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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成本影片区别于大片的一个特点,就是题材和表达方式上的自由性。大片就像一款标准的劳力士手表,有着精美的外观和精细的手工,但同时又必须恪守严格的制作规范以及流程,不能太过时,也不能太超前,有时候资金反而会变成一种束缚,画面是变美了,但是你要说的话,对不起,为了要让更多人听懂,需要一律翻译成标准音标的发音。而中小成本影片就灵活得多,我只需要争取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观众就好,当然有喜欢来凑热闹的也欢迎,多多益善。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做“长尾效应”,指的是有些商品或许不像大宗商品那样具有广泛的市场和消费受众,但是它只要存在,就会有人喜欢,而这样的商品,往往会在一个较长的销售期始终保持着一定关注度,久而久之,收益也会日积月累,甚至超过预期。而电影则被普遍视为快销品的一种,但同时,电影市场也存在着“长尾效应”,其代表就是中小成本电影。毕竟在同档期,面对商业大片,立足小众观众群的中小成本电影往往势单力薄。大片虽然短时间内会受到关注,但是当被消费过度后,只能面临下档然后被迅速遗忘的命运,而小片,如果质量足够优异,则会收获某种长久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影展、电影节更青睐票房成绩一般的中小成本影片的缘故。而对于很多制片人来说,他们也正在利用这个经济原理,致力于寻找和发现更多有潜质的青年导演,并与之达成长期合作,力图创造出更多突出个性、反映社会生活真实的有力作品。
“培养你,而不是改变你”
李玉 方励
2011年的一部《观音山》将李玉成功推向艺术片票房榜的显要位置。选择了“三八”档,主打范冰冰偶像牌,海报设计着力突出某种青春情欲的懵懂感觉,可是看过《观音山》的人最终可能只会记得张艾嘉的纵身一跳,以及灾难与宗教之间的冥冥关系,而忘记了最初那一切的商业宣传。《观音山》的整个制作、发行、宣传,做到了将一部优秀的文艺片成功推向市场,推到了那些有可能会喜欢它的观众的面前。李玉,也在个人表达与商业元素运用中找到了某种平衡。从处女作《那年夏天》,到《红颜》,到《苹果》,再到《观音山》,李玉有幸可以一部接一部地拍下去。而推动她不断向前的,除了支持她电影的观众,还有一个人,就是方励,被誉为“中国地下电影教父”,为很多中国优秀的中小成本影片担任投资人和制片人。
方励是个有着电影情结的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劳雷工业公司总裁,主要从事地球物理仪器的开发与销售工作。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自己为何会踏足电影圈:“我喜欢电影不仅仅是因为我喜欢电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世界,因为我只来一次。所以你感触会很多,当你经历在一个有意思的时代的时候,你很自然地会留意很多事,也会激动,也会感受很多事。我们都是要死的人,而且时间不再来,所以有好多感觉你希望留下来,有好多事件你想要记录下来。”所以他第一部会选择投资和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就是王超的《安阳婴儿》。之后王超的《日日夜夜》也是找到他做制片。甚至包括娄烨的《颐和园》。这几部影片对于方励来说,是又爱又恨,从剧本阶段他就参与了,不能不说对它们有着独特的感情,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与导演合作上也产生一些不同意见,他最终选择中断了与他们的合作。李玉的前几部影片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获得更大范围的公映,可是方励并没有放弃,而是在调整之后着手《观音山》剧本的修改。这次他目标就是做一个“艺术风格的商业电影”。
李玉最终完成了方励心中的“导演三步走”的成长模式,他帮助李玉修改剧本、熟悉制片制作流程、与明星协调档期、制定宣传策略,最关键的是,他并没有刻意要改变李玉的个人风格,让她与其他商业片看齐,而是在保留个性表达与创新构思时,还能兼顾观众的感受。
