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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民本，研读儒家经典，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K2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05—08
一、问题的缘起
废止学校读经是与帝制寿终正寝相伴而生的历史现象。这标志着旧制度最重要的硬件与软件被基本上解构。自是以来，围绕学校教育是否应当诵读儒家经典的争论犹如潮起潮落。近年来，“读经”思潮再次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读经倡导者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口号。主要有“文化自觉”说、“文化复归”说、“匡救时弊”说、“重振道德”说等。据说，“与经典同行，以圣贤为友”可以救道德，救中国，救世界。这类宏大叙事颇能耸动视听，信而从之者亦可谓成群结队。一些人倡导“儿童读经”，一些地方举办“幼儿读经班”，一些小学搞“复兴国学”试验，有的省份还动用教育行政手段推行小学生读经。再加上媒体与商家的介入，于是一场有思潮、有纲领、有措施、有行动、有市场、有群众的读经运动大有纷纷攘攘之势。
对倡导“儿童读经”的各种说法，许多有识之士以学术的方式与之对垒。实际上，当代崇儒者的许多论调只要运用历史常识和生活智慧便可以破解。例如，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让小孩13岁前专心读经，其他学科便自然全会了。”你不妨反问他一句：“你为什么还读大学，拿学位?”如果有人告诉你：“读经的孩子不会学坏。”你不妨反问他一句：“古代的学子都读经，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败家子?”
解决当前社会建设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要不要请出儒家经典?在何种程度上借助儒家经典?这个问题类似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是否可以吃南瓜?在何种程度上吃南瓜?因此，我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儒家政治思想人手，以“南瓜之喻”设譬，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比喻不属于正规的学术方法，因此本文定位为“学术散文”。
二、喻体的设定
“南瓜之喻”的喻体设定：把儒家比作南瓜，把儒家经典比作南瓜的核心内容，把民本思想等传统文化精华比作南瓜中可以降血糖的成分。
南瓜是一种有营养的食物。据专家说，“南瓜”是个大的概念，种类很多，形态各异，统称南瓜。例如，天津人所说的“倭瓜”(我的老家石家庄附近地区叫“北瓜”)也属于南瓜范畴。
“红米饭，南瓜汤”，老辈人曾经主要靠南瓜维系生存。1961年暑假，在乡下的姥姥家，我也经历过主要靠菜饼子和蒸南瓜充饥的一段日子。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不吃就会饿肚子。不能说不好吃，也不能说很好吃，关键看怎么个吃法。所谓“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
营养学者发现，南瓜中含有一种可以降血糖的成分。还听到过一种说法：南瓜中的糖分不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在现代病流行的今天，南瓜受到人们的青睐。无论想要换换口味，还是为了营养保健，许多人都喜欢吃南瓜。但是，无论在感觉上，还是在功能上，这与以南瓜充饥的时代已经不是一个意思了。
三、专家的说法
我非常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科技频道的各种栏目，这些栏目也在其他频道播放。本文涉及的有关南瓜与血糖的知识都是陆续从中获得的。讲述者都是满怀善意的专家，而他们的说法却有所不同。
第一种说法：多吃南瓜可以降血糖。
类似的说法是：研读儒家经典可以解决当今中国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
第二种说法：南瓜所含的降糖成分很少，所以降血糖的作用微乎其微。
类似的说法是：不要高估儒家经典中的精华及其现代意义。
第三种说法：南瓜含糖量大，权衡利弊，糖尿病人不宜食用。
类似的说法是：研读儒家经典，特别是让少年儿童背诵儒家经典的做法，弊大于利，甚至有害无益。
四、合理的判断
合理的判断之一：若遇饥馑，包括糖尿病人在内，都得以南瓜充饥，否则就会饿死。
这就好比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不得不用主要精力研读儒家经典，否则很难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们把儒家经典当作治学之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今天的人依然如此就太可悲了。大约两千年前，王充就曾依据简单的常识，判定儒家经典多有“虚妄”，不足为信。现代人的智慧总不该比古代人更差。更何况现代人可用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儒学不是最好的知识来源。
合理的判断之二：生活条件好了之后适当吃一点南瓜有利于身心健康，不能仅仅因为糖分较高或口味不好就完全放弃一种营养来源。专家说得好：“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这就是说，掌握好分寸的关键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南瓜吃多了也是有害的，有些病人最好不要吃南瓜。
这就好比现代中国人应该了解自己的传统，并从中获得某些知识、教益和启迪。不应因为儒家经典中有害成分很多，就完全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对中学生也可以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在大学中理应开设一些研读儒家经典的选修课。不管教师用何种方法讲解，要尊重学术自由，也应对绝大多数现代大学生的识别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如果教师自己不知晓或不告知学生儒家经典中有害成分很多这个基本事实，极有可能误己，误人，误国。
合理的判断之三：仅靠吃南瓜基本上达不到降血糖的目的。想要食疗，还有许多食品可供选择。想要控制血糖，最好寻求现代科学提供的综合手段。
这就好比用儒家经典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作用极其有限。当前面临的道德、环境、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还得靠现代中国人在群体性的社会实践中去探寻解决办法。何况在儒家经典之外还有许多更好的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例如，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合理的判断之四：想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最好少吃南瓜，不能为了获得一点点可以降血糖的成分，而食人大量的糖分。
这就好比夸大儒家经典的现代意义是极其有害的，弄不好会导致南辕北辙。
合理的判断之五：“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果有人迷信南瓜的降糖功效，又不听忠告，那就由他去吧。
这就好比有的人自己想尊孔读经，或者有的家长希望子女诵读儒经，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我们可以不以为然，却不必干预。
合理的判断之六：专门研究南瓜的人应当经常品尝不同品种的南瓜，以便全面认识南瓜，形成更准确的知识，提出更合理的食用方法。
这就好比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人必须熟悉儒家经典，以便得出客观、全面、准确的认识。例如，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关系研究”等一批课题的过程中，我曾反复浏览儒家经典及其影响较大的各种注疏。为了进入刚刚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统治思想视野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研究”，我要求参加课题组的几位博士研究生至少要把《五经正义》从头到尾读一遍。我主张大学生熟悉经典文献，却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外孙女诵读儒家经典。因为我在儒家经典中看到了大量“少儿不宜”的成分，知道不加选择地让孩子诵读儒家经典，既不 是培训中国现代人才的好方法，也不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好方法。
合理的判断之七：如果强制孩子们以南瓜为主要营养品，肯定会使他们营养不良。说不定还会导致“大头娃娃”的悲剧。
