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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民休闲大格局的逐渐形成，自行车正面临着功能转化。文章从过程和结构两个视角探讨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之间的结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自行车骑乘者以行为涉入为主，骑乘所带来的生理效益、社会效益显著，骑乘活动的幸福感源于3个途径：休闲涉入、休闲效益的直接影响和休闲涉入通过休闲效益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在结构中，休闲效益具有中介变量的性质，虽然休闲涉入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但是经过中介变量的转换后，间接效果更为显著。
[关键词]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结构方程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2-0067-1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02.007
1.引言
自18世纪欧洲人发明自行车以来，自行车在很长时间内被当作代步工具，直至进入汽车时代后，其代步功能逐渐弱化。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西方国家重新思考自行车在都市运输、旅游、休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荷兰率先实施都市自行车系统的规划，德国、法国跟着提出“自行车友好城市”（Bicycle-friendly Towns）的观念，欧洲议会则于1988年在欧盟宪章中通过了“行人与自行车权”（Pedestrians Rights），在美国，骑乘自行车成为很受欢迎且排名第五的户外休闲活动。在研究领域，学者从设施与设计、模拟与评估、骑乘者、经济收益等方面探讨自行车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及影响，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新中国建立后，国内自行车保有量曾居世界第一，被誉为“自行车王国”。台湾地区受欧美自行车运动的影响，2002年提出“台湾地区自行车道系统规划与设置”，将自行车道建设列为县市重点项目，陆续建成了台中关山、东丰、南投明潭、新竹海滨等绿道，在绿色、低碳概念的推动下，岛内掀起了自行车休闲的热潮。在大陆地区，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闲暇时间的增加，国民休闲的大格局正在形成，自行车正面临着功能转化。广州、成都、珠海、深圳等地纷纷启动绿道建设项目，广东甚至将自行车绿道和连接珠三角四城的广珠城轨相提并论，并称“两道工程”。在过去，休闲活动是为了补充劳动体力，在创意经济时代，休闲活动则是为了享受与创造。自行车休闲间接促使人们感受慢活的生活方式，重建因为忙碌而与家庭、社会割断的联系。但是，虽然国内爱好自行车休闲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组织管理与理论研究却非常缺乏。目前，自行车休闲的组织管理基本上处于自为状态，而理论研究集中在训练、生理生化、运动医学、体育竞赛等方面，虽然有少数关于自行车旅游的研究，但是对于自行车休闲活动的行为特征及可能产生的个人效益、社会影响，缺乏必要的理论关注。
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拟选取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3个过程要素，从结构视角考察其内在关系，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建立概念模型与假设，采用实证分析加以验证，希望通过本研究为人们参与自行车休闲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2.文献回顾与概念模型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休闲涉入
涉入的概念最早由谢里夫等（Sherif，et al.）提出，用以衡量社会心理学领域中个人的态度与行为，当一个社会目标与个人自我产生关联时，涉入就会发生。至20世纪80年代，赛林等（Selin，et al.）将涉入概念引入休闲领域，将自我涉入和休闲结合起来研究，从此，涉入概念被广泛运用于休闲、游憩领域的研究。休闲涉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休闲活动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持续虽然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却可以成为休闲者持续参与的动力。威利（Wiley）认为，休闲涉入程度亦即休闲活动带给参与者的意义、重要性和攸关程度，可以解释参与者的休闲决策及决策的过程，因此，休闲涉入被当做了解休闲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冈特等（Gunter，et al.）在早期的涉入研究中以参与和非参与描述个体高、低涉入的情景，并指出休闲涉入应同时包含行为、认知和心理情感等成分。哈维茨（Havitz，etal.）从休闲游憩角度发展了涉入概念，认为休闲涉人是介于个体与休闲活动、休闲目的地、休闲装备之间的一种兴趣、激励和动机的心理状态，在具体的时间点上表现为重要性、愉悦价值等知觉感受。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认同休闲涉入的多构面特征。行为涉入常常用于探讨游憩的技巧、设备和经验。金等（Kim，et al.）对德州赏鸟行为的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行为、技能、参与协会的数量都是影响行为涉入的变量，相比较而言，行为涉入比社会心理涉入更能预测参与者的行为意向。社会心理涉入表现为个体参与活动所达到的愉悦感受和自我表现的程度。在休闲研究中，社会心理涉入的衡量主要有PII和CIP两种量表，PII是由扎伊奇科斯基（zaichkowsky）提出的单构面测量表，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单一的测量变项难以反映涉入的概念，因此，洛朗等（Laurent，et al.）在研究中提出了多元复杂的CIP测量表，认为社会心理涉入包括重要性、风险可能性、风险结果等5个方面，这一成果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不过，哈维茨认为洛朗的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休闲领域，原因是洛朗的研究目的在于将消费者区分成不同涉入程度的类群，而在休闲领域中，时常出现参与者在各个向度上同等涉入程度的情况，因此，哈维茨在休闲涉入向度上提出了不同看法。
基于上述文献，本研究认为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是指休闲者对自行车骑乘活动的投入和专注程度，以及骑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兴奋、自由、愉悦的心理状态。它包括行为涉入和社会心理涉入两个构面，行为涉入属外在行为的参与情形，表现为自行车骑乘活动的频率、花费及其他投入；社会心理涉入是指参与骑乘活动的心理历程，本研究综合哈维茨、洛朗的研究成果，拟从重要性、愉悦性、象征性3个向度来衡量。 2.1.2休闲效益