方励曾经这样谈到他对于一个职业导演的理解:“做电影其中有很大一个目的就是跟你的观众分享,分享你的看法,分享你的激动,就像你出去看景的时候,如果看到一处打动你的风景,特别希望你的朋友跟你一块欣赏,跟你一块看。那我觉得既然你做大屏幕的电影,就是给观众看的,虽然这些电影能留得下来我们很高兴,可能是非常有意义,但永远要记得第一个目标,电影就是做给观众看的。当你要考虑到给观众看的时候就要考虑现实,就不是完全自由表达,自说自话,好比我拿个DV出去拍,拍完自己挂墙上自己看,那还要到电影院干吗?这我也谈到作为一个导演,或者制片人也好,对观众的尊重。如果说一个电影导演自说自话,不考虑观众,他不但是不称职,他完全没有资格作为一个职业导演,因为导演不是这样定义的。”
目前,方励正在运作李玉的下一部作品,影片拍摄阶段的工作刚刚完成,相信这依然是一部极带有李玉个人标签的,又具有很好观赏性的作品。
“制片人和导演就像朋友”
赵晔 崔红
电影理论学者王小鲁在有关独立电影制片人的论述中这样描述道:“独立制片人有时候是指在大的电影制片公司(在国内是中影、华谊这样的大公司)之外进行工作的制片人,他们策划项目寻求合作,但是项目的内容可能并不独立,它甚至可能是非常主旋律的⋯⋯独立制片人概念可能更重视内容生产中的独立,而在融资方式、商业运作上他们并不认为与一般商业电影有什么要特别强调的差别。”而崔红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崔红是电影厂的子弟,从小对电影耳濡目染,1987年移居美国,2003年回国研究电影,在电影学院读了三年电影史,同时关注和了解国内电影市场。在2007年第四届南京独立影展上,崔红看到了赵晔的电影《马乌甲》,很受触动,在她看来,赵晔的影片不同于很多独立电影,表达更为完整,更像是一部电影,可以带给人很多思考。于是崔红决定与赵晔合作,为其接下来的电影投资,这便有了《扎赉诺尔》的诞生。
在王小鲁看来,制片人和导演之间不应该简单地陷于某种商业利益的纠葛中,而应该更像是朋友:“真正的制片人是导演的朋友。他要帮助导演实现他的梦想,我们往往更多地看到制片人作为资本代表对导演创作进行控制的一面⋯⋯制片人被称为中国新电影的发动机。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的生态建设,独立制片人和独立导演一样重要,两者必须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在欧洲有让制片人破产甚至自杀的导演,比如卡拉克斯和贝拉·塔尔,这两位艺术家以其天才获得了同情,但毕竟是少数。像特吕弗这样的法国新浪潮最为著名的导演,他一生坚持中低成本拍摄,他说他绝不浪费制片人的钱。”
崔红在赵晔拍摄《扎赉诺尔》时,也几乎给予赵晔最大限度的自由和高度的信任。从题材到内容,崔红都没有作出什么干涉,包括整个拍摄团队人员的选取,也是由赵晔来进行把握。最终《扎赉诺尔》获得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赵晔并因此获得去日本拍摄第三部影片《光男的栗子》的机会。在崔红的运作下,《扎赉诺尔》顺利拿到了公映许可证,获得了跟更广大观众见面的机会。
在王小鲁与她做的一次访谈中,崔红谈到了挑选可合作导演的标准:“对于新导演,我通常从他们的第二或者第三部片子进行合作;从他们的第一部片子开始了解他们,与他们进行沟通。我选导演的时候总是先考虑他们自身和作品的优点,他们的出发点是否真诚。”而在谈到对于青年导演创作发展的思考时,崔红坦言道:“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已经从过去的猎奇心态开始向社会文化深层次读解转化。如果一个创作者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或艺术风格,他很快就会被遗忘、被淘汰。”
“曾经的一句鼓励,或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韩杰 贾樟柯
在贾樟柯身边做了四年副导演,韩杰慢慢从一个内向、腼腆、不爱大声说话的人,转变成一个可以在片场发号施令,并能灵活掌握现场情况的人。2004年,他开始参与贾樟柯《世界》的拍摄,2005年,他拍摄了自己第一部剧情长片《赖小子》,并于2006年荣获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奖。2011年,他的最新作品《Hello!树先生》在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爵奖最佳导演和评审团大奖。在一次采访中,韩杰这样谈到贾樟柯对于他的影响:“他的工作方式对我来说当然有影响,但我无法说有多少影响。一起工作四年,他让我学会了怎样观察事物还有培养了我职业的技能。”
