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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国内的纪录片人想要找到钱拍片，通常有几种方法：电视台或媒体工作者利用业余时间或工作同时拍摄符合理想的纪录片；个人、工作室参加基金会或电视台征案活动；自己掏钱或找友人资助。但这三者都有不小弊端：传统媒体工作者很难跳出自己的框架；提案征集中仅有少数胜出者能获得奖金支持；而无论是花自己的钱还是友人的钱，没有回报的投入绝对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在种种机缘下，国际化“联合制片”模式逐渐被导演接受，成为国内纪录片制片的新方向。
独立制片人梁为超在多年的纪录片运作中，逐渐摸索出一条清晰路线，他希望用独特的方式，帮助独立导演，能够与导演为一部纪录片的最终完成而共同努力。
导演费从哪里来
由于中国国内基金会和电视台招标会提供的资金有限，且大都规定预算中不得包含导演费，此举无疑逼迫导演们从制作费中挤出部分资金来保证生活。
而和国内拍纪录片“没钱”的情形截然不同，通常国际上纪录片的制作预算非常高，其中导演费和制片人费更是固定费用—导演和制片人费加起来可能占到预算的20%左右，有时甚至更高。
为什么做“联合制片”
目前中国国内电视台和基金会向导演们征集预案时，往往采用“一次性买断”的付费方法。这意味着机构将用很少钱获得影片的全部版权。
但国际上的通用方法，则可保证版权的完整性：即导演和制片人可将自己工资延时支付，如果暂时没找到投资人，则相当于自己投资。而制片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多地找更多对该片有兴趣的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将得到影片的部分版权。这就是所谓的“联合制片”。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梁为超，自2005年在五洲传播中心工作开始，便参与大量国际纪录片的协拍与合拍工作。诸如讲述中国武术文化的中、美合拍纪录片《寻找卧虎藏龙》，就是梁为超的创意。随后他协助大量国外摄制组的拍摄工作。梁为超还曾担任西班牙著名导演阿尔莫多瓦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云山》国内制片——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纪录片。
在纪录片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梁为超开始担任独立制片人的工作，并与国内大量优秀纪录片导演合作。这个过程中，梁为超促使不少中国导演与国际机构联合制作纪录片的完成。
国内独立纪录片制片现状
在梁为超的众多项目中，正在与青年导演范俭合作的《活着》（原名《重生》）；与刘硕、费佑明导演合作的《被出售的剩余人生》；与单佐龙导演合作的《陌上桑》都采用“国际制片”的方法。
众所周知，随着DV的普及和发展，国内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若干个水平高低不同的圈子。
电视台或单位宣传部门中，那些满怀理想和独立思考的导演可以依靠着栏目经费和设备进行创作，但更多的独立导演依旧靠拍企业宣传片和MV的收入来支撑梦想，只有为数不多的导演有幸得到赞助而从容创作。但即使在国外获奖的纪录片导演，在制作新作时，仍然捉襟见肘。
可以说，国内纪录片业内人士总体活得都不轻松。传统媒体创作者要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固定栏目的制作中；传统媒体以外的创作者也少不得要应付刁钻的客户。很少有人能像国外纪录片导演那样从容创作，更没有听说过哪部纪录片的导演费能让导演一家子活三年的。
为《活着》找钱
《活着》讲述了汶川地震灾区都江堰的丧子母亲们再生育的故事，是知名独立纪录片导演范俭在创作时发现的选题。
当梁为超第一次听到范俭导演讲述《活着》的创意时，便认定这个项目与自己长期的关注不谋而合——梁为超一直在关注武汉丧子家庭互助机构的情况。两人很快开始合作。
当国际制片人开始为一个提案工作时，首先要做的是为它找到一个本土播出机构，并在这个机构支持下向国际市场上推广。梁为超首选了目前国内唯一对独立纪录片提供支持的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但由于种种原因，纪实频道目前对此项目并无兴趣。梁为超只得另辟蹊径。
吸引众多关注
