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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梨花缤如银，转瞬之间八十春，少年受苦苦何在，耄耋清福乐煞人。
幸福的童年
幼年时，我的家里一共六口人：祖母常氏、父亲卫家贤、母亲刘氏、我和姐姐莲叶，以及一个来历不明的老爷—名叫卫六柱（据说是大西关人）。父亲是个银匠，家里开了一个银匠铺，字号“协盛楼”，生意很红火，雇用老师、徒弟七八个人，日夜叮叮当当敲打不停，家境较富裕。我六岁时家里就给我订了娃娃亲（安仪村孙氏）后遇荒年离散。
我八岁入私塾，念完《必须杂志》、《百家姓》、《弟子规》、《四言杂志》、《朱子格言》等。十二岁入洋学堂上五年级，十三岁高小毕业。一九四零年，母亲患病（现在想可能是子宫瘤），出血死亡。父亲续娶继母梁氏，继母到家后十分贤惠，视我们姐弟如亲生。
一九四二年，大旱三灾，蝗虫满天，庄家颗粒不收，加上兵荒马乱，苛捐杂税，压的人们喘不上气。小小的一个中和村，就住着日军、汉奸警备队、日伪区公所、新民会派出所，还有冯聚祥的杂牌军六个之多。人们温饱难顾，哪还有闲钱购买银器，我家银楼生意逐渐倒闭，开始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这时父亲又交友不慎，与一个伪军班长侯运清（大西关人）交了酒肉朋友。要好时，侯将一担四斗粮食（约230斤）借给了父亲，在我们家生活十分困难的时候侯运清上门逼债，扬言让全家搬走用房子抵债，逼得父亲无路可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把房子卖了一担六斗粮食（约270斤），除了还债剩40斤，去徐州逃荒作为盘缠。（逃荒前的安排：将祖母送往朱庄老姨家，姐姐送往婆家童养，老爷送往获嘉大西关）。
正月二十五日，我和父亲、继母登上了逃荒路程。我們在新乡县小冀火车站上车，第三天，我们到达了安徽徐州以东新浦灾民区。那里的状况依然是不堪入目，饥荒并没有绕过这里。破烂的席庵、窝棚随处可见，面黄肌瘦的人们呻吟着、哭喊着，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命垂一线。每一日，都要有好多死人被送往乱葬坟，惨状目不可睹。我们先是露宿了几夜后，父亲搭了一个不到四平方米席棚，白天吃的残渣剩饭，喝的污泥浊水，晚上就睡在潮湿的席棚。残霜单打无根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我们三人都染上当地方言叫出汗病、羊毛疔（伤寒），长期高烧不退，加上无吃无喝，个个都饿的面黄肌瘦，行动困难。那个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请了一个会割羊毛疔的人，在父亲的脊背上割了六个口，几天后病情仍不见好转。有一天我出去玩耍，误入了乱葬坟，一幕惊人的场面把我惊呆了，棘刺横生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头南北脚、东胳膊西腿，血淋淋地扔在那里。这是没有钱买棺木的人，只得在乱葬坟挖了一个很浅的土坑埋人，前边的人埋了后边狗就扒了（人吃粗康，狗吃肉），吓得我连忙往回跑。我跑到了一座桥上，那里人员穿梭，我想问个明白。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问我：你干不干？他说他是给一家人抬土填坑的，其实就是埋死人的。我就随他去干了一天，挣了一块钱。天黑回家后，父亲见了我大哭，可怜我年幼打工，从此以后不让我再去。父亲是个孝子，日夜思念着祖母，提起祖母就泪流满面，很想一步到家，没有盘缠怎么回家，我就和父亲说，你就把我卖了吧，卖了钱作为盘缠你们回家，等我长大了还可以跑回去。说到这里，父亲哭得更痛了，他说：我宁愿饿死困死也不会卖儿求生。话说到如此，我们依旧在贫穷疾病中，艰难地度日。几天后，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手里拿了一个白布条，说是灾民返乡，拿着白布条就可以免费坐火车（白布条上写个灾民，盖个红章），我们拿着白布条，花了七毛钱租了平板车把我们拉到车站。火车西行到达开封的时候，父亲花了三毛钱住店。第二天早上出店时，父亲和继母的病情突然加重，无法走动。父亲勉强爬到马路边，继母已经爬都爬不动了，她颤颤抖抖地发出了绝望的最后一句话：你们爷儿俩走吧，我是不行了，不要管我了，能活一个就活一个吧，你们快逃命吧。父亲把身上仅剩的一毛钱买了一个饼放在继母面前，爬着离开了继母，一步三回头，泪流满面，心如刀割。中午我们到了火车站广场，我们爷俩彼此相看，两眼泪汪汪。因为身无分文，我们连水都喝不上。
