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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仁义道德”竟成了一句骂人的话。这种独特的骂人方式在文革时最流行，在秦朝焚坑时最恶毒，在韩非子口中最有理。
但这四个字至少在韩非子用过之前是无上的溢美之辞(庄子除外，但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且已溢美了很久。有人为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有人为之“颠沛造次”，有人为之“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简直是抛头颅、洒热血了。他们大约从中体验到了无尽的快乐，好心又热心地想把这种快乐与他人分享，并且喜出望外地发现若将这种快乐无限地推广所产生的效果远不止于快乐本身，而是国治天下，平。需知在乱世的风雨飘摇中，治平二字会多么地令人心驰神往啊!并且在之前的历史中这种想法已经得到了证实。当现实，哪怕是过去的现实弥补了浪漫的渺茫，梦想就会成为理想。这种理想足以感召着人目不斜视地一往无前。儒者每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都是在寻找一种安慰，而在每次的寻找中都仿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虽然备受挫折，却可以在这里受到鼓舞，稍事休息之后，便又整装出发。对此孔子深有感触。承前启后，他承受过前人如此的恩惠，使他在难过中不至于绝望。他写作了《春秋》，将这种恩惠传递了下去。于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后便有了“宗师仲尼”。难怪“春秋”总是和“大梦”连用。
理想者往往很专注也很执着。我实在佩服孔子能够自始至终都乐此不疲地说一件事，使我更佩服的是他能让别人也同样乐此不疲地听他说这件事，甚至跟着他说，甚至在他说不了的时候替他说。但这毕竟是少数，总有大多数的人不愿意听他们说，更不愿照他们说的做。对此，他们总是报以极不认真的态度，将之简单地归于听众的愚蠢而从不反省自身。子路曾经对此产生过怀疑，意识到道行不通可能是因为道本身的不完备。但这种现实的考虑立即被孔子浪漫的信仰打消了。成功往往源于专注，但对于儒家，过分的专注反而注定了他们的失败。儒家学说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开端的太过美丽导致了固步自封，他们从不肯抬头向外看一眼，当年周公俯下的视线再抬起时已是秦人掘好的万人坑。正如一个说书人，看到渐渐散去的人群只是叹息听众的文化水平日益下降却从没有意识到真正原因是外面下了雨，其结果只能是被淋得浑身湿透还要忍受旁人无情的嘲笑。
如果方向错了，走得越快只会离目的地越远。当大家都在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时，有一个人抬头向一旁瞥了一眼。这个人便是韩非子。正是这偶然的一瞥，他看到了“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已千年”，外面的湖光山色早已大不同于以往。周天子的家天下已然撑不下去，诸侯之间走亲戚式的串门早已变成了砸门。他不信，如此的局面仅靠居中调停就能化解得了。他不信，儒家的“快乐”能够让天下人都倾心向往。儒家看似精心的理论被他看出了破绽，儒家崇古，动辄称述古代帝王。称述是因为少有，更是因为心虚。他们生怕不时常写出来就连自己也会忘了。尧舜迄今，已过千世，儒家能拿得出手的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明君。但若两千多年前的百姓遇到了桀纣，就不会这样幸运了。由此看来“废法背势而待尧舜”的做法是极不理智的。
儒家因狂热而造成的不理智惨遭了韩非子的奚落。他时而将其比喻成只会唱歌的讴癸，时而将其比喻成漂亮却不能盛水的漏器。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面对天下的礼崩乐坏儒家为什么一根筋地想要恢复礼乐?若按他的想法，礼崩乐坏就干脆废掉礼乐，坏源于有，如果没有了又如何谈得上坏呢?