休闲效益一词的意义十分广泛，可以从个人、团体、社会视角切入，也可以从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汀斯利（Tinsley）基于个体视角，认为休闲效益主要是受到主观感受的影响，而不是活动本身。艾森（Ajzen）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探讨休闲利益，发现休闲参与者对于休闲活动可能获得利益的评价越高，参与的态度倾向就越明显，参与活动的行为表现也就越积极。布莱特（Bright）对休闲效益持多构面观点，认为可以从生理、心理、社交、经济及环境多个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休闲的连带效益并非参加者个人所独有，就整个大环境来说，全人类都能够从中受益。休闲效益内涵的核心是评价，评估的关键在于考察休闲活动是否能够达成目标，而不是以一种客观态度去评估达成目标的过程。而且，由于许多休闲效益无法直接观察，比如减缓抑郁、纾解压力、增强愉悦感等，因此，休闲效益是一个相当主观的个人感受。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认为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效益是指个体主观评价骑乘活动对于身心正向助益的个人感受。
曼内尔等（Mannell，et al.）通过建立系统模型评估休闲效益，认为人们在参与休闲时会受到环境、活动、心境等因素的刺激，进而对生理、心理、经验产生影响，对这些影响进行评估，即产生了休闲效益的认知。这种多角度评估分析法，开启了休闲效益的分类研究。麦卡沃伊等（McAvoy，et al.）认为，参与户外休闲活动、冒险性游憩可以获得心理、社会及心智健康方面的效益，包括自我概念、提升休闲技能、改善人际关系、提升自我效能等。帕里等（Parry，et al.）在针对更年期妇女休闲参与的研究中发现，透过身体性休闲活动的参与，更年期妇女不仅可以增进生理和心理的舒适感，还可以产生亲密感、安全感，促进自尊、自信、自我态度的培养，从而安度更年期。古德尔（Goodale）在针对公园休闲活动的研究中指出，参与户外休闲不仅可以丰富生活、健康体魄，而且可以增进社会关系，提高组织效益和环境效益。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对于参与休闲活动所能获取的休闲效益有不同见解，但几乎都包括了生理效益、心理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本研究拟从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方面衡量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效益。
2.1.3幸福感
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被作为探讨生活品质的指标，用以检视社会变迁、提升社会政策。在国内，虽然传统文化没有明确探讨过幸福的内涵，但是儒、道、佛三大主流哲学思想隐含了幸福的概念，古代哲人常用“快乐”描述幸福感，强调精神层面的愉悦和安适，认为道德修养、社会支持是达成个人幸福的重要内容。西方有关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的过程。在研究初期，学者以外在评估标准衡量幸福感，后来发现标准不同，个人主观感受就不一样，于是，研究者尝试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切入，此阶段的关注焦点在于对正向情绪的测量，普遍认为幸福感来自生活中较多正向情绪和较少负向情绪的总和。但是由于忽视了认知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者开始关注认知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认为幸福感来自对过去一段时间的生活进行评估后的感受，此后，对幸福感的探讨进入整合研究阶段，以情感与认知双重角度审视。比较东方、西方对于幸福感的认知差异，可以发现欧美文化倾向于“个人取向的幸福观”，而东方文化则从哲学和道德观视角来论述幸福，倾向于“社会取向的幸福观”，将和谐的人际关系所衍生的社会支持视为重要影响因素。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自行车骑乘者的幸福感是指休闲者在骑乘活动中基于个人主观认知，对快乐、生活满意程度等正向情绪及个人成长的心理评估状态。本研究结合国内社会取向的幸福观和自行车骑乘的活动性质，拟从乐趣享受、人际和谐、社会支持3个方面衡量幸福感。
2.2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2.2.1休闲涉入与休闲效益的关系
麦金泰尔（McIntyre）的研究表明，当人们从休闲参与中得到愉悦感、增强了自我意识，并将其视为休闲生活的重要形式时，参与者对活动的休闲涉入就已经产生，作为一种动机、激励或兴趣的状态，休闲涉入将持续存在于活动参与的过程中，最终为参与者带来应有的休闲效益。凯尔等（Kyle，et al.）在关于休闲涉入的研究中发现，对特定活动的不同涉入程度会带来不同的满足感，而且，持续参与特定休闲活动所获得的休闲效益和幸福感，明显高于未持续参与者。虽然有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运动型休闲活动所能带来的生理效益并非直接而明确的，但是相对于静态活动来说，运动型休闲活动能够更有效地预防心血管和其他疾病，只要参与者对休闲活动持正向态度，就能够从活动中获取积极的休闲效益。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对休闲效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2休闲效益与幸福感的关系
艾森将休闲效益定义为目标的达成，目标达成所获取的休闲效益对于个人的休闲参与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扮演了重要角色。帕里等认为，休闲效益可以产生正向情绪、增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休闲效益与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相关，并且能够有效地预测幸福感。汀斯利的休闲经验因果模式显示，个体参与高挑战性的休闲活动能够获得相应的休闲效益，当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就能达成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及个人成长，然而，当心理需求达不到足够的满足程度时，生理、心理、生活满意度及个人成长就只能达到维持水平，甚至毫无成长可言。黄长发的研究结果表明，休闲效益与幸福感之间关系密切，具有显著的依存关系，被调查者可通过朋友关怀、自我实现、健康与适能，获得社交互助及促进身心健康，从而增强幸福感。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3休闲涉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克拉夫琴斯基（Krawczynski）以60岁以上老人为例，探讨身体活动计划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成功的身体活动计划可以提高老人的生活品质，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休闲活动，参与频率越高，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感越高。金摩（Jinmoo）在关于日常生活幸福感研究中，发现参与者持续、深入地参与休闲康乐活动对幸福感起到正向、积极的影响作用。赖克等（Reich，et al.）的研究结果显示，持续参与某项特定的休闲活动可以缓解生活压力并获得较为显著的心理幸福，而且休闲涉入的程度越深，整体幸福感就越高。汤慧娟在休闲活动促进休闲知觉自由、整体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参与休闲活动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纾解生活压力，不仅具有社会整合的功效，更使人感到对生活的掌控感，因此，休闲者的休闲涉入程度与幸福感呈显著相关，休闲涉入可以预测整体幸福感。 在休闲涉入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不少成果显示休闲效益在两者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性质，起到了连接作用。科尔曼等（Coleman，et al.）认为通过休闲活动所获取的休闲效益，有益于人们增强幸福感；科里（corrie）对女性休闲活动的研究表明，休闲参与可以透过所获得的休闲效益增强参与者的幸福感。而埃金顿等（Edginton，et al.）综合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休闲者无论参与游戏、休闲运动还是竞技活动，对于生理、社会、心理的成长都具有无限潜能，参与者能够透过休闲活动改善体能状况，帮助发展自信、自尊、快乐及幸福感。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通过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构建了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之间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3.研究方法
