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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子夜》的接受，瞿秋白的这句预言广为人们所引征：“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之所以如此，固然与作者的预判变成了现实，以及作者的理论家地位使人们不能无视这一重要的声音有关，但我以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瞿秋白的这句断语，为后来者搭建了一个以文学史为基础接受《子夜》价值的思维起点，一个开放地、多向度地阐释《子夜》意义的话语平台，一个意犹未尽的言说《子夜》余响的广阔空间。特别是当“记录《子夜》的出版”已不证自明，但如何“记录”以及“记录”什么仍然是《子夜》进入审美接受的期待视野时，瞿秋白的论断，就成为人们切入《子夜》的最佳导引。
1933年1月，《子夜》在开明书店印行，旋即轰动文坛。据1933年5月15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以《(子夜)的读者》为题发表的“文坛消息”称： “茅盾之《子夜》。不独此书本身之巨大，为过去文坛所仅见；即以销路论，亦前所未见者。据北平晨报月前某日《北平景况》(?)一文中所记，则市场某书店竟曾于一日内售出至一百余册之多，以此推测，则《子夜》读者之广大与热烈，不难想象云。”不仅广大读者争相购阅，而且参与《子夜》讨论的热情也迅速升温。据笔者统计，1933—1948年期间，有关《子夜》的评论文章共28篇，而1933—1935年短短的三年内就占23篇，反响之强烈与集中可见一斑。28篇的评论文章也创下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评论之最，也为1949年之后《子夜》的批评奠定了基础。
叶圣陶是推介《子夜》的第一人，他为配合作品发行亲自撰写并在《中学生》1933年1期上刊登了一则广告： “本书为茅盾最近创作，描写1930年的中国社会现象。书中人物多至八九十，主角为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工人，和知识分子青年四类。书中故事除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的利害冲突为总结构外，又包括了许多互相关联的小结构。如农村骚动、罢工、公债市场上的斗争、青年的恋爱等等，成为复杂生动的描写。全书三十余万言，而首尾经过的时间不过两月，即此可见全书动作之紧张。”广告虽然只是有关《子夜》的人物构成、结构安排以及叙述时间的极简略而朴素的说明，但还是希望以“人物众多”、“结构复杂”和“动作紧张”三大要素唤起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期待。不料，这一期待首先在陈思(曹聚仁)这里变成了失望。他说：“这部长篇小说，比浅薄无聊的《路》的确好得多，要叫我满意吗?依旧不能使我满意。”因为，《子夜》人物虽多但偏离中心，故事有头却多无尾，叙述庞杂又偏移重心，读完后脑子里一点反应也没有。禾金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小说在技术上非常失败，因为主要的故事发展得太慢，次要的故事太多而杂，而作者的布局又欠周密，给读者一种奇突而矛盾的感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茅盾抓大题材的能力不够，他满心要写“中国的社会现象”，结果却只写成了一部“资产阶级生活素描”，或是“××斗法记”而已。杨邨人也觉得《子夜》在技巧上没有什么创新，因此， 《蚀》三部曲所有的浪漫主义的气氛，在《子夜》也特别浓厚。而作者着力于心理的描写，微细动作的表现和社会经济的分析，只是文笔的纤丽而已，没有给人以一种思想上的启发。门言则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认为，由于茅盾写的是体验的传递而不是经验的结晶，其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不会长久，在鲁迅之下。这与燄生认同《子夜》的社会史期待价值，并不看好文本的文艺价值的感知，异曲同工。《子夜》接受在多向的质疑声中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对《子夜》的维护之声也同步展开。余定义不囿于文本写作技术的高低，而是将《子夜》定向在写实主义的视野里，认为《子夜》把握着1930年的时代精神。朱明则将《子夜》作为一部超越之作，肯定这不仅是茅盾自三部曲以来的第一篇力作，既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发现的巨大著作。在反映时代精神上，《子夜》可称为“扛鼎”之作。因为它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机构，大部分都给他很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何况“茅盾的《子夜》；于形式既能趋近于大众化，而内容尤多所表现中国之特性，所以或者也简直可以说是中国的代表作”。连一向对新文学有成见的吴宓也以“云”为笔名，撰文盛赞《子夜》的成就。他认为，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第三，茅盾君之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发，不可控搏。吴组缃更将茅盾与鲁迅相提并论，认为：“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和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他的最大的特点便是在此。”