他否定了人治，但“治”总还是要有的，于是法治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法治很像是多年前流行的傻瓜照相机，操作简单，在最大程度上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用它照出的相片尽管不如专业的数码相机却足可以满足普通人的需要，性价比十分优越。法治追求的正是性价比——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功能的最大化。韩非子和傻瓜相机的研发者低估了人的智商，从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韩非子“法治”的理论基础不仅在于否定人治，还在于否定人。“人治”中的人是治人之人，后者中的人则是被治之人。
早就听说现代刑侦中有一门叫做“犯罪心理学”的学科。若此学起源于中国，鼻祖必定是韩非子。这样的例子在《韩非子》一书中不胜枚举。
我不懂犯罪心理学，但认为罪犯应该具备两个条件：智商高和道德低。关于道德，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上》中不无讽刺地按照五伦的顺序一一进行了否决，从而说明了人以利相合。单就君臣关系而言，韩非子的观点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的社会契约论很相似。后者演变成了分权学说，前者则发扬了分工思想。他说“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与君市的不是臣而是死力。同样，与臣市的不是君而是爵禄。显然韩非子眼中的人只不过是功能的载体，而他所提倡的政治模式则是功能与载体的分离。在他眼中，社会就是一台精密的机器，人则是其中更为精密的零件，只要按照一定方法严格组装便应毫无误差地精准运行。
至于智商高，韩非子也在同一章节中做了充分的解释。
我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韩非子似乎认为君主都是笨蛋而臣民个个智力高超。显然，一个笨蛋若要管好一国的聪明人仅凭法是不够的。因而便有了法的绝佳伴侣术与势。“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百姓者也。”势则用于保障法和术正常地发挥作用。
而事实上，术与势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比如不久之后的焚书坑儒。
术与势从一种积极的治国之策走向反动是韩非子一手埋下的祸根。他正确地低估了君主的智商，却错误地高估了他们的品质；正确地高估了我们的智商却错误地低估了我们的品质。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韩非子错就错在迫使我们不得不服。术与势都是助长能力的好武器，一个不是好人的人若有了这武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我还是要为韩非子辩护。他的错误在于认识而不在于动机，韩非子阴险却绝不歹毒。他的一切学说不过是要使天下从纷争中走向统一，从战乱中走向稳定。他从君主一方出发，终点却还是落在了天下百姓的身上。这决不是一句“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维护统治”就能说清的。
他由于“两对估计”而默认了一个前提：法是绝对与万能的。这也就只好逼得自己认定君主会守法。实际上，君主大多是不守法的。他们没有遵从韩非子的前提却利用了韩非子在那个前提之下提出的后续理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断取了法家之义，使法家变成了“术家”。而在韩非子的学说中法术势是并重的，并且“术”排在了“法”之后。由此看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行的阳儒阴法实为“阳儒阴术”。
以韩非子的聪明，他不可能察觉不到这样的结果，而事实上他也的确隐约地预感到了。他写作《主道》一篇或许正是为了留下那个假设，说明在他的眼中主应该有道，但主是否真的有道，韩非子语焉不详。韩非子是现实的，但毕竟充满了书生意气。他明知“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他明知自己的假设未必成立，却还是扔下了一个前提就不管不顾地前进了。他与儒家一样，犯了孤注一掷的错误。韩非子一直不愿牺牲自己学说的完美，他也许知道只要这种完美还存在，这种学说就不可以被抹杀。
但是，一种观点的出现给现世或后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不再受制于其初衷和时代背景。一时疏忽也好，被人利用也罢。韩非子善良的初衷和令人同情的处境并没能消除他的学说带来的严重且持续的糟糕后果，也成为他思想中不可磨灭的阴影。这种后果本不应由韩非子承担。如同喝了假酒不能怪罪酒精生产者为制造假酒提供了可能。偏颇是子书的一大特点，这是由诸子们的正直善良和意气所决定的。后人在有意无意之间略去了这种正直善良和意气，将偏颇之辞当了真，诸子们便无端地承受了指责。在那个惊慌失措的年代，各国希望用百家之言拯救命运成了一股时代潮流。但韩非子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却也只有韩非子明白。“众人皆醉我独醒”于他不是一种得意的境界而是痛苦的折磨。为了让大家都明白，他便不免矫枉过正，出了些偏激意气之言。因而韩非子没有幸免于后世的诟骂，更没有幸免于杀身之祸。
读《韩非子》时，我总认为韩非子本人即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功用，一方面却又很理想；他明察了世态炎凉、丑陋不堪，却又心存善良，正直救世；他苦口婆心，不惜恶毒让我们相信了人以利合毫无情义，却又用自己的死困惑着我们。大概《存韩》紧列于《初见秦》之后有着深刻的涵义吧!
