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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时被判处死刑。
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除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曾被人称为“超级震撼”。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
解读高官落马原委，大都是文强式“朝中有人做官，市场有人经商”的故事。除了赤裸裸收受现金，还有相当部分贿赂是通过一些特殊礼物的馈赠实现。
“贿物”品种三变
改革开放以来，贪官接受的“贿物”历经三变。
纪检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干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公安局长王天义落马时的查抄物品，华丽阵容媲美博物馆的馆藏目录。
王天义于2D02年被判处死刑，而类似礼单在诸多反贪案卷中一再重现。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知识化”的需要，领时尚潮流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则对应着“年轻化”的需要。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投石问路。斯蒂芬说，在LOTOS最大的市场日本，很多政府官员是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的主顾。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这(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在市场”。
送礼手法“创新”
为了给“不太方便”在奢侈品店自由购物的官员提供方便，以奢侈品送礼行贿的手法也在“务实创新”。
奢侈品店的一个潜规则是，商人在店里开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代码在同品牌所有门店通用，如有“关系官员”购物，只要说出代码，就可将账单记在商人名下。
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烟杂店里寄售名烟名酒则是“小打小闹”。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还收名烟名酒，然后拿到民航餐厅卖，一个春节就能收入10万元。”
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杂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还有旁门左道：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总经理聂玉河收到藏在鱼肚里的1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培训部原副总经理魏湘滨则在“好猫”烟里发现同额礼金，给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的月饼盒里装的是1万美元，一名官员将礼品干货篮摆在阳台长达一年，待纪检人员登门，他才发现篮子里是百万现金。
据反腐部门统计，节日、婚丧嫁娶、生日、搬家、生病，是给官员送礼的最常用借口，其中春节、中秋的节礼尤为“丰厚”。披上人情外衣后，那些有贪心的官员就往往在收受礼物的性质是否是受贿上分辨不清，而贪官则“抗辩”不已。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说：“都是礼尚往来，怎么是受贿?”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忏悔书”中写：“有180余人——每逢年节给我送钱送物，不好意思拒绝。”
遭遇“抗辩”最厉害的是“雅贿”，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贪官们据此瞒天过海。
“雅贿”的背后江湖
文强收到的那幅张大干青绿山水画，曾被鉴定价值高达364万余元。4月14日上午，庭审质证时，法庭最终采信了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关于此图为一般仿品的鉴定结论。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
古玩、名人字画、高档艺术品，甚至是国宝，被当作上贡的礼品，是时下非常流行的送礼方式。
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着重描绘了这一类“雅贿”怎样在官场和商界间起到“沟通润滑”的作用。
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浮石，简要概括了“雅贿”的“优势”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
“不过，‘雅贿’也是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的。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浮石说。
古玩店的“潜规则”
据古玩店老板郑贺讲，他有个朋友，也是古玩店老板，就是凭着古玩店的“潜规则”，挣了2000多万元中间费。“通常买古玩送礼的，背后原因都挺复杂，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各有好处。”
“他的一件古玩其实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了某官员。在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
郑贺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
“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次中间费，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郑贺说，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这样有“钱途”的工作，也是现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
蹊跷的是，这些收受礼物的官员，为什么都会把这件假古玩卖回给同一家店呢?
郑贺点破了其中玄机一一送礼人和收礼人早就知道是赝品，送礼人也会告诉收礼人，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这个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
“作为礼品的古玩、字画，早已背离了其真实的价值，成为了一种‘介质’。”浮石这样评价。
他本人曾经做过多年艺术品拍卖，2003年被牵扯进湖南长沙一桩著名的艺术品受贿案，在看守所呆了306天。对于这种古玩游走于官商之间的潜规则，他深谙其中的门道。
“在商人和官员之间，‘雅贿’改变了直接送钱的方式，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行贿受贿关系，而是有了艺术、收藏这些高雅的面纱。”
在各种“介质”中，古玩作为“面纱”的掩护 作用特别突出，究其原因，正是源于古玩价值难以估量的特性。
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500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500万现金，原因就在于可以“以为是赝品”。
浮石分析说“收受古玩或者名人字画，最重要的行贿证据就是实物，但是实物却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即使评估出来很值钱，受贿者也完全可以辩称自己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而对于已经将文物倒手卖出的受贿官员来说，最后可能剩下的“蛛丝马迹”就是古玩店的票据或记录了。
“我们古玩界有个规矩，东西一经卖出，不退不换，不开发票，往来不留记录。”郑贺说。
拍卖行成了“掮客”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的时候，京城中“雅贿”之风极盛，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如今，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郑贺这些古玩店老板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进货渠道之一。
郑贺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
“最后绝对会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那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通常都是用手机打来电话就直接买下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也并不复杂。浮石介绍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这种以拍卖行为中介的方式，其实跟古玩本身已经没有了关系。当作道具的赝品可能只在拍卖的当天展示一下，就又被摆回了原来的店铺里。“所有这些复杂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对抗第三方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洗钱。”