俗话说，人不该死终有救。在火车站的凌晨，我们被一个穿着铁路服的白胡子老头叫醒，他问了我们来历，并问我们要到哪里。父亲说：到新乡。不一会，老头送来了两张去新乡的车票。他另外又给我们六毛钱，给我们做路费。父亲在家是个有头面的人，如今落到这般境地，无脸见人，怕被人笑话，想在新乡找几个朋友借助。我们来到新乡后，父亲爬着去寻亲访友，却是屡屡遭到拒绝。人说世态炎凉，人走茶凉，果真如此。父亲耗费了很多精力爬到他们家，却是一次又一次地被人闭门不见。这样的事，实在让人心寒。在我和父亲无路可走之际，我们遇到了两个牵狗的洋人，他们指着过道口的拉煤平板车将我们拉回站外，于是，我们又在露天野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我们无计可施，而父亲又一心想见到祖母。于是，父亲爬到离我们露宿地一百米的饭铺租了一辆平板车，车到付麦，到了中和，我们要给人家三斗小麦。我们当天下午到了中和，住在了姑母逃荒走后留下的破房安身，我把祖母接回来之后，他们母子见面痛哭一场。第二天下午父亲就去世了，我和祖母哭了一阵，将姐姐接回商量后事。我们买不起棺木，就拿两个旧箱子对起来，做了个简易的棺材，我和姐姐两人凄凄惨惨地送父亲入土。
父亲死后，我和祖母相依为命，我在祖母的精心照料下，身体逐渐恢复，开始给人家打短工，谁家叫就给谁家干，卖烧饼、卖胡辣汤什么都干，一天能挣一升玉米（约1斤半）。这样维持生活一、二年，中和解放了，伪军都被撵到获嘉城里去了，中和成了游击区。
一天，我正挎着篮在街上卖花生，碰见了五年级同学张世连，背着小马枪，他前边走着一个穿着黑大褂的年轻人，我问张世连：现在是干什么的？他说：干八路军，前边走的那个人是他的区长（这个区长就是现在获嘉县粮食局的离休干部宗文魁）。这时黑大褂问我：你干不干？我说：我这么小要么（我当时年龄是14岁）？他说要。第二天我就参加了中和八路军区干队，就在中和周围打游击，敌人少了我们就打，敌人多了我们就撤。两个月后，我和张世连调入了八路军四十四团，张世连被安排到团部卫生队，我被调入杨马庄地下医院，我们的任务是诊治轻伤员，白天集中诊治，晚上各自隐蔽。 学医
白手起家的我，最初什么都不会，只会擦红汞、碘酒。卫生队长有意让我和张世连去山西后防医院学习，卫生队长何来士（是四川人）护送，路上要通过敌人封锁线。白天要闯过封锁线是很危险的，最后，我们灵机一动，由何来士扮作卖毛笔的商人，我和张世连扮作学生，在中和买了两捆毛笔由何来士挑着，我们开始启程。在经历很多次的惊魂时刻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安全地带。在我们到了山合涧村的那个晚上，我发起了高烧，连走路都非常困难。可是离目的地还有25公里，正在一筹莫展地时候，我们这碰到一个赶毛驴的（驮驮），尽管赶毛驴的人不同意，卫生队长还是把我抱上了驴背，走了20多里，驮驮要拐弯，我就下了驮驮，我们直奔医院去了，这就是山西省壶关县桥上村七分区最大的后防医院。
病好之后，我就开始在这里学习着工作了。两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医院开始南迁辉县高庄镇一个天主教堂里，把我又分配到手术室当消毒员。不久后，我患上了疟疾病，退出了消毒员工作。没多久，四十四团接我回部队，当时部队驻在徐营望高楼村然坚持着打游击战。日军投降了了，汉奸、伪军摇身一变改头不换面都成了国民党的杂牌军，他们仍旧与八路军为敌，我们经常受着修武、获嘉、武陟敌军的骚扰。
走！去配合豫北战役去！我们就沿着太行山前山岭走了五天，走到了淇县的境界，豫北战役打得很激烈，日夜炮声隆隆，为防止新乡敌军北上增援，我们袭击了塔岗东站，破坏铁路几十里，并剿灭了敌军担架排。预备战役结束了，我们又沿着前山岭来到了焦作，在焦作过的春节。春节后部队又到杨五家守防，和敌人形成了对峙的阵容，北至太行山，南至沁河沿。僵持了一段时间，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议，国民党大肆向解放区反攻，我们寡不敌众，只好暂时退让，部队全部退到太行山前山岭。
组建博爱独立营
大部队作战转移走了，前山岭只剩下我们一个连队，后来又逐渐有了两个连，我们三个连就围绕着博爱县打游击战，开展着有利就上、无利就走的战略战术，同时又开展着夺枪、抓俘运动，月底三个连进行评比，优胜者由地方敲锣打鼓送米送肉。有一次，我们到了西马营和敌人进行对峙，经过了一阵冲杀，敌人溃不成军，东逃西散，拼命逃跑，我们得了敌人的转盘机枪，另有八只步枪，敌人扫兴逃走，我们高兴而归。
手榴弹看俘虏实属罕见
一天我们活动到县北吕蝶村，部队在街上休息，我和副连长、通讯员到一家相识的老太太家，刚一进门看见灶台上坐着几个穿黄大衣的敌人，敌人随即躲进了里屋，用枪对着我们扫射，我们退到了大街。敌人趁机越墙逃跑，部队都去追击敌人，他们把在街上俘虏的一个敌人交给了我，街上就剩我和一个俘虏，俘虏是一个黑大汉，见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小毛孩就想跑，我急中生智，將腰间里的一个手榴弹拿出来踮起脚硬扒着俘虏的后衣领强行塞进去，我用手勾住导火索说：“你跑我就拉开导火索崩了你。”就这样把他给镇住了。
到敌人老窝抓俘虏
月底评比的时候快要到了，我们连一无所获，寻不到战机抓不到俘虏得不到枪，把大家急的团团转，有的人说卫生员（我）年龄小让他化装进城去侦察一下，有的人说卫生员是获嘉人说话口音不对容易被敌人发觉。最终决定大白天化装进城，组织了二十多人带上快武器穿上便衣直插博爱西关，其余人隐蔽在离西关二公里的竹园里准备接应。到西关之后找不到敌人，听说敌人都到城内开会去了，东找西找只找到了一个穿便衣的还乡团，我们拉着他就走，敌人不知所措。我拿枪顶了敌人一下，枪响了，打在敌人的衣服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听到枪响乱作一团，我们趁着群众的混乱撤出了城，抓了一个俘虏得了一支枪。此次行动受到了营部的批评，因为这个方法很蛮干。