参考书目
[1]张觉，韩非子校注[M].岳麓书社.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中华书局.
但这四个字至少在韩非子用过之前是无上的溢美之辞(庄子除外，但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且已溢美了很久。有人为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有人为之“颠沛造次”，有人为之“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简直是抛头颅、洒热血了。他们大约从中体验到了无尽的快乐，好心又热心地想把这种快乐与他人分享，并且喜出望外地发现若将这种快乐无限地推广所产生的效果远不止于快乐本身，而是国治天下，平。需知在乱世的风雨飘摇中，治平二字会多么地令人心驰神往啊!并且在之前的历史中这种想法已经得到了证实。当现实，哪怕是过去的现实弥补了浪漫的渺茫，梦想就会成为理想。这种理想足以感召着人目不斜视地一往无前。儒者每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都是在寻找一种安慰，而在每次的寻找中都仿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虽然备受挫折，却可以在这里受到鼓舞，稍事休息之后，便又整装出发。对此孔子深有感触。承前启后，他承受过前人如此的恩惠，使他在难过中不至于绝望。他写作了《春秋》，将这种恩惠传递了下去。于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后便有了“宗师仲尼”。难怪“春秋”总是和“大梦”连用。
理想者往往很专注也很执着。我实在佩服孔子能够自始至终都乐此不疲地说一件事，使我更佩服的是他能让别人也同样乐此不疲地听他说这件事，甚至跟着他说，甚至在他说不了的时候替他说。但这毕竟是少数，总有大多数的人不愿意听他们说，更不愿照他们说的做。对此，他们总是报以极不认真的态度，将之简单地归于听众的愚蠢而从不反省自身。子路曾经对此产生过怀疑，意识到道行不通可能是因为道本身的不完备。但这种现实的考虑立即被孔子浪漫的信仰打消了。成功往往源于专注，但对于儒家，过分的专注反而注定了他们的失败。儒家学说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开端的太过美丽导致了固步自封，他们从不肯抬头向外看一眼，当年周公俯下的视线再抬起时已是秦人掘好的万人坑。正如一个说书人，看到渐渐散去的人群只是叹息听众的文化水平日益下降却从没有意识到真正原因是外面下了雨，其结果只能是被淋得浑身湿透还要忍受旁人无情的嘲笑。
如果方向错了，走得越快只会离目的地越远。当大家都在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时，有一个人抬头向一旁瞥了一眼。这个人便是韩非子。正是这偶然的一瞥，他看到了“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已千年”，外面的湖光山色早已大不同于以往。周天子的家天下已然撑不下去，诸侯之间走亲戚式的串门早已变成了砸门。他不信，如此的局面仅靠居中调停就能化解得了。他不信，儒家的“快乐”能够让天下人都倾心向往。儒家看似精心的理论被他看出了破绽，儒家崇古，动辄称述古代帝王。称述是因为少有，更是因为心虚。他们生怕不时常写出来就连自己也会忘了。尧舜迄今，已过千世，儒家能拿得出手的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明君。但若两千多年前的百姓遇到了桀纣，就不会这样幸运了。由此看来“废法背势而待尧舜”的做法是极不理智的。
儒家因狂热而造成的不理智惨遭了韩非子的奚落。他时而将其比喻成只会唱歌的讴癸，时而将其比喻成漂亮却不能盛水的漏器。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面对天下的礼崩乐坏儒家为什么一根筋地想要恢复礼乐?若按他的想法，礼崩乐坏就干脆废掉礼乐，坏源于有，如果没有了又如何谈得上坏呢?
