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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和八个》的演职员表中，与张艺谋名字并列的，是一个叫做肖风的人。当年肖风与张军钊、张艺谋、何群等同学一同被分配到了偏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建立了“青年摄制组”，在获得独立拍摄影片的机会后，他们通过影像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传统电影美学观念的颠覆欲望。“四分之三”构图法通过《一个和八个》、《孩子王》、《黄土地》等一批作品，被广大电影观众所熟知。这种史无前例的影像美学风格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帮助张艺谋、陈凯歌打开了通往世界一流电影行列的大门。可以说，“第五代”对于电影语言的探索和创造，是令人惊叹的。而创新往往是与青春和朝气并行的。经历了这个阶段的很多“第五代”导演似乎逐渐接受了岁月对于他们创新意志的剥夺，锐气也慢慢在消减。
最另类的“第五代”
肖风作为“第五代”集群中的一员，似乎是个例外，或许他占有些许年龄上的优势。1978年，肖风刚满18岁，出于对于艺术的热爱，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理工科成绩也十分优秀的他，甚至通过了一所工科类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因为从小热爱画画，以及对于艺术殿堂的向往，肖风还是选择电影作为自己日后深造的对象。《一个和八个》之后，肖风作为广西厂的摄影师常驻下来，担任了《加油中国队》(1984)、《椰城故事》 (1985)、《孤独的谋杀者 》(1986)、《弧光》 (1987)、《摇滚青年》(1988)、《本命年》(1989)、《死拼》(1989)、《落山风》 (1990)、找乐（1992）等影片的摄影工作，并于1995年凭借《人约黄昏》获得第16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1991年，肖风获得机会执导了自己导演的处女作《寡妇十日谈》，这是一部立足于人物内心，诉诸人性思考的电影。然而由于审查的原因，迟迟没有公映。在1995年以前，中国电影依旧处于计划经济的时代，导演对于自己的作品不拥有任何版权，发行与放映权都属于电影制片厂，影片拍摄完成后，所有的后续工作就不再让导演过问了。然而阴错阳差，在200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当有人去参展影片的放映影院问及电影节票房收入时，服务员作出的回答竟然是“最卖座的不是某某某电影，而是《寡妇十日谈》。”肖风此时在网上看到这条消息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处女作已经默默通过了审查，并默默地在部分地区公映了。而良好的票房表现以及观众对影片的肯定，也带给肖风很大的鼓励。
1993年，肖风开始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新七侠五义》。因为在他看来，“不会拍动作片的导演做不了好导演。”而之所以去拍电视剧，则是因为电影厂改制后不景气的经营状况。从1995年至2003年长达八年的时间中，肖风每个月只能从厂里领到300元工资。作为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变革最前沿的经历者，肖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对于电影艺术的喜爱和最求。“我很在意本质的东西”，肖风这样形容他自己。在拍摄完成《黑龙江三部曲》、《太阳不落山》、《情归风雨桥》等几部反映历史和乡村题材的电视剧之后，肖风决定自掏腰包，自组拍摄团队，以每年一部的速度“独立”拍摄了“现代乡村三部曲”以及“抗战三部曲”。脱离体制束缚，完成自由表达，或许是当初电影学院未曾教授给肖风的，可以说这种“独立制片”的初衷，完全源于他对于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现状的思考和反思，这是完全不同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一种思路和眼界。从这个角度来说，肖风无疑是最“另类”的“第五代”。
独立的资本与可能性
所谓独立，就是不再受制于体制内的拍片环境，从而获得自由表达的机会和可能。这个过程对于肖风来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拍摄“现代乡村三部曲”第一部《清水的故事》时，刚刚组建没几天的剧组就发生了严重的内部人员纠纷，有些演职人员认为拍摄条件过于艰苦，纷纷离开剧组。于是肖风将计就计，干脆换掉职业演员，挨家挨户到当地村民家中做动员，邀请他们直接来“扮演”自己。“现代乡村三部曲”于是拥有了有别于其他农村题材影片的最大亮点：启用农民直接饰演农民。而肖风也力图用这样的方式告诉那些质疑过他的人：谁说农民不能演戏？从2008年到2010年，肖风先后拍摄了《清水的故事》、《喊过岭的故事》、《海的故事》，之后的两部影片也继续沿用了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的拍摄方式，从影片最后呈现的效果上来看，农民的表演真实、生动，与环境和人物完美地融为一体，镜头语言简单、干净，但又保持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农民的那种真实是真的真实，几乎赶上纪录片，没有演员身上任何的痕迹。不像明星，演得再好也不会被认为是村里人。因为他让观众确信无疑，他就是你故事里的那个人。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观众看不出你是演员，坚信你就是那个人。农民演农民自己，这走的是一条捷径。”