当然，进出拍卖行这样的“大手笔”，并不是官员手中“玩物”进出的常态。通过拍卖行和古玩店老板中介的方式，还是容易留下痕迹。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浮石说“一个人，如果找领导办事，直接送钱，领导多数是不肯收的。那么他可以送领导一个红木小摆件什么的，这东西本身不值钱，领导也敢要。然后他找另外一个关系人，去收礼人家里转一圈，偶然看见这个红木小摆件，表示特别喜欢，要求收礼人以一个昂贵的价格，比如10万元的价格出让，领导如果同意，这个小礼品就被置换成现金了。”
“古玩、艺术品不是一般消费品，没有办法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清楚地计算出目前市价，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就算是一个红木小摆件，人家愿意出10万元买，为啥不可以呢?”浮石认为，比起收取一个本身就价值昂贵的古董来，这种做法更顺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相对于送真古董的“大进大出”，或者找古玩店、拍卖行来“暗渡陈仓”、“以假乱真”的送礼方式，在层级低一些的官商“勾兑”中似乎采用得更多一些。
“雅贿”不能为行贿受贿洗清罪名
虽然洗钱的链条存在并运行着，真假古玩都可能变现，但从媒体报道中，人们还是常能看到从那些落马官员家中查出古玩和珍贵字画。显然，接受“雅贿”的人并没有把这些真假艺术品都变成一般等价物。
苏州画院爆出的“雅贿门”风波，已部分揭开了著名画家的书画作品成为“高档礼品”的内幕。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趋势。”郭庆祥痛心地说，他亲眼所见，一些较有名气的当代画家，为了满足一些商人买画送礼的目的，成批量地复制自己的作品，“没有任何创造性，就是制造一种商品兼礼品。”
而有一些官员则喜欢得到这样的礼品。浮石说，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心——我有某某知名画家的作品，这种高格调的占有，让他们感到愉快。
收礼人的心理很复杂，但古玩字画常常能够满足收礼人的各种需求精神需要、收藏欲望、保值增值。安全隐蔽的古玩，简直是一种天生的官场“玩物”。
然而用于“雅贿”的“最佳礼品”真的能够掩人耳目，彻底安全么?浮石的看法是：绝不可能!
“‘雅贿’是自欺欺人，拐了一个弯，行贿受贿性质没有任何改变。可能很多人不清楚这些利益链的运作方式，对古董字画的认识存在盲点，但是‘雅贿’的方式只是增加了检察机关调查案件的难度，并不能为行贿受贿方洗清罪名。”
赖昌星曾说：“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一语道破天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并不是说官员不能有爱好，如果他走正常的渠道，那他就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只是这个爱好一旦和权力挂上了沟，‘蛋缝’自然也就被苍蝇盯上了。”浮石说。
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除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曾被人称为“超级震撼”。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
解读高官落马原委，大都是文强式“朝中有人做官，市场有人经商”的故事。除了赤裸裸收受现金，还有相当部分贿赂是通过一些特殊礼物的馈赠实现。
“贿物”品种三变
改革开放以来，贪官接受的“贿物”历经三变。
纪检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干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公安局长王天义落马时的查抄物品，华丽阵容媲美博物馆的馆藏目录。
王天义于2D02年被判处死刑，而类似礼单在诸多反贪案卷中一再重现。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知识化”的需要，领时尚潮流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则对应着“年轻化”的需要。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投石问路。斯蒂芬说，在LOTOS最大的市场日本，很多政府官员是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的主顾。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这(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在市场”。
送礼手法“创新”
为了给“不太方便”在奢侈品店自由购物的官员提供方便，以奢侈品送礼行贿的手法也在“务实创新”。
奢侈品店的一个潜规则是，商人在店里开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代码在同品牌所有门店通用，如有“关系官员”购物，只要说出代码，就可将账单记在商人名下。
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烟杂店里寄售名烟名酒则是“小打小闹”。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还收名烟名酒，然后拿到民航餐厅卖，一个春节就能收入10万元。”
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杂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还有旁门左道：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总经理聂玉河收到藏在鱼肚里的1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培训部原副总经理魏湘滨则在“好猫”烟里发现同额礼金，给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的月饼盒里装的是1万美元，一名官员将礼品干货篮摆在阳台长达一年，待纪检人员登门，他才发现篮子里是百万现金。
据反腐部门统计，节日、婚丧嫁娶、生日、搬家、生病，是给官员送礼的最常用借口，其中春节、中秋的节礼尤为“丰厚”。披上人情外衣后，那些有贪心的官员就往往在收受礼物的性质是否是受贿上分辨不清，而贪官则“抗辩”不已。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说：“都是礼尚往来，怎么是受贿?”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忏悔书”中写：“有180余人——每逢年节给我送钱送物，不好意思拒绝。”
遭遇“抗辩”最厉害的是“雅贿”，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贪官们据此瞒天过海。
“雅贿”的背后江湖
文强收到的那幅张大干青绿山水画，曾被鉴定价值高达364万余元。4月14日上午，庭审质证时，法庭最终采信了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关于此图为一般仿品的鉴定结论。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
古玩、名人字画、高档艺术品，甚至是国宝，被当作上贡的礼品，是时下非常流行的送礼方式。
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着重描绘了这一类“雅贿”怎样在官场和商界间起到“沟通润滑”的作用。
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浮石，简要概括了“雅贿”的“优势”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
“不过，‘雅贿’也是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的。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浮石说。
古玩店的“潜规则”
据古玩店老板郑贺讲，他有个朋友，也是古玩店老板，就是凭着古玩店的“潜规则”，挣了2000多万元中间费。“通常买古玩送礼的，背后原因都挺复杂，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各有好处。”
“他的一件古玩其实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了某官员。在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
郑贺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
“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次中间费，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郑贺说，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这样有“钱途”的工作，也是现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
蹊跷的是，这些收受礼物的官员，为什么都会把这件假古玩卖回给同一家店呢?