这就好比在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时空内，皇帝们调动各种权力手段，强制全社会尊孔崇经，学童、士子只能靠诵读儒家经典度日，导致一系列综合性的社会恶果。如果现在有人动用教育行政手段推行“儿童读经”，哪怕仅仅规定小学生“每天读经15至20分钟”或在小学搞“复兴国学”试验之类，都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在我看来，干这种蠢事的教育行政部门都应当挨骂，极力主张这样做的教育官员都应被撤职。
合理的判断之八：现代的食物来源很丰富，少吃或不吃南瓜，不会对健康状况造成损害。
这就好比现代中国人大多不必诵读儒家经典。知道一点更好。即使完全不懂，也照样能够成为优秀的华夏子孙。不知道“有朋自远方来”的名句，未必不能成为好客的主人。不懂得孔子的“克己复礼”，未必不能“天下归仁”。在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群体中，“80后”有很好的表现，这个群体既体现了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又展示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在“鸟巢一代”身上，我们可以体察到中华文化的基本走向。正像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报道所说的：“这代人比中国以往各代都更具个性、掌握的语言种类更多而且更熟悉全球大众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觉得西方的国家体系更亲切。”当代青年群体不是靠诵读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与现代中国相匹配的精神风貌。假如当初让他们自幼诵读儒家经典，或者将传统文化作为他们的主要知识来源，其结果会怎样?现代中国人根本不需要诵读儒家经典的“童子功”。但是，我们可以有选择、有加工、多途径、广视角地让青少年更多地熟悉那些有裨益的“中国元素”。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合理的判断之九：在如何恰当食用南瓜的问题上，要有分析地听取专家的意见，既要比较多地掌握相关知识，更要比较好地运用相关知识。
这就好比任何专业的专家都有可能为人们提供不客观、不全面、不准确的知识与判断。盲目信从专家的说法往往会上当受骗。对专家的正确意见，如果不能全面理解，或者不能恰当运用，也会导出恶果。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涉及儒家的本质属性、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的学术课题。浏览各种学术文章之后的体会之一，就是越是“大师”级的专家，越有可能误导我们的历史认识。当今鼓动“幼儿读经工程”的那几个人大多像江湖骗子，而他们所提出的论点都是从一些具有“现代新儒家”色彩的著名学者那里抄袭的，许多话语和思路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年代。许多观点陈陈相因，积非成是，依然流行于当代。我们这些研究思想文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曾经受到或依然受到这些观点的误导。
五、学者的误导
学者的误导之一：东方民权说。
一些学者千方百计地证明儒学中有“反专制”思想乃至“民权”思想，他们认定“儒家民本主义”就是“东方民主主义”，进而认定弘扬儒学是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法宝。
这就好比有的营养学家一发现南瓜中有降血糖的成分，就号召人们多吃南瓜，致使许多人误以为这样可以防治糖尿病。
儒家有没有提出“反专制”思想或“民权”思想姑且不论，这些学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无论“民惟邦本”观念包含多少政治理性，也无法与“民主法制”观念同日而语。无论“为民父母”观念表达了多少善意，也无法与“人民公仆”观念同日而语。无论“汤武革命”观念具有多少合理性，也无法与“程序民主”观念相提并论。无论“民贵君轻”观念包含多少理性成分，也无法与“公民平等”观念相提并论。“为民父母”、“民贵君轻”、“汤武革命”只属于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政体，它们甚至具有明显的限定、剥夺、无视民众政治权利的意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儒家得以长期居于统治思想的宝座。在借鉴传统政治文化的时候，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学者的误导之二：“皇权压制民本”说。
许多学者夸大儒家经典的历史价值，他们认定皇权压制民本，所谓“君主专制兴，而民本思想衰”。许多学者热炒“儒生与皇权的矛盾冲突”的话题，以证明儒家与皇权有“内在冲突”乃至“天然矛盾”。许多学者还喜欢引据明太祖指令删节《孟子》这个典型事例。在他们看来，帝制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专制君主”将儒家“反专制”的精华，诸如“天民相通”、“民贵君轻”等弃置一旁。
这就好比有人告诉我们：南瓜中有可以降血糖的成分，而糖尿病人的致命缺点就是不喜欢吃南瓜。
然而，只要比较认真地翻检一下《二十五史》和《四库全书》，就不难发现上述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关于“儒生与皇权的矛盾冲突”的论题设定可能有概念与逻辑不清晰之嫌。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位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同行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是：“皇帝何尝不是儒生。”依据历代制度，储君教育和皇帝再教育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诵读儒家经典是大多数皇帝的“童子功”，他们都应属于“儒生”范畴。许多皇帝儒学素养很高，堪称儒学大师。皇帝的文臣武将们大多有背诵儒家经典的“童子功”。皇帝的诏旨和群臣的奏议也大多引经据典。皇帝们还用科举考试等方法培养通晓儒家民本的官僚群体。因此，论说“儒生与皇权的矛盾冲突”有点像讨论“南瓜与南瓜打架”，它充其量只能证明由于政治地位、切身利益的差异，持有大体相同的核心政治价值的人也会彼此争吵，甚至会出现你死我活的缠斗。
其次，不应过度解读明太祖指令删节《孟子》的事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明太祖有“孟子情结”。只要大致翻阅一下《明太祖文集》，就不难发现明太祖的许多治民思想来自《孟子》。我还有一个发现：据《明史·宋濂传》记载，明太祖曾命人将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在这部书中就有引据“民贵君轻”来论说为君之道的一大段文字。我还发现：明清皇帝不仅援引儒家民本以论学、评史、施政，还要求读书做官的人必须通晓“天民相通”、“民贵君轻”的道理。明末文学家艾南英的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义就是毋庸置疑的实证依据。这篇文章还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这部书的功能颇似教育部颁发的“研究生考试大纲”。沿着这个线索，我又发现一个被人们忽略的重大史实：中国皇帝通常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君为轻”的说法。宋元以来，皇帝、官僚和学者引据“民贵君轻”解读经典、评说历史、论说治道的现象可以用“不胜枚举”来描述。许多皇帝对“民贵君轻”的说法颇为赞赏。实际上，只要输入“君为轻”之类的词语，在《四库全书》上检索一下，便可知道“民贵君轻”的影响是多么广泛。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在中国古代，“民贵君轻”是一种学者论证的、官方认可的、大众认同的政治价值。它不可能与帝制 有“内在冲突”。
第三，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许多学者所列举的“专制君主压制民本思想”的事例，就不难发现：皇帝们大多并非压制一种公认的理论，而是压制一种具体的意见。例如，依据“官天下”思想，盖饶宽公然要求汉宣帝禅位，结果招致杀身之祸。然而，谷永依据“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批评汉成帝违背“王者以民为基”的政治原则，却令皇帝“甚感其言”。由此可见，盖饶宽蒙难不是由于“更命”理论触犯了皇帝，而是由于他想以此打倒当朝皇帝。同样高举“更命”旗帜的谷永由于被视为忠臣，反而得到皇帝的赞赏。民本思想的主要功能是规范君权，因而常常被用来批评朝廷的具体政策。直言极谏的臣下既有可能因此而招祸，又有可能因此而得福。在历代史记中，很容易找到依据民本思想非议朝政而获得当朝皇帝赞赏的事例。这种现象也并非仅仅发生在“明主”在位期间。从儒家民本对主流学术、官方学说、大众心态、政治制度、帝王观念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这种现象也是无法仅仅用“篡改”、“利用”、“虚假认同”等来解释的。如果皇帝们张扬儒家民本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它用于旨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试题呢?