3.1问卷设计
在查阅文献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确定了初步的测量指标，然后进行小规模预调查，结合实际情况对测量指标做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性别、职业、年龄等基本信息及行为特征问题项；第二部分由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3个潜变量构成。休闲涉入量表借鉴了金的行为涉入和社会心理涉入双构面研究成果，前者真实反映参与休闲活动时的行为特征，后者反映参与休闲活动的内在心理历程，最终形成了6个观测变量；休闲效益量表的设计综合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生理、心理、社交3个方面来衡量，最终形成了6个观测变量；幸福感量表采用希尔斯等（Hills，et al.）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国内幸福观的价值取向进行修订，最终形成了5个观测变量。测量采用国际通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制，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被调查者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3.2研究区域及数据获取
本研究的调查地点选择在广东肇庆，肇庆绿道网始建于2010年年初，其规划总长约1130千米，目前已建成绿道近400千米。其中，星湖绿道环绕七星岩景区、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而建，全长19.1千米，沿线串联波海公园、伴月湖公园、牌坊广场、新东门广场等多个公园和广场，自然风景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骑乘者可多角度欣赏肇庆美景，被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授予“肇庆星湖绿道——中国最美的绿道”的称号。本研究的调查选择在2010年11月14～20日完成，由事先经过培训的本科生在绿道休憩点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发放问卷前保持询问，以免重复填写。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265份，有效问卷207份，有效率为73.9%。运用SPSS17.0、AMOS7.0进行数据处理。
4.数据分析
4.1样本人口社会学及行为特征分析
在调查所得的207个样本中，男性占78.7%，女性占21.3%；年龄构成上以中青年为主，19～30岁、31～40岁、41～50岁3个年龄段分别占样本的25.6%、31.4%、28.5%；在职业构成上，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员工、政府职员、学生分别占样本的26.1%、18.4%、14.5%、11.6%，其他职业类型均有一定分布，表明自行车休闲活动对各种从业人员具有广泛吸引力；收入构成上以中等收入为主，2001～3000元、3001～4000元两个收入层分别占样本的35.7%、25.6%，1000元以下收入层占样本的9.7%，包含了一部分学生样本；学历构成上以大专、本科为主，分别占样本的39.6%、31.4%。
样本行为特征显示，骑乘年限在1～2年、3～4年的样本分别占44.4%、28.5%，只有不满一年骑乘经历的样本占21.3%，表明自行车休闲运动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康体运动；周末骑乘自行车的样本占60.9%，清晨、傍晚、上下班骑乘自行车的样本分别占12.6%、16.4%、10.1%，表明周末是骑乘自行车的最佳时段；在频率分布上，每周骑乘1～2次的样本占32.9%，每周骑乘2～4次的样本占45.6%，每天坚持骑乘的样本只占6.3%；在距离上，10～50千米、50～100千米范围内骑乘自行车的样本分别占37.2%、35.7%，在市区骑乘自行车的样本只占5.8%，选择城郊的占19.8%，说明城郊至100千米内是骑乘自行车的最佳范围；在人员构成上，本地骑乘者占样本的63，8%，外地骑乘者分为远道骑乘者和临时租车的游客，分别占样本的19.3%、16.9%；在组织形式上，56.0%的样本选择参与协会组织，25.6%的样本选择结伴，18.4%的样本选择单独，表明参与协会组织是主要活动形式。
4.2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运用SPSS17.0对样本进行可靠性分析，总量表的克朗巴哈a系数是0.933，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分量表的克朗巴哈仅系数分别是0.861、0.870、0.836，均大于社会科学研究中a系数应该高于0.6的基准值。如表1所示，L14、L16、LB3、SH2降低了量表的整体可靠性，删除后可以提高潜变量的信度。潜变量的建构信度是模型内在质量的评判标准之一，表2的数据显示，潜变量的信度都在0.85以上，表明模型的内在质量较高。
效度检验。表2的数据显示，潜变量的因素负荷量绝大多数在0.7以上，临介比介于4.3以上，在p<0.001的水平下呈现显著。虽然LB3、WB4的因素负荷量未达最低标准值（>0.7），项目信度系数低于0.50，但是LB3、AH4所在潜变量的AVE值大于0.5的基准值，可以考虑暂时保留。3个潜变量的AVE值均接近或大于0.60，说明观测变量被潜变量解释的变异量较大，潜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另外，各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普遍小于平均方差的提取，说明潜在变量具有充分的区分效度。 拟合优度检验。运用AMOS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结果显示，X2/df统计量为1.516（配适标准<3），RMR值为0.046（配适标准<0.05），RMSEA值为0.062（配适标准<0.08），PGFI值为0.541（配适标准>0.50），其余指标GFI=0.917、AGFI=0.894、NFI=0.912、RFI=0.889、CFI=0.931，均接近或大于0.900，说明整体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达到可以接受的配适标准。
4.3结构模型的检验及修正
运用结构方程式探索休闲涉入（LI）、休闲效益（LB）和幸福感（SH）之间的关系。将潜变量和观测变量导入假设模型，运行AMOS7.0求解模型的拟合指数、路径系数和t检验值，从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和简约适配度3个方面衡量适配效果。“违反估计”结果显示，模型A没有很大的标准误，也没有出现负的误差方差，因此可以进一步做模型拟合评价与检验。
