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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般认为：共时词典描写的是语言系统的横截面，无须考虑语言在历时维度上的纵向发展。本文认为：在历时演变过程中，义位意义的继承性对共时平面词典释义的精确性可能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义位语义负载量的增减以及义位中某一意义成分的余存。在共时词典的释义中应适当地采取历时视角。
关键词 共时 历时 释义
对语言的研究，一个重要的步骤是置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予以考察，因为“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时因素的产物”。语言的共时态既是语言历时态发展、沉淀的结果，同时也是历时态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基础。
对义位意义的发展演变，历时性的语文词典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比如《牛津英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采用分列义项以及配置相应书证的方法，力求呈现出词目词意义发展演变的历时性链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共时词典的编纂中，一般很少考虑到义位意义演变对释义的影响。一个普遍性的看法是：作为断代词典，共时词典描写的是语言系统的横截面，无须考虑语言在历时维度上的纵向发展。但是，“纯粹的共时，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共时词典的编纂中，历时性原则不仅仅应当体现在收词立目、义项划分和排列等方面，同时也应体现在释义中。本文认为，义位意义的演变对历时词典的影响是绝对的、普遍的，其表征方式是显性的；而对共时词典的影响则是相对的、局部的，表征方式多为隐性的，因而容易被忽略。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旨在考察古义在现代汉语中的余存及其对共时词典释义的影响，力图为共时词典释义提供一个历时视角。
一、相关研究述评
对义位意义在历时维度上的传承性研究，多在义素分析的视角下进行，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以词位为分析单位，考察同一词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义位在数目上的变化。张志毅、张庆云称之为词位的丰化和简化，前者指词位中义位数目的增加，后者指词位中义位数目的减少。通过比较历时词典和共时词典的释义，可以明显看出词位丰化和简化的过程。比如在《汉语大词典》中，“走”有“跑”义，而在以现代汉语为描写对象的词典中，这一义项已经淡出。可见，词位的丰化和简化体现在同一词目下义项的多寡方面，与特定义项内部的释义精度无关，因此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是深入到词位内部，分析同一词位内部本义与各引申义之间的传承关系，其分析过程主要凭借义素分析进行。蒋绍愚先生指出：新义位都是在本义的某一个义素的基础上，或者在整个义位的基础上得以派生的。张联荣的观点也大致相似，认为在词义的引申过程中，会产生“遗传义素”，即“构成本义义位的义素传递下来，从而生成新的引申义位”。张福德认为，所谓遗传义素，就是从上一个义位中传递下来，在新的义位中起重要作用的义素。上述观点，证明了意义演变过程中某一义素在历时链条上的继承性，为从历时维度审视词典释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此类研究多局限于古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对义位经历时演变后在共时平面上意义的相对固化以及在词典中的表征形式则很少涉及。
二、历时视角下词的意义演变对词典释义的影响
在意义历时演变的过程中，义位意义的继承性对共时平面的词典释义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1)义位语义负载量的增减；(2)义位中某一意义成分的余存。
1 义位历时语义负载量的增减
我们首先考察在历时维度上义位语义负载量(semantic load)趋简的情况。以“双脚向前移动”这一典型群为例。在古汉语中，表“双脚向前移动”的义位通常内化了“地点”角色。比如：“行”原指“堂上小步”；“走”则为“堂下疾趋”；“趋”为“门外快走”；“奔”则指“大路疾走”。而在现代汉语中，“地点”参数在上述义位中已经脱落。义位意义在历时发展过程中语义趋简，表现为义位语义负载量变小，释义也趋于简单。在共时词典释义中，语义趋简的义位一般不会出现释义偏差。
在意义的历时演变中，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义位语义负载量的增加。以古汉语中指称“洗”的典型群为例。“洗”在古代汉语中，受事客体只能是“脚”。《汉书·黥布传》中有“(布)至，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人见。”颜师古注：“洗，濯足也。”在《说雅》中，对各种各样的“洗”有详细的说明：“沐”用于“头发”；“沫”用于“脸面”；“浴”用于“身”；“滥”用于“上身”及“下身”；“澡”用于“手”；“盥”也用于“手”，但是指水自上流于器，以手承之而洗；“洗”用于“足”；“湔”用于“衣物”。可见，在古汉语中，指称各类型“洗”的义位，其受事客体基本上呈互补分布。其中，“濯”属于认知上的基本层次范畴，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洗”。这从《楚辞·渔父》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可以得到证明。而在现代汉语中，“濯”的地位由“洗”取而代之。
