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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缅建交至1962年的13年间，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经济蓬勃发展，由商转工，经济地位快速提高。得益于经济的顺畅发展，在这一时期，缅甸粤籍的华侨华人社团相继恢复活动，以工商业为主的维护职工权益的业缘性社团迅速发展。此外，缅甸粤籍华侨积极筹办华文学校，坚守华文教育。
【关键词】 中缅关系 粤籍华侨华人 社团变化
二战期间，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会馆、寺庙、产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社团正常的活动让路于家国大事。战后，缅甸粤籍华团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重建在炮火中被毁坏的寺庙和会馆提上了日程。中缅两国建交后，缅甸政治局势缓和，在缅粤籍华侨华人获得了开展社团活动的有利时期，在这一新的局势中焕发出新的特点。
一、修缮庙宇会馆，完善章程机制
在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史上，庙宇是众多华团的存在形式，且一直作为粤籍华人日常活动的场所和精神寄托之处，在众多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图将缅甸作为长期占据南亚地区的北翼据点，掠夺缅甸的丰富战略资源，使缅甸成为日本在东南亚作战的重要目标。瓦城广东同乡会在重建观音古庙的碑文中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一九四一年冬日寇南侵，翌年四月三日日机残暴滥炸，瓦城全城火海，我侨之古庙和学校同时毁焉。”记录了二战时期日军的暴行与庙宇、会馆、侨校被毁缘由。
二战结束后，缅中两国相继获得独立，在战争中进一步加深的两国“胞波”情谊得到延续。缅甸临时政府于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后，与国民政府正式建交。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新政府采取了支持和承认中国新政府的立场，并于1950年6月8日正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两国建交的友好氛围中，战争期间逃亡的粤籍华侨华人纷纷返缅复员，诞生于二战烽火中的滇缅公路成为了粤籍华侨华人回缅的重要陆路通道，并带来了许多新的粤籍华侨。重新汇集在缅甸的粤籍华侨华人迅速组织起来，投入到社团的工作中。各地粤籍华团陆续召开会议，组织成立建筑委员会，商讨修缮或重建在战火中被毁的庙宇、会馆事宜。随后，各地粤籍华团纷纷完成庙宇及会馆的重建。1950年，瓦城广东同乡会观音古庙完成重建；1955年，陈家馆大厦落成、广东客属群治会馆观音庙落成；1961年12月，瓦城广东潮州同乡会会馆落成；1963年春，缅甸仰光洪顺总堂（武帝庙）竣工；1986年，仰光李家馆会馆重修落成；1986年9月底，瓦城广东仁济古庙竣工。
庙宇及会馆修建完成后，缅甸粤籍华团结合形势需求，在中缅两国交好的春风中，逐步恢复社团正常活动，包括社团运转经费的筹措、社团产业的经营、清明节的祭祀、冬至等节假日的庆典等活动都步入正轨。为了更好开展社团工作，不少社团在二战结束后着手调整社团宗旨、修改社团章程。战争结束后，粤籍华团一改宣传支持革命的政治性色彩，投身到社团内部事务的建设中，社团宗旨基本调整为联络会员感情、祭祀先祖、发展华商经济，并围绕宗旨展開联谊及经济活动。此外，在新修订的章程中，充分体现了民主的精神。新章程规定了社团机构的组成、社团成员的权益与义务、各级部门的职权等内容，赋予社团成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明确以选举的方式确定各级领导成员，对主要选任人的任期作出规定，重视社团全体大会的议决。梅氏书室在二战后修订的章程中就写到：“本书室室员大会为最高权利机关，其日期由理事会决定之，必要时亦得召集开临时大会，由室员二十八人以上提议召集之。”通过把社团日常工作的开展以章程的形式确定为固定的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权，有效完善了社团的组织架构，使社团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二、业缘性社团进一步联合
业缘性社团是以业缘为纽带形成的社团，早期的业缘社团是行会组织，而且往往与地缘组织交织在一起。二战期间，在缅华侨华人民族主义精神高涨，许多各式各样的社团团结在一起，淡化帮派观念，产生了众多抗战救国、赈灾救灾的爱国主义组织和慈善组织。战争结束后，尽管这些社团相继恢复了正常活动，但缅华社会的籍贯、地域观念已较之前逐渐淡化，民族主义精神得到了传承，各地业缘性团体联合组成了一些全国性组织，如缅甸华侨体育总会、缅华教师联合会等。