运用极大似然法（ML）进行参数估计，分析结果表明，观测变量的完全标准化负荷在0.68～0.90之间，具有较高的负荷且均达到了显著程度。结构模型的各项拟合见表3的模型A，X2/df=1.780，RMSEA值=0.076<0.08，RMR值=0.033<0.05，NFI=0.907>0.900，CFI=0.935>0.900，达到可以接受的标准。但是GFI、AGFI、RFI小于0.900，没有达到理想水平。为了寻求更优模型，有必要根据检验结果和MI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改和验证。
结合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MI指数修改模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LB3、SH4的因素负荷量低于最低标准（<0.7），项目信度系数低于0.5，可考虑删除以提高拟合效果。在理论模型中，假定各观测变量均无相关，MI修正指标显示，“e5-e6”的MI值为14.211，表明观测变量LB1（自行车骑乘活动改善了我的睡眠质量）和LB2（自行车骑乘活动使我体魄健壮）之间具有某种相关特质，如果将其设定为共变关系，既不会违背理论基础，又可以减少卡方值，因此，可考虑在修正模型B中加以释放。修正模型B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3，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可接受水平，模型的整体配适情况良好。
修正模型B路径如图2所示。根据本研究的假设，休闲涉入与休闲效益、幸福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依存关系，影响效果及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对休闲效益、幸福感的正向直接效果达到了显著水平（Y11=0.851，C.R.=9.175；Y21=0.237，C.R.=3.421），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的直接效果（B21=0.308，C.R.=5.392），因此，假设1、假设2、假设3成立。除了变量间的直接效果外，休闲涉入通过休闲效益对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也达到了显著程度（Y11B21=0.262），因此，假设4也得到了验证。
5.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从过程和结构视角了解自行车骑乘者在骑乘活动中的体验与感受，探讨休闲涉入所产生的幸福感，以及休闲效益从中起到的联结和推动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休闲涉入对休闲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休闲效益对幸福感也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虽然休闲涉入可以直接导致幸福感的产生，但是经过休闲效益的介入后，其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本研究认为，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之间的结构关系反映了休闲时代人们以健康、乐活（LOHAs）为核心的生活追求。
经过了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以后，我国全民休闲的大格局逐渐形成，与欧洲在石油危机、城市堵塞、环境污染等现代社会顽疾的围困中首推城市自行车一样，在社会转型时期，自行车以其绿色、环保、低碳而受到我国地方政府和民众的青睐，而且，骑乘自行车让人们找回了自行车大国遥远而熟悉的记忆，因此，在登山、远足、垂钓、野营等一系列逐渐勃兴的户外休闲活动中，自行车休闲首先发展起来并成为了一道风景，并非偶然。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发现，自行车骑乘者具有以中青年为主、职业广泛、收入中等的类群特征，具备中等偏上的文化教育背景，男性居多。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在城郊结伴骑行，大部分人利用周末参与自行车协会组织的活动，城郊至100千米以内是最佳的骑乘范围，多数人的骑乘时间不长，骑乘目的以康体为主，兼具游览性质。这种人口社会学及行为特征反映出国内自行车休闲运动正处在兴起阶段，骑乘者的参与热情高，容易获得来自家人、朋友的社会支持，但由于缺乏骑乘经验，骑行的基础设施非常少或在建设中，也容易受到消极因素的干扰，行为缺乏执著与深度。在此阶段，地方政府的介入很有必要。地方政府的介入是职责所在，地方政府有责任开发绿道并投资相关的基础设施，可以借鉴欧洲城市的成功经验，通过制定倾向鲜明的地方性法规支持人们对自行车骑乘的交通选择，以绿色、低碳为主题，通过大众媒体宣传自行车运动所带来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人们对自行车休闲的重视程度。
本研究围绕休闲涉入（LI）、休闲效益（LB）分别设计了6个观测变量，经过信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模型修正3层筛选后，L12、L15、LB3、LB4被先后删除，保留下来的观测变量各有特点。休闲涉入的4个观测变量中有3项与行为涉入有关，社会心理涉入的观测变量仅剩下一项，反映了一项新兴休闲运动在发展初期的特点，休闲者的认知还处于感性阶段，行为参与的热情较高，但是情感体验缺乏深度，由行为参与到心理认同还要经历一个过程。休闲效益观测变量分别反映生理、心理和社会效益，信度检验删除了心理效益项LB3，模型修正时删除了心理效益项LB4，在删除LB4后，拟合效果良好，说明目前自行车骑乘活动并不能给休闲者带来相应的心理效益。从因素负荷量和均值比较中也可以看出，自行车骑乘运动所获取的生理效益和社会效益较为显著。当然，这一结论仅限于本研究，由于技术与条件所限，未能对自行车骑乘运动可能产生的环境效益、美学效益、教育效益等做更全面的调查与分析，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做专题探讨。
研究显示，休闲涉入对休闲效益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Y11=0.851，C.R.=9.175），休闲效益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居其次（B21=0.308，C.R.=5.392），而休闲涉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Y21=0.237，C.R.=3.421），3组影响都达到显著程度并相互影响，表明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休闲效益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关系。其中，休闲效益的作用比较特殊，它符合巴尔恩等（Barnd，et al.）所提出的衡量中介变量的3个条件：被自变量（休闲涉入）显著预测，显著预测依变量（幸福感），介入后弱化自变量与依变量间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断，休闲效益具有中介性质，休闲者从自行车骑乘活动中所获取的休闲效益，使休闲涉入得以强化，并直接影响到幸福感的产生，这种联结使两者的关系得到加强，并为其带来间接效果。基于休闲效益中介变量的性质，有必要提高骑乘者的安全意识，杜绝身体风险的发生，加强休闲效益的检测与评价，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扩大自行车休闲运动的受益面。
