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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过的专栏文章中，我一不小心，间接地把“收入一般的人”与“中产阶级”划了等号。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质疑：“收入一般的人怎么能算中产呢?”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的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呢?
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中产”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
我甚至发现，我所有访问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似乎都成了疑问。
“中产”是个伪命题?
重庆希尔顿酒店。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门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中国中产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王孟龙学医，毕业后却从业传媒，现为《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言谈之中常常甩出一些艰深名词，但我后来终于搞明白了，他甩给我的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
王孟龙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他的这种观点，在网上同道者颇众。例如，一位署名“一条菜”的网友也认为，“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某些宏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后才会出现中产阶级，例如，城市化程度超过50％，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一半等。他们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低于40％，而第一和第二产业还在主导整个经济。
当然，我接触到的大多数采访对象都不像王孟龙那么极端，他们似乎都接受了我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阶级的人数极少，少到了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能算中产?”——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一个年薪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外企中层管理人员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反问我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临行前，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者，热心为我推荐采访对象，他推荐了一对在北京工作的夫妻，并告诉我说：这对夫妇中，先生在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太太在中国名所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高职高薪，有房有车，绝对属于“中产”。
但对方仍然很不自信，来信问：“我能算中产吗?”
推荐者马上回信，给对方打气：“厉以宁说过，有两套房子的就属于中产阶级。”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她的“中产”标准，在中国人中也许很有代表性：“城里有公寓，郊区有别墅，开车要开奔驰、宝马，旅游要去北美、西欧。”
“中层意识”占主流?符合张灵灵标准的中国“中产”当然少得可怜。但颇为矛盾的是，据中国传媒报道，一项大型调查发现，85 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我找到了主持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周晓虹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矛盾现象。
周晓虹认为，传媒在报道此事时所使用的“中产阶级”一词并不严谨，他们那项有关自我认同的调查结果，也许更多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层”与“中产”这两个词并不相同。
“中国的白领可以自称‘小资’，但并不认同‘中产’，”周晓虹笑着对我说，“你要说他是‘中产’，他就跟你急!”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周晓虹说，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上与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却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家庭年收入6万?如果是双职工，那才人均月薪2500，那算什么中产?”这是许多采访对象听完我引述这个标准后的“标准”反应。
网友“曾是知青”索性在网上开出了他自己的标准：“如果你有一套房子，但你仍然有银行贷款，我看不能算作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月入8000，但租房住，我看也不能算是中产阶级。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有自己的产权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按这个标准你去衡量吧。”
其他中国人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不论如何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中产”家庭年收入起点，大概都远远超过中国国家统计局说的6万。
周晓虹告诉我，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也是6万。但那是美元。
也许中国人眼界高，自己主动乘了8，与美国的标准看齐了?
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以美国标准来定义本国“中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多。
周晓虹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1月，他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对比。赴印度的飞机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称印度中产阶级阵容庞大，成员有7亿之众，他吃了一惊。会议结束后，他去孟买，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饮酒，大概出于职业好奇，随口询问一位酒吧侍者：“你是中产阶级吗?”
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
随后，这位侍者又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印度是一个使用英语的国家，”周晓虹后来对我说，“这位侍者说的也是英文。英文的middleclass，照字面翻译，就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现在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一个‘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造成了种种混乱。”
“提低，扩中，调高”
但“中产”与“中间”这两个词的区别，真有那么重要吗?
至少，在中国高层决策者看来，这个区别很重要。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这次会议的核心精神后来被媒体总结为六个字：“提低，扩中，调高”，其中的“扩中”，就是扩大“中间阶层”。
这次会议有关“提低，扩中，调高”的具体表述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85 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看来，中国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东西，恰恰就是网友“一条菜”所说的现象——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中产阶级正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带，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或许，这也正是中国现时最急切需要的。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的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呢?
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中产”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
我甚至发现，我所有访问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似乎都成了疑问。
“中产”是个伪命题?
重庆希尔顿酒店。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门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中国中产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王孟龙学医，毕业后却从业传媒，现为《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言谈之中常常甩出一些艰深名词，但我后来终于搞明白了，他甩给我的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
王孟龙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他的这种观点，在网上同道者颇众。例如，一位署名“一条菜”的网友也认为，“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某些宏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后才会出现中产阶级，例如，城市化程度超过50％，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一半等。他们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低于40％，而第一和第二产业还在主导整个经济。
当然，我接触到的大多数采访对象都不像王孟龙那么极端，他们似乎都接受了我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阶级的人数极少，少到了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能算中产?”——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一个年薪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外企中层管理人员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反问我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临行前，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者，热心为我推荐采访对象，他推荐了一对在北京工作的夫妻，并告诉我说：这对夫妇中，先生在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太太在中国名所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高职高薪，有房有车，绝对属于“中产”。
但对方仍然很不自信，来信问：“我能算中产吗?”
推荐者马上回信，给对方打气：“厉以宁说过，有两套房子的就属于中产阶级。”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她的“中产”标准，在中国人中也许很有代表性：“城里有公寓，郊区有别墅，开车要开奔驰、宝马，旅游要去北美、西欧。”
“中层意识”占主流?符合张灵灵标准的中国“中产”当然少得可怜。但颇为矛盾的是，据中国传媒报道，一项大型调查发现，85 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我找到了主持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周晓虹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矛盾现象。
周晓虹认为，传媒在报道此事时所使用的“中产阶级”一词并不严谨，他们那项有关自我认同的调查结果，也许更多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层”与“中产”这两个词并不相同。
“中国的白领可以自称‘小资’，但并不认同‘中产’，”周晓虹笑着对我说，“你要说他是‘中产’，他就跟你急!”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周晓虹说，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上与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却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家庭年收入6万?如果是双职工，那才人均月薪2500，那算什么中产?”这是许多采访对象听完我引述这个标准后的“标准”反应。
网友“曾是知青”索性在网上开出了他自己的标准：“如果你有一套房子，但你仍然有银行贷款，我看不能算作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月入8000，但租房住，我看也不能算是中产阶级。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有自己的产权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按这个标准你去衡量吧。”
其他中国人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不论如何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中产”家庭年收入起点，大概都远远超过中国国家统计局说的6万。
周晓虹告诉我，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也是6万。但那是美元。
也许中国人眼界高，自己主动乘了8，与美国的标准看齐了?
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以美国标准来定义本国“中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多。
周晓虹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1月，他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对比。赴印度的飞机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称印度中产阶级阵容庞大，成员有7亿之众，他吃了一惊。会议结束后，他去孟买，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饮酒，大概出于职业好奇，随口询问一位酒吧侍者：“你是中产阶级吗?”
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
随后，这位侍者又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印度是一个使用英语的国家，”周晓虹后来对我说，“这位侍者说的也是英文。英文的middleclass，照字面翻译，就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现在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一个‘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造成了种种混乱。”
“提低，扩中，调高”
但“中产”与“中间”这两个词的区别，真有那么重要吗?
至少，在中国高层决策者看来，这个区别很重要。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这次会议的核心精神后来被媒体总结为六个字：“提低，扩中，调高”，其中的“扩中”，就是扩大“中间阶层”。
这次会议有关“提低，扩中，调高”的具体表述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85 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看来，中国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东西，恰恰就是网友“一条菜”所说的现象——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中产阶级正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带，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或许，这也正是中国现时最急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