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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口传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化宝库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过去口传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方式主要是靠口耳相传，方法过于单一导致传承效果并不好，因此近年来学者们采用技术的手段去保护口传文化，将多模态生理和数字化的方法引入到口传文化的保护工作中，这也是口传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法的变革。本文将对口传文化数字化传承与保护的研究现状进行论述。
关键词：口传文化；数字化；保护；传承
一、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社会产生的重要标志，语言同时也是思维的工具，[1]它可以将抽象的思维过程具象化。人类思维的产物日渐累积形成文化。
口传文化是劳动人民灵感迸发的产物与智慧的结晶。因此，口传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其存在的价值并不亚于物质文化。但口传文化又不像物质文化那样历经千百年仍能存在着，它所需要的物质载体就是人。人的寿命是有尽头的，人发出的声音也是稍纵即逝的，所以口传文化就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传承的，作为口传人，他们肩负着历史与时代的使命。
二、口传文化类型
我国的口传文化已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录，主要有三类。
（1）戏曲类：昆曲（2001）、广东粤剧（2009）、藏戏（2009）、京剧（2010）、福建南音（2009）。
（2）史诗类：格萨尔史诗（2009）、新疆《玛纳斯》史诗（2009）。
（3）民歌类：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2005）、蒙古族长调民歌（2005）、贵州侗族大歌（2009）、蒙古族呼麦（2009）、甘肃花儿（2009）。
还有很多口传文化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录，主要有四类。
（1）民歌类：苗族古歌、吴歌、壮族嘹歌、土家族梯玛歌、陕北民歌、坡芽情歌、土家族民歌、毕摩音乐、撒拉族民歌、蒙古族汗廷音乐等。
（2）戏曲类：线腔、永修丫丫戏、数来宝、弹唱、宁夏小曲等。
（3）传说类：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古渔雁民间故事、孔雀东南飞传说等。
（4）史诗类：蒙古族《江格尔》、壮族《布洛陀》、阿昌族遮帕麻和遮咪麻等。
一种口传文化流传至今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言而喻。同时，它也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增长了人们的见识，提升了文化品格与民族的凝聚力。
三、传统的口传文化保护方式的危机
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凝聚着一套知识体系，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口传文化是依靠口耳相传、口授心记传承的一种文化形式，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而形成的，在民间具有广泛的流传度。各民族人们一直以传统又古老的方式传承着。但这种口传的方式存在很大的风险，主要是有承载这种口传文化的语言的逐渐消亡以及精通这种口传文化的口传艺人的数量逐渐减少。[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地位岌岌可危，口传文化的接班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很多口传文化从世界上消失。目前比较古老的口传文化在村落和偏远的山区保存的较好，这就是因为它受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小，才能使得一种口传文化流传至今。现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日益加速，《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并不是说口传文化生存的“土壤”只能是农村，而是城镇化所带来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城镇化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文化新思想，人们开始追随高雅文化的脚步，使得传统的山野小调被大家忽视。还有一些口传文化本身会的人就寥寥无几，还由于人们传统观念的原因只传男不传女，这就导致传承下去的几率减少了很大一部分。例如重庆云阳的亚亚戏，原本只是男人才能学的戏，但因招不到学徒，才不得不招女学徒。这不仅是亚亚戏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某些口传文化艺术形式复杂导致没有人愿意去学，还有一些口传文化由于口传人的身份地位的限制，导致会的人越来越少，比如彝族的毕摩诵经，就是需要毕摩来主持祭祀活动，毕摩的传位也靠家族来传承，并不轻易外传。由于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它解释了以前很多以人们不理解的现象，所以迷信事件越来越“站不住脚”，比如萨满文化，俗称“跳大神的”，就是人们祈求神灵来保佑自己。
由于以上的種种原因导致现存的口传文化越来越少，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口传文化的保护也应该与时俱进。
四、口传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数字化方法的革新
二十世纪中叶，计算机的产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用电子类介质不仅能记录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还可以将它们进行各种参数的分析。
通过技术手段录制口传文化的视频音频数据，并提取各种物理参数和生理参数的过程就是口传文化数字化的过程。在口传文化数字化保护的工作中，北京大学孔江平教授提出了利用现代化语音生理设备进行口传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数字化方法。建立一个中国有声语言及口传文化基本情况资源库，包括几十种口传文化，提出了言语声学、言语生理学、音像数据采集的标准、信号处理的基本方法和标准，并建立数字化保护平台。
根据目前国际上语音学和言语产生的研究前沿以及与之相关的声学和生理仪器的发展，可以通过七种设备和方法对口传文化进行数字化保护和研究。