从历时角度看，在古汉语中，“洗”用一个音节表示了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义丛。客体角色“足”是“洗”意义中必然出现的部分；而在现代汉语中，“脚”已经从“洗”的意义中分离出来，对“洗”的黏附程度大为降低，成为“洗”的众多可能搭配中的一种。而且，在古代汉语中，“洗”这一行为的凭借只能是“水”。但是，在现代汉语中，“水”只是“洗”这一动作发生的典型凭借而已。因此，在继承“洗”原始意义的基础上，现代汉语中的“洗”在“凭借”和“直接客体”两个参数上，语义负载量增加，义值增大，即：
洗：S古古＝用水+(凭借)+濯(义核)+足(直接客体)+使之干净(目的)
S今＝用水、汽油等(凭借)+去除(义核)+物体上的污渍
等(直接客体)+使物体干净(目的)
使义位意义演变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在演变过程中，除了义位语义负载量的增减，同时还伴有词义的引申现象。比如“切”：反复+加工+骨头+使成器物；“磋”：反复+加工+象牙+使成器物；“琢”：反复+加工+玉+使成器物；“磨”：反复+加工+石头+使成器物。
上述义位，反映了义位原始编码时期的社会生产状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上述生产现象逐渐消失，其所对应的义位失去了描写对象，因此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消失，或者转指。“切”、“磋”、“琢”、“磨”选择了后一种。其中，“琢”、“磨”相互组合，在秉承“琢玉”意义的基础上，发生了意义引申；而“切”、“磋”组合在一起，原义消失，产生了新的比喻义，即切磋：(两个或多个人)多元主体+反复方式++商讨研究义核+以提高技艺、水平目的。 从“切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切磋”的意义经历由具体而抽象的过程，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与古汉语中“加工骨头和象牙”的联系几近不可考，意义中所内化的意义参数除了方式参数“反复”＝之外，主体参数、义核、客体参数等的语义赋值已经完全改变。相比之下，“琢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传承性。比如：琢磨：①反复+加工+玉石+使成器物；②反复+加工+文章、作品+使之更加完善。
2 义位中意义成分的余存
从构词上看，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单音节词的双音节化。关于现代汉语双音节复合词中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一种观点是：在汉语词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些等义词。在汉语词典释义实践中，上述观点经常得以贯彻，表现在对双音节复合词采用同义对释的释义方式。比如：购买 买。[《现代汉语词典~(1978、1983、1996、2002、2005)；《现代汉语学习词典》(1995)；《应用汉语词典》(2∞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HSK汉语8000词词典》)(2004)；《商务馆学汉语词典》(2006)]
尽管出版时间不一，编者各异，但上述六部词典都使用“买”对“购买”进行解释。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蕴含了如下两种预设：(1)在“购买”这一联合结构中，“购”和“买”作为构词语素，语素义上没有差异，都表示“买”，二者叠加，形成义素组合中的羡余现象；(2)“购买”是一个偏义复词，“购”作为构词语素，不参与意义构成，只是出于汉语双音化发展的需要，起到增加音节的作用。
上述两种预设对相当数量的双音节复合词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不同语言单位的等同无别不符合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买”和“购买”在意义上必定有重合的部分，这是二者意义相近的基础；但同时至少在意义的某个方面是相异的，这是二者并存的理由。该假设需要相关语料进行证实，下面是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的实例。
《广雅·释言》：“购，偿也。”《说文》“购，以财有所求也”段注：“悬重价以求得其物也。”《史记·项羽本纪》：“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乎靡及。”可见“购”的本义是“悬赏征求，高价收买”，且其购求对象往往不是常规商品，而是敌人、罪犯，或是要争取的人。
除人之外，“购”的客体也可以是珍贵的物品，通常为名人书画。比如：《汉书·张安世传》：“后购求得书。”《唐书·褚遂良传》：“帝方博购王羲之帖。”
近代汉语中，购买一般的东西也可称之为“购”。如龚自珍《病梅馆记》：“余购三百盆，皆病者。”《清史稿·兵志》：“请令两广督臣续购大小洋炮。”
从历时角度对“购”所出现的意义变体进行梳理，大致如下：
