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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广州增城“做会”这一独特民俗的考察，认识做会民俗的由来、发展，介绍“做会”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重点考察其演变，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认识、分析在时代变革浪潮中，传统的民俗如何演变以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对于规范、传承传统文化，发展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反思。
[关键词]广州增城 做会 人类学考察
“做会”又称“做境”或“做棚”，是增城独有的地方性风俗节日，已在该地区流行了几百年。南部的镇叫做会或做棚，中部的镇叫做景或做会，北部的镇叫做景[1]。一般来讲，以荔城的“做境”为代表。气氛如同过年，而且是以村为单位，每条村都不同日期进行。“会”是会集亲朋戚友的意思，做会那一天，所有的亲戚都会来，人来的越多越好，即使是不相识的人，来到门口主人也会热情邀请入席。客人可以不带任何“手信”，尽管大快朵颐，酒足饭饱。走的时候，主人还要送上一袋自己做的“艾团”，客人不能不要，否则主人会不高兴的。相反，如果客人到得少，或者一个客人都没有来，主人会很伤心，甚至有些妇女会坐在门口号啕大哭。因为只有被看不起的人家才没有人来[2]。
一、“做会”民俗的由来
“做会”究竟形成于何时，已很难考证，但形成的原因可确定是由出嫁女发起的。讲的是某村，几个出嫁女回娘家时不期而遇，说起多年难得见上一面的事，都很伤感，于是相约在每年的某一天一起回娘家，大家就可以见面了。这种做法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效仿，而且越来越隆重，最终形成了“做会”这个节。至于有些地方叫“做景”、“做棚”，则是“做会”的延伸。会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游会”，村里的女子特别是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子，都穿上盛装，在地堂上集合，然后围绕村的主要街巷游行，男人和孩子则跟着敲锣打鼓凑热闹。姑娘们可以在这一天尽情狂欢。有条件的村，还要请戏班来唱大戏。在增城，叫“会兰”的女子很多，根据公安局的户籍资料，目前尚有22人。以前起这个名字是有特殊的含义的，从字面的解释，“会”是“约会”，“聚会”，“兰”是“金兰”，即姐妹，一般情况下，“做会”这一天出生的女孩往往起名为“会兰”。可以这么说，你想知道一个叫“会兰”的女孩的生日，查一查她所在的村的“做会”日期，就基本准确了。如果你想追求她，选这个日子送礼物，一般都不会错[3]。
做会的菜式以前有一定的讲究，一般要有九大碗，包括鸡、鹅、鱼、烧肉、鱼丸、肉丸、冬菇、腐竹、珍丝之类，在增城这个相对风调雨顺，田地较多的地方，一般家庭都承受得起。鸡、鹅可以自己养，丸可以自己制，鱼呢，每个村都有池塘，过节时太公会分。最麻烦的倒是“做团”这个环节，而且最操劳的是妇女。在以前的增城农村，过年打饼夹糖环，中秋裹棕，做会做团是定律，而主要的功夫都由妇女去做。“团”是增城特有的东西，其它地方很少听闻。“团”是团聚的意思，有些地方叫“糍”。“团”又分为“白团”和“黑团”两种，“白团”是咸的，“黑团”是甜的，都以糯米粉做皮，“黑团”的皮加进了斫碎的艾草，馅料则有豆沙、花生、谷花、蕃薯、沙葛之类。“做团”的功夫要在过年前就开始准备。首先，秋收之后每家都会种上几分田的雪豆。然后是摘艾草，犁了冬耕的田里长满了一棵棵小小的艾草，随处可摘但很花功夫，这份功夫一般由小孩子去做。摘回来的艾草先晒干，到用时才捣碎，和糯米粉拌在一起做皮，吃起来有韧性，有甘香感。筹备包团的叶也挺费功夫，近山的人会上山摘一种叫“马角尼”的树叶，不近山的则只有用蕉叶了。上得30岁，小时在农村生活的人恐怕都记得家家户户的瓦面上晒满树叶的情景。做会的前几日可能是妇女们最辛苦的日子，将糯米夯成粉，将雪豆煮烂做成豆沙，包馅，蒸煮，蒸完一簝又一簝，手可能整天都要泡在水里。更难的是做这些功夫很难找到帮手，因为家家都在做，谁也帮不上了谁[5]。