有一天，我们到了博爱县的磨头村。到了村头，有个群众气喘嘘嘘向我们报告说，村里有一个还乡团的人在那里赌博，让我们快去抓他（还乡团是恶霸地主、地痞流氓组织起来的团队）。部队去了一个班，把敌人抓住了。在敌占区压着一个敌人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跑了后患无穷，连长下令敌人拉到一个竹园里，计划用刺刀将其处死（如果用枪打，怕枪声引来敌人），但无人下手。于是，连长说：那就用枪打吧。我将通讯员的枪要过来，推上子弹，对准敌人后脑勺打了一枪，但敌人没有死，连长赶忙又补了一枪，将敌人打死。部队向北走了几百米后坐下来休息，班长想锻炼我的胆量，给了我一杆上了刺刀的枪，叫我回去将敌人补一刀。我大着胆子去了，一会儿我扛着带血的刺刀和敌人的军裤回来了，同志们都点头称赞我。我们住在博爱上屯村的时候，有一天，天未亮，我就听到岗哨跑来说我们的游动哨回来了（游动哨是用一个班的兵力在离村一里多地朝着敌人来的方向来回走动，防敌偷袭，敌人来了能提前发现），我连背包都没来得及打，随着部队出了村东口朝着的人来的方向跑去，离我们不到一百米的柏树坟里密密麻麻都是穿着黄大衣的敌人。在激烈的战斗之后，敌人溃不成军，死伤五十多人，我们得了几十支步枪。连长的增援部队用过来了，仗不能再打了，再打就要吃亏，连长下令部队后撤，等敌人大部队到来我们已经走得无影无踪。那天我们牺牲了一个战士，因情况紧急来不及掩埋，就在村里一家百姓的磨道里用玉米杆掩盖。实在伤感。
有一天，通讯员告诉我要解放博爱县城了。我说：你大白天说梦话，哪来的部队，就我们独立营能解放博爱城吗？他说：真的，博爱要解放了，已经有几个首长围着博爱县城察看地形，听说是太行独立旅部队要来。第二天的晚上十点，总攻开始了，我们独立营被调到博爱城东八里地的中流村（音），我们的任务是打击从焦作来的援兵，以及从博爱县城溃逃的敌军，博爱城内枪声一片，炮声隆隆，天空不时飞起一串串红色的链条。经过一夜激战博爱解放了，我们进了博爱城，把守着博爱的东门，捕捉着出逃的便衣逃兵，有个国民党的士兵左胳膊被打，骨折连了一点皮，走起路来左胳膊悠悠荡荡，我看着怪可怜的，就将他连着点皮的胳膊剪掉并包扎，我们开饭时我给他弄点吃的，晚上他就露宿街头，一天后，这人不见了。
博爱解放了，太行独立旅奉命战略转移，我们独立营被编为太行四十六团，就在博爱以东的阳庙、倒槐树、贵屯（音）一带与焦作的敌军对峙。我们住在小梁庄的最前沿，是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天天作着战斗准备，天不亮吃饭，饭后每人发两个馒头作为一天的干粮，一天团部得知敌人经常夜袭我后方村庄，残害村干部，抢窃百姓财物，团首长命令我们设法截击，我们截击了几次都扑了空，最后我们把战线拉长，待敌人返回时被截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冲杀，我们抓了十几个俘虏还缴了一挺机枪和十几支步枪，从此敌人再没敢来过。 太行独立旅召开解放博爱庆功大会，同时公审博爱县县长王泉清。街上到处贴着庆祝博爱解放的标语，喊着“枪毙王清泉，镇压王清泉”的口号，前面走的是浩浩荡荡的独立率大军压着战利品——四门野炮和四门战防炮，后面跟着庆祝的群众，会后宣布把王清泉乱棍打死。
全歼东王封还乡团
焦作西大约十里地的东王封驻着大约四十多人的还乡团，他们在那里无恶不作、祸害百姓，百姓们叫苦连天。我们决定拔掉这个窝点，当晚，我们就出发了。我们把东王封团团围住，并且进村抓了十几个敌军，剩余的敌人退到了村中心的一座炮楼上，我们在下边喊话：“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敌人默不作声。于是，我们用炸药炸毁了炮楼，一声巨响后，炮楼成了一堆废墟。只听里边齐哭乱叫，这个喊“来刨我”那个叫“来救我”，一会儿便无声了。这次，我们抓了三十多个俘虏，缴了一挺机枪十几支步枪，我们胜利而归。
豫东战役，我军节节胜利，郑州即将解放，焦作的敌人闻风丧胆仓皇南逃，三千人行至郇封，被我十四纵队团团围困，经过劝降，敌军全部投降我军，修武的敌军东逃获嘉县，此时我已调到团部卫生队任药房调剂员。团部驻在武陟县的大邮村，部队轻装准备东进集中在武陟县的大红桥等待出发，我听说后，同部队要求随军东进打回获嘉去。其实，我更想去见我那几年未见的祖母。被部队拒绝后，我整整哭了一上午，队长像哄小孩似地哄着我，他说：“今天上午不吃饺子了，该吃馅饼块，吃过饭我送你去东进的部队。”等我们吃过饭，他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告诉我东进的部队已经走了，我又哭了一阵当晚我们住到焦作一座敌人的兵营里，第二天接到通知：让我们参加打获嘉。当地的工人找到了一辆破旧汽车送我们过去。