学者的误导之二：孔孟独特说。
儒家是两千年帝制的官方学学说。为了解脱孔孟的责任，许多学者抬出孔孟独特论。其主要方法是夸大先秦“原始儒学”与后世“官方儒学”的差别，然后告诉人们：孔孟还是“反专制”的。为了颂扬孔孟大儒的“最高民主精神”，有的学者竟然不惜将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绝大多数的思想家、政治家乃至社会大众定性为念错真经的歪嘴和尚。
这就好比有人告诉我们：唯有一种产于先秦的超级南瓜的品种最纯正，它只降血糖，不升血糖，其他的南瓜都是劣种。没有吃到最好的南瓜，才是导致血糖升高的原因。
实际上，南瓜就是南瓜，儒学就是儒学。就本质属性而言，历代儒学都属于一大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历代儒学有共同的核心政治价值。例如，先秦的孔、孟、荀，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朱熹都主张“天民相通”、“立君为民”、“天作君师”、“民惟邦本”。儒家宗师不少，流派众多。但是，“同植孔孟，共扶纲常”是群儒的共同特征。皇帝们之所以将孔孟大儒和儒家经典抬得那么高，原因显然不是用“天然矛盾”、“内在冲突”、“虚假认同”可以解释得通的。因为在人类政治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种现象：在漫长的历史时空内，一种政治制度及其统治者把对这种制度具有颠覆性的思想体系奉为官方学说并大加宣扬。如果儒家与帝制真的有“内在冲突”，皇帝们不可能将儒家经典钦定为“大经大法”，将孔孟供奉为“大圣大贤”。
学者的误导之三：“文化复归”说。
一些学者基于孔孟特殊的判断，提出“文化复归”说。他们将文化复归视为文化复兴的最佳路径。为了论证这条路径的正确性，甚至断言在两千多年间能够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扬光大者“寥若晨星”。在他们的心目中，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呈现的基本图景是：只在春秋战国，只在孔孟等少数人那里，曾经显现过一线光明，其余则是一片黑暗，犹如漫漫长夜。因此，如果想要弘扬传统文化于当代，就“应该先回到先秦儒学”。
这就好比有人告诉我们：只有先秦的南瓜最好，此后两千余年间人们吃的都是品种退化的南瓜。华夏先民真能笨到这种程度吗?
“回到孔孟去”的行动方案并不新鲜。如果在中国古代史上寻觅，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二千年以前。如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寻觅，也至少有百余年之久了。汉唐宋明以来，“孟子之后，大道中绝”的谬论就被一代又一代的“醇儒”反复申说。这类掀翻一切异说、推倒众多先儒、重新回到孔孟的行动方案颇有一点“原教旨主义”的味道。不客气地说，凡是热捧孔孟的学者，要么是中了“道统论”的流毒，要么是有意编造谎言，要么是受了现代新儒家的误导。这种做法既歪曲了历史事实，又低估了华夏先民的政治智慧，甚至抹杀了中国古代社会大众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实际上，无论从任何角度评估，汉唐明清时期的思想资源都要比孔、曾、思、孟所能提供的多得多。以民本思想为例，在提法的明确性、论证的系统性和思想的普及性方面，先秦不如汉唐，汉唐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明清。黄宗羲的思想就比孔孟高明得多。若论对“民贵君轻”这个命题的阐释，明末举人艾南英和清朝的乾隆皇帝都比孟子略胜一筹。因此，即使为了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需要借助传统文化资源，也大可不必非要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去。为了抬高孔孟之道而贬低上下数千年、数以亿万计的华夏先民的政治智慧，这种典型的“古代醇儒式”或“现代新儒家式”的做法可以休矣!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不能高估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价值，更不能夸大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政治价值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历史依据。“回到孔孟去”的思路过于天真烂漫，而“重建儒教社会”的主张则是痴人说梦。因此，中华文明的复兴不能走“文化复归”的道路。如果在现代社会张扬“民贵君轻”，只能让人们笑掉大牙。
学者的误导之四：“开弘、转换儒学”说。
许多学者认为，从儒家民本思想中可以“开弘”、“转换”出“新的民本学说”。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最为典型。有一种论说路径很常见：作者先是证明孔子、孟子那里有“最高民主精神”或“民权思想”，然后论说此后两千年来鲜有达到孔子、孟子高度的人，最后提出“回到先秦去”的主张，接下来试图开出“新民本”。从所讲的“新民本”的内容看，没有哪一条不是在当今之时已经广为人知的。
明明知道孟子的思想与现代的观念有很大的差距，又执意回到老祖宗那里去，结果“开弘”、“转换”出来的却是现代人都知道的东西。这种“开弘”、“转换”的意义究竟何在?这就像现今已经培养出了新的南瓜品种，却非要从几千年前的老品种中再重新培育一番。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徒劳无益吗?