购1：当权者或敌对一方+重金+寻求+逃跑者、敌人
购2：重金+买十珍贵物品
购3：重金+买+某种商品
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古汉语语料库(http：//ccl，pku，edu，cn：8080/ccl corpus/)中搜索“购”，共得914项。以前50项为例，表“重金以求”之义的高达42例。
现代汉语中，“购”由词变为语素。在构成新词后，其本义是否余存需相关语料支持。检索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共有“购买"13977条，网上可浏览页面为100页(每页50条)。通过随机量表抽取5个页面——094、091、056、024和096——为分析语料，在所考察的250个“购买”中，除去作定语和作动词不带宾语的26例外，余224例。其宾语分为如下小类：计算机、飞机、汽车等设备47例；土地、住房、荒山等36例；各类商品34例；债券、股票、购物券等27例；黄金、珠宝、美元、艺术品20例；图书等文体用品15例；专利技术11例；剩余34例比较分散，包括武器、车票、石油、公司、影片、树苗、浓缩铀、轻水反应堆等等。可见，“购买”与价格较高的物品搭配的趋势较明显，但“各类商品”34例、“图书等文体用品”15例以及“剩余34例”显然不能全部归入“价格较高物品”之列，我们以“各类商品”为例进行具体分析。“各类商品”可分为三类：(1)无法从语境中分析商品价格高低的；(2)价格较高的；(3)价格较低的。分别为18例、15例、1例D03。不考虑无法比较的18例，“购买”与高价物品的搭配频数远远高于低价物品。而在同一语料库中，“买”共有68207项，其宾语几乎涵盖了贸易活动的方方面面，无法像“购买”那样，对其宾语进行归类。
可见，“购买”和“买”的义域有明显不同，其义值也有差异。将“购买”视为“购+买一买”，忽略了“购买”中“购”的义素余存，抹杀了二者的差异。因此“购买”的词典释义应调整为：购买：买，尤指买入价格较高的物品。
3 同素义族中的义素余存
从历时角度看现代汉语的构词变化，可以发现汉语的双音节化过程中伴随着另一种构词趋势，即以单音节词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同素义族。在对同素义族进行释义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连锁反应。即：如果在同素义族中占核心地位的语素的释义显现了意义的历时传承，则整个义族的释义大致也会如此。反之亦然。以“习”为例。“习”的本义是：鸟+反复+飞。《说文》：“习，数飞也。”“习”后来引申为“反复+练习+某事”，如《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可见，在“习”的意义引申过程中，方式角色“反复”成为遗传义素。在“补习”、“复习”、“练习”、“温习”、“学习”、“习见”、“习染”等义位中，“习”作为构词语素，其“反复”义仍然存在并参与到新的复合词的意义构建中。现代汉语词典对“习”同素义族的释义，较好地反映了“习”的意义传承。比如：
练习 反复学习实践，以求动作熟练，水平提高。
(《应用汉语词典》)
练习 反复学习，以求熟练。
(《HsK汉语8000词词典》)
练习 反复学习实践，以求熟练。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三、历时视角下共时词典的释义策略
1 非等同原则
词典释义过程中，首先应该坚持义位的“非等同性”——即在同一语言系统中，两个独立使用的“同义”义位原则上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某个维度上应该存在着差异。词典编纂者的任务之一是找出这些差异，并在词典中向词典用户显示。
双音词是汉语词汇的主体。通常认为，双音化是词汇化的主要结果，在该过程中羡余现象随之产生，从而导致词汇意义的丧失，形成“语义褪色”(semantic fading)或“语义漂白”(semantic bleaching)，“有的语素义弱化到趋于零……这类语素成为羡余信息之一”。
清华大学对现代汉语中777个双音节复合词进行计算机分 析，将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分为5类：(1)合义。即A+B＝AB，如“品德”。(2)加义。即A+B＝AB+C，如“景物”。(3)同义。即A+B＝A＝B，如“声音”。(4)偏义。A+B＝A/B，如“兄弟”。(5)转义。即A+B＝c，如“毛病”。其中，合义型259个，占33％；加义型440个，占56.7％；二者合计占89.7％。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复合词的两个构词语素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意义的最后合成。
应该承认，在单音节词的双音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意义的虚化。但是，另一方面，在相当数量的双音节义位中，某些单音节义位意义会有不同程度的余存。因此，在单音节词与所对应的双音节词并存的情况下，不加甄别地在二者之间划等号，很可能会掩盖义位意义之间的细微差异。在外向型学习词典中，对义位细微差异的揭示更为重要。
2 历时继承性原则