过修武东车子坏了，我们步行到了获嘉的徐庄，那里驻扎着前方手术组，我们又前进至获嘉的南屯村，在村东口路北的一个仅有一件北屋的空院里，扎了前方救护所。晚上十点钟，总攻开始了，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子弹不时打在房顶的瓦上，噼噼啪啪乱响。部队在小蔑庄主攻吕祖庙，敌人防守严密，顽固抵抗。我军伤亡较大。当天，获嘉未攻克，第二天我军调整战术。十四纵队将县城南门用炸药炸开，我军冲进城，经过一阵冲杀后，敌人东逃西散，获嘉宣告解放了。上级又命令我们去防守黄河大桥，主要是防止新乡的敌人南逃。部队开往黄河桥，中和是必经之地，为了能早日见到祖母，我一个人提前出发了。我进了中和北门后，我两步并作一步去见祖母，见到祖母，祖母高兴的流着眼泪说：“真幸运你活着回来了，都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和祖母简单的叙述着分别后的经过，我便跟着部队开往黄河桥了。当晚住在武陟县的桥庙，第二天到黄河桥的小李庄，在那里，我们一边守桥，一边练兵。
在组建了华北独立第七旅之后，我们成为了第二十团。在黄河桥呆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团又被调到新乡的店后营准备解放新乡。我们发现新乡飞机场经常有飞机起落，像是敌人想趁机逃跑，上级又命令我们向飞机场逼近，一夜之间我们把战壕挖到了飞机场的边沿，这样的话，敌军就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了。敌人虽多次反扑，我军英勇抵抗，敌人未能得逞，从此敌机未再来过。第四野战军来了之后，敌人更是闻风丧胆，四野开着汽车围城察看地形，敌人未敢开过一枪，当天晚上，新乡的敌军宣布投降。我们进城开了公审王三祝的大会（王三祝是敌驻新乡保安团？），街上到处贴着“枪毙王三祝”和“镇压血债累累的王三祝”的标语。
没多久，我得了回归热病，住进了临时医院，整日发烧，口干舌燥，医院里也没有药物治疗。让人奇怪的是：有一天我上街碰见一个卖甜瓜的，把身上仅有的三元钱买了个甜瓜，我吃甜瓜之后，回归热病竟然好了。之后，我们部队又迁到获嘉徐营驻防，此时我被调到十九团二营营部卫生所，仍任药房调剂员。上级要人去辉县学习，我营把我派去了，到了学校，校领导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这是扫盲班，不是卫生学校，你还是回去吧。”回去以后，我的部队已调往北京去了，无奈之下，我找到了驻在中和天主教堂里的平原军区卫生部，我把情况向卫生部领导说明，他就把我留在了卫生部，依然做药房工作。在自己家门工作，我可以一边工作，一方面照顾祖母，自然是很开心。东街有个回民叫王文宣，他的表妹有病，经常找我给他表妹看病，时间长了人也熟了，他提到了我的婚姻问题，我说：“我是一个穷当兵的，房屋一间地无一垄，谁能找我。”他说：“如果不是碍着信仰，我就将表妹嫁给你。”没多久，他想到东街朱玉兰的三妮朱炳枝。在他的一番撮合下，我卖了麦，买了手绢、耳环，还扯了几尺花布，就这样和朱炳枝把婚给定下了。
没多久，我从卫生部又调到空军，暂住在新乡飞机场，机场内环境很差，没有飞机，只有一部电台，我们每天割草换些东西改善生活。三个月后，部队北上听候整编，每人发了十几个馒头和咸菜坐上火车，一夜之间到了天津的杨村飞机场，那里驻扎着空军第七师，我被编入机场卫生队，那是个风口地带，天气很冷，滴水成冰，吐口吐沫到地上都能结冰。这时每人又添了一件大衣。几个月后接到姑母的一封来信，她说：祖母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他们已经 殡葬了祖母，于是，我也未回去。之后，我又调到了北京通县飞机场卫生队工作。一九五五年授军衔时，我被授为少尉军銜，上级认为我被授为少尉军衔有点屈才，为此，我又被调入师部保卫科担任保卫助理员，授为中尉军衔。
一天，印度尼西亚总统来飞机场参观，有彭德怀元帅陪同，上级命令我当招待员，并做好暗地保卫工作。头天晚上，我拿着各种饮料到北京饭店进行无毒化验，第二天飞机表演开始了，在机场空地搭着凉棚，摆上桌椅，彭德怀元帅陪同着吴努来了，我一眼就看出这位是彭德怀，我给他斟上一杯汽水，看完后他们就走了。以后我又被调到高炮独立营，是支地对空的导弹部队，仍住在飞机场的一角。这时我已被授为上尉军衔，升为保卫股长，六三年地方向部队要二十万支边干部，我就此转业了。转业后历任中和卫生院院长、县医院院长、县卫校校长。八九年离休至今。
作者简介：
卫永林，男，1930年11月出生，河南省获嘉县中和镇人。1945年2月参加八路军，1948年3月1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历经县（解放前修武、获嘉、武陟为一个县）区小队、区大队、博爱独立营、太行第四军分区、华北独立第七旅、空军十四师、导弹部队高炮营等多个部队，从一直从事司药和前线战地救护等工作。曾荣获战斗英雄纪念章一枚、二等功臣勋章二枚、嘉奖多次。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入空军探照灯部队保卫处，任处长。1963年4月转业回乡，先后任获嘉县中和乡卫生院院长、县医院院长、县卫校书记、校长等职务，1989年离休。爱好读书、看报，闲暇时养花、种菜自给自养。
