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是很擅长写世俗之人和琐碎之事的，从他的《一地鸡毛》《手机》《单位》一系列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刘震云对于普通人描绘和刻画之深刻。而《一句顶一万句》描绘了近百个形象，人物数量之繁杂、关系之凌乱，环环嵌套，情节叠生，一个故事能引出另一个故事，一个人物又连带出一大堆人物。这些人有的卖豆腐，有的杀猪，还有的剃头，大都是些“织席贩履”之辈。但相比于他早期作品中侧重于对小人物的生活常态进行叙述，《一句顶一万句》则更着重去挖掘这些小人物孤独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体现，用书里的话说就是“说得着”与“说不着”的区别，少有说得着的，大都是说不着的人，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刘震云深刻的刻画了这些“织席贩履”之辈的孤独，《一句顶一万句》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书里人物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但彼此之间就是没法沟通。没办法，也没有谁对谁错，说不上就是说不上。除了吴摩西、牛爱国等几个主角，很多出场不多的人物都挺有意思的，算是孤独者的人物群像了。县里的三任县长，第一个一门心思扑在木匠活上，倒也怡然自得，第二个是个话痨，因此丢了官，第三个喜欢夜里跟一个男旦“手谈”，这一段写得真好。嫁给杨家老大的那个富家女，明清小说看多了，知道实际情况后，恨的是自己本不应该看那么多的书。破竹子的老鲁，喜欢晋剧，又没机会听得上，就每天在头脑里给自己过戏，吴摩西打扰了他，他就让吴摩西滚蛋了。其实说不说得上话也只是个由头，一个可以让自己心里舒服的由头。归根到底，是心里总没着没落啊。
　　书分为两部分，上部 “出延津记” 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 “说得上话” 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 “回延津记” 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上部以“出走”为主题，吴摩西的妻子吴香香给他戴“绿帽子”，与老高私奔。他其实与妻子“说不着”，不想去找，但为了面子，只能带着唯一“说得着”的养女巧玲假装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巧玲被人拐走，他从最初的假装找私奔的妻子变为真正去寻找养女巧玲，走出了故乡延津。下部以“回归”为主题，曹青娥（被人拐卖的巧玲）的儿子牛爱国与杨百顺经历相似。他与妻子庞丽娟也“说不着”，而后妻子与人私奔，他在假装找妻子的过程中，为摆脱孤独，回到了祖父杨百顺当年出发的地方一一延津，寻找他留下的那句话，并受到启示：“日子是过以后，小是过以前，”最终明自自己真正寻找的是什么，决定回乡找回“说得着”的情妇章楚红，踏上了真正的寻找之路。
　　书中反映的说话情况绝对是某种程度上的中国现实，大家叽里呱啦说很多话，总想掰扯明白，结果越来越乱越来越乱。这世上的事，等到要开始掰扯，就不可能明白了。曾经很羡慕那种一两句话轻描淡写却互相戳到心坎上的状态，想在生活中找，却几乎没有找见过。为了多点了解或者仅仅是消除误解，总免不了叽里呱啦说一大堆话，最后越说误解越多了解越少。老詹应该给吴摩西讲过巴别塔的故事吧，人的语言一乱，互相就没法沟通了。于是好多人就干脆选择不说话了，书里染坊的那个老板，有事屁话不说，瞎盯着你看，倒比说话更解决问题。老汪讲《论语》，老詹讲《圣经》，都是不得不说话的身份，却都说不好，满肚子话压着，劝服不了别人，自己倒经常被话头带走，最后也就一声叹息。话是太难太难带人到那个舒服安稳的心理状态了，所以书里有几处提到那种美好的境界，却不是靠话。喜欢“手谈”的县长是下围棋，老詹是喜欢听瞎子弹三弦，说他唱出了主的心。牛爱国他们东奔西走只为找个人找句话让自己心安，比遭遇百年一遇的棋局或者听到主的心还难啊。
　　不论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他们来回奔波于延津之间，所寻找的，不过是一个“说得着”的人。希望能够通过找寻而改变孤独境况。在刘震云看来，找寻的过程是孤独的。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作品中的吴摩西 、牛爱国、老曾、小韩等都为了对抗这“说不着”的孤独，用找寻去进行着抗争。找寻给了他们希望，但伴随着希望的，是那让人无法安放的孤独。
