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无不处处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处事方式。近年来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在中国遍地开花，对中国的管理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同的民族性格。首先，中国人是很重视面子的，而且不喜欢被别人管，更不喜欢被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管。只有根据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进行科学的管理才能达到合理的状态，否则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儒家经典《大学》强调先修身而后才能治国齐家平天下。只有修养好自身，才可以管理好家族和国家，最后天下一统。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修己是管理他人的前提，安人则是修己的导向。换言之，管理是一个“内圣外王”的过程。
关键词：修己安人;管理;面子
一、修己安人
《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孔子何为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乎？”孔子认为修养自己是君子立身处世和管理事物的关键所在，如此才可使上下左右得到安乐和谐。孔子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只有知道怎样修养自己，才能知道怎样管理别人。治人，治国，治天下都是“治己”即修身的外化与扩展。
二、修己安人与管理的关系
在《颜渊》篇中，孔子说：“正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在《子路》篇中，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如此等等，无非是告诉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到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假若自身都不端正，又怎样去端正别人呢？还怎样去“ 安人”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领导者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安人” 的效果。领导者好的修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领导者不好的形象，同样有很大的瓦解力和破坏力。因此，孔子一再强调，管理者必须先行自正其身。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合理的安，“安”是指安他人之心。中国人的心思是很奇妙的，因为它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自己的想法，他人是很难捉摸的，所以管理者是不可能时刻管住别人心的，却可以做到合理的“安”。这种“安”可以使人心处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
“修己”，是修造自己，而不是改变他人。现在大多管理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各种思想中汲取管理驭人之道，这种错误的方向，不仅仅浪费了很多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管理不会持久。管理者若是一味地想要改变下属，下属就会有所反感从而保持高度警觉，不是全力抗拒，便是表面伪装接受，实际上各有看法。用这种所谓的管理方法来要求下属并不符合现代人本管理，更不符合安人的要求。这样管理就会陷入可管却理不顺的泥潭。如果管理者先修正自己，用心管理自己，让下属受到良好的感知，使他们自愿地改变自己，这样就更为快速而长久有效。
三、中国人的面子
《中庸》的第一章首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说要顺着人的本性去修养自己，管理他人亦是如此，要根据人的本性对其进行合理的安。中国人本性是注重面子的，不喜欢受别人约束，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去完成工作，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需要顾及上下左右的面子，中间的阻力自然而然会减少，这样工作就会顺畅很多。中国人常说“我是看在某某的面子上才怎么样的”或是“要不是谁，我就如何了”之类的话。这里的面子不单单是顾及某人的地位或是碍于某人的情面或是某种利害关系，更重要的是此人的自身修养能否让别人信服。中国人的性格存在“劣根性”。他们大都不愿意直接服从管理者的安排，其原因是觉得领导以权用人、以势压人、以位管人，而不是以德服人、以品安人、以己理人。唐太宗的“面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之所以能被后世敬仰与传颂，是因为他用独特的个人修养与魅力使群臣在他的领导下各展所长、各取所需，同时又可以各安其位，与他一同创造了盛世。《旧唐书.魏征传》中写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这段话足以看出唐太宗时刻不忘修己，只有自己做好国之表率方可顺利地施行于民，这也就不难为万世所推崇了。这就说明了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而唐太宗的“面子”恰恰是建立在他自身的修养上的。
西方管理理论大多是建立在以事为中心的基础上的，而中国则是围绕人展开的，也就是以人为本。修己安人是人本思想的体现，而它正是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所在。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起点是修己，终点是安人，在管理好自己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理顺别人，使其心安，人安则己安，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管理更是一种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多年前部落和王国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管理的应运而生。中国文化流派众多，经过历史的变革与洗礼，中国统治者不断调整自己的主张以适应其统治，最后儒家思想海纳百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对当代社会乃至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整个文化体系中，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影响的深远持久无不时刻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举止。管理的主体是人，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人有其特殊性，根据其特性做管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一种自然顺应，从而使得管理处于一种合理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大学中庸》傅佩荣 东方出版社 第一版 2012年
[2] 《中国式管理》曾仕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二版 2005年
关键词：修己安人;管理;面子
一、修己安人
《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孔子何为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乎？”孔子认为修养自己是君子立身处世和管理事物的关键所在，如此才可使上下左右得到安乐和谐。孔子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只有知道怎样修养自己，才能知道怎样管理别人。治人，治国，治天下都是“治己”即修身的外化与扩展。
二、修己安人与管理的关系
在《颜渊》篇中，孔子说：“正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在《子路》篇中，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如此等等，无非是告诉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到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假若自身都不端正，又怎样去端正别人呢？还怎样去“ 安人”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领导者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安人” 的效果。领导者好的修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领导者不好的形象，同样有很大的瓦解力和破坏力。因此，孔子一再强调，管理者必须先行自正其身。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合理的安，“安”是指安他人之心。中国人的心思是很奇妙的，因为它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自己的想法，他人是很难捉摸的，所以管理者是不可能时刻管住别人心的，却可以做到合理的“安”。这种“安”可以使人心处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
“修己”，是修造自己，而不是改变他人。现在大多管理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各种思想中汲取管理驭人之道，这种错误的方向，不仅仅浪费了很多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管理不会持久。管理者若是一味地想要改变下属，下属就会有所反感从而保持高度警觉，不是全力抗拒，便是表面伪装接受，实际上各有看法。用这种所谓的管理方法来要求下属并不符合现代人本管理，更不符合安人的要求。这样管理就会陷入可管却理不顺的泥潭。如果管理者先修正自己，用心管理自己，让下属受到良好的感知，使他们自愿地改变自己，这样就更为快速而长久有效。
三、中国人的面子
《中庸》的第一章首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说要顺着人的本性去修养自己，管理他人亦是如此，要根据人的本性对其进行合理的安。中国人本性是注重面子的，不喜欢受别人约束，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去完成工作，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需要顾及上下左右的面子，中间的阻力自然而然会减少，这样工作就会顺畅很多。中国人常说“我是看在某某的面子上才怎么样的”或是“要不是谁，我就如何了”之类的话。这里的面子不单单是顾及某人的地位或是碍于某人的情面或是某种利害关系，更重要的是此人的自身修养能否让别人信服。中国人的性格存在“劣根性”。他们大都不愿意直接服从管理者的安排，其原因是觉得领导以权用人、以势压人、以位管人，而不是以德服人、以品安人、以己理人。唐太宗的“面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之所以能被后世敬仰与传颂，是因为他用独特的个人修养与魅力使群臣在他的领导下各展所长、各取所需，同时又可以各安其位，与他一同创造了盛世。《旧唐书.魏征传》中写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这段话足以看出唐太宗时刻不忘修己，只有自己做好国之表率方可顺利地施行于民，这也就不难为万世所推崇了。这就说明了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而唐太宗的“面子”恰恰是建立在他自身的修养上的。
西方管理理论大多是建立在以事为中心的基础上的，而中国则是围绕人展开的，也就是以人为本。修己安人是人本思想的体现，而它正是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所在。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起点是修己，终点是安人，在管理好自己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理顺别人，使其心安，人安则己安，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管理更是一种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多年前部落和王国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管理的应运而生。中国文化流派众多，经过历史的变革与洗礼，中国统治者不断调整自己的主张以适应其统治，最后儒家思想海纳百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对当代社会乃至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整个文化体系中，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影响的深远持久无不时刻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举止。管理的主体是人，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人有其特殊性，根据其特性做管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一种自然顺应，从而使得管理处于一种合理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大学中庸》傅佩荣 东方出版社 第一版 2012年
[2] 《中国式管理》曾仕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二版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