。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其实一点也不巍峨，一点也不峭拔，毫无生气的一群小山包。原先绿色的山包被炸出巨大的豁口，山脚的工地上尘土飞扬，工人们忙忙碌碌在采石，机器咔嚓咔嚓在碎石，大卡车咯嚓咯嚓在装货。小山下的村落，布满一垛一垛低矮的石头垒砌的民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驴子还是骡子呢，拖着水泥预制板吃力地前行，使唤牲口的男人坐在预制板上，挥动着鞭子。我忍不住好奇就问父亲那牲口是什么。父亲被我问住便害羞一笑道：“反正不是马，马的块头要比这个大。”山下的公路被运石子的大卡车碾轧得坑坑洼洼，汽车就颠簸晃荡得厉害起来，有个女人不适应七拐八拐崎岖不平的山路，开始晕车，呕吐的间隙还念念有词：“哎哟我的妈妈哎我实在吃不消咯，没得命啰，我怕要死在这块点儿咯……”坐在呕吐女人旁边的是在海安造纸厂工作、结婚不久的矜持、拘谨又腼腆的新妇，她开始拍打呕吐女人的后背。上车之后，在两个女人的交谈中，我知道那个新妇的男将在南京当兵，已经当到排长，她此次是去南京探亲。果然，后来车到南京，出了中央门汽车站，就看到她的那位男将高深莫测地微笑着等在门口，像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小夫妻一见面就开始绵绵低诉。
此后车进了六合县城有点堵。一个高大威猛原先睡意惺忪的大胡子男人开始扯着大喉咙，告诉邻座他是海安旧场渔业公社的，此次去南京要到省政府告状。起因是为海面养殖紫菜，和如东、东台的渔民打架打得不可开交，自己一方被打伤了好几个。一位戴眼镜老者听后便说劝世文：“争来争去争个什的呢？如东海安本来就是一家，原先都属如皋，后来才分开的哦。”大胡子则愤愤不平地说，渔业社的人为抢水面打了好多年的架，都抄了家伙，连过去打日本兵打国民党军用过的老铳子都用上了……又听到大胡子大言不惭说：“也就是这一回搝输掉了，我也曾经带人打得如东、东台的人屁滚尿流丢盔弃甲的吶。”听着他的话，我觉得海边渔业公社的那些人仿佛退回到了蛮荒部落时代。
三个供销员一个打着瞌睡，两个在谈海安女人：“你以为海安乡下的姑娘就呆巴若猴的呀，其实挺有心计的，我认得一个姑娘，大学毕业为留在南京，嫁给一个转业在大学保卫科工作的老乡，那个男将说白了就是校门口站岗的门卫。这个丫头神呢，坚决不肯养伢儿，没到两年就离婚了。”两个供销员天南海北地又说了个去年刚考上大学的海安姑娘在南京吃凉面的段子：南京的同学问海安的细丫头你要凉面还是汤面？海安的细丫头随口答道：我要温（读作焖）汤饮儿的。不愧是长年在外跑码头的，供销员一个吃面的笑话逗得旁边几个乘客哄堂大笑。……谈笑风生间，汽车已过大厂镇，慢慢吞吞爬上了我小学课文里见过图片的南京长江大桥。下了桥左拐，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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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徐子路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我借来其中的一段放在这里：每年灼热的高考季后，家乡的各个中学就像打开的鸽子笼，呼啦啦飞出去一群少年。这些迫不及待探寻世界的学子们扑棱着稚嫩的翅膀，飞向无垠的天空。他们在盘旋了几个暑假后又相互拥抱道別，毅然飞往世界不同的角落。多年之后，这些学子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冰与火的淬炼，羽翼渐丰却依然常年在外，偶尔回乡与亲人团聚吃顿饭之后又匆匆飞走……再往后，他们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亲人们盼他们回来，盼啊盼，候鸟都飞回了，他们依旧还没回。于是，学子终于成了游子。