自行车骑乘者的幸福感源于3个途径，分别是休闲涉入、休闲效益的直接影响和休闲涉入通过休闲效益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经过比较可以发现，虽然休闲涉入直接影响休闲效益的产生，但它对幸福感的直接效果小于休闲效益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也小于经过休闲效益所产生的间接效果，因此可以认为，产生幸福感的关键在于休闲效益，时间、金钱、情感投入并不能直接换取等量的幸福感，需要经过中介变量的介入和转换。进一步比较休闲效益观测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可以发现，社会效益因素负荷量大于生理效益，表明社会效益在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中做出了较多的贡献率，这一结论符合中国人“社会取向的幸福观”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结构方程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2-0067-1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02.007
1.引言
自18世纪欧洲人发明自行车以来，自行车在很长时间内被当作代步工具，直至进入汽车时代后，其代步功能逐渐弱化。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西方国家重新思考自行车在都市运输、旅游、休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荷兰率先实施都市自行车系统的规划，德国、法国跟着提出“自行车友好城市”（Bicycle-friendly Towns）的观念，欧洲议会则于1988年在欧盟宪章中通过了“行人与自行车权”（Pedestrians Rights），在美国，骑乘自行车成为很受欢迎且排名第五的户外休闲活动。在研究领域，学者从设施与设计、模拟与评估、骑乘者、经济收益等方面探讨自行车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及影响，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新中国建立后，国内自行车保有量曾居世界第一，被誉为“自行车王国”。台湾地区受欧美自行车运动的影响，2002年提出“台湾地区自行车道系统规划与设置”，将自行车道建设列为县市重点项目，陆续建成了台中关山、东丰、南投明潭、新竹海滨等绿道，在绿色、低碳概念的推动下，岛内掀起了自行车休闲的热潮。在大陆地区，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闲暇时间的增加，国民休闲的大格局正在形成，自行车正面临着功能转化。广州、成都、珠海、深圳等地纷纷启动绿道建设项目，广东甚至将自行车绿道和连接珠三角四城的广珠城轨相提并论，并称“两道工程”。在过去，休闲活动是为了补充劳动体力，在创意经济时代，休闲活动则是为了享受与创造。自行车休闲间接促使人们感受慢活的生活方式，重建因为忙碌而与家庭、社会割断的联系。但是，虽然国内爱好自行车休闲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组织管理与理论研究却非常缺乏。目前，自行车休闲的组织管理基本上处于自为状态，而理论研究集中在训练、生理生化、运动医学、体育竞赛等方面，虽然有少数关于自行车旅游的研究，但是对于自行车休闲活动的行为特征及可能产生的个人效益、社会影响，缺乏必要的理论关注。
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拟选取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3个过程要素，从结构视角考察其内在关系，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建立概念模型与假设，采用实证分析加以验证，希望通过本研究为人们参与自行车休闲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2.文献回顾与概念模型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休闲涉入
涉入的概念最早由谢里夫等（Sherif，et al.）提出，用以衡量社会心理学领域中个人的态度与行为，当一个社会目标与个人自我产生关联时，涉入就会发生。至20世纪80年代，赛林等（Selin，et al.）将涉入概念引入休闲领域，将自我涉入和休闲结合起来研究，从此，涉入概念被广泛运用于休闲、游憩领域的研究。休闲涉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休闲活动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持续虽然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却可以成为休闲者持续参与的动力。威利（Wiley）认为，休闲涉入程度亦即休闲活动带给参与者的意义、重要性和攸关程度，可以解释参与者的休闲决策及决策的过程，因此，休闲涉入被当做了解休闲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冈特等（Gunter，et al.）在早期的涉入研究中以参与和非参与描述个体高、低涉入的情景，并指出休闲涉入应同时包含行为、认知和心理情感等成分。哈维茨（Havitz，etal.）从休闲游憩角度发展了涉入概念，认为休闲涉人是介于个体与休闲活动、休闲目的地、休闲装备之间的一种兴趣、激励和动机的心理状态，在具体的时间点上表现为重要性、愉悦价值等知觉感受。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认同休闲涉入的多构面特征。行为涉入常常用于探讨游憩的技巧、设备和经验。金等（Kim，et al.）对德州赏鸟行为的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行为、技能、参与协会的数量都是影响行为涉入的变量，相比较而言，行为涉入比社会心理涉入更能预测参与者的行为意向。社会心理涉入表现为个体参与活动所达到的愉悦感受和自我表现的程度。在休闲研究中，社会心理涉入的衡量主要有PII和CIP两种量表，PII是由扎伊奇科斯基（zaichkowsky）提出的单构面测量表，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单一的测量变项难以反映涉入的概念，因此，洛朗等（Laurent，et al.）在研究中提出了多元复杂的CIP测量表，认为社会心理涉入包括重要性、风险可能性、风险结果等5个方面，这一成果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不过，哈维茨认为洛朗的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休闲领域，原因是洛朗的研究目的在于将消费者区分成不同涉入程度的类群，而在休闲领域中，时常出现参与者在各个向度上同等涉入程度的情况，因此，哈维茨在休闲涉入向度上提出了不同看法。
基于上述文献，本研究认为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是指休闲者对自行车骑乘活动的投入和专注程度，以及骑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兴奋、自由、愉悦的心理状态。它包括行为涉入和社会心理涉入两个构面，行为涉入属外在行为的参与情形，表现为自行车骑乘活动的频率、花费及其他投入；社会心理涉入是指参与骑乘活动的心理历程，本研究综合哈维茨、洛朗的研究成果，拟从重要性、愉悦性、象征性3个向度来衡量。 2.1.2休闲效益
休闲效益一词的意义十分广泛，可以从个人、团体、社会视角切入，也可以从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汀斯利（Tinsley）基于个体视角，认为休闲效益主要是受到主观感受的影响，而不是活动本身。艾森（Ajzen）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探讨休闲利益，发现休闲参与者对于休闲活动可能获得利益的评价越高，参与的态度倾向就越明显，参与活动的行为表现也就越积极。布莱特（Bright）对休闲效益持多构面观点，认为可以从生理、心理、社交、经济及环境多个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休闲的连带效益并非参加者个人所独有，就整个大环境来说，全人类都能够从中受益。休闲效益内涵的核心是评价，评估的关键在于考察休闲活动是否能够达成目标，而不是以一种客观态度去评估达成目标的过程。而且，由于许多休闲效益无法直接观察，比如减缓抑郁、纾解压力、增强愉悦感等，因此，休闲效益是一个相当主观的个人感受。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认为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效益是指个体主观评价骑乘活动对于身心正向助益的个人感受。