在缅粤籍华侨华人多从事工商业，因此也有不少工商团体。随着经济的发展，粤籍华侨华人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故业缘性社团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原有社团的组织架构更加缜密。例如工友联合会，参加的大都是一些手工业者，一小部分是工厂企业工人组成的，其中以广东梅县籍的居多数，主要骨干有林青、张忠、张庆冲、梁浩明等，会友达到了一百余人。在社团的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数缅甸华商商会和广东观音古庙。
缅甸华商商会最初名为“中华商务总会”，成立于1909年。1945年初日本侵占缅甸后，一度停止活动。中缅建交后，两国关系翻开新的一页，缅甸华商商会工作全面铺开，担子也加重了。1954年起，通过当地外汇统制局的批准，为侨胞申请小额汇款证明，便利侨胞汇款，此项工作，一直坚持数年之久。1956年，华商商会联合福建同乡会、广东公司、云南同乡会，设立“缅华四侨团协理外侨登记办事处”，便利侨胞依法纳税，普遍得到侨胞的欢迎，也为当地政府所赞许。为了发展中缅平等互惠互利贸易，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往来，让侨胞增进对祖国的认识，华商商会还多次组织回国观光团。缅甸华商商会的出现克服了早期业缘性团体的分散性和保守性，打破了宗亲团体、同乡会的狭隘的乡土观念，凝结了在缅华商的力量，在战后支持缅甸经济发展、促进中缅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缅华商界的最高领导组织。
广东观音古庙为仰光粤籍人士烧香拜佛、祭典之场所，也是粤籍人士联谊聚集之地。二战期间，仰光沦陷，广东观音古庙的会务中断。战争结束后，广东观音古庙的组织架构发生变化，粤籍各宗亲、同乡或其他类型的团体各推出一名代表组成“父兄会”，即“理事会”，广东观音古庙成为多社团联合管理的社团组织。其所开展活动的形式也能体现出社团联合管理。如在清明游神活动中，在“本公司（仰光观音寺，因英殖民时期要求社团以公司名义注册）的指导下组成一游行行列，由公司为前导，其他各家族与附属社团后随，参加游行行列之附属社团有利城行、鲁城行、北城行、鲁北行、敦友堂即粤侨华会”。这种社团联合管理模式体现出二战后的粤籍华团跨越了血缘、地缘（这里主要指粤籍各地）、业缘，成为凝聚粤籍华团的重要力量，增强了粤籍华团之间的团结协作。 三、兴办华文学校，坚守华文教育
在缅粤籍华侨华人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缅华子女的华文教育，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战后返缅的粤侨纷纷投入到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例如，1945年5月，旅缅曼德勒市的华侨华人复员回后，各省的同乡会联合组织成立了“曼德勒华侨互助会”。1946年2月，各地华侨华人打破籍贯区域的观念，共同创办了“华侨学校”，校址设在二十八条街“同泰商号”内，学生有五十多名。1951年初，华侨学校升办了初中班，同时改校名为“华侨中小学校”。这是曼德勒市华侨创办中学的开始。1958年因学生激增，华侨中小学校校董会倡议决定在八十条街（三十二条街与三十三条街中间）建设盖起了中学部新校舍，增办高中部。又如，成立于1955年7月2日的景栋广东华侨商会，为了能让侨胞子女有学习中华文化的机会，积极筹备资金、寻找办学地点、定制学校用具、购买教材，于1958年6月9日创办了景栋华侨公立学校。
除了依托社团的形式，粤籍缅甸华侨华人也积极以自身的力量投身文教事业。1950年4月30日，为联络职业青年联络感情及追求进步，台山籍旅缅华侨李伯炎先生与黄重远等十三人创办“仰光华侨青年协进会”。之后，为了让贫苦侨民儿女有读书的机会，李伯炎与黄俊生、黄重远、朱骨、赵宣扬等人在尚未开办进步学校的仰光东区发起筹建“新侨公学”（当时東区只有一家反动势力创办的崇德学校），并出任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管。新侨公学的创办，实现了进步缅侨在东区办校零的突破，该校于1950年11月7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两百余人，多数学费减免，受到贫苦华侨的欢迎。另一位梅县籍华侨王俊宏也为华文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1956年，仰光三十八条街的崇德中学（学生700余人）和三十九条街的力行学校都由亲台人士控制，为了争取学生家长支持新中国，王俊宏受命到仰光三十九条街创办育侨学校。由于王俊宏办校有方，治教严谨，在短短的5年内，学生增至近2000人，教师40多名。
缅甸华文教育伴随着缅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起落兴衰。华文学校的创办不仅表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民族意识的提高，而且对传播中华文化，增进华侨与祖国的密切关系，促进侨胞之间的团结爱国，促进侨胞与缅甸各族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 伍茗欣.缅甸华侨华人史话[M]. 广东教育出版社,2018
[2] 范宏伟.缅甸华侨华人史[M].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3] 林锡星.中缅友好关系研究[M].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4] 卢光盛.缅甸华人：概况和特点[J].当代亚太,2001