我认为，如果旨在认识历史，评说历史，借鉴历史，不妨到中国古代历史中去求索一些与现代民主理念相似的因素。中外一体，古今同理。在面对同类课题的时候，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人会得出大体相似的结论。四大文明古国都有可以称之为“民本”的理念便是典型事例。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维中，特别是有关执政规律与执政艺术的思考中，的确包含着一些类似于现代民主、民权理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如果旨在构建现代民权理念，就根本无须重返历史，更无须回到孔孟去。原因很简单：现代民权理念在现代社会俯拾即是，而在古代社会却很难寻觅。儒家的民本之树从来没有开出共和之花，结出民主之果。它原本就不具备造就民主共和的特质。如果说它包含着一些类似“民权”的因素，也与现代的民权观念有重大差异。要从孔孟之道中“开弘”、“转换”出“新的民本学说”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即使有人“开弘”、“转换”出“新的民本学说”，也 不过是借用古人的话语，演绎今人的理念而已。这种文化自恋式的演绎不具有任何思想创新的意义。
有了“公民平等”，何必还要“民贵君轻”!有了“公民意识”，何必还要“内圣外王”!世界上已经有的好东西直接拿来就可以了。即使有必要改造一下，也大可不必向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去讨教。若论讲解民主、民权理论，孔孟大儒无法与当今任何一位政治学教师同日而语。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
学者的误导之五：“儒学现代化”说。
许多学者致力于“儒学现代化”。现代新儒家是这一类中的典型。这类学者都对儒学不是现代化的东西心知肚明，却坚信孔孟之学可以现代化。似乎只有现代化的儒学才有资格做现代中国的精神支柱。这些学者确实动了不少脑筋，费了不少气力。可惜的是，他们“化”出来的“新儒学”不过是在传统儒学话语中夹杂了一些现代话语而已。
以现代新儒家的先导康有为为例，在《礼运注叙》中，康有为写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官天下也。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子孙弟兄也。”如果仔细翻检古代文献，就会发现这段文字大部分摘自儒家经典及其注疏。而唯独“大众公选”四字没有出处。因此，康有为的阐释文本，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在本质上是现代的。他虽然仅仅添加了四个字，却从根本上颠覆了孔孟之学的政治思维方式。康有为模式的“新儒学”显然不是“儒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康有为借重传统思想资源阐释并传播现代思想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一旦现代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类做法就丧失了合理性。
康有为崇拜孔孟，尊崇儒经，号称大儒。但是，如若孔孟在天有灵，也会指斥主张“大众公选”的康有为欺师背祖，“无父无君”，纯属“异端”。实际上，固守孔孟之道的保守派当时就是这样指斥康有为的。他们饱读儒家经典，服膺孔孟礼教，因此眼光很毒，一眼便看穿康有为的手法，并将他的学说列入“异端邪说”。
这就像南瓜可以嫁接黄瓜，而结出的果实是黄瓜，不是南瓜。寿光的菜农就擅长这种先进技术。在市场上，无论买者，还是卖者，通常都不会认为买卖的是南瓜。即使卖家非要把它说成南瓜，买家也不会认可他的说法。当把这种黄瓜端上饭桌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人误以为吃的是南瓜。
应当指出的是：“现代新儒家”实际上不是“儒家”。他们只是心理上很崇拜儒家，形式上很像儒家，治学上很想把儒家现代化而已。试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主张“民无二王”，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现代儒家”主张“大众公选”，他们能够归属于同一个学派吗?至少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学派。
这就好比南瓜与冬瓜，形似之处不少，彼此之间也能找到古老的渊源关系，然而即使将冬瓜涂成南瓜的颜色，它也不是南瓜。
我总感觉“儒学现代化”或“孔孟之学现代化”很像是一个伪命题。明明知道儒学不是现代的，却致力于让它成为现代的，然而化来化去，化出的是不伦不类的东西。限于见闻，我不知道西方学者是否提出过“亚里士多德学说现代化”的命题。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肯定会受到大多数西方学者的嘲笑。因为我读到过一些西方主流政治学的名著，作者们明确指出：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将二者混为一谈会导致“民主观混乱”。从这些著作的引文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许多西方学者明确指出这一点。现代中国学者也应当有这样的历史感。如果将儒家民本与现代民主搅和在一起，导致的结果岂止是“民主观混乱”!
学者的误导之六：外来文化本土化说。
外来文化本土化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实现这一点，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路径。在一些学者看来，只有借重儒家才能使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中国植下深根。于是他们围绕儒家的“内圣外王”大做文章，千方百计地寻觅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的途径和方略。似乎不如此，民主思想就不能中国化。这类学问对研究中国哲学史不无意义。但是，一种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甚了了的“内圣外王”，一种历代大儒都莫衷一是的“内圣外王”，充其量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善恶交织的思想现象。这种居于主流地位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只从“内圣”中开出过帝制模式的“外王”。不要说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对这类学问不感兴趣，就连大多数专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也未必通晓这类话语的意义。这种“传统文化”能否作为“文化传统”而继续存在，都值得思考，又怎么可能成为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凭借呢?
我认为，一切文化要素，不管来自何方，不管以何种形式存在，只要融入中华文化，深入中国人的心中，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它就是本土的。根本无须刻意为现代文化涂抹传统文化的油彩。
这就好比不管东瓜、西瓜、南瓜、北瓜的原产地是哪里，只要在中国大地上繁育成功了，无论是固有的，移植的，嫁接的，还是转基因的，就已经本土化了。
人们普遍关注文化自觉、文化复兴问题，这是颇有道理的。我的看法是：文化自觉的精髓是反思性的自信，文化复兴的途径是创造性的自新。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而历史进程又总是通过抛弃一些东西、增添一些东西来实现重大进展的。每当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主体部分都无法作为“政治文化传统”而传承下来。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因此，一个自信的民族应当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勇于揭露历史上的阴暗面。一个进取的民族应当毫不犹豫地摒弃传统文化中一切不适应新时代的东西。一个求实的民族应当学会以适当的方式，全面地评估先民的历史贡献，恰当地借鉴传统文化资源。一个现代的民族也有能力将传统性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盲从他人和迷信古人都是与自信、进取、求实的现代精神相违背的。
六、思考与感悟
提倡青少年诵读儒家经典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儒家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用它来培养道德高尚的人。例如，有一种说法很常见：“中国是礼仪之邦，特别讲究道德、公理、良知。儒家将人性本善的道理转化为礼仪以感化人心，因此中国的文化核心是礼仪。而西方人将人性本恶的道理转化为宗教以管束人心，因此西方的文化核心是宗教。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是不同的。”这种说法乍然看去颇有道理，细想一下似是而非。如果人们对儒家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就很容易被这种说法误导。这里仅从三个角度驳正其误。