幸福的童年
幼年时，我的家里一共六口人：祖母常氏、父亲卫家贤、母亲刘氏、我和姐姐莲叶，以及一个来历不明的老爷—名叫卫六柱（据说是大西关人）。父亲是个银匠，家里开了一个银匠铺，字号“协盛楼”，生意很红火，雇用老师、徒弟七八个人，日夜叮叮当当敲打不停，家境较富裕。我六岁时家里就给我订了娃娃亲（安仪村孙氏）后遇荒年离散。
我八岁入私塾，念完《必须杂志》、《百家姓》、《弟子规》、《四言杂志》、《朱子格言》等。十二岁入洋学堂上五年级，十三岁高小毕业。一九四零年，母亲患病（现在想可能是子宫瘤），出血死亡。父亲续娶继母梁氏，继母到家后十分贤惠，视我们姐弟如亲生。
一九四二年，大旱三灾，蝗虫满天，庄家颗粒不收，加上兵荒马乱，苛捐杂税，压的人们喘不上气。小小的一个中和村，就住着日军、汉奸警备队、日伪区公所、新民会派出所，还有冯聚祥的杂牌军六个之多。人们温饱难顾，哪还有闲钱购买银器，我家银楼生意逐渐倒闭，开始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这时父亲又交友不慎，与一个伪军班长侯运清（大西关人）交了酒肉朋友。要好时，侯将一担四斗粮食（约230斤）借给了父亲，在我们家生活十分困难的时候侯运清上门逼债，扬言让全家搬走用房子抵债，逼得父亲无路可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把房子卖了一担六斗粮食（约270斤），除了还债剩40斤，去徐州逃荒作为盘缠。（逃荒前的安排：将祖母送往朱庄老姨家，姐姐送往婆家童养，老爷送往获嘉大西关）。
正月二十五日，我和父亲、继母登上了逃荒路程。我們在新乡县小冀火车站上车，第三天，我们到达了安徽徐州以东新浦灾民区。那里的状况依然是不堪入目，饥荒并没有绕过这里。破烂的席庵、窝棚随处可见，面黄肌瘦的人们呻吟着、哭喊着，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命垂一线。每一日，都要有好多死人被送往乱葬坟，惨状目不可睹。我们先是露宿了几夜后，父亲搭了一个不到四平方米席棚，白天吃的残渣剩饭，喝的污泥浊水，晚上就睡在潮湿的席棚。残霜单打无根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我们三人都染上当地方言叫出汗病、羊毛疔（伤寒），长期高烧不退，加上无吃无喝，个个都饿的面黄肌瘦，行动困难。那个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请了一个会割羊毛疔的人，在父亲的脊背上割了六个口，几天后病情仍不见好转。有一天我出去玩耍，误入了乱葬坟，一幕惊人的场面把我惊呆了，棘刺横生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头南北脚、东胳膊西腿，血淋淋地扔在那里。这是没有钱买棺木的人，只得在乱葬坟挖了一个很浅的土坑埋人，前边的人埋了后边狗就扒了（人吃粗康，狗吃肉），吓得我连忙往回跑。我跑到了一座桥上，那里人员穿梭，我想问个明白。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问我：你干不干？他说他是给一家人抬土填坑的，其实就是埋死人的。我就随他去干了一天，挣了一块钱。天黑回家后，父亲见了我大哭，可怜我年幼打工，从此以后不让我再去。父亲是个孝子，日夜思念着祖母，提起祖母就泪流满面，很想一步到家，没有盘缠怎么回家，我就和父亲说，你就把我卖了吧，卖了钱作为盘缠你们回家，等我长大了还可以跑回去。说到这里，父亲哭得更痛了，他说：我宁愿饿死困死也不会卖儿求生。话说到如此，我们依旧在贫穷疾病中，艰难地度日。几天后，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手里拿了一个白布条，说是灾民返乡，拿着白布条就可以免费坐火车（白布条上写个灾民，盖个红章），我们拿着白布条，花了七毛钱租了平板车把我们拉到车站。火车西行到达开封的时候，父亲花了三毛钱住店。第二天早上出店时，父亲和继母的病情突然加重，无法走动。父亲勉强爬到马路边，继母已经爬都爬不动了，她颤颤抖抖地发出了绝望的最后一句话：你们爷儿俩走吧，我是不行了，不要管我了，能活一个就活一个吧，你们快逃命吧。父亲把身上仅剩的一毛钱买了一个饼放在继母面前，爬着离开了继母，一步三回头，泪流满面，心如刀割。中午我们到了火车站广场，我们爷俩彼此相看，两眼泪汪汪。因为身无分文，我们连水都喝不上。
俗话说，人不该死终有救。在火车站的凌晨，我们被一个穿着铁路服的白胡子老头叫醒，他问了我们来历，并问我们要到哪里。父亲说：到新乡。不一会，老头送来了两张去新乡的车票。他另外又给我们六毛钱，给我们做路费。父亲在家是个有头面的人，如今落到这般境地，无脸见人，怕被人笑话，想在新乡找几个朋友借助。我们来到新乡后，父亲爬着去寻亲访友，却是屡屡遭到拒绝。人说世态炎凉，人走茶凉，果真如此。父亲耗费了很多精力爬到他们家，却是一次又一次地被人闭门不见。这样的事，实在让人心寒。在我和父亲无路可走之际，我们遇到了两个牵狗的洋人，他们指着过道口的拉煤平板车将我们拉回站外，于是，我们又在露天野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我们无计可施，而父亲又一心想见到祖母。于是，父亲爬到离我们露宿地一百米的饭铺租了一辆平板车，车到付麦，到了中和，我们要给人家三斗小麦。我们当天下午到了中和，住在了姑母逃荒走后留下的破房安身，我把祖母接回来之后，他们母子见面痛哭一场。第二天下午父亲就去世了，我和祖母哭了一阵，将姐姐接回商量后事。我们买不起棺木，就拿两个旧箱子对起来，做了个简易的棺材，我和姐姐两人凄凄惨惨地送父亲入土。