在制片方面，肖风借鉴了自己在电影学院上学时的经验，每个环节都亲身经历，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独立制片经验。在四年本科学习过程中，有整整两年时间，肖风全部都在练习图片摄影。“当时学校要求必须经过这个阶段，具备了图片摄影的基本功，才可以进入第三、第四学期，去学习使用摄影机。”在进行掌机学习时，老师要求他们必须做好从拍摄到洗印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程序都是亲力亲为，每一格胶片都需要自己去把握。”因为熟知电影拍摄过程中的每个技术环节，肖风在日后进行独立电影创作时，就避免了很多因不懂行而出现的成本失控的问题。然而面对剧组中每天出现的各种问题，肖风在一开始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你要跟演员交流，还要和服装、化妆、道具交流，比如一件衣服要多少钱。你说这个艺术有什么关系？可是它跟艺术还真有关系。”如何在不超出拍摄预算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艺术理念，这对肖风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你必须尽你的能力，弄明白电影制作的每一个行当。同时还要学会妥协。”
在资金方面，肖风拥有了很多独立导演梦寐以求的好运气。因为一个朋友兼老乡的资助，肖风顺利地为自己的“现代乡村三部曲”融到了三分之一的启动资金。而这位出资人明确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定要拍摄出可以在日后被人们铭记的作品。“就是说，当以后的人们需要从影像上了解当时中国人的内心状况，必须要看你的片子。”面对这样近乎苛刻的要求，肖风开始是有些犹豫的。但是当把成片放给朋友看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之后肖风把“现代农村三部曲”免费提供给农村数字放映院线去放映，电影频道购买了影片的电视播放版权。2010年，肖风将视线转向了拍摄“平民史诗”的方向，启动了“抗战三部曲”的拍摄计划。
而他独立制片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清水的故事》便荣获了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编剧特别奖；在刚刚过去的第28届金鸡奖颁奖典礼上，“抗战三部曲”的第二部《岁岁清明》，又赢得了最佳编剧奖。连续两届获得金鸡奖，对于肖风和他的合作伙伴编剧程晓玲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独立的目的，是为了自由的表达
从《大劫难》到《岁岁清明》，肖风始终力求将“抗战三部曲”界定为“普通人的抗战故事”，不同于传统抗战电影中对于英雄人物的传奇性描述。肖风认为，正是因为普通人的广泛参与，历史才能够向前发展。“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我是充满了热爱之情的。拍摄“抗战三部曲”时，我的编剧程晓玲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人民觉醒的历史。我是非常赞同的。”于是无论在《大劫难》、《岁岁清明》还是正在筹备中的《兰亭》中，都是一些无名英雄在推动着事件的发展。“我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没有留名的，但是为我们民族而献出了生命的无名英雄们。无名英雄才是国家建立的基础。”
不同于主流电影中，单一地强调历史伟人、重要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推动和影响，肖风的叙事立场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游离在“体制内的独立导演”的内心思考。而正因为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创作态度，使得影片无论在美学还是思想意义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岁岁清明》公映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其中肯定有当地政府的资助。“结果是，当《岁岁清明》公映前一个月，杭州市委宣传部才看到这部片子。他们抓了很多年，就想搞一个这样的片子，没想到被一个无名的导演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拍出来了。影片中就出现西湖一个全景，就再也没有任何杭州著名的景点，但是那里面却处处透露出杭州人骨子里的东西，杭州的文化和精神。”从叙事和影像上来看，《岁岁清明》刻意淡化了戏剧冲突，整个故事很淡，淡的就像一杯茶。“但是很多观众看过之后，还是感到回味无穷。”肖风回忆道：“而且在结尾，我还做了一些探索，就是将影片情绪的跌宕起伏处理到极致，最后的场面拍得也十分壮烈，就像一杯烈酒。这样一前一后产生的强烈对比，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我年轻时候走过一段很形式主义的创作道路，现在反而想要追求一些简单和纯粹的东西。不突出视觉奇观，追求真实的风格。”