不过，明晓《子夜》创作过程的瞿秋白显然不希望人们仅将文本的期待视域定在“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上，而是希望按自己既定的阅读期待将《子夜》定向在阶级论的突破上。在他看来， “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不是很大的成绩”。随后，瞿秋白又对《子夜》的阅读指向与接受范式作了详细的补充。他说：“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 《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我想在作者落笔的时候，也许就立下几个目标去写的，这目标可说是《子夜》的骨干：一，帝国主义给与殖民地中国的压迫。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相互矛盾，主要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矛盾。三，无产者与资本家的冲突，农民与地主的冲突。”顺着这一维度，王淑明直截了当地认定， 《子夜》的意图就是要想企图解答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的，而这种艺术尝试是成功的。作者“明白地告诉给我们。不但中国，只要是处在半殖民的地位底国家，她要想发展民族资本，都成为不可能，这是一个普遍地通行于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的铁则，而中国恰恰也是这圈内的一环”。
针对《子夜》的不同指向，侍桁发表了《<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一文，力图重构并修正文本的接受视野。在他看来， 《子夜》不仅是1933年间的重要作品。更是五四后新文学中有着最重要地位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只是作者大规模的表现中国社会的企图这一构想与读者的期待并不契合，因此他希望读者在接受文本的罗曼蒂克色彩的同时修正自己的接受视野。他说：“《子夜》是一本有巨大的企图的书，而因为那成为全书的牵线的主人公被写得过分地理想化，结果成了一本个人悲剧的书了。从艺术的观点，这 书时常使用着旧的手法，在许多场合上有着自然主义的方法的使用，而在更多的场合，是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气氛。拿他当作新写实主义的作品而接收的人们，那是愚蠢的。在思想上，他是非常地隐晦，只有从他的讽嘲的人物或主义上，我们可以反面地去猜想，至于艺术的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多少含有观念论者的嫌疑，从其描写性欲的场面上看来，这嫌疑是有着充分的根据的。”为表明他接受视野的客观性，侍桁特意说：“我必需声明，我不是从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来观察这书以及这作者，如果那样的话，这书将更无价值，而这作者将要受更多的非难。但我相信，在目前的中国的文艺界里，对于我们的作家，那样来考察的话。是最愚蠢，最无味的事。”
对侍桁的修正和有条件的诠释，冯雪峰没有从正面予以解释，而是从革命文学的意义上予以了反驳。他认为， 《子夜》“一方面是普洛革命文学里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五四后’的前进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之产物与发展。中国普洛革命文学如果不能承继‘五四后’的前进的现实的文学的这个传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么它在现在恐怕还没有力量产生出像《子夜》这样的作品；但最重要的是在如果‘五四后’的文学传统不向普洛革命文学的方向发展，如果它不与革命的现实更接近或者竟与之背离，那么这个传统现在就绝对不能有《子夜》似的产物”，“《子夜》不但证明了茅盾个人的努力，不但证明了这个富有中国十几年来的文学的战斗的经验的作者已为普洛革命文学所获得； 《子夜》并且是把鲁迅先驱地英勇地所开辟的中国现代的战斗的文学的路，现实主义的创作的路，接引到普洛革命文学上来的‘里程碑’之一。
遵照这一指向，作为左联重要成员的茅盾于1939年在新疆学院阐述了《子夜》的创作意图与主题，指出了《子夜》接受的新路向。他说：“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1945年6月，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在祝茅盾50寿辰的讲话上将茅盾的创作道路定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茅盾所指出的《子夜》视野理所当然地定向为“接受指南”。之后，虽有唐浞、林海等人对《子夜》提出不同的认识，但形单势弱，未能引起任何效应。至此，1933—1948年间的《子夜》接受的定向工程宣告奠基。
