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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艰苦奋斗，把边区建设成为了政治上进步、经济上发展、军事上顽强的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略理论，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因此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的圣地”。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抗战；地位；作用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端地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达到陕北吴起。11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决议》指出：“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抢，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正当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利益积极努力之时，蒋介石仍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极力剿共。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已与中共和红军建立了联系。张、杨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放弃反共内战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而蒋介石均加以驳斥和拒绝。之后，蒋介石增调其嫡系部队开至豫陕边境，逼迫张、杨剿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临督战。张学良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予以严词拒绝。张学良苦谏不成，便于12月12日发动了“兵谏”。张学良令东北军到临潼扣押了蒋介石，杨虎城命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城内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邵元冲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抗日統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二、敌后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和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在延安，中共中央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并领导着全国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和敌后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
1、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提出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由毛泽东提议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包括：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总动员3、全国人民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实行为战时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十大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使得全国人民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了忧虑：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有些人认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些人幻想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外援来迅速取胜。为了彻底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坚定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指引全国人民正确开展抗战，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作了几次《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在《论持久战》讲演中，毛泽东指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一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失道寡助，中国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因此，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不仅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而且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2、抗日战争时期的模范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大力发展军事、经济、文化各项事业，把边区建设成为了一个政治上进步、经济上发展的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
政治上，陕甘宁边区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实行“三三制”原则和“精兵简政”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边区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军事上，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留守兵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等军事组织，肃清土匪、打击汉奸，保卫边区。从1943年起开展的“双拥”运动，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团结。经济上，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和“三光政策”，以及其他原因，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及驻边区的部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积极发展根据地工商金融业，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军民渡过了严重的财政经济难关，同时，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模范作用，一方面是通过普及推广的方式，如，对于精兵筒政、整风学习、生产建设，均由边区首先实行，然后普及推广至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公布后，通过国内外新闻媒体的传播引起了较大反响，从而对国民政府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改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在国内外舆论中的地位和形象。
3、青年的圣地、革命的熔爐
延安被称为“圣地”，最早是在1938年青年诗人王云风《奔向延安》的诗中：“万重山，难又险，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滔滔。”当时的延安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延安与中国青年》中也写道：“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接连失败，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而延安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却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有了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壮观景象。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去从事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示：“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于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党委系统还举办了各种干部训练班和研究班。延安变成了一所“窑洞大学”，一座培育治党治军治国英才的大熔炉。
这些学校中最为著名的，是成立于1936年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战期间，抗大培养了二十万优秀干部，他们被充实到抗日战场的各个角落，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八路军河防战役保卫了陕甘宁边区、拱卫了西北屏障
日军占领山西后，陕甘宁边区成为了黄河河防战役的前沿阵地和大西北的屏障。保卫河防，关系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关系到边区和敌后抗战指挥中枢的安全。由于边区军民的英勇抗战，在整个抗战时期，除陕北府谷沦陷数小时外，日军几乎没能侵占边区一寸土地。
全面开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后。1937年8月底，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延安成立，12月又改称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1938年4月，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的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也划归留守兵团管辖。同时，除了八路军部队、地方部队之外，陕甘宁边区还还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众自卫军，到1938年底，人数达二十余万。这些武装成为陕甘宁边区进行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
1938年初，日军为切断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并摧毁中共的后方指导中心，向陕甘宁边区黄河河防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进攻河防以第一一○师团为主，配合以第一○九师团、第二十六师团和独立第二、第四混成旅团等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攻击宋家川等渡口。陕甘宁边区军民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与日军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伪军先后向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大小进攻23次，其中较大的进攻达7次之多，每次使用兵力少则2000人，多则1万余人，在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78次，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彻底粉碎敌人西渡的阴谋。