《岁岁清明》中没有商业和时尚的元素，它很纯粹，就是一个电影。肖风有些得意地跟我们分享了他看到的一个观影反馈：“我在网上看到有的观众看完这部影片，发出的评论是，‘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烂的电影！但是没想到，结尾音乐一响，我竟然被感动哭了。’实际上，片尾曲是和片子融为一体的。如果影片整体不感人，音乐也不会感人。说明他还是被影片感动了。”而在谈及如何与观众交流时，肖风表示了对于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情感缺失的担忧：“所谓交流，就是心灵之间的互动，也是情感的互动。就像庞贝城里埋在火山灰下面的那些情侣，彼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至死也不分开。而如今人与人的互动变成了一种交易，离开钱，离开经济的因素，彼此的交流就很难进行，这很可怕。”
借助电影，借助影像的方式，肖风将自己对于现实和社会发展的体会和思考表达了出来。而不再受制于制片厂计划生产的管制，甚至不受制于票房压力，肖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真正的表达自由。“这是一种建立在内容、意义、信息、情怀上面的综合的自由。”肖风补充道，“其实就是用影像来满足自己，实现自己。”对于中国整个独立电影的创作情况，肖风表示一直以来都很关注。但是因为放映渠道的限制，他看到的比较少。“那是另一个世界，它应该浮出水面。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见解的自由。”
电影的意义，在于是否能传递幸福感
尼采曾经说过：人应该为了获得自由而进行实验。而肖风正是从“第五代”时期开始，就在不断进行着这种实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反复做着这样的设问句：“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自由。要做就做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或许在电影学院的时候，肖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爱电影。但是当他发现他是真心地在热爱电影，热爱这门艺术时，他的表述中充满了作为一名电影艺术工作者的幸福感。“我没有把时间都花在考虑每天吃什么，饭桌上要摆什么菜，而是总在琢磨这个片子该怎么拍，如何实现与观众的思想交流。我有表达我内心世界观的自由，这是最幸福的。”
对于肖风来说，一个人的幸福是不够的。在他看来，通过电影这个交流工具，可以将幸福感放大，并不断地传递给观众，这才是拍摄电影的终极意义。“我希望电影是一个普及型的艺术，既通俗又高雅，真正在观影过程中体会到幸福。看完以后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对你有影响，生活中遇到相似情节时，可以帮助你在世界观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我认为这才是电影艺术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石文燕]
最另类的“第五代”
肖风作为“第五代”集群中的一员，似乎是个例外，或许他占有些许年龄上的优势。1978年，肖风刚满18岁，出于对于艺术的热爱，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理工科成绩也十分优秀的他，甚至通过了一所工科类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因为从小热爱画画，以及对于艺术殿堂的向往，肖风还是选择电影作为自己日后深造的对象。《一个和八个》之后，肖风作为广西厂的摄影师常驻下来，担任了《加油中国队》(1984)、《椰城故事》 (1985)、《孤独的谋杀者 》(1986)、《弧光》 (1987)、《摇滚青年》(1988)、《本命年》(1989)、《死拼》(1989)、《落山风》 (1990)、找乐（1992）等影片的摄影工作，并于1995年凭借《人约黄昏》获得第16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1991年，肖风获得机会执导了自己导演的处女作《寡妇十日谈》，这是一部立足于人物内心，诉诸人性思考的电影。然而由于审查的原因，迟迟没有公映。在1995年以前，中国电影依旧处于计划经济的时代，导演对于自己的作品不拥有任何版权，发行与放映权都属于电影制片厂，影片拍摄完成后，所有的后续工作就不再让导演过问了。然而阴错阳差，在200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当有人去参展影片的放映影院问及电影节票房收入时，服务员作出的回答竟然是“最卖座的不是某某某电影，而是《寡妇十日谈》。”肖风此时在网上看到这条消息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处女作已经默默通过了审查，并默默地在部分地区公映了。而良好的票房表现以及观众对影片的肯定，也带给肖风很大的鼓励。