“做会”为增城的本地人所独有，客家人很少，周边的东莞、从化等地也没有这个节，只有龙门的永汉、麻榨个别地方有，但不算很隆重。“做会”的时间各村不同，隆重程度也不一，但基本集中在农历的二、三月春播之前。朱村街最早的是的石山田村，正月十五元宵节，正好是学校开学的日子，寒意还未退的时候就静悄悄地拉开了序幕。三江则有元岗会头（正月十三）、西水会尾（十二月初三）的说法。最特别有中新镇的莲塘村（中秋节），三江镇的岗尾村（重阳节）。祖先对“会期”的选择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巧合很难解释得清。比如朱村街的朱村村，每逢二月十二会期基本下大雨，即使前一天是大晴天，到时雨水也会依期而至，他们自称叫“水鬼会”。而相邻的南岗村正好相反，即使是连绵阴雨天，到二月初九的会期，雨也会停下，附近村的人都说：“不怕南岗人，只怕南岗神。”[6]
在增城部分大村庄的“做景”节日上，点睛活动节目就是“抢炮头”。除了荔城街廖村的“抢炮头”闻名以外，增城市小楼镇秀水新围村的“抢炮头”也是声名在外。秀水新围村是清嘉庆年间开居的，做景节日上抢炮头也有三百年历史。每年正月初四日是秀水新围村“做景”的活动日，亲朋好友都会前来观看热闹。做景的前一天，家家户户就忙着杀鸡宰鹅，准备丰盛的菜肴，款待来自四方的亲朋好友。当天中午一点钟过后，村民们就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捧着上一年抢到的炮头，兴高采烈地送到烧炮头地点——白衣庙。不论是男女老少，都带上香烛、炮竹前去参拜白衣庙社公。刹时间，炮竹声震耳欲聋，香烛烟炮竹烟混在一起，几乎令人睁不开眼。村民们陆陆续续地把九只炮头集中一起。几千人围站在白衣庙前的田基上，人头涌涌，笑声、锣鼓声、炮竹声响彻云霄，整整热闹两个多钟头。盛况空前，蔚为壮观。燃香烛纸炮完毕，就是开始抢炮头了，那时人们既兴奋又紧张，都迫不及待地在等待着。开始了，有人拿着炮头朝田间走来，几千对眼睛紧盯着那个即将燃烧的炮头.那些想抢炮头的人却将这个炮头团团围住，特别是一些抢炮头“勇士”，除了鞋袜光着脚板，卷起裤腿，紧握拳头，盯大眼睛，准备抢炮头。“砰”的一声，炮头的小竹筒快速飞上几丈多高的天空才缓缓地往下跌。百多名抢炮头者，蜂拥而上，你推我撞，拼命地向地下找寻小竹筒，顿时形成了一个人山。被压在下面的人几乎喘不过气来，还弄得满身泥水，活像一个泥人.虽然没有抢到，但是他们并不气馁，坚持勇敢地一个接一个地抢下去。谁人找到小竹筒，就必须半小竹筒高高举起，表示他已经抢到了炮头，以免人们继续找寻。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烧下去，直至九只炮头烧完.有大方的老板，纷纷解囊出赏金，凡同姓人每抢到炮头一只，多的得到赏金三千，少的也有几百。下午四点钟过后又是一番景象.那是即将晚饭的时间，家家户户都燃放炮竹，此起彼落响个不停。各家各户大摆筵席，多的十多桌，少的也有三四围台客人，比除夕吃团圆饭还要热闹。七点钟夜幕降临了。不少人家都燃放烟花，各种形状的火花，发出的亮光冲破黑暗照亮整个村庄，沉寂的夜晚变得热闹起来。 粤西地区也有“年例”一说，倒和增城的“做会”十分相像。年例是粤西地区一个独特的传统节日，所谓年例，即是年年有例！在中国的众多传统节日中，春节可算是最为热闹的。然而在粤西岭南一带，在春节之后仍有特别的节日要过，那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习俗——年例。年例，也可以叫年宵，但是和年宵又不同。茂名、化州、高州、电白县、信宜及邻近的湛江、吴川一带，而和粤西人文相通、语言相同的广西北流南部六靖、清湾、石窝、白马、大伦、扶新、平政等乡镇每年亦都会举办年例，各地举办地年例的时间各不相同，集中在过完春节的农历正月、二月份，其余一些“翻秋”年例（在秋收后的一个月举行，大都是在农历三月至十一月）则每个月都有，年例节一般一个村庄一天，少数两三天。也有附近数条村庄的年例节都是在同一日的。农村年例大多以土地庙为中心，周围几个村子一起举行。少数地方一年中还会举办两次年例。
二、“做会”民俗的发展
