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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挺害怕书店里那些“心灵读物”的。很多人从这些书中汲取到的是对问题的命名,而不是改变问题的力量。我遇到过很多人,拿着心理学的书来咨询:“我跟书上说的一模一样,我该怎么办?”他们眼中看到的不再是自己,而是一组典型案例。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有问题,但有一些人找到了学术上的根据,这个问题就变得“无解”,堵上了一切被帮助的口子。这些人很可怜,但也很能让帮他们的人受挫。
有一个来访者,一次逛书店,看到一本书,《为何家会伤人》。她泪流满面:原来这就是我的问题根源!她买下这本书,寄回家,让自己的父母好好看看。
姑且不论她的父母能从那本书里学到什么,她当时的问题已经造就,不可能再从父母的领悟中得到疗愈。她后来开始了漫长的心理咨询,换过好几任咨询师,每次她都痛苦地提问:“我该怎么消除父母对我的伤害?”——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答案。
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已经发生了,我已经是这个样子。
但是也有好消息:无论一个人曾经遭遇过什么,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他还是可以拥有对自己行为的自主权。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识。正因为有了这个共识,才可以推出一条普遍遵守的社会准则:只要不是精神病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其实是一条很苛刻的要求。假设有一个可怜人,被社会不公正地欺压过,他一怒之下选择了报复社会,这件事是不是也能理解呢?可以理解,但是抱歉,只要他不是精神病患,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接受惩罚,他那些悲惨的、情有可原的遭遇并不能用作法理上的开脱。乍一看,有点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背后,却暗含一种最大的公平,那就是我们生而为人,都被赋予了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择当下的行为。
如果不相信这一点,就很容易接受相反的理念,叫作“这事儿不赖我”。这种理念背后,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别的开脱,比如“我这个人就这样”。这话听起来不怎么理直气壮,但是读书多的人,却可以为它找到一些听来像模像样的名字,比如神经质人格啊,防御啊,创伤啊,这样一来就硬气多了。甚至还可以引入新的责任人,叫作“早期经历”或者“父母祸害”。我遇到过很多来访者,接受过很好的心理教育,他们雄辩地说:
“是当年父母对我做了什么,导致我今天变成这样。
我终于认识到一切的原因。我诅咒他们,我的所有痛苦都归咎于他们。
但他们对我的伤害已无法抹消,我只能这样下去。这事儿不赖我。”
这样一来就很释然,也很绝望。已经发生的都发生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所以很多人对着一本书,能把自己分析得很通透,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没什么明显的改善,甚至更加我行我素,正因为对“我”的分析强化了“我”当前状态的合理性。实际上,你仍然可以不一样,决定权完全在你。这不但是心理学家的主张,也代表着更积极的生活态度。一个人过得好不好,都可以相信这只不过是当下的选择。无论有多少雄辩的理由证明它是由不可改变的因素造就,好消息是,你现在就可以让自己过得好起来。秘诀在于:你认为好起来的人每天可以早起跑步,那你明天也早起去跑步。
现实的改变总是太辛苦,要付出太多的代价。相比之下,找到“这事儿不赖我”的借口要轻松和简便得多。有时我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谁规定这不能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呢?所以对有些人来说,大概他们需要的本来也不是改变,反倒是那些雄辩有力的童年归因。说起来,这也算一种聪明的应对。我们责怪它没有效果,但这种责怪本身也算不上公平。真实的逻辑也许是,有一些人无力找到出路,才会与这种方式一拍即合。毕竟,一个人本身选择不改变,为它找一个充分的借口,倒也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解脱。
有一个来访者,一次逛书店,看到一本书,《为何家会伤人》。她泪流满面:原来这就是我的问题根源!她买下这本书,寄回家,让自己的父母好好看看。
姑且不论她的父母能从那本书里学到什么,她当时的问题已经造就,不可能再从父母的领悟中得到疗愈。她后来开始了漫长的心理咨询,换过好几任咨询师,每次她都痛苦地提问:“我该怎么消除父母对我的伤害?”——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答案。
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已经发生了,我已经是这个样子。
但是也有好消息:无论一个人曾经遭遇过什么,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他还是可以拥有对自己行为的自主权。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识。正因为有了这个共识,才可以推出一条普遍遵守的社会准则:只要不是精神病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其实是一条很苛刻的要求。假设有一个可怜人,被社会不公正地欺压过,他一怒之下选择了报复社会,这件事是不是也能理解呢?可以理解,但是抱歉,只要他不是精神病患,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接受惩罚,他那些悲惨的、情有可原的遭遇并不能用作法理上的开脱。乍一看,有点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背后,却暗含一种最大的公平,那就是我们生而为人,都被赋予了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择当下的行为。
如果不相信这一点,就很容易接受相反的理念,叫作“这事儿不赖我”。这种理念背后,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别的开脱,比如“我这个人就这样”。这话听起来不怎么理直气壮,但是读书多的人,却可以为它找到一些听来像模像样的名字,比如神经质人格啊,防御啊,创伤啊,这样一来就硬气多了。甚至还可以引入新的责任人,叫作“早期经历”或者“父母祸害”。我遇到过很多来访者,接受过很好的心理教育,他们雄辩地说:
“是当年父母对我做了什么,导致我今天变成这样。
我终于认识到一切的原因。我诅咒他们,我的所有痛苦都归咎于他们。
但他们对我的伤害已无法抹消,我只能这样下去。这事儿不赖我。”
这样一来就很释然,也很绝望。已经发生的都发生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所以很多人对着一本书,能把自己分析得很通透,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没什么明显的改善,甚至更加我行我素,正因为对“我”的分析强化了“我”当前状态的合理性。实际上,你仍然可以不一样,决定权完全在你。这不但是心理学家的主张,也代表着更积极的生活态度。一个人过得好不好,都可以相信这只不过是当下的选择。无论有多少雄辩的理由证明它是由不可改变的因素造就,好消息是,你现在就可以让自己过得好起来。秘诀在于:你认为好起来的人每天可以早起跑步,那你明天也早起去跑步。
现实的改变总是太辛苦,要付出太多的代价。相比之下,找到“这事儿不赖我”的借口要轻松和简便得多。有时我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谁规定这不能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呢?所以对有些人来说,大概他们需要的本来也不是改变,反倒是那些雄辩有力的童年归因。说起来,这也算一种聪明的应对。我们责怪它没有效果,但这种责怪本身也算不上公平。真实的逻辑也许是,有一些人无力找到出路,才会与这种方式一拍即合。毕竟,一个人本身选择不改变,为它找一个充分的借口,倒也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