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已经11年了。在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新华社记者受命几次秘密访问以色列，发挥了投石问路的作用。其中一些内情，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
　　1991年初，海湾战争结束。经过有关各方的艰苦努力，中东国际和平会议于10月份在马德里召开。会议确认了“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在此前后，苏联和一系列东欧国家同以色列恢复了中断20年的外交关系。这种形势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实际上，经过几年的谈判，中国和以色列双方都感到，两国建交“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是，就在这时，我们得悉，一直希望尽早建交的以色列方面，好像出现犹豫的迹象。原来，我国外交部已邀请以色列外交部负责人访华，以讨论两国建交的具体事宜。起初，以色列方面决定派出外交部副部长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后来，改为新任外交部总司长约瑟夫·哈达斯。哈达斯10月份就接受正式邀请，但却一直说忙，快到年底了，尚无任何成行的表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真的忙得难以脱身，还是另有什么考虑？
　　我当时在开罗担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通过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已同以色列外交部建立互通情况的“非官方渠道”。这时，我有关方面希望通过这个渠道摸清以色列方面的真实意图。这样，经国内批准，我同总分社副总编辑周则鑫从11月27日至12月4日再次访问以色列。
　　到以色列之后，我们首先采访了哈达斯。哈达斯似乎早已预感到中方的担心。因此，他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了他暂时难以抽身去北京的原因。他说，第二次中东和会即将于1992年1月末在莫斯科召开。他负责以色列政府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会前实在难以抽身访华。他诚恳地说:“对此，我希望中方能够谅解。我可以非常负责地讲，我们早就盼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眼看时机要到，我们怎么会蓄意拖延呢！”他建议，要么待他能脱身时访华，要么请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先期访问以色列。周则鑫和我事后分析，认为哈达斯的话是可信的，遂转告我有关方面。这样，我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遂于12月下半月访问以色列。
　　采访哈达斯之后，我们又采访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利维刚过“知天命”之年，但却是满头披霜。一见面，他就说:“不要说什么采访，还是自由交谈吧。”这样，我们就边喝咖啡边谈起来。谈到同沙米尔总理的关系，利维毫不讳言地说，他同这位总理虽然同属利库德集团，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在同中国建交问题上，沙米尔总想绕过外交部，自己插手处理问题。11月初，他派遣自己的亲信、国防部长阿伦斯抢先一步，神不知鬼不觉地访问了中国。对此，利维愤愤不平地说:“你们兴许已经知道，阿伦斯不久前秘密访华，我事前一无所知。是报纸上曝光之后，我才知道的。我当即向沙米尔提出抗议。”谈到这里，利维把话锋一转，强调说:“但是，我确信，在同中国建交问题上，我同沙米尔总理是没有分歧的，没有矛盾的。在我们利库德集团之内是如此，在利库德集团同工党之间也是如此。”谈到以色列同中国的建交问题，利维说:“我们确实希望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早日实现，尽快实现。如果你们没有意见，我们倒是可以先走第一步。如果你们今天发个邀请来，我明天即动身去北京。两国外交部长一见面，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我一直在等待去中国的那一天，希望那一天尽早到来。”
　　利维坦率的谈话使我们确信，以色列政府内部虽然矛盾重重，但没有影响到中以两国建交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确实已到瓜熟蒂落阶段，不会再出现什么波折。
　　这次以色列之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沙米尔总理会见了我们。会见是12月3日傍晚在总理府进行的。沙米尔总理一向被认为是“不苟言笑”、“老谋深算”。我们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见他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满面笑容地急匆匆迎上来。他身材矮小，上躯前躬，头发散乱，西装有点发皱。他看上去土头土脑，憨态可掬，同我想象中的一国政府之首脑简直判若两人。他很客气，频频让我们落座，同我们一起照相。他同我们谈海湾战争之后的中东局势，谈以色列政府解决阿以冲突的政策，但是，说实话，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对发展中以两国关系的意见。他说，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应该有正常的交往。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拥有巨大的潜力。因此，以色列对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很有兴趣。他认为，这种友好关系应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协商，经济上合作，文化上交流。为此，他表示很愿意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以色列，以便坦诚交换意见，增进了解。他说，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希望新华社记者代为转达他这一建议。谈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问题，沙米尔说:“你们很清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这完全由中国政府来决定。我们只是希望两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
　　沙米尔的谈话就中以两国关系问题传达了一个正式而明确的信息。我们听后感到很高兴，急忙赶回下榻的饭店，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向总社发通稿。随后，我们又把沙米尔、利维和哈达斯有关两国关系的谈话内容综合成一篇报告，也径直发回北京，供有关方面参阅。后来得知，我们提供的这些情况和分析，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会见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告诉我们，北京的报纸和电台都已刊播我们采访沙米尔总理的报道。他们特别强调，这是以色列政府首脑通过新闻媒体第一次直接向中国人民讲话，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公开表明以色列愿意同中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因而非常有意义。
　　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条稿子虽是刊播了，但编辑部却给“做了大手术”。本来，在沙米尔的谈话中，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部分最重要，原稿是写进消息的导语和第一二段，然后才写他有关中东问题的谈话内容。但刊播的稿子却倒过来，先是他有关中东问题的谈话，共有四段;在第四段的末尾，才把他有关两国关系的谈话“捎带着”说出来，并且删得只剩下两句话。而人民日报在刊登这条消息时，编辑又作出“淡化处理”，将它放在国际版不大显眼的右下方，标题的字体很小，自然也没有突出两国关系的内容。显然，消息这样编发和版面这样安排，并不说明两家新闻单位的编辑们否认这条消息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条重要而又敏感的新闻，在处理上就格外慎重。慎重的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也可能存在另一种解释:编辑们不大了解中以关系已迅速发展到建交阶段，因而就这样“淡化处理”，以免引起预想不到的麻烦。
　　1992年1月21日，根据杨福昌副外长上一年年底访问以色列时双方作出的安排，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利维应邀访问中国。1月24日，利维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从即日起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这样，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经过40年艰苦曲折的历程，两国终于走到一起来了。两国关系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作者:原新华社副社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