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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对中国的影响之深远，今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1890后”（下面简称“90后”）这一代知识分子散布在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陶行知、竺可桢、叶圣陶等人都是“90后”。在乡村建设方面的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是“90后”，卢作孚也是主要的实业家，在实业界还有像吴蕴初等“90后”。还有一类人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得到读者的欢迎，就是安安静静在大学教书或在学术上有卓越贡献的人，比如钱穆、陈寅恪和吴宓等。无论是留学回来的吴、陈，还是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钱穆，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有非常强烈的中国情结，但同时他们又是开放，愿意放眼世界，包容、接纳人类久远文明中形成的那些基本价值。
如果要在20世纪中国找出三张面孔来代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换一句话说给20世纪知识分子画三张脸谱，鲁迅可能是我们容易想到的——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子鲁迅——那是一张很冷、很酷、很犀利的脸，另一张脸也许就是胡适，很阳光、很包容，似乎永远地微笑着。第三张脸可以是很严肃、很冷静、很认真的钱穆（自然也可以是早早失去了视力的陈寅恪的脸）。这三张脸大致上可以代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是“80后”和“90后”，“90后”的比重更大。
年纪越大，对钱穆的书就会越有亲近感，他对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温情与敬意的背后是他的学养，他是真正沉浸在中国文化里面，并且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体悟表达出来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他对中国政制的褒扬即是我所不同意的，但他的态度是诚实的。
我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者比钱穆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明有更深入、更确定和有诚意的把握。但光是理解了中国，我们仍然理解不了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所以需要有胡适，因为胡适提供的是一个更宽广的尺度，是面朝整个世界的目光和胸怀。他毕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在杜威那里接受了熏陶，他毕竟是在美国待了七年，从康奈尔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不仅在校园里接受教育，同时他也在美国的公共生活里浸泡过，参与过美国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都有很深的介入，对欧美文明包括其政治文化都有切身的体会，是从走进过那种生活里面去的人。
二
今天我们来看“90后”那一代青年，他们在“五四”之后分道扬镳，无论是建立共产党的毛润之、张国焘、蔡和森们；还是参加国民党或者与国民党走得很近的段锡朋、罗家伦；或者是创立了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派代表左舜生、曾琦、李璜，还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思想、文学、学术、教育或实业、乡村建设等领域有建树的胡适、傅斯年、竺可桢、叶圣陶、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这些人。其实，他们早年的人生中有一段经历是有交集的，这个交集就是发生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的中国。
回到一百年前的1915年，袁世凯要回归帝制轨道的时代背景下，也正是他们的青春期，逐渐产生了未来人生选择的不同意向。他们中有很多人在1919年前后都参加了一个团体“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青年社团，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社团像“少年中国学会”一样是星斗璀璨。
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他们的人生选择是有相当的同一性的，他们都曾经怀抱过将中国建造成为少年中国的理想。可能那一代“90后”少年时代都是梁启超的读者，读过那篇风行过一个时代的《少年中国说》。
“1880后”那一代在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包括鲁迅、张季鸾、胡政之、范旭东等人清一色都是留日学生。而“90后”这一代的代表人物就十分多样，他们中杜威的学生有好几个如陶行知、胡适（留美的），竺可桢是哈佛大学的气象学博士，罗隆基、金岳霖是哥伦比亚的政治学博士，冯友兰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汤用彤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晏阳初是耶鲁大学的，吴宓是哈佛大学的，王世杰是留英、法的，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傅斯年留学英国，陈寅恪则在欧美游学，并没拿学位。与他们不同，1893年出生的梁漱溟是顺天府中学堂的学生，与他同年的卢作孚只是小学毕业，是在中学做过数学老师，并编写过数学辅导读物。他的脑子特别清楚，是个经营企业的能人。“90后”这一代中的钱穆，是常州府中学堂吕思勉的学生，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没有毕业就开始教小学。从小学教到中学，一直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做教授。这不稀奇，在他之前梁漱溟就登上了北大讲台。那一代“90后”的知识构成确实差异很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时代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三
