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论画，必曰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故人以界画为易事。不知方圆曲直，高下低昂，远近凹凸，工拙纤丽，梓人匠氏有不能尽其妙者，况笔墨规尺，运思于缣楮之上，求其法度准绳，此为至难。
　　——汤厘《画鉴》
　　
　　界画一科
　　
　　中国建筑历史久远，诞生于西周时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描绘了当时建筑的宏伟和壮观，“如鸟斯革，如晕斯飞”——巨大的建筑像大鸟一样张开翅膀，跃跃欲飞，让人不禁产生无限的遐想。可惜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结构，岁月荏苒，许多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辉煌宫殿早已荡然无存，如今只能于画家最直观的艺术语言——界画中，寻求它们的遗迹。
　　界画即“界划”，中国画中的一种。在东晋顾恺之的《论画》中，第一次出现了“台榭”的说法，隋唐时又有“台阁”、“屋木”、“宫观”之称，到了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便有了“界画”一词，明陶宗仪《辍耕录》载画家十三科，已将界画楼台列为一科，指利用界尺划线来准确描绘楼阁屋宇和舟船桥梁等的建筑绘画。
　　关于界画的工具和运笔，鲁迅先生曾经有比较形象的描述：“一枝界尺，还有一枝半圆的木杆，将这靠住毛笔，紧紧捏住，挨了界尺划过去，便既不弯曲，也无粗细了……”实际上，传统的界笔是将一片长度约为一枝笔的三分之二的竹片，一头削成半圆磨光，另一头按笔杆粗细刻一个凹槽；而界尺，则类似于一个用四根笔直的竹片订成的可拉伸的平行四边形模具。作画时把界尺放在所需部位，将竹片凹槽抵住笔管，手握画笔与竹片，使竹片紧贴尺沿，按界尺方向运笔，这样就能画出均匀笔直的线条。
　　仅从技法而言，界画并不深奥，无非一点一笔皆要求中规中矩，合乎实物比例，技法严谨工细讲究法度，因此“画中之有楼阁，犹字中之有九成宫，麻姑坛之精楷也。夫界画犹禅门之戒律也，界画洵画家之玉律，学者之入门”(《芥子园画传》)，在传统的画家十三科的分类中，山水打头，界画为底处于末尾。但画好界画并非易事，顾恺之言“台榭一足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徐沁在《明画录》中谈到：“画宫室者，胸中先有一卷《木经》，始堪落笔。昔人谓屋木折算无亏，笔墨均壮深远，一点一画皆有规矩准绳，非若他画可以草率意会也。”
　　事实上，界画虽然是一种建筑画，但却不同于现在意义上的“建筑画”。一方面，作为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建筑图样，大到整体的建筑布局，小到具体的榫卯结构，界画家都必须描绘得历历在目，依图可建，这需要丰富的建筑知识和极大的耐心、技巧。而另一方面，界画又是绘画艺术，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依附于中国山水画，唐代的富贵臻丽的画风，北宋大山大水式的写实精神，南宋边角构图的空灵蕴藉，无不同时体现于其中。受自古以来“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的影响，界画不强调建筑的体量，而是强调建筑给人的舒适感受，更多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空间哲学。能脱出绳墨的羁绊并使之艺术化者，方为界画大师，因此在历史上以界画为专业的画家不多。《宣和画谱》在“宫室”一门中只列举了四位画家(唐尹继昭，五代胡翼、卫贤，宋郭忠恕)，并且明确说，“自晋宋迄于梁隋，未闻其工者”。
　　
　　界画之史
　　
　　建筑绘画早有先例。《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六国时，“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到了汉代，文献中提到有《甘泉宫图》、《汉麟阁图》、《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汉明帝画宫图》、《洛阳图》等图将其时著名的宫殿苑囿描摹下来，可惜全已佚失。但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中，还大量地保存着当时的宅院楼阁等建筑绘画。这些，当属界画之前身了。
　　《洛阳伽蓝记》曾记录了北魏时期洛阳地区盛极一时的宗教建筑，“雕梁粉壁，青缫绮疏，难得尽言”。以这数万间佛寺为创作对象，在顾恺之、姚昙度、张菩果、陆探微等一批画家笔下，以宗教建筑为题材的作品如《自马寺台样》、《灵嘉寺塔样》等陆续问世，今天我们尚能见到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用界画方法绘制的舆车与龙舟，技巧之高超足让人慨叹。
　　不过，界画的早期形式不同程度地依附于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作，以及建筑的设计，真正的独立得归功于隋代的两位画家，“杨(契丹)、展(子虔)精美宫观，渐变所附” (唐张彦远)。《宣和画谱》称隋展子虔“善画台阁，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在传为展氏的《游春图》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山水画中的点景楼阁已经表现出很高的技巧。唐初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擅美匠学”，不仅是才华出众的画家，还曾为当时的皇室修建过大量宫室。是精于建筑术的营造学家。唐代末年又出现了专以楼阁擅名，画“干栋万柱、曲折广狭之致皆有次第，又隐算学家乘除法于其间”的尹继昭。