1940年下半年以后，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予敌人以沉重打击。1941年至1942年，日军再度调集兵力进犯河防，均被击退。1941年11月，日军占据军渡，炮轰宋家川1500余发，准备了橡皮舟等渡河器材，并发射了毒气弹，欲强渡黄河。八路军河防部队在游击队配合下，攻打柳林，迫敌回撤。1942年3月，驻柳林日军1500余人再次侵占军渡，用大炮20门发射糜烂性毒气弹、毒瓦斯弹1000余发，连续轰炸11小时，造成军民50余人伤亡。4月，日军再次炮轰宋家川，发炮1800余发。河防部队坚决出击，两岸呼应，打得敌军弃炮而逃。在坚固的黄河防线前，日军不得不放弃对边区河防的进攻。1944年9月，八路军配合当地游击队，智取军渡玉皇顶，全歼守敌，河防战事胜利结束。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抗战；地位；作用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端地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达到陕北吴起。11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决议》指出：“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抢，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正当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利益积极努力之时，蒋介石仍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极力剿共。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已与中共和红军建立了联系。张、杨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放弃反共内战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而蒋介石均加以驳斥和拒绝。之后，蒋介石增调其嫡系部队开至豫陕边境，逼迫张、杨剿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临督战。张学良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予以严词拒绝。张学良苦谏不成，便于12月12日发动了“兵谏”。张学良令东北军到临潼扣押了蒋介石，杨虎城命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城内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邵元冲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抗日統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二、敌后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和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在延安，中共中央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并领导着全国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和敌后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
1、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提出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由毛泽东提议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包括：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总动员3、全国人民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实行为战时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十大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使得全国人民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了忧虑：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有些人认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些人幻想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外援来迅速取胜。为了彻底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坚定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指引全国人民正确开展抗战，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作了几次《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在《论持久战》讲演中，毛泽东指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一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失道寡助，中国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因此，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不仅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而且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2、抗日战争时期的模范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大力发展军事、经济、文化各项事业，把边区建设成为了一个政治上进步、经济上发展的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
政治上，陕甘宁边区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实行“三三制”原则和“精兵简政”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边区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军事上，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留守兵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等军事组织，肃清土匪、打击汉奸，保卫边区。从1943年起开展的“双拥”运动，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团结。经济上，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和“三光政策”，以及其他原因，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及驻边区的部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积极发展根据地工商金融业，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军民渡过了严重的财政经济难关，同时，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模范作用，一方面是通过普及推广的方式，如，对于精兵筒政、整风学习、生产建设，均由边区首先实行，然后普及推广至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公布后，通过国内外新闻媒体的传播引起了较大反响，从而对国民政府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改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在国内外舆论中的地位和形象。
3、青年的圣地、革命的熔爐
延安被称为“圣地”，最早是在1938年青年诗人王云风《奔向延安》的诗中：“万重山，难又险，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滔滔。”当时的延安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延安与中国青年》中也写道：“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接连失败，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而延安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却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有了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壮观景象。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去从事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示：“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于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党委系统还举办了各种干部训练班和研究班。延安变成了一所“窑洞大学”，一座培育治党治军治国英才的大熔炉。
这些学校中最为著名的，是成立于1936年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战期间，抗大培养了二十万优秀干部，他们被充实到抗日战场的各个角落，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八路军河防战役保卫了陕甘宁边区、拱卫了西北屏障
日军占领山西后，陕甘宁边区成为了黄河河防战役的前沿阵地和大西北的屏障。保卫河防，关系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关系到边区和敌后抗战指挥中枢的安全。由于边区军民的英勇抗战，在整个抗战时期，除陕北府谷沦陷数小时外，日军几乎没能侵占边区一寸土地。
全面开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后。1937年8月底，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延安成立，12月又改称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1938年4月，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的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也划归留守兵团管辖。同时，除了八路军部队、地方部队之外，陕甘宁边区还还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众自卫军，到1938年底，人数达二十余万。这些武装成为陕甘宁边区进行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
1938年初，日军为切断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并摧毁中共的后方指导中心，向陕甘宁边区黄河河防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进攻河防以第一一○师团为主，配合以第一○九师团、第二十六师团和独立第二、第四混成旅团等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攻击宋家川等渡口。陕甘宁边区军民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与日军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伪军先后向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大小进攻23次，其中较大的进攻达7次之多，每次使用兵力少则2000人，多则1万余人，在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78次，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彻底粉碎敌人西渡的阴谋。
1940年下半年以后，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予敌人以沉重打击。1941年至1942年，日军再度调集兵力进犯河防，均被击退。1941年11月，日军占据军渡，炮轰宋家川1500余发，准备了橡皮舟等渡河器材，并发射了毒气弹，欲强渡黄河。八路军河防部队在游击队配合下，攻打柳林，迫敌回撤。1942年3月，驻柳林日军1500余人再次侵占军渡，用大炮20门发射糜烂性毒气弹、毒瓦斯弹1000余发，连续轰炸11小时，造成军民50余人伤亡。4月，日军再次炮轰宋家川，发炮1800余发。河防部队坚决出击，两岸呼应，打得敌军弃炮而逃。在坚固的黄河防线前，日军不得不放弃对边区河防的进攻。1944年9月，八路军配合当地游击队，智取军渡玉皇顶，全歼守敌，河防战事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