1993年，肖风开始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新七侠五义》。因为在他看来，“不会拍动作片的导演做不了好导演。”而之所以去拍电视剧，则是因为电影厂改制后不景气的经营状况。从1995年至2003年长达八年的时间中，肖风每个月只能从厂里领到300元工资。作为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变革最前沿的经历者，肖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对于电影艺术的喜爱和最求。“我很在意本质的东西”，肖风这样形容他自己。在拍摄完成《黑龙江三部曲》、《太阳不落山》、《情归风雨桥》等几部反映历史和乡村题材的电视剧之后，肖风决定自掏腰包，自组拍摄团队，以每年一部的速度“独立”拍摄了“现代乡村三部曲”以及“抗战三部曲”。脱离体制束缚，完成自由表达，或许是当初电影学院未曾教授给肖风的，可以说这种“独立制片”的初衷，完全源于他对于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现状的思考和反思，这是完全不同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一种思路和眼界。从这个角度来说，肖风无疑是最“另类”的“第五代”。
独立的资本与可能性
所谓独立，就是不再受制于体制内的拍片环境，从而获得自由表达的机会和可能。这个过程对于肖风来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拍摄“现代乡村三部曲”第一部《清水的故事》时，刚刚组建没几天的剧组就发生了严重的内部人员纠纷，有些演职人员认为拍摄条件过于艰苦，纷纷离开剧组。于是肖风将计就计，干脆换掉职业演员，挨家挨户到当地村民家中做动员，邀请他们直接来“扮演”自己。“现代乡村三部曲”于是拥有了有别于其他农村题材影片的最大亮点：启用农民直接饰演农民。而肖风也力图用这样的方式告诉那些质疑过他的人：谁说农民不能演戏？从2008年到2010年，肖风先后拍摄了《清水的故事》、《喊过岭的故事》、《海的故事》，之后的两部影片也继续沿用了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的拍摄方式，从影片最后呈现的效果上来看，农民的表演真实、生动，与环境和人物完美地融为一体，镜头语言简单、干净，但又保持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农民的那种真实是真的真实，几乎赶上纪录片，没有演员身上任何的痕迹。不像明星，演得再好也不会被认为是村里人。因为他让观众确信无疑，他就是你故事里的那个人。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观众看不出你是演员，坚信你就是那个人。农民演农民自己，这走的是一条捷径。”
在制片方面，肖风借鉴了自己在电影学院上学时的经验，每个环节都亲身经历，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独立制片经验。在四年本科学习过程中，有整整两年时间，肖风全部都在练习图片摄影。“当时学校要求必须经过这个阶段，具备了图片摄影的基本功，才可以进入第三、第四学期，去学习使用摄影机。”在进行掌机学习时，老师要求他们必须做好从拍摄到洗印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程序都是亲力亲为，每一格胶片都需要自己去把握。”因为熟知电影拍摄过程中的每个技术环节，肖风在日后进行独立电影创作时，就避免了很多因不懂行而出现的成本失控的问题。然而面对剧组中每天出现的各种问题，肖风在一开始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你要跟演员交流，还要和服装、化妆、道具交流，比如一件衣服要多少钱。你说这个艺术有什么关系？可是它跟艺术还真有关系。”如何在不超出拍摄预算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艺术理念，这对肖风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你必须尽你的能力，弄明白电影制作的每一个行当。同时还要学会妥协。”
在资金方面，肖风拥有了很多独立导演梦寐以求的好运气。因为一个朋友兼老乡的资助，肖风顺利地为自己的“现代乡村三部曲”融到了三分之一的启动资金。而这位出资人明确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定要拍摄出可以在日后被人们铭记的作品。“就是说，当以后的人们需要从影像上了解当时中国人的内心状况，必须要看你的片子。”面对这样近乎苛刻的要求，肖风开始是有些犹豫的。但是当把成片放给朋友看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之后肖风把“现代农村三部曲”免费提供给农村数字放映院线去放映，电影频道购买了影片的电视播放版权。2010年，肖风将视线转向了拍摄“平民史诗”的方向，启动了“抗战三部曲”的拍摄计划。
而他独立制片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清水的故事》便荣获了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编剧特别奖；在刚刚过去的第28届金鸡奖颁奖典礼上，“抗战三部曲”的第二部《岁岁清明》，又赢得了最佳编剧奖。连续两届获得金鸡奖，对于肖风和他的合作伙伴编剧程晓玲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独立的目的，是为了自由的表达