词典编纂是一项继承性非常明显的语言工程。“词典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全新’的……现代词典编纂者同样十分依赖前人的成果。”著名词典学家兹古斯塔在论及双语词典编纂时，认为“如果已经有了一部优秀的综合描写性的单语词典，那么双语词典编纂就处于一种令人羡慕的地位……如果原语和译语词典各有一部，就更好了”。蓝本词典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中，除其他共时词典外，参阅优秀的历时词典，比如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词典》(1998)，有助于编者在一开始就注意到词目在历时维度的发展脉络，并通过语料库进行验证。比如在古汉语中“纤”由“细纹丝帛”引申出“细，微小”义，在现代汉语“纤长”、“纤尘”、“纤巧”、“纤弱”、“纤柔”、“纤细”乃至“纤维”的释义中，“细、微小”作为余存义素应在这些词的释义中体现出来。
在共时词典编纂中，一般很少考虑义位意义演变。主要原因是：由于人类交际活动的连续性，语言系统的发展变化只能是渐变的、润物细无声的，因而也容易被忽略。义位意义的演变尤其如此。但是，义位的共时意义，必定是对其历时意义的继承、调整、引申或完全改变。在词典编纂过程中，割裂意义发展过程中相关意义成分的传递性和继承性，往往会导致既“昧于古”，也不“明于今”的局面。
附注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黄建华，词典论(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11][12]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张联荣，词义引申中的遗传义素，北京大学学报，1992(4)。
[6]张福德，谈词义引申中的遗传与突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2)。
[7]张志毅，张庆云，词和词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8]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9]在这18例中，有3例与“购买”搭配主要是因为语体原因。比如“消费者购买这种开关，可能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等；有4例是因为音节上的和谐。比如“消费者从近购买，从便购买”。余11例，比如“购买食品、购买年货”，与“买”和“购买”搭配均可。
[10]该例为“购买优惠、廉价商品”。
[13]张春新，对外汉语教学字典探索，辞书研究，2003(3)，
[14]Landau s L，Dictionaries：The Art and craft Lexicograph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5]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6]对于蓝本词典，本文是指以一(多)部词典作为语料来源或参考资料，而不是完全复制其释义，或者稍加改动移植过去。
(于屏方 鲁东大学汉语辞书研究中心 烟台 264025)
(杜家利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烟台 264025)
(责任编辑 王慧敏)
关键词 共时 历时 释义
对语言的研究，一个重要的步骤是置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予以考察，因为“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时因素的产物”。语言的共时态既是语言历时态发展、沉淀的结果，同时也是历时态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基础。
对义位意义的发展演变，历时性的语文词典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比如《牛津英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采用分列义项以及配置相应书证的方法，力求呈现出词目词意义发展演变的历时性链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共时词典的编纂中，一般很少考虑到义位意义演变对释义的影响。一个普遍性的看法是：作为断代词典，共时词典描写的是语言系统的横截面，无须考虑语言在历时维度上的纵向发展。但是，“纯粹的共时，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共时词典的编纂中，历时性原则不仅仅应当体现在收词立目、义项划分和排列等方面，同时也应体现在释义中。本文认为，义位意义的演变对历时词典的影响是绝对的、普遍的，其表征方式是显性的；而对共时词典的影响则是相对的、局部的，表征方式多为隐性的，因而容易被忽略。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旨在考察古义在现代汉语中的余存及其对共时词典释义的影响，力图为共时词典释义提供一个历时视角。
一、相关研究述评