1890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不流血的选择，另一种就是流血的选择。或者换一句话，一种是选择了阳光道路，另一种是选择了闪电道路。有一本书《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讲的就是法国道路和英美道路。法国革命如同闪电，在黑暗中闪过，很刺激，很震撼。英美革命则是阳光一般，是慢慢的缓缓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或者再换一种说法，我更愿意用“低调理想主义”和“高调理想主义”来区分他们的不同选择。如果我们把流血的选择算作是“高调理想主义”，它确实怀有一个很高远、很宏大的梦想，抱着追求一个完美的乌托邦的理想或者说是追求完美社会的理想，而且它也确实是真诚的（我们假定它的动机如此）。
以“90后”中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的那一批为例，选择高调理想主义的相当多，他们之间既有主义之别，即使选择同一主义的也有派系、路线、方针之别。比他们晚一代选择高调理想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的知识青年面积更大。
到了1970年代初，顾准去世以前对“高调理想主义”有了深刻的反省。他自己就是“高调理想主义”的牺牲者。1974年8月以前他就想明白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事实上，大国而不独裁，在古代确实办不到；但人类进步到现在，则确实完全办得到，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面对1917年到1967年这五十年间浩浩荡荡的世界革命大潮，他也曾被这个大潮抛来抛去，他进一步上溯到1789、1870年，将法、俄革命及其带动的世界性社会革命潮流放在一起思考，并指出还有另一股潮流，那就是英美代表的光荣革命或干脆叫做政体革命思潮。他没有时间继续往下思考，中国自19世纪末到1949年实际上也是这两个思潮的博弈和消长。
我曾接触过不少出生于“五四”前后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1919年前后出生的知识分子——顾准生于1915年，跟殷海光的年龄差不多。现在还健在的有1917年出生的李锐，已经去世的李慎之是1923年的，何家栋是1923年的，许良英是1920年的——他们这一代知识青年有个共同的特点：除了殷海光之外，那一代人中大量的知识青年成为高调理想主义者。顾准非常具有典型性。另外一个从事文学的清华女生韦君宜（最后一个职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富家小姐却奔赴延安，最后她留下了一本《思痛录》，在1990代年风行一时。《思痛录》与《顾准文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子，《思痛录》是感性的、文学的、叙事的，而《顾准文集》是理性的、思辨的、冷静的论述，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都是对高调理想主义的重新反思。
四
与高调理想主义相对的就是低调理想主义，低调理想主义不是没有理想，而是不赞同用激进的、暴力的、快速的手段推动社会变革，而是希望用自己的专业，通过持续的、长久的努力去造就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新基础。
同为低调理想主义也有区别，胡适与罗隆基是《新月》的伙伴，以后却渐行渐远。同为《独立评论》的撰稿人，胡适与蒋廷黻的选择也并不同。同时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的区别也不小。但是，同为低调理想主义者，胡适倡导的以真实姓名说负责任的话，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之间是有共同基础的。
用一句话说，就是胡适喜欢的那句话“得寸进寸”。高调理想主义是“得寸进尺”式的，甚至是“得寸进丈”式的、一步登天式的，用孙中山说的“毕其功于一役”，就是想把所有问题一揽子解决。高调理想主义往往能吸引一大批纯洁的、有美好追求的年轻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目的是建造一个完美的天堂。从“90后”一代到顾准他们那一代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得寸进寸，就是脚踏实地，从高处着眼，低处入手。
低调理想主义所强调的就是积累，就是渐进，社会的前进、文明的成果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是一个渐进、渐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猛进、突变的过程。这样说并不是反对突变，而是因为突变不是可以预期的，也不是可以把控的，突变是突然发生的，你没有办法控制。就像地震的发生是可以控制的吗？即使你预测了地震，你也没有办法让它不地震。人类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可以预测什么地方将发生地震，但是人类的科学永远都无法做到让地震不发生。那么，人类能把控的是什么呢？就是积累。在积累的过程中朝着更好的方向而不是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渐进主义的路径，也就是低调理想主义的路径、经验主义的路径，将生活看得高于乌托邦的路径，不指望在地上造通天塔。
大凡选择这条路径的人往往会有所建树，他们只想走自己的路，他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人生都很有限，有效的时光大概是30年，每个人在世上真正有效地用来做事的时间不会太长。像周有光先生活到110岁是一种异数，而到了110岁还思维清晰，还能写文章，整个中国也许就只有他一个，你不能模仿他，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人生几十年的时光里你能做的事事实上极为有限，你必须要选择，人生无非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你选择了什么你就是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超越你的选择，你不可能什么社会角色都能占有。当然有些人在人生宽度上会更宽一点，他所占的社会角色要多一点，但他也不是万能的。重要的还是在于积累，你在哪一个方面有积累，你一定能在哪个方面为社会提供价值。低调理想主义这条道路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他永远走在自我成全的道路上。但在中国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往往更愿意走高调理想主义的路。