曼内尔等（Mannell，et al.）通过建立系统模型评估休闲效益，认为人们在参与休闲时会受到环境、活动、心境等因素的刺激，进而对生理、心理、经验产生影响，对这些影响进行评估，即产生了休闲效益的认知。这种多角度评估分析法，开启了休闲效益的分类研究。麦卡沃伊等（McAvoy，et al.）认为，参与户外休闲活动、冒险性游憩可以获得心理、社会及心智健康方面的效益，包括自我概念、提升休闲技能、改善人际关系、提升自我效能等。帕里等（Parry，et al.）在针对更年期妇女休闲参与的研究中发现，透过身体性休闲活动的参与，更年期妇女不仅可以增进生理和心理的舒适感，还可以产生亲密感、安全感，促进自尊、自信、自我态度的培养，从而安度更年期。古德尔（Goodale）在针对公园休闲活动的研究中指出，参与户外休闲不仅可以丰富生活、健康体魄，而且可以增进社会关系，提高组织效益和环境效益。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对于参与休闲活动所能获取的休闲效益有不同见解，但几乎都包括了生理效益、心理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本研究拟从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方面衡量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效益。
2.1.3幸福感
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被作为探讨生活品质的指标，用以检视社会变迁、提升社会政策。在国内，虽然传统文化没有明确探讨过幸福的内涵，但是儒、道、佛三大主流哲学思想隐含了幸福的概念，古代哲人常用“快乐”描述幸福感，强调精神层面的愉悦和安适，认为道德修养、社会支持是达成个人幸福的重要内容。西方有关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的过程。在研究初期，学者以外在评估标准衡量幸福感，后来发现标准不同，个人主观感受就不一样，于是，研究者尝试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切入，此阶段的关注焦点在于对正向情绪的测量，普遍认为幸福感来自生活中较多正向情绪和较少负向情绪的总和。但是由于忽视了认知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者开始关注认知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认为幸福感来自对过去一段时间的生活进行评估后的感受，此后，对幸福感的探讨进入整合研究阶段，以情感与认知双重角度审视。比较东方、西方对于幸福感的认知差异，可以发现欧美文化倾向于“个人取向的幸福观”，而东方文化则从哲学和道德观视角来论述幸福，倾向于“社会取向的幸福观”，将和谐的人际关系所衍生的社会支持视为重要影响因素。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自行车骑乘者的幸福感是指休闲者在骑乘活动中基于个人主观认知，对快乐、生活满意程度等正向情绪及个人成长的心理评估状态。本研究结合国内社会取向的幸福观和自行车骑乘的活动性质，拟从乐趣享受、人际和谐、社会支持3个方面衡量幸福感。
2.2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2.2.1休闲涉入与休闲效益的关系
麦金泰尔（McIntyre）的研究表明，当人们从休闲参与中得到愉悦感、增强了自我意识，并将其视为休闲生活的重要形式时，参与者对活动的休闲涉入就已经产生，作为一种动机、激励或兴趣的状态，休闲涉入将持续存在于活动参与的过程中，最终为参与者带来应有的休闲效益。凯尔等（Kyle，et al.）在关于休闲涉入的研究中发现，对特定活动的不同涉入程度会带来不同的满足感，而且，持续参与特定休闲活动所获得的休闲效益和幸福感，明显高于未持续参与者。虽然有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运动型休闲活动所能带来的生理效益并非直接而明确的，但是相对于静态活动来说，运动型休闲活动能够更有效地预防心血管和其他疾病，只要参与者对休闲活动持正向态度，就能够从活动中获取积极的休闲效益。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对休闲效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2休闲效益与幸福感的关系
艾森将休闲效益定义为目标的达成，目标达成所获取的休闲效益对于个人的休闲参与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扮演了重要角色。帕里等认为，休闲效益可以产生正向情绪、增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休闲效益与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相关，并且能够有效地预测幸福感。汀斯利的休闲经验因果模式显示，个体参与高挑战性的休闲活动能够获得相应的休闲效益，当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就能达成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及个人成长，然而，当心理需求达不到足够的满足程度时，生理、心理、生活满意度及个人成长就只能达到维持水平，甚至毫无成长可言。黄长发的研究结果表明，休闲效益与幸福感之间关系密切，具有显著的依存关系，被调查者可通过朋友关怀、自我实现、健康与适能，获得社交互助及促进身心健康，从而增强幸福感。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3休闲涉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克拉夫琴斯基（Krawczynski）以60岁以上老人为例，探讨身体活动计划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成功的身体活动计划可以提高老人的生活品质，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休闲活动，参与频率越高，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感越高。金摩（Jinmoo）在关于日常生活幸福感研究中，发现参与者持续、深入地参与休闲康乐活动对幸福感起到正向、积极的影响作用。赖克等（Reich，et al.）的研究结果显示，持续参与某项特定的休闲活动可以缓解生活压力并获得较为显著的心理幸福，而且休闲涉入的程度越深，整体幸福感就越高。汤慧娟在休闲活动促进休闲知觉自由、整体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参与休闲活动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纾解生活压力，不仅具有社会整合的功效，更使人感到对生活的掌控感，因此，休闲者的休闲涉入程度与幸福感呈显著相关，休闲涉入可以预测整体幸福感。 在休闲涉入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不少成果显示休闲效益在两者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性质，起到了连接作用。科尔曼等（Coleman，et al.）认为通过休闲活动所获取的休闲效益，有益于人们增强幸福感；科里（corrie）对女性休闲活动的研究表明，休闲参与可以透过所获得的休闲效益增强参与者的幸福感。而埃金顿等（Edginton，et al.）综合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休闲者无论参与游戏、休闲运动还是竞技活动，对于生理、社会、心理的成长都具有无限潜能，参与者能够透过休闲活动改善体能状况，帮助发展自信、自尊、快乐及幸福感。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通过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构建了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之间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3.研究方法