对义位意义在历时维度上的传承性研究，多在义素分析的视角下进行，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以词位为分析单位，考察同一词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义位在数目上的变化。张志毅、张庆云称之为词位的丰化和简化，前者指词位中义位数目的增加，后者指词位中义位数目的减少。通过比较历时词典和共时词典的释义，可以明显看出词位丰化和简化的过程。比如在《汉语大词典》中，“走”有“跑”义，而在以现代汉语为描写对象的词典中，这一义项已经淡出。可见，词位的丰化和简化体现在同一词目下义项的多寡方面，与特定义项内部的释义精度无关，因此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是深入到词位内部，分析同一词位内部本义与各引申义之间的传承关系，其分析过程主要凭借义素分析进行。蒋绍愚先生指出：新义位都是在本义的某一个义素的基础上，或者在整个义位的基础上得以派生的。张联荣的观点也大致相似，认为在词义的引申过程中，会产生“遗传义素”，即“构成本义义位的义素传递下来，从而生成新的引申义位”。张福德认为，所谓遗传义素，就是从上一个义位中传递下来，在新的义位中起重要作用的义素。上述观点，证明了意义演变过程中某一义素在历时链条上的继承性，为从历时维度审视词典释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此类研究多局限于古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对义位经历时演变后在共时平面上意义的相对固化以及在词典中的表征形式则很少涉及。
二、历时视角下词的意义演变对词典释义的影响
在意义历时演变的过程中，义位意义的继承性对共时平面的词典释义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1)义位语义负载量的增减；(2)义位中某一意义成分的余存。
1 义位历时语义负载量的增减
我们首先考察在历时维度上义位语义负载量(semantic load)趋简的情况。以“双脚向前移动”这一典型群为例。在古汉语中，表“双脚向前移动”的义位通常内化了“地点”角色。比如：“行”原指“堂上小步”；“走”则为“堂下疾趋”；“趋”为“门外快走”；“奔”则指“大路疾走”。而在现代汉语中，“地点”参数在上述义位中已经脱落。义位意义在历时发展过程中语义趋简，表现为义位语义负载量变小，释义也趋于简单。在共时词典释义中，语义趋简的义位一般不会出现释义偏差。
在意义的历时演变中，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义位语义负载量的增加。以古汉语中指称“洗”的典型群为例。“洗”在古代汉语中，受事客体只能是“脚”。《汉书·黥布传》中有“(布)至，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人见。”颜师古注：“洗，濯足也。”在《说雅》中，对各种各样的“洗”有详细的说明：“沐”用于“头发”；“沫”用于“脸面”；“浴”用于“身”；“滥”用于“上身”及“下身”；“澡”用于“手”；“盥”也用于“手”，但是指水自上流于器，以手承之而洗；“洗”用于“足”；“湔”用于“衣物”。可见，在古汉语中，指称各类型“洗”的义位，其受事客体基本上呈互补分布。其中，“濯”属于认知上的基本层次范畴，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洗”。这从《楚辞·渔父》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可以得到证明。而在现代汉语中，“濯”的地位由“洗”取而代之。
从历时角度看，在古汉语中，“洗”用一个音节表示了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义丛。客体角色“足”是“洗”意义中必然出现的部分；而在现代汉语中，“脚”已经从“洗”的意义中分离出来，对“洗”的黏附程度大为降低，成为“洗”的众多可能搭配中的一种。而且，在古代汉语中，“洗”这一行为的凭借只能是“水”。但是，在现代汉语中，“水”只是“洗”这一动作发生的典型凭借而已。因此，在继承“洗”原始意义的基础上，现代汉语中的“洗”在“凭借”和“直接客体”两个参数上，语义负载量增加，义值增大，即：
洗：S古古＝用水+(凭借)+濯(义核)+足(直接客体)+使之干净(目的)
S今＝用水、汽油等(凭借)+去除(义核)+物体上的污渍
等(直接客体)+使物体干净(目的)
使义位意义演变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在演变过程中，除了义位语义负载量的增减，同时还伴有词义的引申现象。比如“切”：反复+加工+骨头+使成器物；“磋”：反复+加工+象牙+使成器物；“琢”：反复+加工+玉+使成器物；“磨”：反复+加工+石头+使成器物。
上述义位，反映了义位原始编码时期的社会生产状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上述生产现象逐渐消失，其所对应的义位失去了描写对象，因此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消失，或者转指。“切”、“磋”、“琢”、“磨”选择了后一种。其中，“琢”、“磨”相互组合，在秉承“琢玉”意义的基础上，发生了意义引申；而“切”、“磋”组合在一起，原义消失，产生了新的比喻义，即切磋：(两个或多个人)多元主体+反复方式++商讨研究义核+以提高技艺、水平目的。 从“切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切磋”的意义经历由具体而抽象的过程，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与古汉语中“加工骨头和象牙”的联系几近不可考，意义中所内化的意义参数除了方式参数“反复”＝之外，主体参数、义核、客体参数等的语义赋值已经完全改变。相比之下，“琢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传承性。比如：琢磨：①反复+加工+玉石+使成器物；②反复+加工+文章、作品+使之更加完善。
2 义位中意义成分的余存