第一次走向他乡之路，人生之路便从家乡向外无限延伸。走着走着，我和孩子都走成了游子：他在北京，我在南京。当年送我上大学的父亲，走累了，与家乡的泥土融为一体，走向永恒。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编辑 木木 [email protected]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乡下的孩子力图挣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冲出乡村走进城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奋斗好多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率只有极低的百分之几，年龄相距很大的芸芸考生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乃至产生了一个专指大学生的热词“天之骄子”。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流行语是“跳出农门吃皇粮”——农村的孩子参加高考，一经录取，身份即成为国家干部，凭录取通知到乡粮管所和派出所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从此吃上一辈子的定量计划粮。当年，农村孩子还有一个“跳农门”的途径就是参军。一进部队就得努力表现，出力流汗八笆斗，拼命干上好多年，才能提干穿上四个兜的军装，转成国家干部和城市户口，往后转业到地方，便能和城里人一样做一份既体面又有尊严的工作。
1982年9月10日，我跟着父亲登上人生中的第一趟长途汽车。那时的长途汽车班次少、车速慢，就连车厢中间的过道，也都挤满乘客。行李架上塞满大包小包、蛇皮袋子以及各式各样的旅行包。家境略好一点的人出远门，大多带一两只帆布旅行包，包上喷印着天安门图案的，必定带有“北京”二字;印着长江大桥的，必定是“南京”;印着高楼大厦图案的呢，则是“上海”。那些年我们走过的公路则是砂石路，汽车一路拖着又长又粗的黄尘。沿途不时看到成群结队的养路工人握着粗细不一的竹枝扎成的大笤帚，弓着腰吃力地将被汽车轮胎碾轧弹跳到马路两侧的石子扫往马路中间。
从位于海安县城通扬河南边的汽车站一路往西，我第一次亲历感知，海安县除了东部的丁所乡、李堡、壮志、西场、新生、韩洋、立发、南屏这些乡镇，还有西部的胡集、双楼、章郭、曲塘等这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乡镇。一过曲塘镇，向西路过泰县境内的白米、泰县县城，半个小时后即到泰州。泰州是一座默默无闻的江北小城，格局与海安县城旗鼓相当。三泰地区（泰县、泰兴、泰州）彼时尚属于扬州，南通地区的海安县隔壁，便是扬州的地界。怀着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满腹好奇，沿路看着今生第一次见到的新鲜有趣的地名，马路右侧络绎不绝骑着二八大杠脚踏车驮着鸡笼三三两两的鸡贩子。这些鸡贩子很年轻，上桥时一个个撅着屁股，伸长脖子，咬紧牙关，两腿有节奏地上踩下蹬。坐在我身边的父亲羡慕地看着被甩向车后的鸡贩子们，轻声地自言自语：“我要是再小个十来岁，也会跟着这些少豪（海安方言，意为年轻男子）搝的喔，跑一趟南京，四五天就能赚到三四十块唻！”坐在我左边的一个中年妇女自打出了海安县界就开始啜泣，我正纳闷出个远门为何要哭泣呢，汽车已驶入江都县大桥镇，驾驶员把车子熟练地拐进一家脏兮兮的小院里，吆喝乘客下车吃中饭。
从海安汽车站上车后，县棉纺厂、石化厂、造纸厂跑购销走江湖的几个供销员，凑巧碰到一起便眉飞色舞开始东唱洋西唱海地神聊胡侃，起头一句：在社会上出来混，离了海安就是老乡，我当年去贵州当兵，从南京上了火车后举目无亲才真正晓得“离乡背井”这个词的滋味……老乡之间当然要互相帮衬嘛，互相补台好戏一台、互相拆台共同垮台……接下来张三告诉李四自己身上有几张烟票，李四便用液化气票成功交换了张三的烟票。当王二说到有购买手表的计划票，其他两位便用惊叹的口气夸赞“还是你来事”……我父亲好不容易攒了三十块钱，想等我考上大学就给我买块“钟山”表，愣是一直没搞到计划票。于是，我果然听到父亲悄悄长叹了一声闷气。平时就不大言语的父亲闭目养神听他们三个吹了半天后低声对我说，你看这些长年在外跑码头的，个个肥头大耳能说会道。