1977年生人的韩杰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学习电影,而是绕了一大圈才发现电影比较适合自己。与贾樟柯同是山西人的韩杰,从小父母离异,后来离开家乡,先后去了昆明、广州、深圳,最后来到北京。一开始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报了计算机专业,后来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于是他辞去了原来的工作,1998来到北京,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专业。2002年拍摄了毕业作品《过年》,参展2003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短片单元,并获得首届国际DV论坛专业组最佳故事片奖,以及第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生组最佳故事片奖。但即使这样,内向的韩杰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导演创作上有任何过人的天赋。直到2004年,韩杰有机会进入贾樟柯《世界》的剧组,担任副导演,他才开始慢慢感觉到,或许自己也可以做导演。之后,韩杰又为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无用》担任副导演。可以说,在贾樟柯的剧组片场,韩杰获得了很多直接的拍片经验以及导演经验。
从最初的短片《过年》到《赖小子》、《Hello!树先生》,韩杰的视线从未离开过乡村生活。或许看到了韩杰身上的某种质朴与灵性,贾樟柯先后为《赖小子》、《Hello!树先生》做起了监制,并在资金来源的寻找上帮助韩杰做了很多工作。
2006年,贾樟柯与周强、余力为共同成立了西河星汇数字娱乐技术公司,主要用于投拍中小成本电影,发掘和支持青年导演。西河是贾樟柯故乡山西汾阳的古称,韩杰的《赖小子》与《Hello!树先生》也都是公司成立之后陆续完成的。2009年,西河星汇与一些企业合作,融资1亿元,计划陆续投资一些年轻导演的作品。因为适逢虎年,于是计划起名为“添翼计划”,以求“如虎添翼”之意。《Hello!树先生》是这个计划的第二部作品,在贾樟柯看来,“添翼计划”不是一个慈善扶持基金,而是一个专业而严谨的商业项目投资计划,目的是在中国电影工业和青年导演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让日益蓬勃的中国电影市场容纳一些青年导演的优秀作品。
在201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当韩杰从颁奖人手中接过金爵奖最佳导演的奖杯时,他向坐在台下的贾樟柯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坦言道自己之所以能走上导演之路,都要感谢贾樟柯:“其实我的梦想本来也没有这个胆,我想做个摄影师,这辈子也就够了。有一天碰到贾老师,他说你应该试试导演。就从他那句话我才开始做导演,所以,非常感谢他。”
“培养你,而不是改变你”
李玉 方励
2011年的一部《观音山》将李玉成功推向艺术片票房榜的显要位置。选择了“三八”档,主打范冰冰偶像牌,海报设计着力突出某种青春情欲的懵懂感觉,可是看过《观音山》的人最终可能只会记得张艾嘉的纵身一跳,以及灾难与宗教之间的冥冥关系,而忘记了最初那一切的商业宣传。《观音山》的整个制作、发行、宣传,做到了将一部优秀的文艺片成功推向市场,推到了那些有可能会喜欢它的观众的面前。李玉,也在个人表达与商业元素运用中找到了某种平衡。从处女作《那年夏天》,到《红颜》,到《苹果》,再到《观音山》,李玉有幸可以一部接一部地拍下去。而推动她不断向前的,除了支持她电影的观众,还有一个人,就是方励,被誉为“中国地下电影教父”,为很多中国优秀的中小成本影片担任投资人和制片人。