从构词上看，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单音节词的双音节化。关于现代汉语双音节复合词中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一种观点是：在汉语词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些等义词。在汉语词典释义实践中，上述观点经常得以贯彻，表现在对双音节复合词采用同义对释的释义方式。比如：购买 买。[《现代汉语词典~(1978、1983、1996、2002、2005)；《现代汉语学习词典》(1995)；《应用汉语词典》(2∞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HSK汉语8000词词典》)(2004)；《商务馆学汉语词典》(2006)]
尽管出版时间不一，编者各异，但上述六部词典都使用“买”对“购买”进行解释。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蕴含了如下两种预设：(1)在“购买”这一联合结构中，“购”和“买”作为构词语素，语素义上没有差异，都表示“买”，二者叠加，形成义素组合中的羡余现象；(2)“购买”是一个偏义复词，“购”作为构词语素，不参与意义构成，只是出于汉语双音化发展的需要，起到增加音节的作用。
上述两种预设对相当数量的双音节复合词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不同语言单位的等同无别不符合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买”和“购买”在意义上必定有重合的部分，这是二者意义相近的基础；但同时至少在意义的某个方面是相异的，这是二者并存的理由。该假设需要相关语料进行证实，下面是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的实例。
《广雅·释言》：“购，偿也。”《说文》“购，以财有所求也”段注：“悬重价以求得其物也。”《史记·项羽本纪》：“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乎靡及。”可见“购”的本义是“悬赏征求，高价收买”，且其购求对象往往不是常规商品，而是敌人、罪犯，或是要争取的人。
除人之外，“购”的客体也可以是珍贵的物品，通常为名人书画。比如：《汉书·张安世传》：“后购求得书。”《唐书·褚遂良传》：“帝方博购王羲之帖。”
近代汉语中，购买一般的东西也可称之为“购”。如龚自珍《病梅馆记》：“余购三百盆，皆病者。”《清史稿·兵志》：“请令两广督臣续购大小洋炮。”
从历时角度对“购”所出现的意义变体进行梳理，大致如下：
购1：当权者或敌对一方+重金+寻求+逃跑者、敌人
购2：重金+买十珍贵物品
购3：重金+买+某种商品
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古汉语语料库(http：//ccl，pku，edu，cn：8080/ccl corpus/)中搜索“购”，共得914项。以前50项为例，表“重金以求”之义的高达42例。
现代汉语中，“购”由词变为语素。在构成新词后，其本义是否余存需相关语料支持。检索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共有“购买"13977条，网上可浏览页面为100页(每页50条)。通过随机量表抽取5个页面——094、091、056、024和096——为分析语料，在所考察的250个“购买”中，除去作定语和作动词不带宾语的26例外，余224例。其宾语分为如下小类：计算机、飞机、汽车等设备47例；土地、住房、荒山等36例；各类商品34例；债券、股票、购物券等27例；黄金、珠宝、美元、艺术品20例；图书等文体用品15例；专利技术11例；剩余34例比较分散，包括武器、车票、石油、公司、影片、树苗、浓缩铀、轻水反应堆等等。可见，“购买”与价格较高的物品搭配的趋势较明显，但“各类商品”34例、“图书等文体用品”15例以及“剩余34例”显然不能全部归入“价格较高物品”之列，我们以“各类商品”为例进行具体分析。“各类商品”可分为三类：(1)无法从语境中分析商品价格高低的；(2)价格较高的；(3)价格较低的。分别为18例、15例、1例D03。不考虑无法比较的18例，“购买”与高价物品的搭配频数远远高于低价物品。而在同一语料库中，“买”共有68207项，其宾语几乎涵盖了贸易活动的方方面面，无法像“购买”那样，对其宾语进行归类。
可见，“购买”和“买”的义域有明显不同，其义值也有差异。将“购买”视为“购+买一买”，忽略了“购买”中“购”的义素余存，抹杀了二者的差异。因此“购买”的词典释义应调整为：购买：买，尤指买入价格较高的物品。
3 同素义族中的义素余存
从历时角度看现代汉语的构词变化，可以发现汉语的双音节化过程中伴随着另一种构词趋势，即以单音节词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同素义族。在对同素义族进行释义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连锁反应。即：如果在同素义族中占核心地位的语素的释义显现了意义的历时传承，则整个义族的释义大致也会如此。反之亦然。以“习”为例。“习”的本义是：鸟+反复+飞。《说文》：“习，数飞也。”“习”后来引申为“反复+练习+某事”，如《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可见，在“习”的意义引申过程中，方式角色“反复”成为遗传义素。在“补习”、“复习”、“练习”、“温习”、“学习”、“习见”、“习染”等义位中，“习”作为构词语素，其“反复”义仍然存在并参与到新的复合词的意义构建中。现代汉语词典对“习”同素义族的释义，较好地反映了“习”的意义传承。比如：
练习 反复学习实践，以求动作熟练，水平提高。
(《应用汉语词典》)
练习 反复学习，以求熟练。
(《HsK汉语8000词词典》)