从《大劫难》到《岁岁清明》，肖风始终力求将“抗战三部曲”界定为“普通人的抗战故事”，不同于传统抗战电影中对于英雄人物的传奇性描述。肖风认为，正是因为普通人的广泛参与，历史才能够向前发展。“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我是充满了热爱之情的。拍摄“抗战三部曲”时，我的编剧程晓玲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人民觉醒的历史。我是非常赞同的。”于是无论在《大劫难》、《岁岁清明》还是正在筹备中的《兰亭》中，都是一些无名英雄在推动着事件的发展。“我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没有留名的，但是为我们民族而献出了生命的无名英雄们。无名英雄才是国家建立的基础。”
不同于主流电影中，单一地强调历史伟人、重要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推动和影响，肖风的叙事立场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游离在“体制内的独立导演”的内心思考。而正因为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创作态度，使得影片无论在美学还是思想意义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岁岁清明》公映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其中肯定有当地政府的资助。“结果是，当《岁岁清明》公映前一个月，杭州市委宣传部才看到这部片子。他们抓了很多年，就想搞一个这样的片子，没想到被一个无名的导演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拍出来了。影片中就出现西湖一个全景，就再也没有任何杭州著名的景点，但是那里面却处处透露出杭州人骨子里的东西，杭州的文化和精神。”从叙事和影像上来看，《岁岁清明》刻意淡化了戏剧冲突，整个故事很淡，淡的就像一杯茶。“但是很多观众看过之后，还是感到回味无穷。”肖风回忆道：“而且在结尾，我还做了一些探索，就是将影片情绪的跌宕起伏处理到极致，最后的场面拍得也十分壮烈，就像一杯烈酒。这样一前一后产生的强烈对比，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我年轻时候走过一段很形式主义的创作道路，现在反而想要追求一些简单和纯粹的东西。不突出视觉奇观，追求真实的风格。”
《岁岁清明》中没有商业和时尚的元素，它很纯粹，就是一个电影。肖风有些得意地跟我们分享了他看到的一个观影反馈：“我在网上看到有的观众看完这部影片，发出的评论是，‘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烂的电影！但是没想到，结尾音乐一响，我竟然被感动哭了。’实际上，片尾曲是和片子融为一体的。如果影片整体不感人，音乐也不会感人。说明他还是被影片感动了。”而在谈及如何与观众交流时，肖风表示了对于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情感缺失的担忧：“所谓交流，就是心灵之间的互动，也是情感的互动。就像庞贝城里埋在火山灰下面的那些情侣，彼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至死也不分开。而如今人与人的互动变成了一种交易，离开钱，离开经济的因素，彼此的交流就很难进行，这很可怕。”
借助电影，借助影像的方式，肖风将自己对于现实和社会发展的体会和思考表达了出来。而不再受制于制片厂计划生产的管制，甚至不受制于票房压力，肖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真正的表达自由。“这是一种建立在内容、意义、信息、情怀上面的综合的自由。”肖风补充道，“其实就是用影像来满足自己，实现自己。”对于中国整个独立电影的创作情况，肖风表示一直以来都很关注。但是因为放映渠道的限制，他看到的比较少。“那是另一个世界，它应该浮出水面。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见解的自由。”
电影的意义，在于是否能传递幸福感
尼采曾经说过：人应该为了获得自由而进行实验。而肖风正是从“第五代”时期开始，就在不断进行着这种实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反复做着这样的设问句：“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自由。要做就做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或许在电影学院的时候，肖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爱电影。但是当他发现他是真心地在热爱电影，热爱这门艺术时，他的表述中充满了作为一名电影艺术工作者的幸福感。“我没有把时间都花在考虑每天吃什么，饭桌上要摆什么菜，而是总在琢磨这个片子该怎么拍，如何实现与观众的思想交流。我有表达我内心世界观的自由，这是最幸福的。”
对于肖风来说，一个人的幸福是不够的。在他看来，通过电影这个交流工具，可以将幸福感放大，并不断地传递给观众，这才是拍摄电影的终极意义。“我希望电影是一个普及型的艺术，既通俗又高雅，真正在观影过程中体会到幸福。看完以后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对你有影响，生活中遇到相似情节时，可以帮助你在世界观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我认为这才是电影艺术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石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