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中国历史开始，就景仰学界耆宿张正明先生；从研究民族文化史之初，就经常拜读大师张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近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正明著《秦与楚》一书，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启迪更多。该书的出版，不仅推进了我国有关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地域文化史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提高中国历史上民族地域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而且是近年来各地学者对秦楚地域文化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典范之作，是民族地域文化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一部品位高雅的学术专著。它既拓展了我国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又在学术领域有益于启发后进。正如作者所示：“与经济是否繁荣、政治是否清明相比，学术是否兴旺对后世更有重要意义”；“当年的天子和诸侯都已没入历史的遥夜，老学和孔学却至今还活在华夏苗裔的灵魂里”（《秦与楚》第114～115页。以下只注页码）；“中国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要有两个根基，其一是民众，其二是学术。前者是物质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民众艰困，学术空虚，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只能是摇曳的风烛”（第257页）。
　　《秦与楚》一书，是作者临终前奋笔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作者经过长期准备和多年思考而精心撰写的学术成果。它凝聚了作者治学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和认识，体现了作者着眼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而研究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怀。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秦人、楚人俱为双源”，具体内容包含史籍所记载与考古成果所展示的秦楚族源问题的研究；第二章“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主要是对秦楚民族的姓氏、性格与其突然壮大、发展的因缘以及其政治倾向与军事扩张的分析；第三章“走上兴盛之路”，实为对秦楚获得霸主之名与实的过程与原因的探索；第四章“秦的长久低迷和楚的反复低昂”，是对秦楚国不同时期政治、军事强弱表现的比较研究；第五章“楚、秦先后变法”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分别论述了楚秦变法的措施与效果，从而揭示了楚秦称雄的深刻原因及其历史启示；第六章“秦、楚由平衡而失衡”与第七章“秦图兼并楚求偏安”两章，主要分析了秦楚实力由平衡走向失衡的过程及其内在的历史原因尤其是不同统治集团人物性格的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第八章“决斗与和解”，重点探讨了秦灭楚国并统一九州的过程以及最终秦亡汉兴的历史启示。
　　概括而言，本书“作者在对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做广集细梳、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将秦与楚的历史文化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做了如同两股交缠的线一般的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比较考察，从而清晰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深刻地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进而高度概括了国家统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中国统一皇朝赖以巩固和发展的根基。全书内容丰富，阐发精辟”（见该书“内容提要”）。通读全书，给人以启迪和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忠于史实，独创一格；不囿旧说，自成一家。一般来说，一部优秀的地域文化史学专著，既要有丰富、扎实的资料，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又要有足够的理论深度和超凡的新见，善于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提炼出能启迪后学智慧的经验，避免前人失误的教训，经得起历史与实践的检验。综观《秦与楚》一书，正是这样一部集作者多年之积累，具有独立学术品格与自由思想精华、含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创新专著。
　　秦楚的民族文化史，其时间跨度上下有数百年之久，其空间范围含有长江南北之广。《秦与楚》一书，就是在这个时空不断变化的广阔范围内，系统地论述了秦楚地域文化的起伏变化，深入地阐明了其兴衰存亡的过程和具体内容；既能在着眼于秦楚民族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据史立论，以明辨其得失，又能不囿旧说，独创一格地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新见，自成一家。不仅如此，书中虽新见迭出，独创之处甚多，但无标新立异之嫌，却有求实求是之意，严格地忠于史实，同时又力求以准确可靠的历史事实和严密的分析论证为据，推出自己的创新论断。如秦楚民族地域文化实力的消长与秦朝统一而又速亡的历史启示等即属此类。作者认为：“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的成型起决定作用的，一为楚，一为秦。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楚与秦由偶尔合作的两极渐变而为互不相容的两极。楚，用兵通常量民力而为；秦，用兵通常疲民力以逞。楚，学术昌明，艺术璀璨，而且，如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所显示的，对学派无门户之见，兼容而并包之；秦，如荀卿所云，‘无儒’，亦即没有学术，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批准号：06JA770016）的研究成果之一。
