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教师教学往往受制于行政部门的评价导向和自身的经验模式，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教”和“学”的物理环境、心理环境、技术条件都发生了颠覆式变化，开学后，如何转换视角，“把坏事变好事”，最大限度地发挥疫情的特殊教育意义？疫情之后，我们可以从学生生命个体的角度重新审视教育，各级各类教育主体也需调整教育评价政策、教学业务、技术视角。尝试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将教育目标从三个维度进行梳理和定位，明确学生作为个体学习者到底需要学会什么。
　　个体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幼年到成年，一般需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个体与外部物质世界、个体与自身、个体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蕴含了这三个层次的目标体系和内在价值，我们需要在现代化的背景下重新梳理这种目标框架。
　　首先，个体需要学会认识外部物质世界。学会驾驭各类非人格化工具以改造相对个体以外的外部世界，学会使用语言、符号乃至文本以表达自己的意识、思想。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认知、习得、交互使用各类技术变得尤为重要。我们的各级、各学科课程基本都以进阶模式呈现了这些信息、知识，成为考查学生认知能力的主要载体和内容体系。以新高考为例，考试方案中明确说明了要考察“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價值”，体现出明显的学习进阶性特征。
　　其次，个体需要学会驾驭自身。驾驭自身的能力形成的前提，是认识自身的性格、情感、情绪、态度、价值观等，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个体恰恰是在自身认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我驾驭的能力。具体来说还包括自身的健康行为管理、自我认同、反思能力、情绪控制、自我管理、生涯规划，在不同的学段中，这些能力类型会渐次呈现，具有一定的年龄阶段特征。我们以自我健康行为管理能力为例，在学段上，小学阶段可以定位于健康躯体的识别与保持能力、初中阶段定位于健康行为促进能力、高中阶段定位于健康精神塑造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的形成不仅会为个体打下健康生涯的基础，也会使个体在遇到灾难等极端情况时有效保护自身并正面影响他人。
　　再次，个体需要学会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受“安全”等社会因素影响，加之提升教育质量的考虑，有的中小学已经形成了几乎与世隔绝的“纯洁的”学校教育环境，“单向度的人”远远多于“全面发展的人”。许多学生除了学习规定的各级课程，几乎没有了任何做其他事情的时间。这种状态下学生与社会的关系变得狭隘化，甚至异化，加剧了升学导向、考试导向、择校导向和家长的教育焦虑。即便是高年级阶段的学生，在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也普遍缺乏识别能力和行为调整意识。个体处理与社会、与他人关系的能力，恰恰是个体融入社会、奉献回馈社会能力的标尺，包括社会交往能力、合作沟通能力、适应能力、跨文化理解与交流能力、领导力与责任心等不同层面的能力。
　　这三个维度对不同教育主体的启示是什么？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改进或者创新相关教育主体的政策模式、管理模式、学习模式，通过对学生的学习目标进行梳理和分类分析，从政府、学校到家长和学生，均需采取针对性举措，尽量做到理性对待突发疫情，最大限度转换思维视角，重新定义课堂教学的目标、模式，重新界定知识、能力和考试的关系。
　　第一是对政府的启示。国家课程方案对于中小学课程做出了明确的进阶式安排，对于不同学段、学科甚至年级的学生都做出了明确的学习任务规划，在知识、能力和素养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家从政策层面启动了学习型社会的实践。面对疫情，国家层面的要求集合了对所有青少年学生的期待，向所有青少年学生提供了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等均等化的远程或在线的公共教育服务。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各级政府从学段上进行区别和细化，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甚至因人而异地细化针对性政策。各级政府需要继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设施标准化配备，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的公用经费支持力度和精准性。分层细化提高政府公共教育服务对于教育过程和结果公平的正面影响力。尤其是基层政府，需要大力调整教育政绩观的导向，引导各级学校弱化基于纯粹分数的教育选拔功能。努力培育和实质性赋权第三方机构，借鉴新的教育质量评价理念和技术，改进基础教育领域沿袭多年的“纸笔测验”式评价体系。
　　第二是对学校的启示。各级各类学校都是执行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单元，需要从教育专业化视角、教育发展规律出发对政府宏观教育政策进行目标分解、任务落实。政策执行的最大利益公约数是服务于教师的发展和学生的成才。以组织教师培训为例，目的在于服务教师专业发展，从政策、专业、技术三个角度，引导教师专业成长。校长群体的政策素养、教育理念、管理思维和理性思考能力，是修正政府教育政绩观、引导教师评价导向、创新教育教学理念的关键所在。每一位校长，尤其是文化落后地区的校长，都是过往学子心中的文化记忆和人文偶像，而非仅是行政意义上的任职。学校层面要把贯彻国家教育政策方针和服务教师专业成长、学生个性发展统合起来。以培养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应用为例，信息化是现代化的标志，教师的信息技术意识和技能直接影响教育教学的现代化水平，精准的、常态的教师培训是保证教师群体与国家同行、与时代同步的核心举措。一场疫情，让无数的老师变成“直播”，甚至是“网红”，虽然是应急之举，却也启发了广大教师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看得见的未来”，通过在线教学和展示渡过疫情难关，进一步通过个性化交流工具，培养学生概括、自我调控等高级学习策略，减少对于单纯记诵、反复操练的依赖。以逆向思维应对疫情危机，拓展教师职业生涯的宽度。
　　第三是对学生及家长的启示。面对信息化社会的新生一代，家庭支持对于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家长要深度思考如何让孩子学会运用信息化手段认知和选择、了解外部世界、规范修行自身，而不要被动跟随学校的节奏，一味地检查作业甚至协助完成作业，这将会异化家庭教育的功能。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相比成绩和排名，健康素养、生活习惯、学习行为更为重要。优异的成绩、理想的大学、舒适的工作、幸福的生活，这是千千万万百姓对于教育最直白的期望。面对产业、职业的变迁更迭，新生代的学生已经比他们的父辈更快地明白了“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必须进一步超越“直白期望”逻辑。从个体视角看，要有生涯规划的意识和行动，适应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是青少年一代的关键能力。学生不仅要掌握知识，而且要运用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应对未来社会挑战的能力，在对社会现实事件的解读、品味中，逐步形成世界观、价值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副教授】
　　责任编辑：谷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