2009年12月，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活着》（当时片名为《都江堰的母亲》）做了首次公开陈述。精彩的片花和范俭导演的现场陈述引起众多国际电视台的兴趣，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活着》联合制片人的日本NHK电视台“世界纪录片”栏目编辑今村研一先生。
那一次同时认识了北德电视台、国家地理频道亚洲电视网和南非eTV电视台编辑——他们现在仍对《活着》的项目合拍表现出高度兴趣。
与国际机构签约
在2010年12月的广州纪录片大会上，《活着》最终与日本NHK电视台成功签约。在这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梁为超曾与今村研一先生有过四次会面，双方围绕《活着》进行新的探讨，每次都把合作往前推进一步。
难得的是，梁为超保持着与今村先生每月一次或每半月一次的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沟通。所以在2010年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当今村先生把《活着》当做成功案例向所有在场的人推介时，很少有人能想到制片人所付出的艰苦工作和投入。
目前，《活着》的总制作预算规模已达到90万元人民币。这保证了摄制组在一年多的时间跨度里先后八次前往四川拍摄，累计拍摄天数达76天。此外剧组还聘请了《故宫》国际版导演苏德本担任监制。在多国投资的框架下，《活着》成为首部由中国独立制片人操盘成功的国际合拍纪录片。
为《剩余人生》引资
由梁为超担任制片人，刘硕、费佑明执导的纪录片《剩余人生》，在2010年7月份的亚洲预售新加坡现场陈述上脱颖而出，获得日本NHK电视台和新加坡新传媒的联合投资，目前已签订协议。
亚洲预售属于国际上的方案征案活动，它与制片人主导制片有很大的不同——参与就意味着必须要放弃所有项目股权，但这种方式能给予的资金量比国内的几个投标会多出不少，因此对导演仍具一定吸引力。
推出“80’后”导演
2010年梁为超与国内纪录片“80’后”新锐导演单佐龙合作《陌上桑》。该项目与《活着》的制片方式一样，目标是国际联合制作。该项目先在2010年获选了欧盟的“跨界探险”计划，项目组在中国上海、德国莱比锡和中国广州接受了国际制作导师的三站培训，并在2010年12月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首次公开陈述。
目前该项目已到了最后的拍摄阶段，并得到了一家国外电视台的投资意向。
让导演也做投资人
在《活着》和《陌上桑》操作初期，制片人和导演调用各自的资源，如果导演力不能及，就由制片人负担，但各种资源都计算在项目里，形成项目股份。制片人负责吸引国际投资，而国际投资人的费用也计入项目股份里。
“联合制片”的优势
国际投资人一定是复式结构的，比如NHK只是《活着》多个国际投资人中的一个。虽然《活着》并不是日本NHK电视台唯一投资的中国导演作品，但日本NHK电视台对大多数纪录片作品都采用一次性买断，正是因为梁为超这样的国际制片人存在，使整个项目和团队在面对日本NHK电视台时增加了谈判的筹码。
纪录片《活着》最主要的版权方包括了导演本人，这是目前国内电视台不能给予的，而这也正是“联合制片”的优势所在。
国内仍需“联合制片”
在中国独立纪录片走向海外寻求“联合制片”的努力中，梁为超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少国内电视台的支持。
在操作《活着》项目中，梁为超也曾向多家国内电视台抛出过“合拍”的橄榄枝，但结果不容乐观。
国际通行的“联合制片”方式是电视台出部分钱，只拿走属于自己地区的版权。但国内电视台在谈到海外发行合作时，仍然想拿到全球版权。
事实上，相对于国际专业纪录片发行公司来说，包括做海外发行最有实力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代理部和上海五岸传媒在内，国内电视台发行机构在海外发行纪录片的能力仍有很大差距。
与其把大把的区域版权浪费在自己手上，不如把纪录片各个区域的权益通过制片人转到各国媒体人手上。这样中国纪录片才能和中国制片人一起成长，并在国际市场上为中国纪录片争取到一席之地。
“联合制片”未来
国际上把纪录片分为作者式纪录片和科学与真实节目两大类别，有时候，自然和野生动物还会专门独立出来成为第三大类。
在国际上，独立制片人一直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纪录片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产量和规模上来讲，作者式纪录片还只是“小兄弟”，后两类才是“吸金大户”。
以梁为超为代表的中国独立制片人现在还只是带“小兄弟”跑步，在未来更广阔的平台上，他们势必会操作大型系列合拍片，把中国的制片公司带入世界前列。
结束语