第一个角度：笼统地讲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性本善的说法并不准确，这种犯了常识性错误的说法不应当出自学者、教授之口。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知道，以孔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孔颖达、韩愈为代表的历代著名儒家学者都不属于简单的人性本善论者。以张载、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诸子极其推崇孟学。可是就连他们也明确指出：孟子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且不说认定人性本恶的荀子主张制定礼法以管束人心，无论以董仲舒、韩愈为代表的 划分类别的性品论，还是以张载、朱熹为代表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双重人性起源论，都明确指出：除了圣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天生就或多或少有恶的本质，因此必须用伦理改造人心，用礼法管束人心，用刑罚惩戒人心。为此，必须建立圣贤在上、教化众生、风行草靡的政治制度。在儒家经典中，论证如何以礼义、礼法、礼仪管束人心的言论比比皆是。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一点，中西方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第二个角度：如果说公理、良知、仁义、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那么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讲究公理、良知、仁义、礼仪?公理、良知、仁义、礼仪是普适性的文化价值。任何—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要讲道德，讲礼仪的。各种文化的区别仅仅在于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因而对公理、良知、仁义、礼仪的理解和规范有所不同而已。因此，中国文化复兴不是要不要道德与礼仪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道德与礼仪的问题。
第三个角度：如果翻检一下儒家经典，就不难发现很多儒家的礼义、礼法、礼仪只能归入“糟粕”一类。即使退一步讲，它们也要么将精华与糟粕交织在一起，要么大多不适用于现代社会。这里仅以有关“孝”的礼义、礼法、礼仪为例略作说明。在儒家经典的礼义体系中，“孝”处于核心地位。《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开宗明义章》：“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告子下》：“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道被置于“至德要道”、“百行之宗”的地位，因此圣王立身、治国之道，一言以蔽之，即孝悌。这样一来，在儒家经典的礼法体系中，“孝”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尚书·康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孝经·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正是依据这个思想，历代法典都严加维护孝道。古代法律有“十恶不赦”的重罪，“不孝”便是其中之一。在儒家经典的礼仪体系中，有关“孝”的具体要求也极其严格，大体可以分解为孝养、孝敬、孝谏、孝顺四大类规范。孝养是普适价值，今天依然适用。孝敬、孝谏有较多的合理性，也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例如，《孝经》要求敬父亲如君主。《礼记·曲礼下》有一则关于事亲之礼的规定：父亲有违法意图或不良行为，儿子可以谏诤劝阻。但是，“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无论将“号泣而随之”解释为用哭声感动父亲，还是解释为不情愿地随从父亲，儿子不准忤逆和揭发父亲是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用《礼记·檀弓上》的说法就是“事亲有隐而无犯”。如果儿子揭发父亲，便是“不孝”。即使告发父亲谋反，证据确凿，儿子依然属于“不孝”。依照历代法律，这类行为属于重罪，甚至可能被处死。因为举报父亲的行为违背了孔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教导。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人常常强调“孝以顺为先”，并常常将“父命难违”挂在口头上。“孝顺”之子是不能自作主张的。例如，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认为，即使遇到周贫济困之事，子弟也必须请示父兄，不可自作主张。在儒家经典中，不合乎现代理念的行孝礼义、礼仪还有很多。诸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在，不远游”等。凡是知晓这些说法的人，绝对不会认定这种孝道适用于现代中国。只要大略翻检一下《礼记》《仪礼》，就不难发现：在现代中国，儒家礼义、礼法、礼仪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用这一套东西根本无法培养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我的看法是：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归结为一个“儒”字是错误的。自儒家成为显学以来，古代学者以习儒者居多。汉唐以来，人们的初级教育几乎都从诵读儒家经典开始。儒家经典所提供的价值尺度成为大多数人为人处世、治家治国、论人议政的依据。越到古代社会晚期，这种现象越普遍。但是，习儒者不乏误己、误人、误国之人。因此便有了“文人”之讥，所谓“文人无行，为世所訾”。
早在上高中时，我就读到“莫为文人”之类的先贤古训。当时确实感到有点困惑：那些指斥“文人”的人都是文化人，而许多“翰林之选”本应列入“儒”的范畴，却被归入“文人”之类。这究竟是为什么?最初我主要从“文人无行”或“莫为文学纤丽”的角度解读这类古训。后来我把它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一段话联系在一起，即“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再往后我又将“文人”与孔子的“小人儒”、荀子的“腐儒”、刘邦的“儒生”、王充的“文士”等联系在一起。前几年，我从一个电视节目中得知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曾经教育子女说：“不要做文人，要做好的文化人。”这使我对傅先生别有一番敬意。
由此我有一个感悟：简单地将儒家经典当作传统文化的精华实属谬论。其证据之一便是饱读儒家经典未必可以成为民族的精英，而死守经典的“陋儒气”、脱离实际的“腐儒气”、固执己见的“儒酸气”和虚伪做作的“假道学”常常害人不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不是形成条文的经典，而是生生不息的人群，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英。这些人展示的“精气神”才是华夏英华之所在。因此，我认为一股可称之为“英气”的精神现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正是这股“英气”的世代传承，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日新月异。“鸟巢一代”所展示的正是这种“英气”。
何谓“英气”?我们很难用准确的语言表述它，却可以从历代英雄人物的身上感悟到它。“英气”又可以称之为“英雄气”。“英气”(“英雄气”)与“庸气”(“庸碌气”)相对而言。“英气”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独立思考，务实通变，与时俱进，堪当大任。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英气”充沛的华夏先贤。春秋时期正当社会大变革初露端倪之时。孔子胸怀大学问，心有大事业，与当时的“小人儒”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整理经典，弘扬传统，同时又创新文化，锐意革新，提出一系列颇具务实性、前瞻性的政治主张。孔子论证损益周礼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主张实行天子一统、任贤使能、足食足兵、取信于民的政治模式。这些旨在改造早期王制的政见有明确的针对性，与欧亚大陆帝国化的文明演进大趋势相契合。后来，力主“易礼”、“耕战”、“君作一”和“信赏必罚”的商鞅等人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并付诸实践，为社会变革做出重大贡献，奠定了汉唐盛世的制度基础。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被人们贴上“法家”标签的战国时期的改革家大多曾经师从名儒，也属于广义的孔子之学的传人。实际上，墨家、阴阳家和名家的一部分也属于广义的孔子之学的传人。他们都没有固守孔子留下经典文本和一家之言，因而在思想上、学术上、事业上多有建树，名垂青史。相较而言，一味恪守经典师说的战国儒者反而大多丧失了“英气”，可以被归入满身“庸气”的“文人”一类。“儒无益于国”，正是指这批人。
历史不能假设，而我却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满怀“英气”的孔子置身于战国时代，他 将如何思考，如何行事?他会不会还是一个“儒”，或者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儒”?