父亲死后，我和祖母相依为命，我在祖母的精心照料下，身体逐渐恢复，开始给人家打短工，谁家叫就给谁家干，卖烧饼、卖胡辣汤什么都干，一天能挣一升玉米（约1斤半）。这样维持生活一、二年，中和解放了，伪军都被撵到获嘉城里去了，中和成了游击区。
一天，我正挎着篮在街上卖花生，碰见了五年级同学张世连，背着小马枪，他前边走着一个穿着黑大褂的年轻人，我问张世连：现在是干什么的？他说：干八路军，前边走的那个人是他的区长（这个区长就是现在获嘉县粮食局的离休干部宗文魁）。这时黑大褂问我：你干不干？我说：我这么小要么（我当时年龄是14岁）？他说要。第二天我就参加了中和八路军区干队，就在中和周围打游击，敌人少了我们就打，敌人多了我们就撤。两个月后，我和张世连调入了八路军四十四团，张世连被安排到团部卫生队，我被调入杨马庄地下医院，我们的任务是诊治轻伤员，白天集中诊治，晚上各自隐蔽。 学医
白手起家的我，最初什么都不会，只会擦红汞、碘酒。卫生队长有意让我和张世连去山西后防医院学习，卫生队长何来士（是四川人）护送，路上要通过敌人封锁线。白天要闯过封锁线是很危险的，最后，我们灵机一动，由何来士扮作卖毛笔的商人，我和张世连扮作学生，在中和买了两捆毛笔由何来士挑着，我们开始启程。在经历很多次的惊魂时刻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安全地带。在我们到了山合涧村的那个晚上，我发起了高烧，连走路都非常困难。可是离目的地还有25公里，正在一筹莫展地时候，我们这碰到一个赶毛驴的（驮驮），尽管赶毛驴的人不同意，卫生队长还是把我抱上了驴背，走了20多里，驮驮要拐弯，我就下了驮驮，我们直奔医院去了，这就是山西省壶关县桥上村七分区最大的后防医院。
病好之后，我就开始在这里学习着工作了。两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医院开始南迁辉县高庄镇一个天主教堂里，把我又分配到手术室当消毒员。不久后，我患上了疟疾病，退出了消毒员工作。没多久，四十四团接我回部队，当时部队驻在徐营望高楼村然坚持着打游击战。日军投降了了，汉奸、伪军摇身一变改头不换面都成了国民党的杂牌军，他们仍旧与八路军为敌，我们经常受着修武、获嘉、武陟敌军的骚扰。
走！去配合豫北战役去！我们就沿着太行山前山岭走了五天，走到了淇县的境界，豫北战役打得很激烈，日夜炮声隆隆，为防止新乡敌军北上增援，我们袭击了塔岗东站，破坏铁路几十里，并剿灭了敌军担架排。预备战役结束了，我们又沿着前山岭来到了焦作，在焦作过的春节。春节后部队又到杨五家守防，和敌人形成了对峙的阵容，北至太行山，南至沁河沿。僵持了一段时间，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议，国民党大肆向解放区反攻，我们寡不敌众，只好暂时退让，部队全部退到太行山前山岭。
组建博爱独立营
大部队作战转移走了，前山岭只剩下我们一个连队，后来又逐渐有了两个连，我们三个连就围绕着博爱县打游击战，开展着有利就上、无利就走的战略战术，同时又开展着夺枪、抓俘运动，月底三个连进行评比，优胜者由地方敲锣打鼓送米送肉。有一次，我们到了西马营和敌人进行对峙，经过了一阵冲杀，敌人溃不成军，东逃西散，拼命逃跑，我们得了敌人的转盘机枪，另有八只步枪，敌人扫兴逃走，我们高兴而归。
手榴弹看俘虏实属罕见
一天我们活动到县北吕蝶村，部队在街上休息，我和副连长、通讯员到一家相识的老太太家，刚一进门看见灶台上坐着几个穿黄大衣的敌人，敌人随即躲进了里屋，用枪对着我们扫射，我们退到了大街。敌人趁机越墙逃跑，部队都去追击敌人，他们把在街上俘虏的一个敌人交给了我，街上就剩我和一个俘虏，俘虏是一个黑大汉，见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小毛孩就想跑，我急中生智，將腰间里的一个手榴弹拿出来踮起脚硬扒着俘虏的后衣领强行塞进去，我用手勾住导火索说：“你跑我就拉开导火索崩了你。”就这样把他给镇住了。
到敌人老窝抓俘虏
月底评比的时候快要到了，我们连一无所获，寻不到战机抓不到俘虏得不到枪，把大家急的团团转，有的人说卫生员（我）年龄小让他化装进城去侦察一下，有的人说卫生员是获嘉人说话口音不对容易被敌人发觉。最终决定大白天化装进城，组织了二十多人带上快武器穿上便衣直插博爱西关，其余人隐蔽在离西关二公里的竹园里准备接应。到西关之后找不到敌人，听说敌人都到城内开会去了，东找西找只找到了一个穿便衣的还乡团，我们拉着他就走，敌人不知所措。我拿枪顶了敌人一下，枪响了，打在敌人的衣服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听到枪响乱作一团，我们趁着群众的混乱撤出了城，抓了一个俘虏得了一支枪。此次行动受到了营部的批评，因为这个方法很蛮干。