“联合制片”给人诸多启示，中国的独立导演开始抛开诸多制片上的烦心事，把注意力集中在创作上，国际播出商也在惊呼：越来越多带着优秀提案的中国人学会跟他们讨价还价，而中国作者式纪录片出现在国际媒体上，也避免了更多国外导演对中国浅尝辄止式的解读。
不管从哪个角度，“联合制片”都是一剂新的猛药，将给国际间的民间外交带来新的风气。
于是，在种种机缘下，国际化“联合制片”模式逐渐被导演接受，成为国内纪录片制片的新方向。
独立制片人梁为超在多年的纪录片运作中，逐渐摸索出一条清晰路线，他希望用独特的方式，帮助独立导演，能够与导演为一部纪录片的最终完成而共同努力。
导演费从哪里来
由于中国国内基金会和电视台招标会提供的资金有限，且大都规定预算中不得包含导演费，此举无疑逼迫导演们从制作费中挤出部分资金来保证生活。
而和国内拍纪录片“没钱”的情形截然不同，通常国际上纪录片的制作预算非常高，其中导演费和制片人费更是固定费用—导演和制片人费加起来可能占到预算的20%左右，有时甚至更高。
为什么做“联合制片”
目前中国国内电视台和基金会向导演们征集预案时，往往采用“一次性买断”的付费方法。这意味着机构将用很少钱获得影片的全部版权。
但国际上的通用方法，则可保证版权的完整性：即导演和制片人可将自己工资延时支付，如果暂时没找到投资人，则相当于自己投资。而制片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多地找更多对该片有兴趣的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将得到影片的部分版权。这就是所谓的“联合制片”。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梁为超，自2005年在五洲传播中心工作开始，便参与大量国际纪录片的协拍与合拍工作。诸如讲述中国武术文化的中、美合拍纪录片《寻找卧虎藏龙》，就是梁为超的创意。随后他协助大量国外摄制组的拍摄工作。梁为超还曾担任西班牙著名导演阿尔莫多瓦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云山》国内制片——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纪录片。
在纪录片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梁为超开始担任独立制片人的工作，并与国内大量优秀纪录片导演合作。这个过程中，梁为超促使不少中国导演与国际机构联合制作纪录片的完成。
国内独立纪录片制片现状
在梁为超的众多项目中，正在与青年导演范俭合作的《活着》（原名《重生》）；与刘硕、费佑明导演合作的《被出售的剩余人生》；与单佐龙导演合作的《陌上桑》都采用“国际制片”的方法。
众所周知，随着DV的普及和发展，国内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若干个水平高低不同的圈子。
电视台或单位宣传部门中，那些满怀理想和独立思考的导演可以依靠着栏目经费和设备进行创作，但更多的独立导演依旧靠拍企业宣传片和MV的收入来支撑梦想，只有为数不多的导演有幸得到赞助而从容创作。但即使在国外获奖的纪录片导演，在制作新作时，仍然捉襟见肘。
可以说，国内纪录片业内人士总体活得都不轻松。传统媒体创作者要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固定栏目的制作中；传统媒体以外的创作者也少不得要应付刁钻的客户。很少有人能像国外纪录片导演那样从容创作，更没有听说过哪部纪录片的导演费能让导演一家子活三年的。
为《活着》找钱
《活着》讲述了汶川地震灾区都江堰的丧子母亲们再生育的故事，是知名独立纪录片导演范俭在创作时发现的选题。
当梁为超第一次听到范俭导演讲述《活着》的创意时，便认定这个项目与自己长期的关注不谋而合——梁为超一直在关注武汉丧子家庭互助机构的情况。两人很快开始合作。
当国际制片人开始为一个提案工作时，首先要做的是为它找到一个本土播出机构，并在这个机构支持下向国际市场上推广。梁为超首选了目前国内唯一对独立纪录片提供支持的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但由于种种原因，纪实频道目前对此项目并无兴趣。梁为超只得另辟蹊径。
吸引众多关注
2009年12月，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活着》（当时片名为《都江堰的母亲》）做了首次公开陈述。精彩的片花和范俭导演的现场陈述引起众多国际电视台的兴趣，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活着》联合制片人的日本NHK电视台“世界纪录片”栏目编辑今村研一先生。
那一次同时认识了北德电视台、国家地理频道亚洲电视网和南非eTV电视台编辑——他们现在仍对《活着》的项目合拍表现出高度兴趣。