方励是个有着电影情结的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劳雷工业公司总裁,主要从事地球物理仪器的开发与销售工作。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自己为何会踏足电影圈:“我喜欢电影不仅仅是因为我喜欢电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世界,因为我只来一次。所以你感触会很多,当你经历在一个有意思的时代的时候,你很自然地会留意很多事,也会激动,也会感受很多事。我们都是要死的人,而且时间不再来,所以有好多感觉你希望留下来,有好多事件你想要记录下来。”所以他第一部会选择投资和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就是王超的《安阳婴儿》。之后王超的《日日夜夜》也是找到他做制片。甚至包括娄烨的《颐和园》。这几部影片对于方励来说,是又爱又恨,从剧本阶段他就参与了,不能不说对它们有着独特的感情,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与导演合作上也产生一些不同意见,他最终选择中断了与他们的合作。李玉的前几部影片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获得更大范围的公映,可是方励并没有放弃,而是在调整之后着手《观音山》剧本的修改。这次他目标就是做一个“艺术风格的商业电影”。
李玉最终完成了方励心中的“导演三步走”的成长模式,他帮助李玉修改剧本、熟悉制片制作流程、与明星协调档期、制定宣传策略,最关键的是,他并没有刻意要改变李玉的个人风格,让她与其他商业片看齐,而是在保留个性表达与创新构思时,还能兼顾观众的感受。
方励曾经这样谈到他对于一个职业导演的理解:“做电影其中有很大一个目的就是跟你的观众分享,分享你的看法,分享你的激动,就像你出去看景的时候,如果看到一处打动你的风景,特别希望你的朋友跟你一块欣赏,跟你一块看。那我觉得既然你做大屏幕的电影,就是给观众看的,虽然这些电影能留得下来我们很高兴,可能是非常有意义,但永远要记得第一个目标,电影就是做给观众看的。当你要考虑到给观众看的时候就要考虑现实,就不是完全自由表达,自说自话,好比我拿个DV出去拍,拍完自己挂墙上自己看,那还要到电影院干吗?这我也谈到作为一个导演,或者制片人也好,对观众的尊重。如果说一个电影导演自说自话,不考虑观众,他不但是不称职,他完全没有资格作为一个职业导演,因为导演不是这样定义的。”
目前,方励正在运作李玉的下一部作品,影片拍摄阶段的工作刚刚完成,相信这依然是一部极带有李玉个人标签的,又具有很好观赏性的作品。
“制片人和导演就像朋友”
赵晔 崔红
电影理论学者王小鲁在有关独立电影制片人的论述中这样描述道:“独立制片人有时候是指在大的电影制片公司(在国内是中影、华谊这样的大公司)之外进行工作的制片人,他们策划项目寻求合作,但是项目的内容可能并不独立,它甚至可能是非常主旋律的⋯⋯独立制片人概念可能更重视内容生产中的独立,而在融资方式、商业运作上他们并不认为与一般商业电影有什么要特别强调的差别。”而崔红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崔红是电影厂的子弟,从小对电影耳濡目染,1987年移居美国,2003年回国研究电影,在电影学院读了三年电影史,同时关注和了解国内电影市场。在2007年第四届南京独立影展上,崔红看到了赵晔的电影《马乌甲》,很受触动,在她看来,赵晔的影片不同于很多独立电影,表达更为完整,更像是一部电影,可以带给人很多思考。于是崔红决定与赵晔合作,为其接下来的电影投资,这便有了《扎赉诺尔》的诞生。
在王小鲁看来,制片人和导演之间不应该简单地陷于某种商业利益的纠葛中,而应该更像是朋友:“真正的制片人是导演的朋友。他要帮助导演实现他的梦想,我们往往更多地看到制片人作为资本代表对导演创作进行控制的一面⋯⋯制片人被称为中国新电影的发动机。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的生态建设,独立制片人和独立导演一样重要,两者必须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在欧洲有让制片人破产甚至自杀的导演,比如卡拉克斯和贝拉·塔尔,这两位艺术家以其天才获得了同情,但毕竟是少数。像特吕弗这样的法国新浪潮最为著名的导演,他一生坚持中低成本拍摄,他说他绝不浪费制片人的钱。”
崔红在赵晔拍摄《扎赉诺尔》时,也几乎给予赵晔最大限度的自由和高度的信任。从题材到内容,崔红都没有作出什么干涉,包括整个拍摄团队人员的选取,也是由赵晔来进行把握。最终《扎赉诺尔》获得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赵晔并因此获得去日本拍摄第三部影片《光男的栗子》的机会。在崔红的运作下,《扎赉诺尔》顺利拿到了公映许可证,获得了跟更广大观众见面的机会。