五
低调理想主义特别小心翼翼，恪守底线，反复强调节制，反复坚守专业性。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同领域的人都在努力坚守底线和专业性，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平平安安的世界，因为专业主义是包含着敬畏的。低调理想主义不指望天上掉馅饼，只相信自己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重要的是相信脚踏实地是可靠的，相信日复一日的努力是有效的，相信只要我善意地对待这个世界，别人也会善意地对待我，我在这个世界上认真诚实的付出，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我们看到189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里，今天仍然可以被我们反复去言说和琢磨的人如晏阳初、梁漱溟，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失败了，因为他们在中国推动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都已化为乌有，在河北定县看不到晏阳初的痕迹，在山东邹平也看不到梁漱溟的痕迹。但是谁敢说梁漱溟、晏阳初所代表的上世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呢？
它的价值就在于，在一个农业中国，这些最有抱负、最具责任感的低调理想主义者，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乡村，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知识装备和精神视野到农村去，带动普通农民一同寻求更加文明美好的生活，无论是从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还是在更深的精神生活、社会秩序上都想着努力重建一个乡土中国。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将这一梦想付诸了实践，虽然在整个中国没有成为被效仿的模式和道路，但是他们所走的这一步仍然是有意义的。
傅斯年、胡适这些人所选择的思想和学术道路；陈寅恪、钱穆选择安静地做学术，把学术做得更厚重、更宽阔；吴宓、梅光迪接通了中国的新传统，也接通了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他们那一代人在中西贯通的基础上定下的范例迄今仍没有被超越。今天学术界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做的学问比陈寅恪和钱穆更好，活着的人一个也没有，将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因为那是需要条件的，一个中西交互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环境，各种机遇集于一身，这样的条件不是随便就能具备的。他们的努力如今看来依旧是有价值的。这些低调理想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要为中国人民打下一个怎样的天下，他们也从来没有喊出什么激动人心的口号，胡适的“整理国故”也不是大口号，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脚踏实地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得寸进寸，但是时过境迁，时间过去得越久你就越觉得他们身上有光，他们走的是一条阳光的路，不是闪电的路，他们的遗产是不流血的遗产。
我一直在强调不流血的本土资源才是中国最值得珍惜的资源，因为叫一个人去流血是什么逻辑？鼓励别人去流血牺牲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只有自己不流血，让他人也不流血，让整个社会珍惜生命，不以流血为代价走出来的路才是值得珍惜的路，才是朝向未来的路，才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社会而奋斗的路，才是为美好今天而走的路。
1890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当中，我更看重低调理想主义的选择，而不太看重高调理想主义的选择。虽然那个时代那么多人选择高调理想主义一定有着时代的原因，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问题。如果说高调理想主义强调群体，那么，低调理想主义在意的是一个个的个体，我想起爱因斯坦的那句话，1930年他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他把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在短短的一句话中就讲明白了。失去了有感情有创造性的个体，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其他的一切不都是建立在这个有感情的个体的基础上吗？
坚持低调理想主义的“90后”一代选择的就是个体。钱穆是个体，胡适是个体，傅斯年是个体，梁漱溟也是个体。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个个体，他们选择了低调理想主义的路，一百年、两百年后人们仍然会记得他们，因为他们有血肉有生命。他们也有缺憾、有不足，但是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缺憾有不足，重要的是他们一直都在朝着建造一个个健全的个体生命，从而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这样的目标在往前走。他们的选择不是简单的成王败寇观念可以解释的。