3.1问卷设计
在查阅文献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确定了初步的测量指标，然后进行小规模预调查，结合实际情况对测量指标做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性别、职业、年龄等基本信息及行为特征问题项；第二部分由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3个潜变量构成。休闲涉入量表借鉴了金的行为涉入和社会心理涉入双构面研究成果，前者真实反映参与休闲活动时的行为特征，后者反映参与休闲活动的内在心理历程，最终形成了6个观测变量；休闲效益量表的设计综合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生理、心理、社交3个方面来衡量，最终形成了6个观测变量；幸福感量表采用希尔斯等（Hills，et al.）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国内幸福观的价值取向进行修订，最终形成了5个观测变量。测量采用国际通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制，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被调查者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3.2研究区域及数据获取
本研究的调查地点选择在广东肇庆，肇庆绿道网始建于2010年年初，其规划总长约1130千米，目前已建成绿道近400千米。其中，星湖绿道环绕七星岩景区、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而建，全长19.1千米，沿线串联波海公园、伴月湖公园、牌坊广场、新东门广场等多个公园和广场，自然风景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骑乘者可多角度欣赏肇庆美景，被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授予“肇庆星湖绿道——中国最美的绿道”的称号。本研究的调查选择在2010年11月14～20日完成，由事先经过培训的本科生在绿道休憩点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发放问卷前保持询问，以免重复填写。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265份，有效问卷207份，有效率为73.9%。运用SPSS17.0、AMOS7.0进行数据处理。
4.数据分析
4.1样本人口社会学及行为特征分析
在调查所得的207个样本中，男性占78.7%，女性占21.3%；年龄构成上以中青年为主，19～30岁、31～40岁、41～50岁3个年龄段分别占样本的25.6%、31.4%、28.5%；在职业构成上，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员工、政府职员、学生分别占样本的26.1%、18.4%、14.5%、11.6%，其他职业类型均有一定分布，表明自行车休闲活动对各种从业人员具有广泛吸引力；收入构成上以中等收入为主，2001～3000元、3001～4000元两个收入层分别占样本的35.7%、25.6%，1000元以下收入层占样本的9.7%，包含了一部分学生样本；学历构成上以大专、本科为主，分别占样本的39.6%、31.4%。
样本行为特征显示，骑乘年限在1～2年、3～4年的样本分别占44.4%、28.5%，只有不满一年骑乘经历的样本占21.3%，表明自行车休闲运动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康体运动；周末骑乘自行车的样本占60.9%，清晨、傍晚、上下班骑乘自行车的样本分别占12.6%、16.4%、10.1%，表明周末是骑乘自行车的最佳时段；在频率分布上，每周骑乘1～2次的样本占32.9%，每周骑乘2～4次的样本占45.6%，每天坚持骑乘的样本只占6.3%；在距离上，10～50千米、50～100千米范围内骑乘自行车的样本分别占37.2%、35.7%，在市区骑乘自行车的样本只占5.8%，选择城郊的占19.8%，说明城郊至100千米内是骑乘自行车的最佳范围；在人员构成上，本地骑乘者占样本的63，8%，外地骑乘者分为远道骑乘者和临时租车的游客，分别占样本的19.3%、16.9%；在组织形式上，56.0%的样本选择参与协会组织，25.6%的样本选择结伴，18.4%的样本选择单独，表明参与协会组织是主要活动形式。
4.2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运用SPSS17.0对样本进行可靠性分析，总量表的克朗巴哈a系数是0.933，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分量表的克朗巴哈仅系数分别是0.861、0.870、0.836，均大于社会科学研究中a系数应该高于0.6的基准值。如表1所示，L14、L16、LB3、SH2降低了量表的整体可靠性，删除后可以提高潜变量的信度。潜变量的建构信度是模型内在质量的评判标准之一，表2的数据显示，潜变量的信度都在0.85以上，表明模型的内在质量较高。
效度检验。表2的数据显示，潜变量的因素负荷量绝大多数在0.7以上，临介比介于4.3以上，在p<0.001的水平下呈现显著。虽然LB3、WB4的因素负荷量未达最低标准值（>0.7），项目信度系数低于0.50，但是LB3、AH4所在潜变量的AVE值大于0.5的基准值，可以考虑暂时保留。3个潜变量的AVE值均接近或大于0.60，说明观测变量被潜变量解释的变异量较大，潜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另外，各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普遍小于平均方差的提取，说明潜在变量具有充分的区分效度。 拟合优度检验。运用AMOS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结果显示，X2/df统计量为1.516（配适标准<3），RMR值为0.046（配适标准<0.05），RMSEA值为0.062（配适标准<0.08），PGFI值为0.541（配适标准>0.50），其余指标GFI=0.917、AGFI=0.894、NFI=0.912、RFI=0.889、CFI=0.931，均接近或大于0.900，说明整体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达到可以接受的配适标准。
4.3结构模型的检验及修正
运用结构方程式探索休闲涉入（LI）、休闲效益（LB）和幸福感（SH）之间的关系。将潜变量和观测变量导入假设模型，运行AMOS7.0求解模型的拟合指数、路径系数和t检验值，从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和简约适配度3个方面衡量适配效果。“违反估计”结果显示，模型A没有很大的标准误，也没有出现负的误差方差，因此可以进一步做模型拟合评价与检验。
运用极大似然法（ML）进行参数估计，分析结果表明，观测变量的完全标准化负荷在0.68～0.90之间，具有较高的负荷且均达到了显著程度。结构模型的各项拟合见表3的模型A，X2/df=1.780，RMSEA值=0.076<0.08，RMR值=0.033<0.05，NFI=0.907>0.900，CFI=0.935>0.900，达到可以接受的标准。但是GFI、AGFI、RFI小于0.900，没有达到理想水平。为了寻求更优模型，有必要根据检验结果和MI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改和验证。