“做会”能经久不衰，必然有深厚的人类学因缘。增城的做景除了聚餐聊天以及一系列的仪式之外，更重要的意义是像兄弟一样互相帮助。”祖辈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习俗，到破四旧的时候停止了几年，然后又搞起来。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天，基本没有变样。增城市民间做景，是一种松散的、没有约束力的自发行为，参会者却能几十年风雨不改地守约赴会，由此产生出的兄弟之情，足以让大家一辈子互相帮忙，是难能可贵的守望相助。做景的时间一般以庙诞为准，聚餐于庙诞的前一晚开始进行，为期三天。主持人提前几日电话或口头通知会友们，然后准备菜单。前一晚的聚餐一般以简单为主，做会的三天的聚餐比较隆重。以往聚餐材料均是自家的农产品，现在品种比较丰富。甚至有些做景选择一两餐在酒楼举行，以简化工作。传承较为深远的做会、做景，还会请戏班表演、放烟花、舞龙、舞狮、赌鱼虾蟹、聚餐、祈福、敲杯、送炮等等。以此交朋会友，走亲戚、联络感情。与其说是一种习俗倒不如说是一次民间大盛宴，促进认识与交流。
做会民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间，历经国家、社会的变动，做会的仪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以“文革破四旧”和“改革开放”为标志，体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特征。
“文革破四旧”期间，做会也被作为“四旧”列入摒弃行列。这个阶段做会被终止了。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突飞猛进，农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同时，思想开始解放。经济、思想、文化等交流的需要，促使“做会”重现。反过来，通过“做会”，大家聚在一起，扩大广大群众的交流，促进农村及至社会进一步发展。那时，许多生意在那一天谈成，许多创业主意在那天决定，招聘等信息得到大量交流、共享。经历了“文化革命”许多亲戚已疏于交往。而这一年难得的一次聚会，加强亲人亲戚之间的亲情凝聚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媒体、娱乐方式的出现，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交流需要。“做会”，主要为了招待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多的客人，要花费一定金钱和大量精力。人们重新对“做会”进行反思。许多村民不再愿意“做会”。
以广东增城为代表，许多村以各种方式表示拒绝“做会”。比如一个村，“做会”那天，村委组织全村成年男女到外边旅游。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出面干预，明令不能“做会”。但这些所谓地方性规定，有些不近人情，因而得不到贯彻落实。
增城的有钱人，或者有一定经济的人，并不拒绝“做会”。每年这一天，客人来得越多，自己脸上越有光，“做会”过后生意、工作会越好。而对于为此付出的饭钱，对于收益来说，是个小数目。因此，他们认为：值！然而，部分农民，经济收入跟不上社会进步。每年“做会”，要准备丰盛的菜肴招待客人。但经济上并不允许。为了筹钱，甚至要向亲友借钱，严重影响穷主人正常的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客人来聚会，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信息交流、亲情凝聚等，对这穷主人来说，并没有多大作用。换句话来说，每年穷人为了“做会”，投入的，并没有产生多大效益，是一次亏损生意。[7]
三、“做会”民俗的演变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在民俗中烙印时代的痕迹，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民俗的发展、规范是民俗与时俱进得以发展的时代要求。改革开放后，作为历史记忆的做会又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复现，并且呈现出愈来愈盛的局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1、融入商业化内容