18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对中国的影响之深远，今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1890后”（下面简称“90后”）这一代知识分子散布在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陶行知、竺可桢、叶圣陶等人都是“90后”。在乡村建设方面的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是“90后”，卢作孚也是主要的实业家，在实业界还有像吴蕴初等“90后”。还有一类人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得到读者的欢迎，就是安安静静在大学教书或在学术上有卓越贡献的人，比如钱穆、陈寅恪和吴宓等。无论是留学回来的吴、陈，还是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钱穆，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有非常强烈的中国情结，但同时他们又是开放，愿意放眼世界，包容、接纳人类久远文明中形成的那些基本价值。
如果要在20世纪中国找出三张面孔来代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换一句话说给20世纪知识分子画三张脸谱，鲁迅可能是我们容易想到的——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子鲁迅——那是一张很冷、很酷、很犀利的脸，另一张脸也许就是胡适，很阳光、很包容，似乎永远地微笑着。第三张脸可以是很严肃、很冷静、很认真的钱穆（自然也可以是早早失去了视力的陈寅恪的脸）。这三张脸大致上可以代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是“80后”和“90后”，“90后”的比重更大。
年纪越大，对钱穆的书就会越有亲近感，他对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温情与敬意的背后是他的学养，他是真正沉浸在中国文化里面，并且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体悟表达出来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他对中国政制的褒扬即是我所不同意的，但他的态度是诚实的。
我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者比钱穆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明有更深入、更确定和有诚意的把握。但光是理解了中国，我们仍然理解不了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所以需要有胡适，因为胡适提供的是一个更宽广的尺度，是面朝整个世界的目光和胸怀。他毕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在杜威那里接受了熏陶，他毕竟是在美国待了七年，从康奈尔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不仅在校园里接受教育，同时他也在美国的公共生活里浸泡过，参与过美国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都有很深的介入，对欧美文明包括其政治文化都有切身的体会，是从走进过那种生活里面去的人。
二
今天我们来看“90后”那一代青年，他们在“五四”之后分道扬镳，无论是建立共产党的毛润之、张国焘、蔡和森们；还是参加国民党或者与国民党走得很近的段锡朋、罗家伦；或者是创立了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派代表左舜生、曾琦、李璜，还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思想、文学、学术、教育或实业、乡村建设等领域有建树的胡适、傅斯年、竺可桢、叶圣陶、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这些人。其实，他们早年的人生中有一段经历是有交集的，这个交集就是发生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的中国。
回到一百年前的1915年，袁世凯要回归帝制轨道的时代背景下，也正是他们的青春期，逐渐产生了未来人生选择的不同意向。他们中有很多人在1919年前后都参加了一个团体“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青年社团，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社团像“少年中国学会”一样是星斗璀璨。
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他们的人生选择是有相当的同一性的，他们都曾经怀抱过将中国建造成为少年中国的理想。可能那一代“90后”少年时代都是梁启超的读者，读过那篇风行过一个时代的《少年中国说》。
“1880后”那一代在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包括鲁迅、张季鸾、胡政之、范旭东等人清一色都是留日学生。而“90后”这一代的代表人物就十分多样，他们中杜威的学生有好几个如陶行知、胡适（留美的），竺可桢是哈佛大学的气象学博士，罗隆基、金岳霖是哥伦比亚的政治学博士，冯友兰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汤用彤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晏阳初是耶鲁大学的，吴宓是哈佛大学的，王世杰是留英、法的，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傅斯年留学英国，陈寅恪则在欧美游学，并没拿学位。与他们不同，1893年出生的梁漱溟是顺天府中学堂的学生，与他同年的卢作孚只是小学毕业，是在中学做过数学老师，并编写过数学辅导读物。他的脑子特别清楚，是个经营企业的能人。“90后”这一代中的钱穆，是常州府中学堂吕思勉的学生，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没有毕业就开始教小学。从小学教到中学，一直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做教授。这不稀奇，在他之前梁漱溟就登上了北大讲台。那一代“90后”的知识构成确实差异很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时代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三