[5] 方雄普.仰光的华人社团[J].八桂桥刊,2002
作者简介：魏晓敏（1995—），女，汉族，广东省河源市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全球化与国际公共事务。
【关键词】 中缅关系 粤籍华侨华人 社团变化
二战期间，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会馆、寺庙、产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社团正常的活动让路于家国大事。战后，缅甸粤籍华团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重建在炮火中被毁坏的寺庙和会馆提上了日程。中缅两国建交后，缅甸政治局势缓和，在缅粤籍华侨华人获得了开展社团活动的有利时期，在这一新的局势中焕发出新的特点。
一、修缮庙宇会馆，完善章程机制
在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史上，庙宇是众多华团的存在形式，且一直作为粤籍华人日常活动的场所和精神寄托之处，在众多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图将缅甸作为长期占据南亚地区的北翼据点，掠夺缅甸的丰富战略资源，使缅甸成为日本在东南亚作战的重要目标。瓦城广东同乡会在重建观音古庙的碑文中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一九四一年冬日寇南侵，翌年四月三日日机残暴滥炸，瓦城全城火海，我侨之古庙和学校同时毁焉。”记录了二战时期日军的暴行与庙宇、会馆、侨校被毁缘由。
二战结束后，缅中两国相继获得独立，在战争中进一步加深的两国“胞波”情谊得到延续。缅甸临时政府于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后，与国民政府正式建交。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新政府采取了支持和承认中国新政府的立场，并于1950年6月8日正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两国建交的友好氛围中，战争期间逃亡的粤籍华侨华人纷纷返缅复员，诞生于二战烽火中的滇缅公路成为了粤籍华侨华人回缅的重要陆路通道，并带来了许多新的粤籍华侨。重新汇集在缅甸的粤籍华侨华人迅速组织起来，投入到社团的工作中。各地粤籍华团陆续召开会议，组织成立建筑委员会，商讨修缮或重建在战火中被毁的庙宇、会馆事宜。随后，各地粤籍华团纷纷完成庙宇及会馆的重建。1950年，瓦城广东同乡会观音古庙完成重建；1955年，陈家馆大厦落成、广东客属群治会馆观音庙落成；1961年12月，瓦城广东潮州同乡会会馆落成；1963年春，缅甸仰光洪顺总堂（武帝庙）竣工；1986年，仰光李家馆会馆重修落成；1986年9月底，瓦城广东仁济古庙竣工。
庙宇及会馆修建完成后，缅甸粤籍华团结合形势需求，在中缅两国交好的春风中，逐步恢复社团正常活动，包括社团运转经费的筹措、社团产业的经营、清明节的祭祀、冬至等节假日的庆典等活动都步入正轨。为了更好开展社团工作，不少社团在二战结束后着手调整社团宗旨、修改社团章程。战争结束后，粤籍华团一改宣传支持革命的政治性色彩，投身到社团内部事务的建设中，社团宗旨基本调整为联络会员感情、祭祀先祖、发展华商经济，并围绕宗旨展開联谊及经济活动。此外，在新修订的章程中，充分体现了民主的精神。新章程规定了社团机构的组成、社团成员的权益与义务、各级部门的职权等内容，赋予社团成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明确以选举的方式确定各级领导成员，对主要选任人的任期作出规定，重视社团全体大会的议决。梅氏书室在二战后修订的章程中就写到：“本书室室员大会为最高权利机关，其日期由理事会决定之，必要时亦得召集开临时大会，由室员二十八人以上提议召集之。”通过把社团日常工作的开展以章程的形式确定为固定的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权，有效完善了社团的组织架构，使社团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二、业缘性社团进一步联合
业缘性社团是以业缘为纽带形成的社团，早期的业缘社团是行会组织，而且往往与地缘组织交织在一起。二战期间，在缅华侨华人民族主义精神高涨，许多各式各样的社团团结在一起，淡化帮派观念，产生了众多抗战救国、赈灾救灾的爱国主义组织和慈善组织。战争结束后，尽管这些社团相继恢复了正常活动，但缅华社会的籍贯、地域观念已较之前逐渐淡化，民族主义精神得到了传承，各地业缘性团体联合组成了一些全国性组织，如缅甸华侨体育总会、缅华教师联合会等。
在缅粤籍华侨华人多从事工商业，因此也有不少工商团体。随着经济的发展，粤籍华侨华人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故业缘性社团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原有社团的组织架构更加缜密。例如工友联合会，参加的大都是一些手工业者，一小部分是工厂企业工人组成的，其中以广东梅县籍的居多数，主要骨干有林青、张忠、张庆冲、梁浩明等，会友达到了一百余人。在社团的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数缅甸华商商会和广东观音古庙。