汉唐以来，读书人大多习儒，因而胸怀“英气”的思想家大多属于“儒”的范畴，诸如陆贾、董仲舒、柳宗元、朱熹、陆九渊、黄宗羲、王夫之等。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鸿儒”，恰恰是由于他们身上有许多“非儒”的因素。其中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王夫之“集千古之智”，改造理学的哲学体系。他们大大降解了儒家经典中的有害成分。只可惜两千多年来有“英气”的儒者比例偏小，就连一批又一批的“翰林之选”也大多沦为“文人”、“腐儒”、“时辈”。不是“醇儒”，方成其为“鸿儒”。这恰恰证明：即使在古代社会，只读儒家经典、死读儒家经典也是难成大器的。
环视当今世界，崇儒的学者依然不乏其人，他们的一些良好愿望也可以理解。但是，总的说来，这个群体中鲜有“英气”充沛的人，多有“庸气”十足的人。主要证据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华夏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所在。这些人用抬高孔孟地位的方式宣扬儒学的价值，用罗列名儒名句的形式展示儒学的精华，用望文生义的方法解读“天人合一”、“阴阳和谐”及其现代意义，用倡导诵读儒家经典的方法弘扬国学。这类做法既不妥切，又欠思量，难免庸碌之讥。如果孔子得知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会道出像卡尔·马克思批评他的许多追随者一样的话语：“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现代中国不乏“英气”充沛的思想家、行动家。林毅夫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老子有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林毅夫的解读是：一切已经形成的理论，都不能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问题。理论与概念总是要发展的。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林毅夫及其同仁们可以排除国内外一片“唱衰中国”的声音的干扰，写出了被历史事实证明、被当今学界认可的雄辩篇章。林毅夫绝非寻常的“学者”，他是一个胸有大学问，心怀大事业，一身英雄气的人。他的“英气”显然来自对历史趋势的敏锐感知、对传统文化的精到体悟和对世界文化的深刻了解。
当代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就是一批批具有“英气”的领导干部和平民百姓所共同创造的。由此而形成的“中国模式”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中国性，而世界性的形成不是来自照搬西方模式，中国性的形成也不是来自延伸传统文化，而是一些国际最优经验与中国自身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自主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才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在这一伟大的社会进程中，任何一种已有的文化，包括思想、理论、学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既可以提供某些资源，又无法提供最具实质性的内容，有的还可能成为前进道路上的包袱。中国现代文明实质性的新进展及与之相匹配的新的文化体系只能在中华民族群体性的不断求索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因此，夸大儒家经典现代意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它会消磨民族的“英气”，妨碍对全新的文明模式的探索与试验。
[责任编辑：侯林莉]
[中图分类号]K2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05—08
一、问题的缘起
废止学校读经是与帝制寿终正寝相伴而生的历史现象。这标志着旧制度最重要的硬件与软件被基本上解构。自是以来，围绕学校教育是否应当诵读儒家经典的争论犹如潮起潮落。近年来，“读经”思潮再次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读经倡导者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口号。主要有“文化自觉”说、“文化复归”说、“匡救时弊”说、“重振道德”说等。据说，“与经典同行，以圣贤为友”可以救道德，救中国，救世界。这类宏大叙事颇能耸动视听，信而从之者亦可谓成群结队。一些人倡导“儿童读经”，一些地方举办“幼儿读经班”，一些小学搞“复兴国学”试验，有的省份还动用教育行政手段推行小学生读经。再加上媒体与商家的介入，于是一场有思潮、有纲领、有措施、有行动、有市场、有群众的读经运动大有纷纷攘攘之势。
对倡导“儿童读经”的各种说法，许多有识之士以学术的方式与之对垒。实际上，当代崇儒者的许多论调只要运用历史常识和生活智慧便可以破解。例如，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让小孩13岁前专心读经，其他学科便自然全会了。”你不妨反问他一句：“你为什么还读大学，拿学位?”如果有人告诉你：“读经的孩子不会学坏。”你不妨反问他一句：“古代的学子都读经，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败家子?”
解决当前社会建设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要不要请出儒家经典?在何种程度上借助儒家经典?这个问题类似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是否可以吃南瓜?在何种程度上吃南瓜?因此，我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儒家政治思想人手，以“南瓜之喻”设譬，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比喻不属于正规的学术方法，因此本文定位为“学术散文”。
二、喻体的设定
“南瓜之喻”的喻体设定：把儒家比作南瓜，把儒家经典比作南瓜的核心内容，把民本思想等传统文化精华比作南瓜中可以降血糖的成分。
南瓜是一种有营养的食物。据专家说，“南瓜”是个大的概念，种类很多，形态各异，统称南瓜。例如，天津人所说的“倭瓜”(我的老家石家庄附近地区叫“北瓜”)也属于南瓜范畴。
“红米饭，南瓜汤”，老辈人曾经主要靠南瓜维系生存。1961年暑假，在乡下的姥姥家，我也经历过主要靠菜饼子和蒸南瓜充饥的一段日子。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不吃就会饿肚子。不能说不好吃，也不能说很好吃，关键看怎么个吃法。所谓“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
营养学者发现，南瓜中含有一种可以降血糖的成分。还听到过一种说法：南瓜中的糖分不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在现代病流行的今天，南瓜受到人们的青睐。无论想要换换口味，还是为了营养保健，许多人都喜欢吃南瓜。但是，无论在感觉上，还是在功能上，这与以南瓜充饥的时代已经不是一个意思了。
三、专家的说法
我非常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科技频道的各种栏目，这些栏目也在其他频道播放。本文涉及的有关南瓜与血糖的知识都是陆续从中获得的。讲述者都是满怀善意的专家，而他们的说法却有所不同。
第一种说法：多吃南瓜可以降血糖。
类似的说法是：研读儒家经典可以解决当今中国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
第二种说法：南瓜所含的降糖成分很少，所以降血糖的作用微乎其微。
类似的说法是：不要高估儒家经典中的精华及其现代意义。
第三种说法：南瓜含糖量大，权衡利弊，糖尿病人不宜食用。
类似的说法是：研读儒家经典，特别是让少年儿童背诵儒家经典的做法，弊大于利，甚至有害无益。
四、合理的判断
合理的判断之一：若遇饥馑，包括糖尿病人在内，都得以南瓜充饥，否则就会饿死。
这就好比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不得不用主要精力研读儒家经典，否则很难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们把儒家经典当作治学之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今天的人依然如此就太可悲了。大约两千年前，王充就曾依据简单的常识，判定儒家经典多有“虚妄”，不足为信。现代人的智慧总不该比古代人更差。更何况现代人可用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儒学不是最好的知识来源。