做会本是乡村亲友联络感情、互帮互助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行为的主要关注点转为“快致富、奔小康”，这是乡民生活的主要工作目标，其他的娱乐活动都服从和服务于此。因此，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做会主要的内容为亲友交流信息、切磋商机，寻找商机的平台。一位经营食品加工的郭总介绍：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那几年，“会”上吃饭的时候，很吵，都听不清说什么，主要说什么好赚钱。我那是做食品行业也是在“会”上吃饭的时候，我老表给我说，可以用机器做月饼，才想起做月饼的。
扎根于人们记忆中的文化符号，既是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积淀，也被人们作为生产生活的工具。融入商业化内容的做会即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也是人们调整自身活动的必然选择依托的社会资本。个人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8]。体现了民俗的教化功能。同时在社会生活的世代交替中，民俗作为一种传承文化不断被后代复制，由此保持着社会的连续性。即使是在大规模的急剧社会变革中，与整个民俗体系相比，发生的变化总是局部的、渐变的，这就有效地防止了文化的断裂，维系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所以，民俗是人们认同自己所属集团的标识[9]。适应国家政策，把做会作为生意交往上午平台，添加了商业化的内容，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在农村起到交易会的作用。 2、节奏变快、礼仪作用减弱、
荔城街某村村民举行一年一度的“做景”，宴请亲朋相聚一堂。记者走访该村，看到家家户户都准备了丰盛的佳肴，一天当中客人络绎不绝，饭菜应接不暇，场面甚为热闹。只要一有客人来到，主人家就得马上端上热腾腾的饭菜招呼客人，客人随到随餐，无需主人招待（当然主人无暇招待），餐毕，三五客人可聊天、可娱乐，也无需主人陪伴，甚至离席出门都不必和主人告谢，径自离开，主人也不会生气。还有一些人家直接把宴席摆到宾馆酒店中，省略了准备周折的辛劳。节奏明显变快，体现了快节奏的时代特征。
做会作为人们思念、叙旧发展起来的民俗，在今天随着信息化的应用，原有的内涵已经逐渐消失，乡土社会“礼仪”作用在减弱。
3、攀比、浪费、赌博之风盛行
增城各农村“做景”民间活动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不少不好的攀比和浮夸的风气，甚至出现了小部分封建迷信拜祭活动等，抛弃了“做景”的原始质朴的联络亲友感情的初衷.例如增城的农村“做景”节日上，就90%会出现赌“鱼虾蟹”的博彩番摊，这是一种特有地方风俗的赌博形式，特别是做会期间规模、人数以及资金都为可观，并且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参与其中，影响青少年的心智发育，污染社会风气。由于节日祥和的气氛和法不责众的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影响了增城的新农村建设面貌。“客人那么多，洗碗筷很麻烦，也来不及换洗，还是用一次性餐具方便快捷。”大部分人家都在自己家中设宴招待客人，很大程度上是攀比。这样就可以向同村展示自己的朋友多、来的车多，说明自家有实力、有面子。[10]有些村就在村中的大饭堂设宴，做很多的饭菜，客人吃剩下的饭菜就得倒掉，然后换上刚煮好的饭菜招待新来的客人。这几年“做景”却越来越排场、越来越阔气，逐步演变成大吃大喝、摆阔攀比、铺张浪费的走秀，成为各村各家的年度大戏，似乎已经脱离了“做景”探亲访友、团聚言欢的原义和本源，变了味。一场“做景”的花费，少则几千块，多则十几万元，对于一般人来说，要承办这么一次“做景”，显然经济上也不大能承受，即使是腰缠万贯的老板，恐怕也是有苦难言。
传统风俗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 ，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于现代化进程 ，传统风俗既有冲突又有适应 ，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同时，现代化进程引起一些传统风俗的变革，而此变革反过来又促进了现代化进程。当前我们应当在继承能适应现代化的传统风俗的同时，进一步变革其不适应现代化的部分，以社会风俗的现代化推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简介：