结合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MI指数修改模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LB3、SH4的因素负荷量低于最低标准（<0.7），项目信度系数低于0.5，可考虑删除以提高拟合效果。在理论模型中，假定各观测变量均无相关，MI修正指标显示，“e5-e6”的MI值为14.211，表明观测变量LB1（自行车骑乘活动改善了我的睡眠质量）和LB2（自行车骑乘活动使我体魄健壮）之间具有某种相关特质，如果将其设定为共变关系，既不会违背理论基础，又可以减少卡方值，因此，可考虑在修正模型B中加以释放。修正模型B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3，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可接受水平，模型的整体配适情况良好。
修正模型B路径如图2所示。根据本研究的假设，休闲涉入与休闲效益、幸福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依存关系，影响效果及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对休闲效益、幸福感的正向直接效果达到了显著水平（Y11=0.851，C.R.=9.175；Y21=0.237，C.R.=3.421），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的直接效果（B21=0.308，C.R.=5.392），因此，假设1、假设2、假设3成立。除了变量间的直接效果外，休闲涉入通过休闲效益对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也达到了显著程度（Y11B21=0.262），因此，假设4也得到了验证。
5.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从过程和结构视角了解自行车骑乘者在骑乘活动中的体验与感受，探讨休闲涉入所产生的幸福感，以及休闲效益从中起到的联结和推动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休闲涉入对休闲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休闲效益对幸福感也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虽然休闲涉入可以直接导致幸福感的产生，但是经过休闲效益的介入后，其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本研究认为，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之间的结构关系反映了休闲时代人们以健康、乐活（LOHAs）为核心的生活追求。
经过了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以后，我国全民休闲的大格局逐渐形成，与欧洲在石油危机、城市堵塞、环境污染等现代社会顽疾的围困中首推城市自行车一样，在社会转型时期，自行车以其绿色、环保、低碳而受到我国地方政府和民众的青睐，而且，骑乘自行车让人们找回了自行车大国遥远而熟悉的记忆，因此，在登山、远足、垂钓、野营等一系列逐渐勃兴的户外休闲活动中，自行车休闲首先发展起来并成为了一道风景，并非偶然。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发现，自行车骑乘者具有以中青年为主、职业广泛、收入中等的类群特征，具备中等偏上的文化教育背景，男性居多。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在城郊结伴骑行，大部分人利用周末参与自行车协会组织的活动，城郊至100千米以内是最佳的骑乘范围，多数人的骑乘时间不长，骑乘目的以康体为主，兼具游览性质。这种人口社会学及行为特征反映出国内自行车休闲运动正处在兴起阶段，骑乘者的参与热情高，容易获得来自家人、朋友的社会支持，但由于缺乏骑乘经验，骑行的基础设施非常少或在建设中，也容易受到消极因素的干扰，行为缺乏执著与深度。在此阶段，地方政府的介入很有必要。地方政府的介入是职责所在，地方政府有责任开发绿道并投资相关的基础设施，可以借鉴欧洲城市的成功经验，通过制定倾向鲜明的地方性法规支持人们对自行车骑乘的交通选择，以绿色、低碳为主题，通过大众媒体宣传自行车运动所带来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人们对自行车休闲的重视程度。
本研究围绕休闲涉入（LI）、休闲效益（LB）分别设计了6个观测变量，经过信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模型修正3层筛选后，L12、L15、LB3、LB4被先后删除，保留下来的观测变量各有特点。休闲涉入的4个观测变量中有3项与行为涉入有关，社会心理涉入的观测变量仅剩下一项，反映了一项新兴休闲运动在发展初期的特点，休闲者的认知还处于感性阶段，行为参与的热情较高，但是情感体验缺乏深度，由行为参与到心理认同还要经历一个过程。休闲效益观测变量分别反映生理、心理和社会效益，信度检验删除了心理效益项LB3，模型修正时删除了心理效益项LB4，在删除LB4后，拟合效果良好，说明目前自行车骑乘活动并不能给休闲者带来相应的心理效益。从因素负荷量和均值比较中也可以看出，自行车骑乘运动所获取的生理效益和社会效益较为显著。当然，这一结论仅限于本研究，由于技术与条件所限，未能对自行车骑乘运动可能产生的环境效益、美学效益、教育效益等做更全面的调查与分析，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做专题探讨。
研究显示，休闲涉入对休闲效益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Y11=0.851，C.R.=9.175），休闲效益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居其次（B21=0.308，C.R.=5.392），而休闲涉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Y21=0.237，C.R.=3.421），3组影响都达到显著程度并相互影响，表明自行车骑乘者的休闲涉入、休闲效益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关系。其中，休闲效益的作用比较特殊，它符合巴尔恩等（Barnd，et al.）所提出的衡量中介变量的3个条件：被自变量（休闲涉入）显著预测，显著预测依变量（幸福感），介入后弱化自变量与依变量间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断，休闲效益具有中介性质，休闲者从自行车骑乘活动中所获取的休闲效益，使休闲涉入得以强化，并直接影响到幸福感的产生，这种联结使两者的关系得到加强，并为其带来间接效果。基于休闲效益中介变量的性质，有必要提高骑乘者的安全意识，杜绝身体风险的发生，加强休闲效益的检测与评价，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扩大自行车休闲运动的受益面。
自行车骑乘者的幸福感源于3个途径，分别是休闲涉入、休闲效益的直接影响和休闲涉入通过休闲效益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经过比较可以发现，虽然休闲涉入直接影响休闲效益的产生，但它对幸福感的直接效果小于休闲效益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也小于经过休闲效益所产生的间接效果，因此可以认为，产生幸福感的关键在于休闲效益，时间、金钱、情感投入并不能直接换取等量的幸福感，需要经过中介变量的介入和转换。进一步比较休闲效益观测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可以发现，社会效益因素负荷量大于生理效益，表明社会效益在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中做出了较多的贡献率，这一结论符合中国人“社会取向的幸福观”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