1933—1948年间的《子夜》接受从质疑声中起步，经历了维护、初定向、修正、再修正和再定向的历程。接受者们对《子夜》的接受视域与期待视野作了初步的阐释，实现了《子夜》最初的定位与定向工作，为以后《子夜》的接受打开了通道。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子夜》接受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子夜》的多向视野，一些富有启迪意义的创见仅感悟式地提及而缺乏交流，没有形成有效的接受链，时代的语境又阻止了本可以扩展的期待视野，终止了多向交流与延伸的可能，使本文的接受呈现为单向散发式的态势而难以展开，唯一有限的呼应也缘于同一阵营的相互应和且最终为“官方”所定向，形成《子夜》接受的“神话”视域，《子夜》接受的多向视野的格局迅速萎缩，诸多尚待展示的问题亦自然被悬置起来。例如，《子夜》文本的艺术水准问题，这也是《子夜》接受者首先发难的问题。公允地说， 《子夜》是一部瑕玉互见的作品，接受者们对《子夜》的艺术提出质疑也在情理之中。当时不少论者认为《子夜》的人物形象并不成功，甚至有人认为《子夜》是“一个大失败”，吴荪甫“简直是一个无灵魂的木偶”。就整体构建而言，否定者亦不占少数，虽然有些论点如“《子夜》乍看起来，似乎很好，但仔细考察一下，就近于是无灵魂的杂货堆”，以及“《子夜》太多特写的新闻镜头，像由许多短篇拼凑起来的，而茅盾先生对人物性格的联结与推展所构成的画面也没有给予一种统一又巨大的精神动力……因而《子夜》就不能不陷于新闻主义的支离又概念化的境地”。有极端化之嫌，但作者表现时代的大企图与文本呈现间的不平衡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茅盾方向”被确立后，《子夜》也随之圣化。不同的或否定的意见无论合理与否都沦为批判的靶子，交流自然消解。又如，《子夜》的接受视域与阐释路向问题，这也涉及到《子夜》的艺术贡献与文学地位的问题。《子夜》是茅盾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复杂心境的产物，也是一部有着多种思想倾向的文本，其中既有现实主义因素，也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元素，还有颓废主义倾向，从不同的向度阐释《子夜》的成就。本是一个极有益的文学课题，而且从文本实际的接受历程看，最初人们接受《子夜》时，多是从作者在《子夜》初版本《跋》里自述的写作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获得阐释路向的。“时代精神把握论”、“现实主义成就论”、“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作品论”、“自然主义小说论”等，即是以之为支点的读解。然而，“阶级关系突破论”和“回答托派说”占据主导后，《子夜》的接受随之彻底转向，“浪漫主义论”、“自然主义论”等路向也就失去了深化的必然。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H·R·姚斯说：“一部过去作品不断延续的生命。不是通过永久的疑问，也不是通过恒久的回答，而是通过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之间的动态的阐释，才能够激发一种新的理解并允许重新开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子夜》也不例外。《子夜》的艺术生命就在不断地阅读与理解中，在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中。我们探究1933—1948年间的《子夜》接受史，描述《子夜》接受的动态链，就是为了激活历史并期待新的对话与新的展示。
1933年1月，《子夜》在开明书店印行，旋即轰动文坛。据1933年5月15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以《(子夜)的读者》为题发表的“文坛消息”称： “茅盾之《子夜》。不独此书本身之巨大，为过去文坛所仅见；即以销路论，亦前所未见者。据北平晨报月前某日《北平景况》(?)一文中所记，则市场某书店竟曾于一日内售出至一百余册之多，以此推测，则《子夜》读者之广大与热烈，不难想象云。”不仅广大读者争相购阅，而且参与《子夜》讨论的热情也迅速升温。据笔者统计，1933—1948年期间，有关《子夜》的评论文章共28篇，而1933—1935年短短的三年内就占23篇，反响之强烈与集中可见一斑。28篇的评论文章也创下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评论之最，也为1949年之后《子夜》的批评奠定了基础。
叶圣陶是推介《子夜》的第一人，他为配合作品发行亲自撰写并在《中学生》1933年1期上刊登了一则广告： “本书为茅盾最近创作，描写1930年的中国社会现象。书中人物多至八九十，主角为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工人，和知识分子青年四类。书中故事除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的利害冲突为总结构外，又包括了许多互相关联的小结构。如农村骚动、罢工、公债市场上的斗争、青年的恋爱等等，成为复杂生动的描写。全书三十余万言，而首尾经过的时间不过两月，即此可见全书动作之紧张。”广告虽然只是有关《子夜》的人物构成、结构安排以及叙述时间的极简略而朴素的说明，但还是希望以“人物众多”、“结构复杂”和“动作紧张”三大要素唤起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期待。不料，这一期待首先在陈思(曹聚仁)这里变成了失望。他说：“这部长篇小说，比浅薄无聊的《路》的确好得多，要叫我满意吗?依旧不能使我满意。”因为，《子夜》人物虽多但偏离中心，故事有头却多无尾，叙述庞杂又偏移重心，读完后脑子里一点反应也没有。禾金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小说在技术上非常失败，因为主要的故事发展得太慢，次要的故事太多而杂，而作者的布局又欠周密，给读者一种奇突而矛盾的感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茅盾抓大题材的能力不够，他满心要写“中国的社会现象”，结果却只写成了一部“资产阶级生活素描”，或是“××斗法记”而已。