熊威（1976-），男，籍贯河南商丘，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
[关键词]广州增城 做会 人类学考察
“做会”又称“做境”或“做棚”，是增城独有的地方性风俗节日，已在该地区流行了几百年。南部的镇叫做会或做棚，中部的镇叫做景或做会，北部的镇叫做景[1]。一般来讲，以荔城的“做境”为代表。气氛如同过年，而且是以村为单位，每条村都不同日期进行。“会”是会集亲朋戚友的意思，做会那一天，所有的亲戚都会来，人来的越多越好，即使是不相识的人，来到门口主人也会热情邀请入席。客人可以不带任何“手信”，尽管大快朵颐，酒足饭饱。走的时候，主人还要送上一袋自己做的“艾团”，客人不能不要，否则主人会不高兴的。相反，如果客人到得少，或者一个客人都没有来，主人会很伤心，甚至有些妇女会坐在门口号啕大哭。因为只有被看不起的人家才没有人来[2]。
一、“做会”民俗的由来
“做会”究竟形成于何时，已很难考证，但形成的原因可确定是由出嫁女发起的。讲的是某村，几个出嫁女回娘家时不期而遇，说起多年难得见上一面的事，都很伤感，于是相约在每年的某一天一起回娘家，大家就可以见面了。这种做法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效仿，而且越来越隆重，最终形成了“做会”这个节。至于有些地方叫“做景”、“做棚”，则是“做会”的延伸。会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游会”，村里的女子特别是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子，都穿上盛装，在地堂上集合，然后围绕村的主要街巷游行，男人和孩子则跟着敲锣打鼓凑热闹。姑娘们可以在这一天尽情狂欢。有条件的村，还要请戏班来唱大戏。在增城，叫“会兰”的女子很多，根据公安局的户籍资料，目前尚有22人。以前起这个名字是有特殊的含义的，从字面的解释，“会”是“约会”，“聚会”，“兰”是“金兰”，即姐妹，一般情况下，“做会”这一天出生的女孩往往起名为“会兰”。可以这么说，你想知道一个叫“会兰”的女孩的生日，查一查她所在的村的“做会”日期，就基本准确了。如果你想追求她，选这个日子送礼物，一般都不会错[3]。
做会的菜式以前有一定的讲究，一般要有九大碗，包括鸡、鹅、鱼、烧肉、鱼丸、肉丸、冬菇、腐竹、珍丝之类，在增城这个相对风调雨顺，田地较多的地方，一般家庭都承受得起。鸡、鹅可以自己养，丸可以自己制，鱼呢，每个村都有池塘，过节时太公会分。最麻烦的倒是“做团”这个环节，而且最操劳的是妇女。在以前的增城农村，过年打饼夹糖环，中秋裹棕，做会做团是定律，而主要的功夫都由妇女去做。“团”是增城特有的东西，其它地方很少听闻。“团”是团聚的意思，有些地方叫“糍”。“团”又分为“白团”和“黑团”两种，“白团”是咸的，“黑团”是甜的，都以糯米粉做皮，“黑团”的皮加进了斫碎的艾草，馅料则有豆沙、花生、谷花、蕃薯、沙葛之类。“做团”的功夫要在过年前就开始准备。首先，秋收之后每家都会种上几分田的雪豆。然后是摘艾草，犁了冬耕的田里长满了一棵棵小小的艾草，随处可摘但很花功夫，这份功夫一般由小孩子去做。摘回来的艾草先晒干，到用时才捣碎，和糯米粉拌在一起做皮，吃起来有韧性，有甘香感。筹备包团的叶也挺费功夫，近山的人会上山摘一种叫“马角尼”的树叶，不近山的则只有用蕉叶了。上得30岁，小时在农村生活的人恐怕都记得家家户户的瓦面上晒满树叶的情景。做会的前几日可能是妇女们最辛苦的日子，将糯米夯成粉，将雪豆煮烂做成豆沙，包馅，蒸煮，蒸完一簝又一簝，手可能整天都要泡在水里。更难的是做这些功夫很难找到帮手，因为家家都在做，谁也帮不上了谁[5]。
“做会”为增城的本地人所独有，客家人很少，周边的东莞、从化等地也没有这个节，只有龙门的永汉、麻榨个别地方有，但不算很隆重。“做会”的时间各村不同，隆重程度也不一，但基本集中在农历的二、三月春播之前。朱村街最早的是的石山田村，正月十五元宵节，正好是学校开学的日子，寒意还未退的时候就静悄悄地拉开了序幕。三江则有元岗会头（正月十三）、西水会尾（十二月初三）的说法。最特别有中新镇的莲塘村（中秋节），三江镇的岗尾村（重阳节）。祖先对“会期”的选择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巧合很难解释得清。比如朱村街的朱村村，每逢二月十二会期基本下大雨，即使前一天是大晴天，到时雨水也会依期而至，他们自称叫“水鬼会”。而相邻的南岗村正好相反，即使是连绵阴雨天，到二月初九的会期，雨也会停下，附近村的人都说：“不怕南岗人，只怕南岗神。”[6]