1890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不流血的选择，另一种就是流血的选择。或者换一句话，一种是选择了阳光道路，另一种是选择了闪电道路。有一本书《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讲的就是法国道路和英美道路。法国革命如同闪电，在黑暗中闪过，很刺激，很震撼。英美革命则是阳光一般，是慢慢的缓缓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或者再换一种说法，我更愿意用“低调理想主义”和“高调理想主义”来区分他们的不同选择。如果我们把流血的选择算作是“高调理想主义”，它确实怀有一个很高远、很宏大的梦想，抱着追求一个完美的乌托邦的理想或者说是追求完美社会的理想，而且它也确实是真诚的（我们假定它的动机如此）。
以“90后”中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的那一批为例，选择高调理想主义的相当多，他们之间既有主义之别，即使选择同一主义的也有派系、路线、方针之别。比他们晚一代选择高调理想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的知识青年面积更大。
到了1970年代初，顾准去世以前对“高调理想主义”有了深刻的反省。他自己就是“高调理想主义”的牺牲者。1974年8月以前他就想明白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事实上，大国而不独裁，在古代确实办不到；但人类进步到现在，则确实完全办得到，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面对1917年到1967年这五十年间浩浩荡荡的世界革命大潮，他也曾被这个大潮抛来抛去，他进一步上溯到1789、1870年，将法、俄革命及其带动的世界性社会革命潮流放在一起思考，并指出还有另一股潮流，那就是英美代表的光荣革命或干脆叫做政体革命思潮。他没有时间继续往下思考，中国自19世纪末到1949年实际上也是这两个思潮的博弈和消长。
我曾接触过不少出生于“五四”前后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1919年前后出生的知识分子——顾准生于1915年，跟殷海光的年龄差不多。现在还健在的有1917年出生的李锐，已经去世的李慎之是1923年的，何家栋是1923年的，许良英是1920年的——他们这一代知识青年有个共同的特点：除了殷海光之外，那一代人中大量的知识青年成为高调理想主义者。顾准非常具有典型性。另外一个从事文学的清华女生韦君宜（最后一个职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富家小姐却奔赴延安，最后她留下了一本《思痛录》，在1990代年风行一时。《思痛录》与《顾准文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子，《思痛录》是感性的、文学的、叙事的，而《顾准文集》是理性的、思辨的、冷静的论述，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都是对高调理想主义的重新反思。
四
与高调理想主义相对的就是低调理想主义，低调理想主义不是没有理想，而是不赞同用激进的、暴力的、快速的手段推动社会变革，而是希望用自己的专业，通过持续的、长久的努力去造就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新基础。
同为低调理想主义也有区别，胡适与罗隆基是《新月》的伙伴，以后却渐行渐远。同为《独立评论》的撰稿人，胡适与蒋廷黻的选择也并不同。同时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的区别也不小。但是，同为低调理想主义者，胡适倡导的以真实姓名说负责任的话，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之间是有共同基础的。
用一句话说，就是胡适喜欢的那句话“得寸进寸”。高调理想主义是“得寸进尺”式的，甚至是“得寸进丈”式的、一步登天式的，用孙中山说的“毕其功于一役”，就是想把所有问题一揽子解决。高调理想主义往往能吸引一大批纯洁的、有美好追求的年轻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目的是建造一个完美的天堂。从“90后”一代到顾准他们那一代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得寸进寸，就是脚踏实地，从高处着眼，低处入手。
低调理想主义所强调的就是积累，就是渐进，社会的前进、文明的成果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是一个渐进、渐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猛进、突变的过程。这样说并不是反对突变，而是因为突变不是可以预期的，也不是可以把控的，突变是突然发生的，你没有办法控制。就像地震的发生是可以控制的吗？即使你预测了地震，你也没有办法让它不地震。人类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可以预测什么地方将发生地震，但是人类的科学永远都无法做到让地震不发生。那么，人类能把控的是什么呢？就是积累。在积累的过程中朝着更好的方向而不是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渐进主义的路径，也就是低调理想主义的路径、经验主义的路径，将生活看得高于乌托邦的路径，不指望在地上造通天塔。
大凡选择这条路径的人往往会有所建树，他们只想走自己的路，他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人生都很有限，有效的时光大概是30年，每个人在世上真正有效地用来做事的时间不会太长。像周有光先生活到110岁是一种异数，而到了110岁还思维清晰，还能写文章，整个中国也许就只有他一个，你不能模仿他，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人生几十年的时光里你能做的事事实上极为有限，你必须要选择，人生无非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你选择了什么你就是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超越你的选择，你不可能什么社会角色都能占有。当然有些人在人生宽度上会更宽一点，他所占的社会角色要多一点，但他也不是万能的。重要的还是在于积累，你在哪一个方面有积累，你一定能在哪个方面为社会提供价值。低调理想主义这条道路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他永远走在自我成全的道路上。但在中国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往往更愿意走高调理想主义的路。