合理的判断之二：生活条件好了之后适当吃一点南瓜有利于身心健康，不能仅仅因为糖分较高或口味不好就完全放弃一种营养来源。专家说得好：“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这就是说，掌握好分寸的关键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南瓜吃多了也是有害的，有些病人最好不要吃南瓜。
这就好比现代中国人应该了解自己的传统，并从中获得某些知识、教益和启迪。不应因为儒家经典中有害成分很多，就完全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对中学生也可以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在大学中理应开设一些研读儒家经典的选修课。不管教师用何种方法讲解，要尊重学术自由，也应对绝大多数现代大学生的识别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如果教师自己不知晓或不告知学生儒家经典中有害成分很多这个基本事实，极有可能误己，误人，误国。
合理的判断之三：仅靠吃南瓜基本上达不到降血糖的目的。想要食疗，还有许多食品可供选择。想要控制血糖，最好寻求现代科学提供的综合手段。
这就好比用儒家经典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作用极其有限。当前面临的道德、环境、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还得靠现代中国人在群体性的社会实践中去探寻解决办法。何况在儒家经典之外还有许多更好的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例如，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合理的判断之四：想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最好少吃南瓜，不能为了获得一点点可以降血糖的成分，而食人大量的糖分。
这就好比夸大儒家经典的现代意义是极其有害的，弄不好会导致南辕北辙。
合理的判断之五：“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果有人迷信南瓜的降糖功效，又不听忠告，那就由他去吧。
这就好比有的人自己想尊孔读经，或者有的家长希望子女诵读儒经，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我们可以不以为然，却不必干预。
合理的判断之六：专门研究南瓜的人应当经常品尝不同品种的南瓜，以便全面认识南瓜，形成更准确的知识，提出更合理的食用方法。
这就好比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人必须熟悉儒家经典，以便得出客观、全面、准确的认识。例如，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关系研究”等一批课题的过程中，我曾反复浏览儒家经典及其影响较大的各种注疏。为了进入刚刚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统治思想视野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研究”，我要求参加课题组的几位博士研究生至少要把《五经正义》从头到尾读一遍。我主张大学生熟悉经典文献，却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外孙女诵读儒家经典。因为我在儒家经典中看到了大量“少儿不宜”的成分，知道不加选择地让孩子诵读儒家经典，既不 是培训中国现代人才的好方法，也不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好方法。
合理的判断之七：如果强制孩子们以南瓜为主要营养品，肯定会使他们营养不良。说不定还会导致“大头娃娃”的悲剧。
这就好比在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时空内，皇帝们调动各种权力手段，强制全社会尊孔崇经，学童、士子只能靠诵读儒家经典度日，导致一系列综合性的社会恶果。如果现在有人动用教育行政手段推行“儿童读经”，哪怕仅仅规定小学生“每天读经15至20分钟”或在小学搞“复兴国学”试验之类，都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在我看来，干这种蠢事的教育行政部门都应当挨骂，极力主张这样做的教育官员都应被撤职。
合理的判断之八：现代的食物来源很丰富，少吃或不吃南瓜，不会对健康状况造成损害。
这就好比现代中国人大多不必诵读儒家经典。知道一点更好。即使完全不懂，也照样能够成为优秀的华夏子孙。不知道“有朋自远方来”的名句，未必不能成为好客的主人。不懂得孔子的“克己复礼”，未必不能“天下归仁”。在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群体中，“80后”有很好的表现，这个群体既体现了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又展示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在“鸟巢一代”身上，我们可以体察到中华文化的基本走向。正像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报道所说的：“这代人比中国以往各代都更具个性、掌握的语言种类更多而且更熟悉全球大众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觉得西方的国家体系更亲切。”当代青年群体不是靠诵读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与现代中国相匹配的精神风貌。假如当初让他们自幼诵读儒家经典，或者将传统文化作为他们的主要知识来源，其结果会怎样?现代中国人根本不需要诵读儒家经典的“童子功”。但是，我们可以有选择、有加工、多途径、广视角地让青少年更多地熟悉那些有裨益的“中国元素”。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合理的判断之九：在如何恰当食用南瓜的问题上，要有分析地听取专家的意见，既要比较多地掌握相关知识，更要比较好地运用相关知识。
这就好比任何专业的专家都有可能为人们提供不客观、不全面、不准确的知识与判断。盲目信从专家的说法往往会上当受骗。对专家的正确意见，如果不能全面理解，或者不能恰当运用，也会导出恶果。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涉及儒家的本质属性、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的学术课题。浏览各种学术文章之后的体会之一，就是越是“大师”级的专家，越有可能误导我们的历史认识。当今鼓动“幼儿读经工程”的那几个人大多像江湖骗子，而他们所提出的论点都是从一些具有“现代新儒家”色彩的著名学者那里抄袭的，许多话语和思路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年代。许多观点陈陈相因，积非成是，依然流行于当代。我们这些研究思想文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曾经受到或依然受到这些观点的误导。
五、学者的误导
学者的误导之一：东方民权说。
一些学者千方百计地证明儒学中有“反专制”思想乃至“民权”思想，他们认定“儒家民本主义”就是“东方民主主义”，进而认定弘扬儒学是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法宝。
这就好比有的营养学家一发现南瓜中有降血糖的成分，就号召人们多吃南瓜，致使许多人误以为这样可以防治糖尿病。
儒家有没有提出“反专制”思想或“民权”思想姑且不论，这些学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无论“民惟邦本”观念包含多少政治理性，也无法与“民主法制”观念同日而语。无论“为民父母”观念表达了多少善意，也无法与“人民公仆”观念同日而语。无论“汤武革命”观念具有多少合理性，也无法与“程序民主”观念相提并论。无论“民贵君轻”观念包含多少理性成分，也无法与“公民平等”观念相提并论。“为民父母”、“民贵君轻”、“汤武革命”只属于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政体，它们甚至具有明显的限定、剥夺、无视民众政治权利的意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儒家得以长期居于统治思想的宝座。在借鉴传统政治文化的时候，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学者的误导之二：“皇权压制民本”说。
许多学者夸大儒家经典的历史价值，他们认定皇权压制民本，所谓“君主专制兴，而民本思想衰”。许多学者热炒“儒生与皇权的矛盾冲突”的话题，以证明儒家与皇权有“内在冲突”乃至“天然矛盾”。许多学者还喜欢引据明太祖指令删节《孟子》这个典型事例。在他们看来，帝制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专制君主”将儒家“反专制”的精华，诸如“天民相通”、“民贵君轻”等弃置一旁。
