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梳理丝路文明遗留下来的佛教艺术宝库的话，相信敦煌一定是那颗最璀璨的明珠。直至20世纪初，对远东世界的遐想依旧驱使着西方探险队向中国的腹地进发，他们的疯狂掠夺使敦煌藏经洞的5000余件艺术珍宝支离破碎。那些文物的散佚与消失，让中国美术史上最为瑰丽却又扑朔迷离的晚唐五代艺术面目变得更加琢磨不定、深不可测。
　　︳丝路霓裳 文化交融 ︳
　　敦煌藏经洞出土卷轴绘画，主要集中在公元8世纪晚期至11世纪。此时的中国正值晚唐至北宋初年。在我国现存服饰文物形象中，实物较为稀少、形式也较为模糊的即是晚唐五代时期风格，传统的褒衣博带样式服饰在此时与胡服交融，形制逐渐向宽袖长裙样式发展。
　　敦煌藏经洞出土卷轴绘画中的女子服饰，现存较早的当属具有8世纪服饰风格的《树下说法图》。图中棋子方褥上跽坐一垂手女性供养人，头绾发髻，身着半臂襦裙，通肩披青色纱帛。这种半臂襦裙服饰通行于唐代，《新唐书·车服志》载：“半袖褥裙者，东宫女史常供奉之服也。”且画中半臂为对襟平袖，并不遮肘，这与唐永泰公主墓出土壁画中的仕女服饰非常近似。而这种服饰风格最为华丽的形象，当推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发掘的唐舞乐屏风绢画，画中女子半臂色彩明艳，以五色退晕绘缠枝宝花，服饰花色跳跃明快，与仕女娇艳的妆容交相辉映。
　　自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了胡服的影响，汉锦风格中表现的胡汉交融日趋明显。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就有一件蹙金绣小半臂，可见紧身小巧的半臂悄然流行于隋唐时期。但随着社会风潮的不断变迁，至晚唐五代时期，宽袍大袖的汉风再度流行，便出现了大鬓峨髻与大袖襦裙的女装风格。
　　唐代中晚期的仕女襦裙样式，不似8世纪那般袖口紧缩。这在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187号墓出土的唐弈棋贵妇绢画中表现更为明确，甚至在接袖处出现了巨大褶皱。此时这种宽大的襦衫领口更为下移，晚唐不少出土壁画中更是出现了用来遮掩胸部的抹胸。
　　与晚唐五代时期女装风格的成熟不同，当时男装的样式却在逐渐的发展中成熟、完备，并衍生出男装仕女的形象。这一时期男装的样式受胡服影响，大量出现在正式场合的圆领开袴袍服逐渐登场，与幞头相配，形成唐代男装形象的完备样式。
　　现存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出土佛幡绘画《佛传图：净饭王派遣使者、寻找、信使返回》是9世纪的作品，图中山川见策马的使者接头戴“软裹”幞头，两条扎脚飘于头后，身着圆领窄袖长袍。相较之下，较晚出现的“硬裹”幞头大约始于晚唐时期，宋赵彦卫撰《云麓漫钞》载：“唐末丧乱，自乾符后，宫娥宦官皆用木围头，以纸绢为衬，用铜铁为骨就其上制成而戴之，取其缓急之便，不暇如平时对镜系裹也。僖宗爱之，遂制成而进御。”可知自晚唐以来，幞头系统中的硬裹幞头与软巾幞头两大系统一直并行发展。
　　这些晚唐五代时期服饰，已经由丝绸之路所带来的西域风格窄袖紧身样式逐渐向多层次、宽松的中国传统服饰风格演变。这种风格上的东西融合，似乎为后来的中国服饰增添了一些胡风遗韵。而这一时期的服饰装饰风格千变万化、瑰丽繁复，也不乏西方传来的纹样。
　　︳千年纹样 灿烂依旧 ︳
　　南北朝时期以来，丝绸之路的繁荣商贸使中国传统纺织不断吸收外来的优秀因素，不少西方风格的纹饰被改进、植入东方元素，形成具有异域风格的服饰纹样，这其中尤其以团窠纹饰的发展最为成熟。
　　窠，原指组合在一起的花卉纹样。从单独纹样的发展历史来看，团窠花的出现最早的形式应该是单体的连珠纹样式，由白点组成的圆圈连珠纹中装饰花朵或者动物纹样。这种纹饰在之后发展成连珠动物团窠、植物团窠等多种形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阎立本《步辇图》中禄东赞所穿的圆领窄袖袍，与敦煌现存的吐蕃时期壁画中常见的袍服形式相似，这种袍领所描绘的就是红地连珠鸟纹锦。出土唐锦中涉及团窠花纹的有不少，这其中尤以中间填鸟纹的团窠最为常见。
　　关于连珠团窠中出现的动物纹样种类此时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不仅可见鸟、羊、鹿等东方传统动物纹样，还出现了雁、孔雀、狮子、天马等异域动物的纹饰。诸如雁、对鸟等纹饰的颈部则出现了宝珠与向后飘洒的曲折型飘带，天马的头部出现了日月形的王冠等，这些纹样装饰特征都源于萨珊王朝时期金银器纹饰的装饰特点。在敦煌文献记载中曾经出现“沙沙那锦”一词，应属于一种番锦。其可能是萨珊（Sasan）的音译，也可能是“贊丹那”（Zandana）的对音。赞丹原指粟特地名，可见其所指的服饰纹饰的表现手法或许受到粟特文化的影响。