当驾驶员板着脸大吼两声“哈（下）来吃中饭啦”把乘客赶下车后，三个供销员很默契地一个掏钱买了半只烧鸡，一个从裤兜里摸出一瓶海安粮酒，一个叫了两样小炒，围着一张小桌大呼小叫津津有味咀嚼起来。几个与我们父子一样土里土气乡下人打扮的乘客，宁可饿得五脏六腑冒火星也不去买吃的。有几个便站在店外干嚼随身带的海安脆饼，舌头都嚼出血泡。有几个咬着自带的馒头干，一边举起军用水壶仰头喝水，干嚼馒头片怕嘴里容易起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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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吃了午饭、上了厕所消停之后，驾驶员抹着嘴钻进驾驶室，似乎很随意地朝后瞟了一眼，就将汽车启动了。我左边的女人吃了午饭似乎来了精神便接着掩面哭泣。我忍不住低声问父亲。父亲靠着我的右耳告诉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自然灾害时海安好多年轻人为了活命就去了大西北支边，来去一趟上千公里，运气好时买到火车票的话，路上也要走六七天，运气不好起码要在路上走个十来天，苦得洇心，有的人七八年、十来年才回老家一趟，估计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离开了父母兄弟姐妹，当然就难过啦……西北的风吹沙打，将她的面孔磨砺得粗糙无比。她一定是在大西北生儿育女扎下了根，回老家见到日渐衰老的父母，心有不舍;在大西北的儿女是亲生骨肉，又是不舍，想来想去都难过，两眼就哭得像熟透了的水蜜桃。我听着这个女人一路哭到南京中央门汽车站，她那凄凉、孤单、伤心、绝望的哭声，至今想起还让我难受得像油煎。
饭后路经宜陵、大桥、嘶马，七拐八绕穿过江都县城，再往西就进入邗江县，不一会儿就到了扬州城。在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少年心目中，扬州是这辈子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就在扬州城里堵了很久很久。也不知道究竟堵了多长时间，我和父亲那时还没能买到手表。车子一停，车厢内顿时就燥热难耐。跑长途的大客车、市内转圈子的公交车、大大小小的卡车、噗噗橐橐的拖拉机、三轮车、脚踏车，横七竖八地挤满狭窄的街道。我在混杂着各种莫名气味的车厢内动弹不得，呆呆地看着仿佛无所事事的人群，乌泱泱的，将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一个戴着大盖帽、穿白色制服、腰间扎着咖啡色宽皮带且上了岁数的交通警察，两手交替挥舞着红色与绿色小旗，汗流满面的，两片厚厚的嘴唇含着一只不锈钢哨子，鼓着腮帮子不停地使劲吹，尖厉的哨音直刺人脑。南来北往的行人和东奔西突的车辆在交通警察的威武指挥下，终于从无序慢慢变得有序。我们的汽车缓缓经过扬州农学院、武警总医院，右拐就从瘦西湖边的扬州师院、扬州商校大门口经过。窗外的扬州城好像静止了的画面：老旧低矮的店铺鸦雀无声，蹬着自行車悠闲而过的市民，零零落落穿巷而过的行人，两个小女孩抿嘴微笑着跳跳蹦蹦从我眼前一溜而过。 过了扬州城，车厢里响起沉闷而满足的呼噜声。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中年男人，原先一路扯着大嗓门对邻座说些无伤大雅、不带恶意的笑话，刚过蒋王就进入梦乡。公路伸入仪征与六合接壤的青山小镇，就不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貌。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其实一点也不巍峨，一点也不峭拔，毫无生气的一群小山包。原先绿色的山包被炸出巨大的豁口，山脚的工地上尘土飞扬，工人们忙忙碌碌在采石，机器咔嚓咔嚓在碎石，大卡车咯嚓咯嚓在装货。