五
低调理想主义特别小心翼翼，恪守底线，反复强调节制，反复坚守专业性。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同领域的人都在努力坚守底线和专业性，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平平安安的世界，因为专业主义是包含着敬畏的。低调理想主义不指望天上掉馅饼，只相信自己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重要的是相信脚踏实地是可靠的，相信日复一日的努力是有效的，相信只要我善意地对待这个世界，别人也会善意地对待我，我在这个世界上认真诚实的付出，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我们看到189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里，今天仍然可以被我们反复去言说和琢磨的人如晏阳初、梁漱溟，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失败了，因为他们在中国推动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都已化为乌有，在河北定县看不到晏阳初的痕迹，在山东邹平也看不到梁漱溟的痕迹。但是谁敢说梁漱溟、晏阳初所代表的上世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呢？
它的价值就在于，在一个农业中国，这些最有抱负、最具责任感的低调理想主义者，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乡村，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知识装备和精神视野到农村去，带动普通农民一同寻求更加文明美好的生活，无论是从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还是在更深的精神生活、社会秩序上都想着努力重建一个乡土中国。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将这一梦想付诸了实践，虽然在整个中国没有成为被效仿的模式和道路，但是他们所走的这一步仍然是有意义的。
傅斯年、胡适这些人所选择的思想和学术道路；陈寅恪、钱穆选择安静地做学术，把学术做得更厚重、更宽阔；吴宓、梅光迪接通了中国的新传统，也接通了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他们那一代人在中西贯通的基础上定下的范例迄今仍没有被超越。今天学术界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做的学问比陈寅恪和钱穆更好，活着的人一个也没有，将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因为那是需要条件的，一个中西交互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环境，各种机遇集于一身，这样的条件不是随便就能具备的。他们的努力如今看来依旧是有价值的。这些低调理想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要为中国人民打下一个怎样的天下，他们也从来没有喊出什么激动人心的口号，胡适的“整理国故”也不是大口号，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脚踏实地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得寸进寸，但是时过境迁，时间过去得越久你就越觉得他们身上有光，他们走的是一条阳光的路，不是闪电的路，他们的遗产是不流血的遗产。
我一直在强调不流血的本土资源才是中国最值得珍惜的资源，因为叫一个人去流血是什么逻辑？鼓励别人去流血牺牲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只有自己不流血，让他人也不流血，让整个社会珍惜生命，不以流血为代价走出来的路才是值得珍惜的路，才是朝向未来的路，才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社会而奋斗的路，才是为美好今天而走的路。
1890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当中，我更看重低调理想主义的选择，而不太看重高调理想主义的选择。虽然那个时代那么多人选择高调理想主义一定有着时代的原因，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问题。如果说高调理想主义强调群体，那么，低调理想主义在意的是一个个的个体，我想起爱因斯坦的那句话，1930年他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他把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在短短的一句话中就讲明白了。失去了有感情有创造性的个体，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其他的一切不都是建立在这个有感情的个体的基础上吗？
坚持低调理想主义的“90后”一代选择的就是个体。钱穆是个体，胡适是个体，傅斯年是个体，梁漱溟也是个体。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个个体，他们选择了低调理想主义的路，一百年、两百年后人们仍然会记得他们，因为他们有血肉有生命。他们也有缺憾、有不足，但是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缺憾有不足，重要的是他们一直都在朝着建造一个个健全的个体生命，从而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这样的目标在往前走。他们的选择不是简单的成王败寇观念可以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