　　传统团窠动物纹饰的粟特风格织锦在中国流行时间颇长，在团窠包裹动物纹样的组合成熟之后，团窠形式逐渐抛弃原有的圆形构图，开始向更为灵动飘逸的形式发展，这其中尤其以樗蒲形象的相对动物鸟兽纹样最为突出。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张萱《捣练图》卷中，位于炭盆左侧的唐装仕女的高腰裙上，清晰可见樗蒲形的流云中两只首尾相团的孔雀纹样。同类形的樗蒲样式也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人《宫乐图》中，画面前景左侧搭坐于桌角边正捧盏饮茶的仕女高腰裙上，依稀可辨朱红色游丝描般细腻的樗蒲纹样。这种风格的樗蒲纹中似绘有一对相斗的雀鸟，而其形象较《捣练图》所见也越发扁长，其外圈的形态变化似有向海棠花形开光演进的趋势。
　　在这种构图演变中，植物花叶的图案已经不单单是辅助装饰，而逐渐成为主题纹样。一些独立由花卉组成的圆形花窠在此时也流行起来，如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对幅《仕女图屏风绢画》绢屏风中，右侧男装仕女服饰上的大型花窠的用途不仅可作为服饰的主题纹饰，更被用在韩幹《牧马图》中马背鞍鞯上。而这些花窠的主要图案原型则出现了大量的原产地非中国的外来植物，如前述的葡萄，以及忍冬花、石榴、西番莲等，由丝路而来的奇花异草被我国的纺织工匠拿来使用，形成了具有东方风格的花环形团窠纹样。
　　这些藤蔓类植物的缠枝图像相互交融成为唐代非常流行的S形唐草花样。这种缠枝卷鸳鸯衔葡萄纹草纹在之后的发展中与鸟兽纹样结合，出现了大量的飞鸟口衔仙草的纹饰。现藏大英博物馆的绢本褐地银泥花鸟纹佛幡的幡身，即是以绘银工艺彩画的鸟衔折枝花纹样。除此之外，缠枝花卉纹样变得更为浪漫多样，甚至在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紫檀木画槽琵琶上出现了用象牙镶嵌的花尾鸳鸯图像。这些鸳鸯身后披着长长的尾羽，仔细观看便能看出是一串串精美的紫藤花。
　　紫藤花在唐代出土的绢画服饰中非常灿烂夺目，阿斯塔纳出土的树下仕女图绢画中的仕女褥裙就装饰了一串串独立的折枝紫藤花。这些紫藤的花朵形态与前述樗蒲纹的外形相似，但是没有任何边框，朵花片片，弥漫着自然主义的浪漫气息。
　　︳丝路遗韵 卷中留影 ︳
　　丝绸之路将东西方审美的界限打破，塑造了多元化的服饰文化风格，这样的文化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原的审美情趣。从晚唐五代时期所遗留的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西来服饰文化影响的影子。而这些文化因素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也被吸收、取纳，得到了很好地传播与发展。至宋元时期，男性服饰依旧以圆领长袍为主要的服饰样式，并保留了幞头等首服；而女性服饰则一改宽袍大袖的面貌，转而向轻便简约的服饰风格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代的人物画也忠实保留了这些典型的晚唐五代服饰风格。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人《番骑图》，虽为宋人摹本，但画中也忠实地表现了唐代服饰的面貌。图中骑马男子圆领开绔袍的窄长曳袖，这正是胡服带来的影响。而多件被定为五代周文矩传作品的唐装仕女画卷，分藏在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与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三件周文矩《宫中图卷》，这样的作品后来逐渐生成一个系列，如北京故宫博物馆周文矩款的《浣沙溪》册与上海博物馆明杜瑾的《宫中图》、台北故宫唐寅《陶毂赠词》等，也与中唐时期壁画所描绘的女性形象有所出入，而是保留了晚唐女性服饰较为宽博的大袖襦裙风格。
　　丝绸之路不仅是中西文明交融的纽带，更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我国自古就是东方的纺织大国，本身具备多民族服饰风格的荟萃与交融性。西域服饰文化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审美取向。此时的丝绸之路，成为了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国也以开放包容的胸襟面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