第一种是通过数码录音机采集语音数字信号，语音分析主要研究提取口传文化声学信息的信号处理方法和进行声学特性的模式化，例如可以提取声音的基频、音长和振幅参数等去研究某种口传文化。
第二种是唇形视位是通过数码摄像机采集视频信号，对发音人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进行记录，其中主要记录发音时唇部的运动变化模式，从中提取唇形参数和进行唇形模式化。
第三种是嗓音发声类型研究。通过声门阻抗仪（喉头仪）采集嗓音信号，采集到的信号（ EGG）就能反映出声门阻抗的变化。嗓音分析主要研究从声门阻抗信号中提取嗓音参数和进行嗓音发声类型的模式化。[4]我国有大量以嗓音发声类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口传文化，如藏传佛教的诵经、蒙古族的呼麦、佛教的梵呗等[5]，如果不采集嗓音信号，无法全面传承这些口传文化。口传文化方面嗓音的变化比较大，类型也很丰富，用研究语言的嗓音方法还很难直接应用到口传文化方面，还需提出新的概念和算法。 第四种是通过电子腭位仪采集动态电子腭位信号，主要从动态电子腭位信号中提取舌腭接触的参数和进行舌头发音的模式化。例如蒙古族的呼麦这种口传文化有特殊舌位的变化，用传统的方式无法测量舌头的具体位置，也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记录。通过电子腭位仪采集的舌位变化参数在日后口传文化以及其他可视化教学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
第五种是通过声道检测仪和电磁发音仪（MRI）采集声道信号，主要研究从声道信号中提取声道参数和进行声道的模式化。[6]声道的变化是言语产生中最为重要的生理机制，不同的声道形状，可以产生同样的声音，因而就有了代偿性发音和腹语这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和口传文化形式。例如新型磁共振成像ZGV MRI设备能在一秒内形成1300个图像，通过这样的高速摄影技术可以较详细的记录声道变化模式，但目前还很少利用电磁发音仪（MRI）去采集口传文化。
第六种是通过呼吸带采集呼吸信号。由于许多口传文化都拥有非常丰富的韵律，这时就要采集发音人的生理信号即胸呼吸信号和腹呼吸信号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利用 Power Lab 信号采集系统加MLT1132 呼吸带传感器，MLT1132 呼吸带传感器用来测量呼吸导致的胸腹部位的变化。[7]呼吸分析主要研究从呼吸信号中提取发音的节奏参数和进行有声语言的韵律和口传文化艺术风格的模式化。
第七种是采集心率信号和指电压信号。很多口传文化传递的情感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情感的变化就可以通过心率和指电压信号的变化来体现。例如婚丧嫁娶时所唱的歌的情感变化就非常丰富。
第八种是口传文化声音合成技术。在未來的口传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还可以将从某种口传文化所提取的参数进行语音的生理合成及图像合成，还可以制作静态到动态的3D模型，并利用3D打印机进行打印，最大程度还原某种口传文化。
五、总结
综上，可以看出口传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记录介质的性质，而电子类介质无疑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又一场革命，[8]这场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许多口传文化还能流传至今实属不幸中的万幸，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口传文化的价值认识不够，没有想去学习和传承的意识；其次快速消费的文化对口传文化的冲击太大。因此只用以往的保护方法太过单一，只有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才能尽可能全面地将这些“活化石”记录并传承下去。
口传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传承，要有人去使用它，才能以它丰厚的文化积淀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目前口传文化数字化工作涉及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孔江平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已经作为先驱，在技术和方法上为后来的口传文化数字化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何更好更全面的去保护与传承口传文化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科技的进步正是我们传承与保护口传文化的方法的转型与革新的契机。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财富，作为后人的我们更应该将它去发扬光大，怎能让它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殆尽！
目前这些语音多模态生理和数字化方法并没有在口传文化保护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这也会是未来口传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方向。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仪器设备、软件硬件应用于此，为口传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第四版.
[2]孔江平.语言文化数字化传承的理论与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0（03）：89-97.
[3]朱妍洁， 为有声语言和口传文化编纂“数字大典”[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5（A02）.
[4]孔江平，论语言发声[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5]人文与科技的交融——北大语言学实验室与中华口传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数字化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4）：161.
[6]李永宏，孔江平，于洪志.现代语音学仪器及生理语音学研究[J].生命科学仪器，2008（09）：54-58.
[7]陈顺强，苏连科.彝语口传文化数字化采集方法及其保护与传承研究——以毕摩、苏尼、口弦、阿都高腔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11）：47-51.
[8]孔江平，加快推动中国口传文化的数字化进程[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2-05（B04）.
[9]孔江平，语音多模态研究和多元化语音学研究[J]，中国语音学报，2008（1）.