有一天，我们到了博爱县的磨头村。到了村头，有个群众气喘嘘嘘向我们报告说，村里有一个还乡团的人在那里赌博，让我们快去抓他（还乡团是恶霸地主、地痞流氓组织起来的团队）。部队去了一个班，把敌人抓住了。在敌占区压着一个敌人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跑了后患无穷，连长下令敌人拉到一个竹园里，计划用刺刀将其处死（如果用枪打，怕枪声引来敌人），但无人下手。于是，连长说：那就用枪打吧。我将通讯员的枪要过来，推上子弹，对准敌人后脑勺打了一枪，但敌人没有死，连长赶忙又补了一枪，将敌人打死。部队向北走了几百米后坐下来休息，班长想锻炼我的胆量，给了我一杆上了刺刀的枪，叫我回去将敌人补一刀。我大着胆子去了，一会儿我扛着带血的刺刀和敌人的军裤回来了，同志们都点头称赞我。我们住在博爱上屯村的时候，有一天，天未亮，我就听到岗哨跑来说我们的游动哨回来了（游动哨是用一个班的兵力在离村一里多地朝着敌人来的方向来回走动，防敌偷袭，敌人来了能提前发现），我连背包都没来得及打，随着部队出了村东口朝着的人来的方向跑去，离我们不到一百米的柏树坟里密密麻麻都是穿着黄大衣的敌人。在激烈的战斗之后，敌人溃不成军，死伤五十多人，我们得了几十支步枪。连长的增援部队用过来了，仗不能再打了，再打就要吃亏，连长下令部队后撤，等敌人大部队到来我们已经走得无影无踪。那天我们牺牲了一个战士，因情况紧急来不及掩埋，就在村里一家百姓的磨道里用玉米杆掩盖。实在伤感。
有一天，通讯员告诉我要解放博爱县城了。我说：你大白天说梦话，哪来的部队，就我们独立营能解放博爱城吗？他说：真的，博爱要解放了，已经有几个首长围着博爱县城察看地形，听说是太行独立旅部队要来。第二天的晚上十点，总攻开始了，我们独立营被调到博爱城东八里地的中流村（音），我们的任务是打击从焦作来的援兵，以及从博爱县城溃逃的敌军，博爱城内枪声一片，炮声隆隆，天空不时飞起一串串红色的链条。经过一夜激战博爱解放了，我们进了博爱城，把守着博爱的东门，捕捉着出逃的便衣逃兵，有个国民党的士兵左胳膊被打，骨折连了一点皮，走起路来左胳膊悠悠荡荡，我看着怪可怜的，就将他连着点皮的胳膊剪掉并包扎，我们开饭时我给他弄点吃的，晚上他就露宿街头，一天后，这人不见了。
博爱解放了，太行独立旅奉命战略转移，我们独立营被编为太行四十六团，就在博爱以东的阳庙、倒槐树、贵屯（音）一带与焦作的敌军对峙。我们住在小梁庄的最前沿，是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天天作着战斗准备，天不亮吃饭，饭后每人发两个馒头作为一天的干粮，一天团部得知敌人经常夜袭我后方村庄，残害村干部，抢窃百姓财物，团首长命令我们设法截击，我们截击了几次都扑了空，最后我们把战线拉长，待敌人返回时被截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冲杀，我们抓了十几个俘虏还缴了一挺机枪和十几支步枪，从此敌人再没敢来过。 太行独立旅召开解放博爱庆功大会，同时公审博爱县县长王泉清。街上到处贴着庆祝博爱解放的标语，喊着“枪毙王清泉，镇压王清泉”的口号，前面走的是浩浩荡荡的独立率大军压着战利品——四门野炮和四门战防炮，后面跟着庆祝的群众，会后宣布把王清泉乱棍打死。
全歼东王封还乡团
焦作西大约十里地的东王封驻着大约四十多人的还乡团，他们在那里无恶不作、祸害百姓，百姓们叫苦连天。我们决定拔掉这个窝点，当晚，我们就出发了。我们把东王封团团围住，并且进村抓了十几个敌军，剩余的敌人退到了村中心的一座炮楼上，我们在下边喊话：“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敌人默不作声。于是，我们用炸药炸毁了炮楼，一声巨响后，炮楼成了一堆废墟。只听里边齐哭乱叫，这个喊“来刨我”那个叫“来救我”，一会儿便无声了。这次，我们抓了三十多个俘虏，缴了一挺机枪十几支步枪，我们胜利而归。
豫东战役，我军节节胜利，郑州即将解放，焦作的敌人闻风丧胆仓皇南逃，三千人行至郇封，被我十四纵队团团围困，经过劝降，敌军全部投降我军，修武的敌军东逃获嘉县，此时我已调到团部卫生队任药房调剂员。团部驻在武陟县的大邮村，部队轻装准备东进集中在武陟县的大红桥等待出发，我听说后，同部队要求随军东进打回获嘉去。其实，我更想去见我那几年未见的祖母。被部队拒绝后，我整整哭了一上午，队长像哄小孩似地哄着我，他说：“今天上午不吃饺子了，该吃馅饼块，吃过饭我送你去东进的部队。”等我们吃过饭，他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告诉我东进的部队已经走了，我又哭了一阵当晚我们住到焦作一座敌人的兵营里，第二天接到通知：让我们参加打获嘉。当地的工人找到了一辆破旧汽车送我们过去。过修武东车子坏了，我们步行到了获嘉的徐庄，那里驻扎着前方手术组，我们又前进至获嘉的南屯村，在村东口路北的一个仅有一件北屋的空院里，扎了前方救护所。晚上十点钟，总攻开始了，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子弹不时打在房顶的瓦上，噼噼啪啪乱响。