　　没有学者。”（第3页）。张先生还指出：“学者对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之内的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致是当做一个整体看待的，以为地域差异无关宏旨。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对先秦地域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所做的研究逐渐细化、深化、专化。这是令人鼓舞的进步，但可能引发一个错觉——以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是若干异质文化的拼盘。前后两个倾向都是自然而然的，正像《庄子·秋水》所讲的，‘自大视细者不明’、‘自细视大者不尽’。现在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既不是浑然一体的混沌结构，也不是在动荡中此进彼退、此长彼消的板块结构，而是多元互动的系统结构。时至今日，可以而且应当对当初的若干地域文化做比较研究了。经由一视同仁的比较，将能理清奠基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洞察其机制。”（第271页）
　　其次，秦楚比照，着眼关键；人事比对，辨明得失。古往今来，论述秦楚地域历史与文化者，多从其政治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状况等表面现象进行介绍，应该说，这只是民族文化史研究应做的基本工作和必须了解的基础知识。对于有成效的专业研究来说，应该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之上，在掌握当时民族文化的建立、发展状况和各种文化制度体系的表现的同时，总结出这种文化状况产生的各种主客观的原因、特点及其规律性的变化和对社会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作用等，这才算抓住了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实质。
　　《秦与楚》一书，正是作者敏锐地看到并抓住了秦楚地域文化的关键问题，因而在深入、科学的论述中，能够通过人事比对，以“求实求是”为原则，对秦楚的民族文化得失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在占全书绝大部分的篇幅中，作者简要地考察了秦楚地域文化的建立、发展、变化和兴衰的过程；重点分析了当时文化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原因；详细论述了秦楚两国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状况的不同特点；具体评价了秦楚地域文化舞台上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客观地总结了秦楚各个历史阶段和各种文化成因与制度等的得失，可以说，有关秦楚地域文化史研究中重要而关键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如作者认为：“楚，族群较大，文明较高；秦，族群较小，文明较低。可是，秦人统一中国在前，楚人统一中国在后，依照历史顺序，不该说‘楚与秦’，而该说‘秦与楚’。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前，《项羽本纪》居中，《高祖本纪》在后。对秦与楚，非做从头到尾的比较研究不可。起自传说时代秦、楚先民隐隐约约的踪迹，迄于西汉早期秦、楚族群豁达真诚的和解，分为几个阶段，把秦与楚当做两股交缠的线，一路考察下来。否则，没有条分缕析的解剖，徒托大而化之的论议，岂能无蹈空之嫌？华夏民族的复合性格倾向岂不成为突兀而来的偏好和怪癖了吗？”（第3页）
　　再次，整体研究，把握宏观，重视中观，分析微观。《秦与楚》一书，在整体研究秦楚地域文化的过程中，可谓娴熟地运用了把握宏观，重视中观，分析微观的研究方法。所谓把握宏观，是指全面而充分认识所论问题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秦楚地域文化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同时把握分析具体民族历史问题的史学理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所谓重视中观，就是着重对介于秦楚整个民族社会和个别具体政治文化活动之间的历史事件，亦即非“宏”非“微”或亦“宏”亦“微”的中间状态的历史事件进行合适的相应评述。所谓分析微观，是指对所论民族文化问题具体内容的剖析。一般来说，只有宏观把握，则会失之抽象、笼统；而只有微观分析，则往往又会就事论事，难以使秦楚地域文化史研究达到应有的高层次，同样不能取得透彻、客观的认识效果。二者互补，重视中观，把握宏观指导，进行微观分析，才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其四，旁征博引，“竭泽而渔”，内容翔实，史料丰富。《秦与楚》一书，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特点颇为突出，该书征引文献达近千条，可谓旁征博引，史料丰富，内容相当翔实。就引征资料的广度来说，也颇见作者的功力，这近千条文献出自大约几百种史书和大量的考古资料，作者治学方法之严谨、态度之严肃于此可见一斑。尤其是作者所用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先秦的古籍和近百年的各种相关考古成果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等，倘若没有长期的积累和研究，是很难做到这种程度的。正如张先生的夫人在“后记”中所说：“尽管已有长期的准备、多年的思考，正明在写本书的过程中仍然充分汇集、梳理资料和清理思路。为了免除蹈空之嫌，他对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可以说是‘竭泽而渔’。尤其是关于秦、楚的考古资料，他极为重视，在对已发掘的一个个遗址、墓地乃至墓葬做细致分辨的基础上，爬梳出有可比性的墓葬及其随葬品进行分类排比和量化统计，然后结合文献资料进行条分缕析。”（第271页）
　　此外，《秦与楚》一书，还在全书的体系结构安排、论述条理布局、文字表达方式等方面有自己的独具匠心的特色与风格，如全书文采斐然，许多论证充满哲理与富有诗意，特别是把秦楚各种重大的与地域文化有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客观、真实、深刻地再现了秦楚社会地域文化的状况及其得失，可谓观察、借鉴秦楚地域文化与政治得失的一面明镜。
　　众所周知，开拓与创新是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有“历史感”，做学问、著书立说，既不能迫于政治压力而把古人贴上现代人的标签，也不能屈从于学术权威而人云亦云。从学术的角度讲，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拓与创新，客观地处理学术研究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撰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崭新作品。而《秦与楚》一书，正是客观、真实地再现秦楚地域文化史的一部全面创新的典范力作，是凝聚了张先生一生从事楚文化研究最后智慧的学术总结。
　　作者简介：张全明，男，1957年生，湖北嘉鱼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