在王小鲁与她做的一次访谈中,崔红谈到了挑选可合作导演的标准:“对于新导演,我通常从他们的第二或者第三部片子进行合作;从他们的第一部片子开始了解他们,与他们进行沟通。我选导演的时候总是先考虑他们自身和作品的优点,他们的出发点是否真诚。”而在谈到对于青年导演创作发展的思考时,崔红坦言道:“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已经从过去的猎奇心态开始向社会文化深层次读解转化。如果一个创作者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或艺术风格,他很快就会被遗忘、被淘汰。”
“曾经的一句鼓励,或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韩杰 贾樟柯
在贾樟柯身边做了四年副导演,韩杰慢慢从一个内向、腼腆、不爱大声说话的人,转变成一个可以在片场发号施令,并能灵活掌握现场情况的人。2004年,他开始参与贾樟柯《世界》的拍摄,2005年,他拍摄了自己第一部剧情长片《赖小子》,并于2006年荣获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奖。2011年,他的最新作品《Hello!树先生》在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爵奖最佳导演和评审团大奖。在一次采访中,韩杰这样谈到贾樟柯对于他的影响:“他的工作方式对我来说当然有影响,但我无法说有多少影响。一起工作四年,他让我学会了怎样观察事物还有培养了我职业的技能。”
1977年生人的韩杰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学习电影,而是绕了一大圈才发现电影比较适合自己。与贾樟柯同是山西人的韩杰,从小父母离异,后来离开家乡,先后去了昆明、广州、深圳,最后来到北京。一开始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报了计算机专业,后来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于是他辞去了原来的工作,1998来到北京,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专业。2002年拍摄了毕业作品《过年》,参展2003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短片单元,并获得首届国际DV论坛专业组最佳故事片奖,以及第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生组最佳故事片奖。但即使这样,内向的韩杰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导演创作上有任何过人的天赋。直到2004年,韩杰有机会进入贾樟柯《世界》的剧组,担任副导演,他才开始慢慢感觉到,或许自己也可以做导演。之后,韩杰又为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无用》担任副导演。可以说,在贾樟柯的剧组片场,韩杰获得了很多直接的拍片经验以及导演经验。
从最初的短片《过年》到《赖小子》、《Hello!树先生》,韩杰的视线从未离开过乡村生活。或许看到了韩杰身上的某种质朴与灵性,贾樟柯先后为《赖小子》、《Hello!树先生》做起了监制,并在资金来源的寻找上帮助韩杰做了很多工作。
2006年,贾樟柯与周强、余力为共同成立了西河星汇数字娱乐技术公司,主要用于投拍中小成本电影,发掘和支持青年导演。西河是贾樟柯故乡山西汾阳的古称,韩杰的《赖小子》与《Hello!树先生》也都是公司成立之后陆续完成的。2009年,西河星汇与一些企业合作,融资1亿元,计划陆续投资一些年轻导演的作品。因为适逢虎年,于是计划起名为“添翼计划”,以求“如虎添翼”之意。《Hello!树先生》是这个计划的第二部作品,在贾樟柯看来,“添翼计划”不是一个慈善扶持基金,而是一个专业而严谨的商业项目投资计划,目的是在中国电影工业和青年导演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让日益蓬勃的中国电影市场容纳一些青年导演的优秀作品。
在201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当韩杰从颁奖人手中接过金爵奖最佳导演的奖杯时,他向坐在台下的贾樟柯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坦言道自己之所以能走上导演之路,都要感谢贾樟柯:“其实我的梦想本来也没有这个胆,我想做个摄影师,这辈子也就够了。有一天碰到贾老师,他说你应该试试导演。就从他那句话我才开始做导演,所以,非常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