在增城部分大村庄的“做景”节日上，点睛活动节目就是“抢炮头”。除了荔城街廖村的“抢炮头”闻名以外，增城市小楼镇秀水新围村的“抢炮头”也是声名在外。秀水新围村是清嘉庆年间开居的，做景节日上抢炮头也有三百年历史。每年正月初四日是秀水新围村“做景”的活动日，亲朋好友都会前来观看热闹。做景的前一天，家家户户就忙着杀鸡宰鹅，准备丰盛的菜肴，款待来自四方的亲朋好友。当天中午一点钟过后，村民们就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捧着上一年抢到的炮头，兴高采烈地送到烧炮头地点——白衣庙。不论是男女老少，都带上香烛、炮竹前去参拜白衣庙社公。刹时间，炮竹声震耳欲聋，香烛烟炮竹烟混在一起，几乎令人睁不开眼。村民们陆陆续续地把九只炮头集中一起。几千人围站在白衣庙前的田基上，人头涌涌，笑声、锣鼓声、炮竹声响彻云霄，整整热闹两个多钟头。盛况空前，蔚为壮观。燃香烛纸炮完毕，就是开始抢炮头了，那时人们既兴奋又紧张，都迫不及待地在等待着。开始了，有人拿着炮头朝田间走来，几千对眼睛紧盯着那个即将燃烧的炮头.那些想抢炮头的人却将这个炮头团团围住，特别是一些抢炮头“勇士”，除了鞋袜光着脚板，卷起裤腿，紧握拳头，盯大眼睛，准备抢炮头。“砰”的一声，炮头的小竹筒快速飞上几丈多高的天空才缓缓地往下跌。百多名抢炮头者，蜂拥而上，你推我撞，拼命地向地下找寻小竹筒，顿时形成了一个人山。被压在下面的人几乎喘不过气来，还弄得满身泥水，活像一个泥人.虽然没有抢到，但是他们并不气馁，坚持勇敢地一个接一个地抢下去。谁人找到小竹筒，就必须半小竹筒高高举起，表示他已经抢到了炮头，以免人们继续找寻。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烧下去，直至九只炮头烧完.有大方的老板，纷纷解囊出赏金，凡同姓人每抢到炮头一只，多的得到赏金三千，少的也有几百。下午四点钟过后又是一番景象.那是即将晚饭的时间，家家户户都燃放炮竹，此起彼落响个不停。各家各户大摆筵席，多的十多桌，少的也有三四围台客人，比除夕吃团圆饭还要热闹。七点钟夜幕降临了。不少人家都燃放烟花，各种形状的火花，发出的亮光冲破黑暗照亮整个村庄，沉寂的夜晚变得热闹起来。 粤西地区也有“年例”一说，倒和增城的“做会”十分相像。年例是粤西地区一个独特的传统节日，所谓年例，即是年年有例！在中国的众多传统节日中，春节可算是最为热闹的。然而在粤西岭南一带，在春节之后仍有特别的节日要过，那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习俗——年例。年例，也可以叫年宵，但是和年宵又不同。茂名、化州、高州、电白县、信宜及邻近的湛江、吴川一带，而和粤西人文相通、语言相同的广西北流南部六靖、清湾、石窝、白马、大伦、扶新、平政等乡镇每年亦都会举办年例，各地举办地年例的时间各不相同，集中在过完春节的农历正月、二月份，其余一些“翻秋”年例（在秋收后的一个月举行，大都是在农历三月至十一月）则每个月都有，年例节一般一个村庄一天，少数两三天。也有附近数条村庄的年例节都是在同一日的。农村年例大多以土地庙为中心，周围几个村子一起举行。少数地方一年中还会举办两次年例。
二、“做会”民俗的发展
“做会”能经久不衰，必然有深厚的人类学因缘。增城的做景除了聚餐聊天以及一系列的仪式之外，更重要的意义是像兄弟一样互相帮助。”祖辈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习俗，到破四旧的时候停止了几年，然后又搞起来。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天，基本没有变样。增城市民间做景，是一种松散的、没有约束力的自发行为，参会者却能几十年风雨不改地守约赴会，由此产生出的兄弟之情，足以让大家一辈子互相帮忙，是难能可贵的守望相助。做景的时间一般以庙诞为准，聚餐于庙诞的前一晚开始进行，为期三天。主持人提前几日电话或口头通知会友们，然后准备菜单。前一晚的聚餐一般以简单为主，做会的三天的聚餐比较隆重。以往聚餐材料均是自家的农产品，现在品种比较丰富。甚至有些做景选择一两餐在酒楼举行，以简化工作。传承较为深远的做会、做景，还会请戏班表演、放烟花、舞龙、舞狮、赌鱼虾蟹、聚餐、祈福、敲杯、送炮等等。以此交朋会友，走亲戚、联络感情。与其说是一种习俗倒不如说是一次民间大盛宴，促进认识与交流。