[10]Kong Jiangping，2007，Laryngeal Dynamics and Physiological Model，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1]吴宗济，林茂灿，实验语音学概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
[12]孔江平，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
本论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语音多模态研究（31920160002）资助。
关键词：口传文化；数字化；保护；传承
一、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社会产生的重要标志，语言同时也是思维的工具，[1]它可以将抽象的思维过程具象化。人类思维的产物日渐累积形成文化。
口传文化是劳动人民灵感迸发的产物与智慧的结晶。因此，口传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其存在的价值并不亚于物质文化。但口传文化又不像物质文化那样历经千百年仍能存在着，它所需要的物质载体就是人。人的寿命是有尽头的，人发出的声音也是稍纵即逝的，所以口传文化就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传承的，作为口传人，他们肩负着历史与时代的使命。
二、口传文化类型
我国的口传文化已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录，主要有三类。
（1）戏曲类：昆曲（2001）、广东粤剧（2009）、藏戏（2009）、京剧（2010）、福建南音（2009）。
（2）史诗类：格萨尔史诗（2009）、新疆《玛纳斯》史诗（2009）。
（3）民歌类：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2005）、蒙古族长调民歌（2005）、贵州侗族大歌（2009）、蒙古族呼麦（2009）、甘肃花儿（2009）。
还有很多口传文化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录，主要有四类。
（1）民歌类：苗族古歌、吴歌、壮族嘹歌、土家族梯玛歌、陕北民歌、坡芽情歌、土家族民歌、毕摩音乐、撒拉族民歌、蒙古族汗廷音乐等。
（2）戏曲类：线腔、永修丫丫戏、数来宝、弹唱、宁夏小曲等。
（3）传说类：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古渔雁民间故事、孔雀东南飞传说等。
（4）史诗类：蒙古族《江格尔》、壮族《布洛陀》、阿昌族遮帕麻和遮咪麻等。
一种口传文化流传至今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言而喻。同时，它也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增长了人们的见识，提升了文化品格与民族的凝聚力。
三、传统的口传文化保护方式的危机
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凝聚着一套知识体系，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口传文化是依靠口耳相传、口授心记传承的一种文化形式，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而形成的，在民间具有广泛的流传度。各民族人们一直以传统又古老的方式传承着。但这种口传的方式存在很大的风险，主要是有承载这种口传文化的语言的逐渐消亡以及精通这种口传文化的口传艺人的数量逐渐减少。[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地位岌岌可危，口传文化的接班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很多口传文化从世界上消失。目前比较古老的口传文化在村落和偏远的山区保存的较好，这就是因为它受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小，才能使得一种口传文化流传至今。现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日益加速，《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并不是说口传文化生存的“土壤”只能是农村，而是城镇化所带来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城镇化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文化新思想，人们开始追随高雅文化的脚步，使得传统的山野小调被大家忽视。还有一些口传文化本身会的人就寥寥无几，还由于人们传统观念的原因只传男不传女，这就导致传承下去的几率减少了很大一部分。例如重庆云阳的亚亚戏，原本只是男人才能学的戏，但因招不到学徒，才不得不招女学徒。这不仅是亚亚戏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某些口传文化艺术形式复杂导致没有人愿意去学，还有一些口传文化由于口传人的身份地位的限制，导致会的人越来越少，比如彝族的毕摩诵经，就是需要毕摩来主持祭祀活动，毕摩的传位也靠家族来传承，并不轻易外传。由于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它解释了以前很多以人们不理解的现象，所以迷信事件越来越“站不住脚”，比如萨满文化，俗称“跳大神的”，就是人们祈求神灵来保佑自己。
由于以上的種种原因导致现存的口传文化越来越少，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口传文化的保护也应该与时俱进。
四、口传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数字化方法的革新
二十世纪中叶，计算机的产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用电子类介质不仅能记录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还可以将它们进行各种参数的分析。
通过技术手段录制口传文化的视频音频数据，并提取各种物理参数和生理参数的过程就是口传文化数字化的过程。在口传文化数字化保护的工作中，北京大学孔江平教授提出了利用现代化语音生理设备进行口传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数字化方法。建立一个中国有声语言及口传文化基本情况资源库，包括几十种口传文化，提出了言语声学、言语生理学、音像数据采集的标准、信号处理的基本方法和标准，并建立数字化保护平台。
根据目前国际上语音学和言语产生的研究前沿以及与之相关的声学和生理仪器的发展，可以通过七种设备和方法对口传文化进行数字化保护和研究。
第一种是通过数码录音机采集语音数字信号，语音分析主要研究提取口传文化声学信息的信号处理方法和进行声学特性的模式化，例如可以提取声音的基频、音长和振幅参数等去研究某种口传文化。
第二种是唇形视位是通过数码摄像机采集视频信号，对发音人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进行记录，其中主要记录发音时唇部的运动变化模式，从中提取唇形参数和进行唇形模式化。