练习 反复学习实践，以求熟练。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三、历时视角下共时词典的释义策略
1 非等同原则
词典释义过程中，首先应该坚持义位的“非等同性”——即在同一语言系统中，两个独立使用的“同义”义位原则上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某个维度上应该存在着差异。词典编纂者的任务之一是找出这些差异，并在词典中向词典用户显示。
双音词是汉语词汇的主体。通常认为，双音化是词汇化的主要结果，在该过程中羡余现象随之产生，从而导致词汇意义的丧失，形成“语义褪色”(semantic fading)或“语义漂白”(semantic bleaching)，“有的语素义弱化到趋于零……这类语素成为羡余信息之一”。
清华大学对现代汉语中777个双音节复合词进行计算机分 析，将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分为5类：(1)合义。即A+B＝AB，如“品德”。(2)加义。即A+B＝AB+C，如“景物”。(3)同义。即A+B＝A＝B，如“声音”。(4)偏义。A+B＝A/B，如“兄弟”。(5)转义。即A+B＝c，如“毛病”。其中，合义型259个，占33％；加义型440个，占56.7％；二者合计占89.7％。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复合词的两个构词语素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意义的最后合成。
应该承认，在单音节词的双音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意义的虚化。但是，另一方面，在相当数量的双音节义位中，某些单音节义位意义会有不同程度的余存。因此，在单音节词与所对应的双音节词并存的情况下，不加甄别地在二者之间划等号，很可能会掩盖义位意义之间的细微差异。在外向型学习词典中，对义位细微差异的揭示更为重要。
2 历时继承性原则
词典编纂是一项继承性非常明显的语言工程。“词典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全新’的……现代词典编纂者同样十分依赖前人的成果。”著名词典学家兹古斯塔在论及双语词典编纂时，认为“如果已经有了一部优秀的综合描写性的单语词典，那么双语词典编纂就处于一种令人羡慕的地位……如果原语和译语词典各有一部，就更好了”。蓝本词典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中，除其他共时词典外，参阅优秀的历时词典，比如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词典》(1998)，有助于编者在一开始就注意到词目在历时维度的发展脉络，并通过语料库进行验证。比如在古汉语中“纤”由“细纹丝帛”引申出“细，微小”义，在现代汉语“纤长”、“纤尘”、“纤巧”、“纤弱”、“纤柔”、“纤细”乃至“纤维”的释义中，“细、微小”作为余存义素应在这些词的释义中体现出来。
在共时词典编纂中，一般很少考虑义位意义演变。主要原因是：由于人类交际活动的连续性，语言系统的发展变化只能是渐变的、润物细无声的，因而也容易被忽略。义位意义的演变尤其如此。但是，义位的共时意义，必定是对其历时意义的继承、调整、引申或完全改变。在词典编纂过程中，割裂意义发展过程中相关意义成分的传递性和继承性，往往会导致既“昧于古”，也不“明于今”的局面。
附注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黄建华，词典论(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11][12]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张联荣，词义引申中的遗传义素，北京大学学报，1992(4)。
[6]张福德，谈词义引申中的遗传与突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2)。
[7]张志毅，张庆云，词和词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8]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9]在这18例中，有3例与“购买”搭配主要是因为语体原因。比如“消费者购买这种开关，可能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等；有4例是因为音节上的和谐。比如“消费者从近购买，从便购买”。余11例，比如“购买食品、购买年货”，与“买”和“购买”搭配均可。
[10]该例为“购买优惠、廉价商品”。
[13]张春新，对外汉语教学字典探索，辞书研究，2003(3)，
[14]Landau s L，Dictionaries：The Art and craft Lexicograph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5]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6]对于蓝本词典，本文是指以一(多)部词典作为语料来源或参考资料，而不是完全复制其释义，或者稍加改动移植过去。
(于屏方 鲁东大学汉语辞书研究中心 烟台 264025)
(杜家利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烟台 264025)
(责任编辑 王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