杨邨人也觉得《子夜》在技巧上没有什么创新，因此， 《蚀》三部曲所有的浪漫主义的气氛，在《子夜》也特别浓厚。而作者着力于心理的描写，微细动作的表现和社会经济的分析，只是文笔的纤丽而已，没有给人以一种思想上的启发。门言则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认为，由于茅盾写的是体验的传递而不是经验的结晶，其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不会长久，在鲁迅之下。这与燄生认同《子夜》的社会史期待价值，并不看好文本的文艺价值的感知，异曲同工。《子夜》接受在多向的质疑声中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对《子夜》的维护之声也同步展开。余定义不囿于文本写作技术的高低，而是将《子夜》定向在写实主义的视野里，认为《子夜》把握着1930年的时代精神。朱明则将《子夜》作为一部超越之作，肯定这不仅是茅盾自三部曲以来的第一篇力作，既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发现的巨大著作。在反映时代精神上，《子夜》可称为“扛鼎”之作。因为它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机构，大部分都给他很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何况“茅盾的《子夜》；于形式既能趋近于大众化，而内容尤多所表现中国之特性，所以或者也简直可以说是中国的代表作”。连一向对新文学有成见的吴宓也以“云”为笔名，撰文盛赞《子夜》的成就。他认为，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第三，茅盾君之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发，不可控搏。吴组缃更将茅盾与鲁迅相提并论，认为：“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和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他的最大的特点便是在此。”
不过，明晓《子夜》创作过程的瞿秋白显然不希望人们仅将文本的期待视域定在“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上，而是希望按自己既定的阅读期待将《子夜》定向在阶级论的突破上。在他看来， “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不是很大的成绩”。随后，瞿秋白又对《子夜》的阅读指向与接受范式作了详细的补充。他说：“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 《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我想在作者落笔的时候，也许就立下几个目标去写的，这目标可说是《子夜》的骨干：一，帝国主义给与殖民地中国的压迫。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相互矛盾，主要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矛盾。三，无产者与资本家的冲突，农民与地主的冲突。”顺着这一维度，王淑明直截了当地认定， 《子夜》的意图就是要想企图解答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的，而这种艺术尝试是成功的。作者“明白地告诉给我们。不但中国，只要是处在半殖民的地位底国家，她要想发展民族资本，都成为不可能，这是一个普遍地通行于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的铁则，而中国恰恰也是这圈内的一环”。
针对《子夜》的不同指向，侍桁发表了《<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一文，力图重构并修正文本的接受视野。在他看来， 《子夜》不仅是1933年间的重要作品。更是五四后新文学中有着最重要地位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只是作者大规模的表现中国社会的企图这一构想与读者的期待并不契合，因此他希望读者在接受文本的罗曼蒂克色彩的同时修正自己的接受视野。他说：“《子夜》是一本有巨大的企图的书，而因为那成为全书的牵线的主人公被写得过分地理想化，结果成了一本个人悲剧的书了。从艺术的观点，这 书时常使用着旧的手法，在许多场合上有着自然主义的方法的使用，而在更多的场合，是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气氛。拿他当作新写实主义的作品而接收的人们，那是愚蠢的。在思想上，他是非常地隐晦，只有从他的讽嘲的人物或主义上，我们可以反面地去猜想，至于艺术的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多少含有观念论者的嫌疑，从其描写性欲的场面上看来，这嫌疑是有着充分的根据的。”为表明他接受视野的客观性，侍桁特意说：“我必需声明，我不是从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来观察这书以及这作者，如果那样的话，这书将更无价值，而这作者将要受更多的非难。但我相信，在目前的中国的文艺界里，对于我们的作家，那样来考察的话。是最愚蠢，最无味的事。”