做会民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间，历经国家、社会的变动，做会的仪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以“文革破四旧”和“改革开放”为标志，体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特征。
“文革破四旧”期间，做会也被作为“四旧”列入摒弃行列。这个阶段做会被终止了。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突飞猛进，农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同时，思想开始解放。经济、思想、文化等交流的需要，促使“做会”重现。反过来，通过“做会”，大家聚在一起，扩大广大群众的交流，促进农村及至社会进一步发展。那时，许多生意在那一天谈成，许多创业主意在那天决定，招聘等信息得到大量交流、共享。经历了“文化革命”许多亲戚已疏于交往。而这一年难得的一次聚会，加强亲人亲戚之间的亲情凝聚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媒体、娱乐方式的出现，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交流需要。“做会”，主要为了招待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多的客人，要花费一定金钱和大量精力。人们重新对“做会”进行反思。许多村民不再愿意“做会”。
以广东增城为代表，许多村以各种方式表示拒绝“做会”。比如一个村，“做会”那天，村委组织全村成年男女到外边旅游。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出面干预，明令不能“做会”。但这些所谓地方性规定，有些不近人情，因而得不到贯彻落实。
增城的有钱人，或者有一定经济的人，并不拒绝“做会”。每年这一天，客人来得越多，自己脸上越有光，“做会”过后生意、工作会越好。而对于为此付出的饭钱，对于收益来说，是个小数目。因此，他们认为：值！然而，部分农民，经济收入跟不上社会进步。每年“做会”，要准备丰盛的菜肴招待客人。但经济上并不允许。为了筹钱，甚至要向亲友借钱，严重影响穷主人正常的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客人来聚会，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信息交流、亲情凝聚等，对这穷主人来说，并没有多大作用。换句话来说，每年穷人为了“做会”，投入的，并没有产生多大效益，是一次亏损生意。[7]
三、“做会”民俗的演变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在民俗中烙印时代的痕迹，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民俗的发展、规范是民俗与时俱进得以发展的时代要求。改革开放后，作为历史记忆的做会又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复现，并且呈现出愈来愈盛的局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1、融入商业化内容
做会本是乡村亲友联络感情、互帮互助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行为的主要关注点转为“快致富、奔小康”，这是乡民生活的主要工作目标，其他的娱乐活动都服从和服务于此。因此，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做会主要的内容为亲友交流信息、切磋商机，寻找商机的平台。一位经营食品加工的郭总介绍：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那几年，“会”上吃饭的时候，很吵，都听不清说什么，主要说什么好赚钱。我那是做食品行业也是在“会”上吃饭的时候，我老表给我说，可以用机器做月饼，才想起做月饼的。