小山下的村落，布满一垛一垛低矮的石头垒砌的民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驴子还是骡子呢，拖着水泥预制板吃力地前行，使唤牲口的男人坐在预制板上，挥动着鞭子。我忍不住好奇就问父亲那牲口是什么。父亲被我问住便害羞一笑道：“反正不是马，马的块头要比这个大。”山下的公路被运石子的大卡车碾轧得坑坑洼洼，汽车就颠簸晃荡得厉害起来，有个女人不适应七拐八拐崎岖不平的山路，开始晕车，呕吐的间隙还念念有词：“哎哟我的妈妈哎我实在吃不消咯，没得命啰，我怕要死在这块点儿咯……”坐在呕吐女人旁边的是在海安造纸厂工作、结婚不久的矜持、拘谨又腼腆的新妇，她开始拍打呕吐女人的后背。上车之后，在两个女人的交谈中，我知道那个新妇的男将在南京当兵，已经当到排长，她此次是去南京探亲。果然，后来车到南京，出了中央门汽车站，就看到她的那位男将高深莫测地微笑着等在门口，像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小夫妻一见面就开始绵绵低诉。
此后车进了六合县城有点堵。一个高大威猛原先睡意惺忪的大胡子男人开始扯着大喉咙，告诉邻座他是海安旧场渔业公社的，此次去南京要到省政府告状。起因是为海面养殖紫菜，和如东、东台的渔民打架打得不可开交，自己一方被打伤了好几个。一位戴眼镜老者听后便说劝世文：“争来争去争个什的呢？如东海安本来就是一家，原先都属如皋，后来才分开的哦。”大胡子则愤愤不平地说，渔业社的人为抢水面打了好多年的架，都抄了家伙，连过去打日本兵打国民党军用过的老铳子都用上了……又听到大胡子大言不惭说：“也就是这一回搝输掉了，我也曾经带人打得如东、东台的人屁滚尿流丢盔弃甲的吶。”听着他的话，我觉得海边渔业公社的那些人仿佛退回到了蛮荒部落时代。
三个供销员一个打着瞌睡，两个在谈海安女人：“你以为海安乡下的姑娘就呆巴若猴的呀，其实挺有心计的，我认得一个姑娘，大学毕业为留在南京，嫁给一个转业在大学保卫科工作的老乡，那个男将说白了就是校门口站岗的门卫。这个丫头神呢，坚决不肯养伢儿，没到两年就离婚了。”两个供销员天南海北地又说了个去年刚考上大学的海安姑娘在南京吃凉面的段子：南京的同学问海安的细丫头你要凉面还是汤面？海安的细丫头随口答道：我要温（读作焖）汤饮儿的。不愧是长年在外跑码头的，供销员一个吃面的笑话逗得旁边几个乘客哄堂大笑。……谈笑风生间，汽车已过大厂镇，慢慢吞吞爬上了我小学课文里见过图片的南京长江大桥。下了桥左拐，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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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徐子路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我借来其中的一段放在这里：每年灼热的高考季后，家乡的各个中学就像打开的鸽子笼，呼啦啦飞出去一群少年。这些迫不及待探寻世界的学子们扑棱着稚嫩的翅膀，飞向无垠的天空。他们在盘旋了几个暑假后又相互拥抱道別，毅然飞往世界不同的角落。多年之后，这些学子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冰与火的淬炼，羽翼渐丰却依然常年在外，偶尔回乡与亲人团聚吃顿饭之后又匆匆飞走……再往后，他们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亲人们盼他们回来，盼啊盼，候鸟都飞回了，他们依旧还没回。于是，学子终于成了游子。
第一次走向他乡之路，人生之路便从家乡向外无限延伸。走着走着，我和孩子都走成了游子：他在北京，我在南京。当年送我上大学的父亲，走累了，与家乡的泥土融为一体，走向永恒。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编辑 木木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