与国际机构签约
在2010年12月的广州纪录片大会上，《活着》最终与日本NHK电视台成功签约。在这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梁为超曾与今村研一先生有过四次会面，双方围绕《活着》进行新的探讨，每次都把合作往前推进一步。
难得的是，梁为超保持着与今村先生每月一次或每半月一次的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沟通。所以在2010年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当今村先生把《活着》当做成功案例向所有在场的人推介时，很少有人能想到制片人所付出的艰苦工作和投入。
目前，《活着》的总制作预算规模已达到90万元人民币。这保证了摄制组在一年多的时间跨度里先后八次前往四川拍摄，累计拍摄天数达76天。此外剧组还聘请了《故宫》国际版导演苏德本担任监制。在多国投资的框架下，《活着》成为首部由中国独立制片人操盘成功的国际合拍纪录片。
为《剩余人生》引资
由梁为超担任制片人，刘硕、费佑明执导的纪录片《剩余人生》，在2010年7月份的亚洲预售新加坡现场陈述上脱颖而出，获得日本NHK电视台和新加坡新传媒的联合投资，目前已签订协议。
亚洲预售属于国际上的方案征案活动，它与制片人主导制片有很大的不同——参与就意味着必须要放弃所有项目股权，但这种方式能给予的资金量比国内的几个投标会多出不少，因此对导演仍具一定吸引力。
推出“80’后”导演
2010年梁为超与国内纪录片“80’后”新锐导演单佐龙合作《陌上桑》。该项目与《活着》的制片方式一样，目标是国际联合制作。该项目先在2010年获选了欧盟的“跨界探险”计划，项目组在中国上海、德国莱比锡和中国广州接受了国际制作导师的三站培训，并在2010年12月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首次公开陈述。
目前该项目已到了最后的拍摄阶段，并得到了一家国外电视台的投资意向。
让导演也做投资人
在《活着》和《陌上桑》操作初期，制片人和导演调用各自的资源，如果导演力不能及，就由制片人负担，但各种资源都计算在项目里，形成项目股份。制片人负责吸引国际投资，而国际投资人的费用也计入项目股份里。
“联合制片”的优势
国际投资人一定是复式结构的，比如NHK只是《活着》多个国际投资人中的一个。虽然《活着》并不是日本NHK电视台唯一投资的中国导演作品，但日本NHK电视台对大多数纪录片作品都采用一次性买断，正是因为梁为超这样的国际制片人存在，使整个项目和团队在面对日本NHK电视台时增加了谈判的筹码。
纪录片《活着》最主要的版权方包括了导演本人，这是目前国内电视台不能给予的，而这也正是“联合制片”的优势所在。
国内仍需“联合制片”
在中国独立纪录片走向海外寻求“联合制片”的努力中，梁为超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少国内电视台的支持。
在操作《活着》项目中，梁为超也曾向多家国内电视台抛出过“合拍”的橄榄枝，但结果不容乐观。
国际通行的“联合制片”方式是电视台出部分钱，只拿走属于自己地区的版权。但国内电视台在谈到海外发行合作时，仍然想拿到全球版权。
事实上，相对于国际专业纪录片发行公司来说，包括做海外发行最有实力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代理部和上海五岸传媒在内，国内电视台发行机构在海外发行纪录片的能力仍有很大差距。
与其把大把的区域版权浪费在自己手上，不如把纪录片各个区域的权益通过制片人转到各国媒体人手上。这样中国纪录片才能和中国制片人一起成长，并在国际市场上为中国纪录片争取到一席之地。
“联合制片”未来
国际上把纪录片分为作者式纪录片和科学与真实节目两大类别，有时候，自然和野生动物还会专门独立出来成为第三大类。
在国际上，独立制片人一直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纪录片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产量和规模上来讲，作者式纪录片还只是“小兄弟”，后两类才是“吸金大户”。
以梁为超为代表的中国独立制片人现在还只是带“小兄弟”跑步，在未来更广阔的平台上，他们势必会操作大型系列合拍片，把中国的制片公司带入世界前列。
结束语
“联合制片”给人诸多启示，中国的独立导演开始抛开诸多制片上的烦心事，把注意力集中在创作上，国际播出商也在惊呼：越来越多带着优秀提案的中国人学会跟他们讨价还价，而中国作者式纪录片出现在国际媒体上，也避免了更多国外导演对中国浅尝辄止式的解读。
不管从哪个角度，“联合制片”都是一剂新的猛药，将给国际间的民间外交带来新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