扎根于人们记忆中的文化符号，既是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积淀，也被人们作为生产生活的工具。融入商业化内容的做会即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也是人们调整自身活动的必然选择依托的社会资本。个人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8]。体现了民俗的教化功能。同时在社会生活的世代交替中，民俗作为一种传承文化不断被后代复制，由此保持着社会的连续性。即使是在大规模的急剧社会变革中，与整个民俗体系相比，发生的变化总是局部的、渐变的，这就有效地防止了文化的断裂，维系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所以，民俗是人们认同自己所属集团的标识[9]。适应国家政策，把做会作为生意交往上午平台，添加了商业化的内容，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在农村起到交易会的作用。 2、节奏变快、礼仪作用减弱、
荔城街某村村民举行一年一度的“做景”，宴请亲朋相聚一堂。记者走访该村，看到家家户户都准备了丰盛的佳肴，一天当中客人络绎不绝，饭菜应接不暇，场面甚为热闹。只要一有客人来到，主人家就得马上端上热腾腾的饭菜招呼客人，客人随到随餐，无需主人招待（当然主人无暇招待），餐毕，三五客人可聊天、可娱乐，也无需主人陪伴，甚至离席出门都不必和主人告谢，径自离开，主人也不会生气。还有一些人家直接把宴席摆到宾馆酒店中，省略了准备周折的辛劳。节奏明显变快，体现了快节奏的时代特征。
做会作为人们思念、叙旧发展起来的民俗，在今天随着信息化的应用，原有的内涵已经逐渐消失，乡土社会“礼仪”作用在减弱。
3、攀比、浪费、赌博之风盛行
增城各农村“做景”民间活动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不少不好的攀比和浮夸的风气，甚至出现了小部分封建迷信拜祭活动等，抛弃了“做景”的原始质朴的联络亲友感情的初衷.例如增城的农村“做景”节日上，就90%会出现赌“鱼虾蟹”的博彩番摊，这是一种特有地方风俗的赌博形式，特别是做会期间规模、人数以及资金都为可观，并且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参与其中，影响青少年的心智发育，污染社会风气。由于节日祥和的气氛和法不责众的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影响了增城的新农村建设面貌。“客人那么多，洗碗筷很麻烦，也来不及换洗，还是用一次性餐具方便快捷。”大部分人家都在自己家中设宴招待客人，很大程度上是攀比。这样就可以向同村展示自己的朋友多、来的车多，说明自家有实力、有面子。[10]有些村就在村中的大饭堂设宴，做很多的饭菜，客人吃剩下的饭菜就得倒掉，然后换上刚煮好的饭菜招待新来的客人。这几年“做景”却越来越排场、越来越阔气，逐步演变成大吃大喝、摆阔攀比、铺张浪费的走秀，成为各村各家的年度大戏，似乎已经脱离了“做景”探亲访友、团聚言欢的原义和本源，变了味。一场“做景”的花费，少则几千块，多则十几万元，对于一般人来说，要承办这么一次“做景”，显然经济上也不大能承受，即使是腰缠万贯的老板，恐怕也是有苦难言。
传统风俗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 ，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于现代化进程 ，传统风俗既有冲突又有适应 ，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同时，现代化进程引起一些传统风俗的变革，而此变革反过来又促进了现代化进程。当前我们应当在继承能适应现代化的传统风俗的同时，进一步变革其不适应现代化的部分，以社会风俗的现代化推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简介：
熊威（1976-），男，籍贯河南商丘，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