　　而作为当代人，尤其是当代都市人，孤独早已成为了一种现象。在北京，孤独伴随着大量的“北漂”。他们离开家乡，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找寻着合适的朋友、合适的工作，合适的伴侣。有的人找到了，更多的人没找到，用歌曲《北京北京》的话来说，他们在这里寻找，也在这里失去。如果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延津是寻找的起点，那北京便是寻找的目的地。书中人是孤独的，现实中人也是孤独的。一个一个延津的杨百顺出了延津，他们改名换姓变成了吴摩西，走向了北京，去寻找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人”。
　　《一句话顶一万句》两个篇章的结局都是开放式的，他们走上了找寻之路，这也是他们抗争孤独的方式。我们无法得知他们最后的结果，就如同我们无法得知一个“北漂”最后是否能够成为北京人一样。但他们出发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刘震云在作品中经常用一句话：“这件事从根上就错了。”吴摩西最后成为了罗长礼，在他的孙子罗安国回延津时，他也没有话带回杨家庄，他与杨家庄已经彻底无关了，尽管他们是存在着血缘关系的。刘震云在作品中把“根”不再定义为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是情感关系，吴摩西对杨家庄是没有情感的，而“说得着”才是根。
　　对于现今漂泊在外的年轻人，血缘关系也不再如曾经那么浓厚，除了亲兄弟亲姐妹和父母，对于其余的亲戚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陌生，甚至已经产生了某些矛盾。每年过年回家，社交网络上关于亲戚的段子就变得越来越多，绝大部分是对于亲戚无法交流的厌恶。（如回家之后被问到一些个人问题，亲戚的重男轻女观念等）甚至开始讨论原生家庭的问题，这已经涉及到了子女与父母之间，这种核心血缘关系的某些矛盾。相反的，对于那些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相同爱好和情感的陌生人，年轻人则更愿意去交流和接触。陌生男女一夜情也开始在城市中有了急剧上升的趋势。很明显他们更重视情感关系，他们也更喜欢和闺蜜、兄弟、朋友进行日常的交往，而对每年回家走亲戚则感到厌恶。
　　血緣关系是较为传统的一种关系，而情感关系则更为现代。现在的年轻人走亲戚与吴摩西假寻吴香香、牛爱国假找庞丽娜同出一辙。他们为了面子去维护传统的关系。而“吴摩西寻巧玲”、“牛爱国寻章楚红”才是现代的情感关系。在作品中当吴摩西在寻巧玲时看到私奔的吴香香与老高，本来想着杀了他们，但看到“为吃一个自薯，相互依偎在一起。自薯依然是吴香香拿着，在喂老高，老高说了一句什么，吴香香笑着打了一下老高的脸，接着又笑弯了腰。”之后拔出的刀又放了回去。他突然意识到所谓的绿帽子只是一种表象，问题的关键是他跟自己的老婆“说不着”。这也是作者对于现代关系的关照和对于传统关系的反叛，他突破了传统关系中对于“私奔”的价值评价，而是讲“说得着”作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这也符合当下漂泊在都市中年轻人的价值观。
　　这些“漂浮”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方面抛开了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宗亲，另一方面又渴望寻觅到新的情感关系。他们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延津”，踏上了找寻之路。但在这路途之中，所陪伴他们的，是如同吴摩西和牛爱国一般的孤独。当然我们不否认大城市在经济和生活方面对于个人有很大的支撑作用，但在如今的情势之下，房价早已高企到个人无法承受的地步，但大量的人仍然离开家乡，涌向都市。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睡着六平方的出租屋，挤着一平方六个人的地铁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如果回家许多是可以在生活质量上获得很大的提高的。但他们也都不愿意回去，因为在家乡，没有那个能“说得着”的人，他们只能在这个包容性极强的都市之中，找到自己的同类。尽管这仅仅是一种希望，但也就是这种希望，让无数的“吴摩西”们，有了走出延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