他否定了人治，但“治”总还是要有的，于是法治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法治很像是多年前流行的傻瓜照相机，操作简单，在最大程度上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用它照出的相片尽管不如专业的数码相机却足可以满足普通人的需要，性价比十分优越。法治追求的正是性价比——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功能的最大化。韩非子和傻瓜相机的研发者低估了人的智商，从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韩非子“法治”的理论基础不仅在于否定人治，还在于否定人。“人治”中的人是治人之人，后者中的人则是被治之人。
早就听说现代刑侦中有一门叫做“犯罪心理学”的学科。若此学起源于中国，鼻祖必定是韩非子。这样的例子在《韩非子》一书中不胜枚举。
我不懂犯罪心理学，但认为罪犯应该具备两个条件：智商高和道德低。关于道德，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上》中不无讽刺地按照五伦的顺序一一进行了否决，从而说明了人以利相合。单就君臣关系而言，韩非子的观点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的社会契约论很相似。后者演变成了分权学说，前者则发扬了分工思想。他说“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与君市的不是臣而是死力。同样，与臣市的不是君而是爵禄。显然韩非子眼中的人只不过是功能的载体，而他所提倡的政治模式则是功能与载体的分离。在他眼中，社会就是一台精密的机器，人则是其中更为精密的零件，只要按照一定方法严格组装便应毫无误差地精准运行。
至于智商高，韩非子也在同一章节中做了充分的解释。
我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韩非子似乎认为君主都是笨蛋而臣民个个智力高超。显然，一个笨蛋若要管好一国的聪明人仅凭法是不够的。因而便有了法的绝佳伴侣术与势。“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百姓者也。”势则用于保障法和术正常地发挥作用。
而事实上，术与势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比如不久之后的焚书坑儒。
术与势从一种积极的治国之策走向反动是韩非子一手埋下的祸根。他正确地低估了君主的智商，却错误地高估了他们的品质；正确地高估了我们的智商却错误地低估了我们的品质。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韩非子错就错在迫使我们不得不服。术与势都是助长能力的好武器，一个不是好人的人若有了这武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我还是要为韩非子辩护。他的错误在于认识而不在于动机，韩非子阴险却绝不歹毒。他的一切学说不过是要使天下从纷争中走向统一，从战乱中走向稳定。他从君主一方出发，终点却还是落在了天下百姓的身上。这决不是一句“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维护统治”就能说清的。
他由于“两对估计”而默认了一个前提：法是绝对与万能的。这也就只好逼得自己认定君主会守法。实际上，君主大多是不守法的。他们没有遵从韩非子的前提却利用了韩非子在那个前提之下提出的后续理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断取了法家之义，使法家变成了“术家”。而在韩非子的学说中法术势是并重的，并且“术”排在了“法”之后。由此看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行的阳儒阴法实为“阳儒阴术”。
以韩非子的聪明，他不可能察觉不到这样的结果，而事实上他也的确隐约地预感到了。他写作《主道》一篇或许正是为了留下那个假设，说明在他的眼中主应该有道，但主是否真的有道，韩非子语焉不详。韩非子是现实的，但毕竟充满了书生意气。他明知“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他明知自己的假设未必成立，却还是扔下了一个前提就不管不顾地前进了。他与儒家一样，犯了孤注一掷的错误。韩非子一直不愿牺牲自己学说的完美，他也许知道只要这种完美还存在，这种学说就不可以被抹杀。
但是，一种观点的出现给现世或后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不再受制于其初衷和时代背景。一时疏忽也好，被人利用也罢。韩非子善良的初衷和令人同情的处境并没能消除他的学说带来的严重且持续的糟糕后果，也成为他思想中不可磨灭的阴影。这种后果本不应由韩非子承担。如同喝了假酒不能怪罪酒精生产者为制造假酒提供了可能。偏颇是子书的一大特点，这是由诸子们的正直善良和意气所决定的。后人在有意无意之间略去了这种正直善良和意气，将偏颇之辞当了真，诸子们便无端地承受了指责。在那个惊慌失措的年代，各国希望用百家之言拯救命运成了一股时代潮流。但韩非子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却也只有韩非子明白。“众人皆醉我独醒”于他不是一种得意的境界而是痛苦的折磨。为了让大家都明白，他便不免矫枉过正，出了些偏激意气之言。因而韩非子没有幸免于后世的诟骂，更没有幸免于杀身之祸。
读《韩非子》时，我总认为韩非子本人即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功用，一方面却又很理想；他明察了世态炎凉、丑陋不堪，却又心存善良，正直救世；他苦口婆心，不惜恶毒让我们相信了人以利合毫无情义，却又用自己的死困惑着我们。大概《存韩》紧列于《初见秦》之后有着深刻的涵义吧!
参考书目
[1]张觉，韩非子校注[M].岳麓书社.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