　　公认的早期界画是五代卫贤的《高士图》，这也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传世卷轴画中年代最早也最为可靠的以界笔“檀柱构梁”的建筑画迹之一。该卷描绘了汉代隐士梁鸿与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把梁鸿的居所安排在山环水绕的大自然中，集山水、人物、建筑画为一体，“虽由人造，宛自天成”。房屋以及木栏栅篱用界笔描画，结构清楚，并有一定的透视感和纵深关系。建筑虽然在全幅中所占比重有限，但严谨的画风和较强的写实性仍能反映出五代画家在界画上的表现能力。
　　北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界画所表现的范围、风格和题材较前代更为多样，在表现技巧上也趋于成熟。随着郭忠恕、王士元、张择端等专攻楼阁并卓然有成的界画大师的出现，界画从最初简单的建筑设计图稿发展到具有独特美感和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并最终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景和山水画点缀的从属地位，发展成为以楼阁为主、山水为背景、人物舟车为点缀的一门独立画科。据史籍记载，郭忠恕的建筑画以准确精细著称，甚至可以作为施工图用，“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尺计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规矩，曾无小差”，“为屋木楼观，一时之绝也，上折下算，一斜百随，咸取砖木诸匠本法，略不相背”，他不仅对建筑的构件和做法至详至悉，而且已经开始注意通过高超的技巧和一定程度的透视画法在二维平面上表现建筑物三维空间的立体感和通透感，达到了使观者“望之中虚，若可蹑足”的艺术效果。而宋代最负盛名的界画作品当属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末年京都汴河两岸“物阜民丰”的承平景象，以全景式的构图、严谨精细的笔法，展现了我国12世纪都市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虽是一幅风俗画，但画面中描绘了大量的建筑，以鸟瞰的角度，不断推移的视点来摄取景物，展现出汴梁城当年的一组组建筑群落：农舍、村镇、店铺、桥梁、城楼、茶坊、酒肆、脚店、寺观、公廨等。虽类型繁多，方位各异，但组织构图有条不紊，平行透视和散点透视的表现手法，更引观者进入一个俯仰顾盼、以游无穷的城市空间。
　　这种界画与山水画在风格上的同步在元代发生了变化。与当时山水画坛大量出现的文人墨戏和“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写意画风不同，借助当时盛行的水墨画技法及李公麟一路的白描技法，逐步走向了纯界画的境界，描绘建筑主体“细入微芒”，而山水配景已不 再重要，状物精微的写实性达到极致。当时的宫廷画家王振鹏是元代最重要的界画家，其风格特色准确细致，多以宫廷建筑为主题，专用墨线白描法画建筑，并以墨线深浅、疏密、平行、交叉之不同，来区分建筑各部的质感、材料和体积感，代替以前的设色或淡墨渲染的画法，被虞集评为：“振鹏之学，妙在界画，方圆平直，曲尽其体，而神气飞动，不为法拘。”
　　然而，正是这种法度的谨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笔墨情趣和审美特性的发挥，与文人画家寄性咏怀、缘物抒情的审美理想背道而驰。加之囿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科学技术和百工匠艺始终被认为是雕虫小技而没有地位，要求中规矩、合法度的界画，逐渐被视为缺乏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梓人匠氏”之作。随着元季文人画的勃兴和明代文人画统治地位的确立，界画备受攻讦而日见式微。有明三百年间，以擅长界画闻名者，只有仇英一人，而他也只是将其精美的界笔建筑作为人物画的背景。
　　进入清代，界画又有了新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新兴商人和市民阶层新的审美好尚，富丽堂皇而饶富装饰趣味的界画楼阁在扬州等地域重新兴盛，并出现了袁江、袁耀这样在界画史上“标呈百代”，的大师级人物。同时，为表现清王朝的“文治武功”，宫廷御用画家们创作了大量宏幅巨制的纪实性作品来记录重大历史事件，许多建筑物成为宫廷绘画的重要表现题材。清初欧洲科学和艺术的传人，也首先对宫廷绘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在界画的表现手法上，引入了更能表现空间和体积的焦点透视和明暗法，呈现出“中西合璧”的新趋势。
　　随着乾隆皇帝的去世，清代盛世的结束，宫廷绘画日益衰落，界画也难捍衰微的命运，以建筑画为专长的画家日见凋零。近现代擅长界画者更少，江西的画家黄秋园先生“潜研六法，山水之外，兼及它科，界画尤为精绝，并世莫俦”，他的界画远宗唐宋，雍容典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然在十多年前才被人们发现。
　　198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个院藏界画作品特展，展出了唐宋以来历代作品33件，包括亭台楼阁、车船、家具。1999年，世界建筑大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北京故宫博物院为配合大会召开，举办了“画中楼阁特展”，所展出的唐宋至明清的作品表现了宫殿、寺院、园林、民居等不同形式的建筑艺术。界画这样一种值得关注的艺术形式方始重回我们的视线，却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