第三种是嗓音发声类型研究。通过声门阻抗仪（喉头仪）采集嗓音信号，采集到的信号（ EGG）就能反映出声门阻抗的变化。嗓音分析主要研究从声门阻抗信号中提取嗓音参数和进行嗓音发声类型的模式化。[4]我国有大量以嗓音发声类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口传文化，如藏传佛教的诵经、蒙古族的呼麦、佛教的梵呗等[5]，如果不采集嗓音信号，无法全面传承这些口传文化。口传文化方面嗓音的变化比较大，类型也很丰富，用研究语言的嗓音方法还很难直接应用到口传文化方面，还需提出新的概念和算法。 第四种是通过电子腭位仪采集动态电子腭位信号，主要从动态电子腭位信号中提取舌腭接触的参数和进行舌头发音的模式化。例如蒙古族的呼麦这种口传文化有特殊舌位的变化，用传统的方式无法测量舌头的具体位置，也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记录。通过电子腭位仪采集的舌位变化参数在日后口传文化以及其他可视化教学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
第五种是通过声道检测仪和电磁发音仪（MRI）采集声道信号，主要研究从声道信号中提取声道参数和进行声道的模式化。[6]声道的变化是言语产生中最为重要的生理机制，不同的声道形状，可以产生同样的声音，因而就有了代偿性发音和腹语这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和口传文化形式。例如新型磁共振成像ZGV MRI设备能在一秒内形成1300个图像，通过这样的高速摄影技术可以较详细的记录声道变化模式，但目前还很少利用电磁发音仪（MRI）去采集口传文化。
第六种是通过呼吸带采集呼吸信号。由于许多口传文化都拥有非常丰富的韵律，这时就要采集发音人的生理信号即胸呼吸信号和腹呼吸信号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利用 Power Lab 信号采集系统加MLT1132 呼吸带传感器，MLT1132 呼吸带传感器用来测量呼吸导致的胸腹部位的变化。[7]呼吸分析主要研究从呼吸信号中提取发音的节奏参数和进行有声语言的韵律和口传文化艺术风格的模式化。
第七种是采集心率信号和指电压信号。很多口传文化传递的情感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情感的变化就可以通过心率和指电压信号的变化来体现。例如婚丧嫁娶时所唱的歌的情感变化就非常丰富。
第八种是口传文化声音合成技术。在未來的口传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还可以将从某种口传文化所提取的参数进行语音的生理合成及图像合成，还可以制作静态到动态的3D模型，并利用3D打印机进行打印，最大程度还原某种口传文化。
五、总结
综上，可以看出口传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记录介质的性质，而电子类介质无疑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又一场革命，[8]这场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许多口传文化还能流传至今实属不幸中的万幸，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口传文化的价值认识不够，没有想去学习和传承的意识；其次快速消费的文化对口传文化的冲击太大。因此只用以往的保护方法太过单一，只有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才能尽可能全面地将这些“活化石”记录并传承下去。
口传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传承，要有人去使用它，才能以它丰厚的文化积淀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目前口传文化数字化工作涉及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孔江平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已经作为先驱，在技术和方法上为后来的口传文化数字化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何更好更全面的去保护与传承口传文化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科技的进步正是我们传承与保护口传文化的方法的转型与革新的契机。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财富，作为后人的我们更应该将它去发扬光大，怎能让它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殆尽！
目前这些语音多模态生理和数字化方法并没有在口传文化保护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这也会是未来口传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方向。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仪器设备、软件硬件应用于此，为口传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第四版.
[2]孔江平.语言文化数字化传承的理论与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0（03）：89-97.
[3]朱妍洁， 为有声语言和口传文化编纂“数字大典”[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5（A02）.
[4]孔江平，论语言发声[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5]人文与科技的交融——北大语言学实验室与中华口传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数字化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4）：161.
[6]李永宏，孔江平，于洪志.现代语音学仪器及生理语音学研究[J].生命科学仪器，2008（09）：54-58.
[7]陈顺强，苏连科.彝语口传文化数字化采集方法及其保护与传承研究——以毕摩、苏尼、口弦、阿都高腔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11）：47-51.
[8]孔江平，加快推动中国口传文化的数字化进程[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2-05（B04）.
[9]孔江平，语音多模态研究和多元化语音学研究[J]，中国语音学报，2008（1）.
[10]Kong Jiangping，2007，Laryngeal Dynamics and Physiological Model，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1]吴宗济，林茂灿，实验语音学概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
[12]孔江平，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
本论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语音多模态研究（31920160002）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