郑贺点破了其中玄机一一送礼人和收礼人早就知道是赝品，送礼人也会告诉收礼人，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这个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
“作为礼品的古玩、字画，早已背离了其真实的价值，成为了一种‘介质’。”浮石这样评价。
他本人曾经做过多年艺术品拍卖，2003年被牵扯进湖南长沙一桩著名的艺术品受贿案，在看守所呆了306天。对于这种古玩游走于官商之间的潜规则，他深谙其中的门道。
“在商人和官员之间，‘雅贿’改变了直接送钱的方式，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行贿受贿关系，而是有了艺术、收藏这些高雅的面纱。”
在各种“介质”中，古玩作为“面纱”的掩护 作用特别突出，究其原因，正是源于古玩价值难以估量的特性。
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500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500万现金，原因就在于可以“以为是赝品”。
浮石分析说“收受古玩或者名人字画，最重要的行贿证据就是实物，但是实物却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即使评估出来很值钱，受贿者也完全可以辩称自己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而对于已经将文物倒手卖出的受贿官员来说，最后可能剩下的“蛛丝马迹”就是古玩店的票据或记录了。
“我们古玩界有个规矩，东西一经卖出，不退不换，不开发票，往来不留记录。”郑贺说。
拍卖行成了“掮客”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的时候，京城中“雅贿”之风极盛，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如今，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郑贺这些古玩店老板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进货渠道之一。
郑贺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
“最后绝对会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那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通常都是用手机打来电话就直接买下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也并不复杂。浮石介绍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这种以拍卖行为中介的方式，其实跟古玩本身已经没有了关系。当作道具的赝品可能只在拍卖的当天展示一下，就又被摆回了原来的店铺里。“所有这些复杂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对抗第三方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洗钱。”
当然，进出拍卖行这样的“大手笔”，并不是官员手中“玩物”进出的常态。通过拍卖行和古玩店老板中介的方式，还是容易留下痕迹。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浮石说“一个人，如果找领导办事，直接送钱，领导多数是不肯收的。那么他可以送领导一个红木小摆件什么的，这东西本身不值钱，领导也敢要。然后他找另外一个关系人，去收礼人家里转一圈，偶然看见这个红木小摆件，表示特别喜欢，要求收礼人以一个昂贵的价格，比如10万元的价格出让，领导如果同意，这个小礼品就被置换成现金了。”
“古玩、艺术品不是一般消费品，没有办法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清楚地计算出目前市价，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就算是一个红木小摆件，人家愿意出10万元买，为啥不可以呢?”浮石认为，比起收取一个本身就价值昂贵的古董来，这种做法更顺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相对于送真古董的“大进大出”，或者找古玩店、拍卖行来“暗渡陈仓”、“以假乱真”的送礼方式，在层级低一些的官商“勾兑”中似乎采用得更多一些。
“雅贿”不能为行贿受贿洗清罪名
虽然洗钱的链条存在并运行着，真假古玩都可能变现，但从媒体报道中，人们还是常能看到从那些落马官员家中查出古玩和珍贵字画。显然，接受“雅贿”的人并没有把这些真假艺术品都变成一般等价物。
苏州画院爆出的“雅贿门”风波，已部分揭开了著名画家的书画作品成为“高档礼品”的内幕。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趋势。”郭庆祥痛心地说，他亲眼所见，一些较有名气的当代画家，为了满足一些商人买画送礼的目的，成批量地复制自己的作品，“没有任何创造性，就是制造一种商品兼礼品。”
而有一些官员则喜欢得到这样的礼品。浮石说，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心——我有某某知名画家的作品，这种高格调的占有，让他们感到愉快。
收礼人的心理很复杂，但古玩字画常常能够满足收礼人的各种需求精神需要、收藏欲望、保值增值。安全隐蔽的古玩，简直是一种天生的官场“玩物”。
然而用于“雅贿”的“最佳礼品”真的能够掩人耳目，彻底安全么?浮石的看法是：绝不可能!
“‘雅贿’是自欺欺人，拐了一个弯，行贿受贿性质没有任何改变。可能很多人不清楚这些利益链的运作方式，对古董字画的认识存在盲点，但是‘雅贿’的方式只是增加了检察机关调查案件的难度，并不能为行贿受贿方洗清罪名。”
赖昌星曾说：“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一语道破天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并不是说官员不能有爱好，如果他走正常的渠道，那他就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只是这个爱好一旦和权力挂上了沟，‘蛋缝’自然也就被苍蝇盯上了。”浮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