部队在小蔑庄主攻吕祖庙，敌人防守严密，顽固抵抗。我军伤亡较大。当天，获嘉未攻克，第二天我军调整战术。十四纵队将县城南门用炸药炸开，我军冲进城，经过一阵冲杀后，敌人东逃西散，获嘉宣告解放了。上级又命令我们去防守黄河大桥，主要是防止新乡的敌人南逃。部队开往黄河桥，中和是必经之地，为了能早日见到祖母，我一个人提前出发了。我进了中和北门后，我两步并作一步去见祖母，见到祖母，祖母高兴的流着眼泪说：“真幸运你活着回来了，都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和祖母简单的叙述着分别后的经过，我便跟着部队开往黄河桥了。当晚住在武陟县的桥庙，第二天到黄河桥的小李庄，在那里，我们一边守桥，一边练兵。
在组建了华北独立第七旅之后，我们成为了第二十团。在黄河桥呆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团又被调到新乡的店后营准备解放新乡。我们发现新乡飞机场经常有飞机起落，像是敌人想趁机逃跑，上级又命令我们向飞机场逼近，一夜之间我们把战壕挖到了飞机场的边沿，这样的话，敌军就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了。敌人虽多次反扑，我军英勇抵抗，敌人未能得逞，从此敌机未再来过。第四野战军来了之后，敌人更是闻风丧胆，四野开着汽车围城察看地形，敌人未敢开过一枪，当天晚上，新乡的敌军宣布投降。我们进城开了公审王三祝的大会（王三祝是敌驻新乡保安团？），街上到处贴着“枪毙王三祝”和“镇压血债累累的王三祝”的标语。
没多久，我得了回归热病，住进了临时医院，整日发烧，口干舌燥，医院里也没有药物治疗。让人奇怪的是：有一天我上街碰见一个卖甜瓜的，把身上仅有的三元钱买了个甜瓜，我吃甜瓜之后，回归热病竟然好了。之后，我们部队又迁到获嘉徐营驻防，此时我被调到十九团二营营部卫生所，仍任药房调剂员。上级要人去辉县学习，我营把我派去了，到了学校，校领导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这是扫盲班，不是卫生学校，你还是回去吧。”回去以后，我的部队已调往北京去了，无奈之下，我找到了驻在中和天主教堂里的平原军区卫生部，我把情况向卫生部领导说明，他就把我留在了卫生部，依然做药房工作。在自己家门工作，我可以一边工作，一方面照顾祖母，自然是很开心。东街有个回民叫王文宣，他的表妹有病，经常找我给他表妹看病，时间长了人也熟了，他提到了我的婚姻问题，我说：“我是一个穷当兵的，房屋一间地无一垄，谁能找我。”他说：“如果不是碍着信仰，我就将表妹嫁给你。”没多久，他想到东街朱玉兰的三妮朱炳枝。在他的一番撮合下，我卖了麦，买了手绢、耳环，还扯了几尺花布，就这样和朱炳枝把婚给定下了。
没多久，我从卫生部又调到空军，暂住在新乡飞机场，机场内环境很差，没有飞机，只有一部电台，我们每天割草换些东西改善生活。三个月后，部队北上听候整编，每人发了十几个馒头和咸菜坐上火车，一夜之间到了天津的杨村飞机场，那里驻扎着空军第七师，我被编入机场卫生队，那是个风口地带，天气很冷，滴水成冰，吐口吐沫到地上都能结冰。这时每人又添了一件大衣。几个月后接到姑母的一封来信，她说：祖母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他们已经 殡葬了祖母，于是，我也未回去。之后，我又调到了北京通县飞机场卫生队工作。一九五五年授军衔时，我被授为少尉军銜，上级认为我被授为少尉军衔有点屈才，为此，我又被调入师部保卫科担任保卫助理员，授为中尉军衔。
一天，印度尼西亚总统来飞机场参观，有彭德怀元帅陪同，上级命令我当招待员，并做好暗地保卫工作。头天晚上，我拿着各种饮料到北京饭店进行无毒化验，第二天飞机表演开始了，在机场空地搭着凉棚，摆上桌椅，彭德怀元帅陪同着吴努来了，我一眼就看出这位是彭德怀，我给他斟上一杯汽水，看完后他们就走了。以后我又被调到高炮独立营，是支地对空的导弹部队，仍住在飞机场的一角。这时我已被授为上尉军衔，升为保卫股长，六三年地方向部队要二十万支边干部，我就此转业了。转业后历任中和卫生院院长、县医院院长、县卫校校长。八九年离休至今。
作者简介：
卫永林，男，1930年11月出生，河南省获嘉县中和镇人。1945年2月参加八路军，1948年3月1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历经县（解放前修武、获嘉、武陟为一个县）区小队、区大队、博爱独立营、太行第四军分区、华北独立第七旅、空军十四师、导弹部队高炮营等多个部队，从一直从事司药和前线战地救护等工作。曾荣获战斗英雄纪念章一枚、二等功臣勋章二枚、嘉奖多次。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入空军探照灯部队保卫处，任处长。1963年4月转业回乡，先后任获嘉县中和乡卫生院院长、县医院院长、县卫校书记、校长等职务，1989年离休。爱好读书、看报，闲暇时养花、种菜自给自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