对侍桁的修正和有条件的诠释，冯雪峰没有从正面予以解释，而是从革命文学的意义上予以了反驳。他认为， 《子夜》“一方面是普洛革命文学里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五四后’的前进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之产物与发展。中国普洛革命文学如果不能承继‘五四后’的前进的现实的文学的这个传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么它在现在恐怕还没有力量产生出像《子夜》这样的作品；但最重要的是在如果‘五四后’的文学传统不向普洛革命文学的方向发展，如果它不与革命的现实更接近或者竟与之背离，那么这个传统现在就绝对不能有《子夜》似的产物”，“《子夜》不但证明了茅盾个人的努力，不但证明了这个富有中国十几年来的文学的战斗的经验的作者已为普洛革命文学所获得； 《子夜》并且是把鲁迅先驱地英勇地所开辟的中国现代的战斗的文学的路，现实主义的创作的路，接引到普洛革命文学上来的‘里程碑’之一。
遵照这一指向，作为左联重要成员的茅盾于1939年在新疆学院阐述了《子夜》的创作意图与主题，指出了《子夜》接受的新路向。他说：“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1945年6月，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在祝茅盾50寿辰的讲话上将茅盾的创作道路定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茅盾所指出的《子夜》视野理所当然地定向为“接受指南”。之后，虽有唐浞、林海等人对《子夜》提出不同的认识，但形单势弱，未能引起任何效应。至此，1933—1948年间的《子夜》接受的定向工程宣告奠基。
1933—1948年间的《子夜》接受从质疑声中起步，经历了维护、初定向、修正、再修正和再定向的历程。接受者们对《子夜》的接受视域与期待视野作了初步的阐释，实现了《子夜》最初的定位与定向工作，为以后《子夜》的接受打开了通道。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子夜》接受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子夜》的多向视野，一些富有启迪意义的创见仅感悟式地提及而缺乏交流，没有形成有效的接受链，时代的语境又阻止了本可以扩展的期待视野，终止了多向交流与延伸的可能，使本文的接受呈现为单向散发式的态势而难以展开，唯一有限的呼应也缘于同一阵营的相互应和且最终为“官方”所定向，形成《子夜》接受的“神话”视域，《子夜》接受的多向视野的格局迅速萎缩，诸多尚待展示的问题亦自然被悬置起来。例如，《子夜》文本的艺术水准问题，这也是《子夜》接受者首先发难的问题。公允地说， 《子夜》是一部瑕玉互见的作品，接受者们对《子夜》的艺术提出质疑也在情理之中。当时不少论者认为《子夜》的人物形象并不成功，甚至有人认为《子夜》是“一个大失败”，吴荪甫“简直是一个无灵魂的木偶”。就整体构建而言，否定者亦不占少数，虽然有些论点如“《子夜》乍看起来，似乎很好，但仔细考察一下，就近于是无灵魂的杂货堆”，以及“《子夜》太多特写的新闻镜头，像由许多短篇拼凑起来的，而茅盾先生对人物性格的联结与推展所构成的画面也没有给予一种统一又巨大的精神动力……因而《子夜》就不能不陷于新闻主义的支离又概念化的境地”。有极端化之嫌，但作者表现时代的大企图与文本呈现间的不平衡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茅盾方向”被确立后，《子夜》也随之圣化。不同的或否定的意见无论合理与否都沦为批判的靶子，交流自然消解。又如，《子夜》的接受视域与阐释路向问题，这也涉及到《子夜》的艺术贡献与文学地位的问题。《子夜》是茅盾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复杂心境的产物，也是一部有着多种思想倾向的文本，其中既有现实主义因素，也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元素，还有颓废主义倾向，从不同的向度阐释《子夜》的成就。本是一个极有益的文学课题，而且从文本实际的接受历程看，最初人们接受《子夜》时，多是从作者在《子夜》初版本《跋》里自述的写作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获得阐释路向的。“时代精神把握论”、“现实主义成就论”、“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作品论”、“自然主义小说论”等，即是以之为支点的读解。然而，“阶级关系突破论”和“回答托派说”占据主导后，《子夜》的接受随之彻底转向，“浪漫主义论”、“自然主义论”等路向也就失去了深化的必然。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H·R·姚斯说：“一部过去作品不断延续的生命。不是通过永久的疑问，也不是通过恒久的回答，而是通过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之间的动态的阐释，才能够激发一种新的理解并允许重新开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子夜》也不例外。《子夜》的艺术生命就在不断地阅读与理解中，在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中。我们探究1933—1948年间的《子夜》接受史，描述《子夜》接受的动态链，就是为了激活历史并期待新的对话与新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