缅甸华商商会最初名为“中华商务总会”，成立于1909年。1945年初日本侵占缅甸后，一度停止活动。中缅建交后，两国关系翻开新的一页，缅甸华商商会工作全面铺开，担子也加重了。1954年起，通过当地外汇统制局的批准，为侨胞申请小额汇款证明，便利侨胞汇款，此项工作，一直坚持数年之久。1956年，华商商会联合福建同乡会、广东公司、云南同乡会，设立“缅华四侨团协理外侨登记办事处”，便利侨胞依法纳税，普遍得到侨胞的欢迎，也为当地政府所赞许。为了发展中缅平等互惠互利贸易，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往来，让侨胞增进对祖国的认识，华商商会还多次组织回国观光团。缅甸华商商会的出现克服了早期业缘性团体的分散性和保守性，打破了宗亲团体、同乡会的狭隘的乡土观念，凝结了在缅华商的力量，在战后支持缅甸经济发展、促进中缅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缅华商界的最高领导组织。
广东观音古庙为仰光粤籍人士烧香拜佛、祭典之场所，也是粤籍人士联谊聚集之地。二战期间，仰光沦陷，广东观音古庙的会务中断。战争结束后，广东观音古庙的组织架构发生变化，粤籍各宗亲、同乡或其他类型的团体各推出一名代表组成“父兄会”，即“理事会”，广东观音古庙成为多社团联合管理的社团组织。其所开展活动的形式也能体现出社团联合管理。如在清明游神活动中，在“本公司（仰光观音寺，因英殖民时期要求社团以公司名义注册）的指导下组成一游行行列，由公司为前导，其他各家族与附属社团后随，参加游行行列之附属社团有利城行、鲁城行、北城行、鲁北行、敦友堂即粤侨华会”。这种社团联合管理模式体现出二战后的粤籍华团跨越了血缘、地缘（这里主要指粤籍各地）、业缘，成为凝聚粤籍华团的重要力量，增强了粤籍华团之间的团结协作。 三、兴办华文学校，坚守华文教育
在缅粤籍华侨华人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缅华子女的华文教育，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战后返缅的粤侨纷纷投入到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例如，1945年5月，旅缅曼德勒市的华侨华人复员回后，各省的同乡会联合组织成立了“曼德勒华侨互助会”。1946年2月，各地华侨华人打破籍贯区域的观念，共同创办了“华侨学校”，校址设在二十八条街“同泰商号”内，学生有五十多名。1951年初，华侨学校升办了初中班，同时改校名为“华侨中小学校”。这是曼德勒市华侨创办中学的开始。1958年因学生激增，华侨中小学校校董会倡议决定在八十条街（三十二条街与三十三条街中间）建设盖起了中学部新校舍，增办高中部。又如，成立于1955年7月2日的景栋广东华侨商会，为了能让侨胞子女有学习中华文化的机会，积极筹备资金、寻找办学地点、定制学校用具、购买教材，于1958年6月9日创办了景栋华侨公立学校。
除了依托社团的形式，粤籍缅甸华侨华人也积极以自身的力量投身文教事业。1950年4月30日，为联络职业青年联络感情及追求进步，台山籍旅缅华侨李伯炎先生与黄重远等十三人创办“仰光华侨青年协进会”。之后，为了让贫苦侨民儿女有读书的机会，李伯炎与黄俊生、黄重远、朱骨、赵宣扬等人在尚未开办进步学校的仰光东区发起筹建“新侨公学”（当时東区只有一家反动势力创办的崇德学校），并出任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管。新侨公学的创办，实现了进步缅侨在东区办校零的突破，该校于1950年11月7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两百余人，多数学费减免，受到贫苦华侨的欢迎。另一位梅县籍华侨王俊宏也为华文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1956年，仰光三十八条街的崇德中学（学生700余人）和三十九条街的力行学校都由亲台人士控制，为了争取学生家长支持新中国，王俊宏受命到仰光三十九条街创办育侨学校。由于王俊宏办校有方，治教严谨，在短短的5年内，学生增至近2000人，教师40多名。
缅甸华文教育伴随着缅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起落兴衰。华文学校的创办不仅表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民族意识的提高，而且对传播中华文化，增进华侨与祖国的密切关系，促进侨胞之间的团结爱国，促进侨胞与缅甸各族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 伍茗欣.缅甸华侨华人史话[M]. 广东教育出版社,2018
[2] 范宏伟.缅甸华侨华人史[M].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3] 林锡星.中缅友好关系研究[M].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4] 卢光盛.缅甸华人：概况和特点[J].当代亚太,2001
[5] 方雄普.仰光的华人社团[J].八桂桥刊,2002
作者简介：魏晓敏（1995—），女，汉族，广东省河源市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全球化与国际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