这就好比有人告诉我们：南瓜中有可以降血糖的成分，而糖尿病人的致命缺点就是不喜欢吃南瓜。
然而，只要比较认真地翻检一下《二十五史》和《四库全书》，就不难发现上述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关于“儒生与皇权的矛盾冲突”的论题设定可能有概念与逻辑不清晰之嫌。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位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同行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是：“皇帝何尝不是儒生。”依据历代制度，储君教育和皇帝再教育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诵读儒家经典是大多数皇帝的“童子功”，他们都应属于“儒生”范畴。许多皇帝儒学素养很高，堪称儒学大师。皇帝的文臣武将们大多有背诵儒家经典的“童子功”。皇帝的诏旨和群臣的奏议也大多引经据典。皇帝们还用科举考试等方法培养通晓儒家民本的官僚群体。因此，论说“儒生与皇权的矛盾冲突”有点像讨论“南瓜与南瓜打架”，它充其量只能证明由于政治地位、切身利益的差异，持有大体相同的核心政治价值的人也会彼此争吵，甚至会出现你死我活的缠斗。
其次，不应过度解读明太祖指令删节《孟子》的事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明太祖有“孟子情结”。只要大致翻阅一下《明太祖文集》，就不难发现明太祖的许多治民思想来自《孟子》。我还有一个发现：据《明史·宋濂传》记载，明太祖曾命人将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在这部书中就有引据“民贵君轻”来论说为君之道的一大段文字。我还发现：明清皇帝不仅援引儒家民本以论学、评史、施政，还要求读书做官的人必须通晓“天民相通”、“民贵君轻”的道理。明末文学家艾南英的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义就是毋庸置疑的实证依据。这篇文章还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这部书的功能颇似教育部颁发的“研究生考试大纲”。沿着这个线索，我又发现一个被人们忽略的重大史实：中国皇帝通常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君为轻”的说法。宋元以来，皇帝、官僚和学者引据“民贵君轻”解读经典、评说历史、论说治道的现象可以用“不胜枚举”来描述。许多皇帝对“民贵君轻”的说法颇为赞赏。实际上，只要输入“君为轻”之类的词语，在《四库全书》上检索一下，便可知道“民贵君轻”的影响是多么广泛。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在中国古代，“民贵君轻”是一种学者论证的、官方认可的、大众认同的政治价值。它不可能与帝制 有“内在冲突”。
第三，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许多学者所列举的“专制君主压制民本思想”的事例，就不难发现：皇帝们大多并非压制一种公认的理论，而是压制一种具体的意见。例如，依据“官天下”思想，盖饶宽公然要求汉宣帝禅位，结果招致杀身之祸。然而，谷永依据“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批评汉成帝违背“王者以民为基”的政治原则，却令皇帝“甚感其言”。由此可见，盖饶宽蒙难不是由于“更命”理论触犯了皇帝，而是由于他想以此打倒当朝皇帝。同样高举“更命”旗帜的谷永由于被视为忠臣，反而得到皇帝的赞赏。民本思想的主要功能是规范君权，因而常常被用来批评朝廷的具体政策。直言极谏的臣下既有可能因此而招祸，又有可能因此而得福。在历代史记中，很容易找到依据民本思想非议朝政而获得当朝皇帝赞赏的事例。这种现象也并非仅仅发生在“明主”在位期间。从儒家民本对主流学术、官方学说、大众心态、政治制度、帝王观念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这种现象也是无法仅仅用“篡改”、“利用”、“虚假认同”等来解释的。如果皇帝们张扬儒家民本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它用于旨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试题呢?
学者的误导之二：孔孟独特说。
儒家是两千年帝制的官方学学说。为了解脱孔孟的责任，许多学者抬出孔孟独特论。其主要方法是夸大先秦“原始儒学”与后世“官方儒学”的差别，然后告诉人们：孔孟还是“反专制”的。为了颂扬孔孟大儒的“最高民主精神”，有的学者竟然不惜将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绝大多数的思想家、政治家乃至社会大众定性为念错真经的歪嘴和尚。
这就好比有人告诉我们：唯有一种产于先秦的超级南瓜的品种最纯正，它只降血糖，不升血糖，其他的南瓜都是劣种。没有吃到最好的南瓜，才是导致血糖升高的原因。
实际上，南瓜就是南瓜，儒学就是儒学。就本质属性而言，历代儒学都属于一大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历代儒学有共同的核心政治价值。例如，先秦的孔、孟、荀，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朱熹都主张“天民相通”、“立君为民”、“天作君师”、“民惟邦本”。儒家宗师不少，流派众多。但是，“同植孔孟，共扶纲常”是群儒的共同特征。皇帝们之所以将孔孟大儒和儒家经典抬得那么高，原因显然不是用“天然矛盾”、“内在冲突”、“虚假认同”可以解释得通的。因为在人类政治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种现象：在漫长的历史时空内，一种政治制度及其统治者把对这种制度具有颠覆性的思想体系奉为官方学说并大加宣扬。如果儒家与帝制真的有“内在冲突”，皇帝们不可能将儒家经典钦定为“大经大法”，将孔孟供奉为“大圣大贤”。
学者的误导之三：“文化复归”说。
一些学者基于孔孟特殊的判断，提出“文化复归”说。他们将文化复归视为文化复兴的最佳路径。为了论证这条路径的正确性，甚至断言在两千多年间能够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扬光大者“寥若晨星”。在他们的心目中，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呈现的基本图景是：只在春秋战国，只在孔孟等少数人那里，曾经显现过一线光明，其余则是一片黑暗，犹如漫漫长夜。因此，如果想要弘扬传统文化于当代，就“应该先回到先秦儒学”。
这就好比有人告诉我们：只有先秦的南瓜最好，此后两千余年间人们吃的都是品种退化的南瓜。华夏先民真能笨到这种程度吗?
“回到孔孟去”的行动方案并不新鲜。如果在中国古代史上寻觅，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二千年以前。如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寻觅，也至少有百余年之久了。汉唐宋明以来，“孟子之后，大道中绝”的谬论就被一代又一代的“醇儒”反复申说。这类掀翻一切异说、推倒众多先儒、重新回到孔孟的行动方案颇有一点“原教旨主义”的味道。不客气地说，凡是热捧孔孟的学者，要么是中了“道统论”的流毒，要么是有意编造谎言，要么是受了现代新儒家的误导。这种做法既歪曲了历史事实，又低估了华夏先民的政治智慧，甚至抹杀了中国古代社会大众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实际上，无论从任何角度评估，汉唐明清时期的思想资源都要比孔、曾、思、孟所能提供的多得多。以民本思想为例，在提法的明确性、论证的系统性和思想的普及性方面，先秦不如汉唐，汉唐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明清。黄宗羲的思想就比孔孟高明得多。若论对“民贵君轻”这个命题的阐释，明末举人艾南英和清朝的乾隆皇帝都比孟子略胜一筹。因此，即使为了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需要借助传统文化资源，也大可不必非要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去。为了抬高孔孟之道而贬低上下数千年、数以亿万计的华夏先民的政治智慧，这种典型的“古代醇儒式”或“现代新儒家式”的做法可以休矣!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不能高估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价值，更不能夸大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政治价值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历史依据。“回到孔孟去”的思路过于天真烂漫，而“重建儒教社会”的主张则是痴人说梦。因此，中华文明的复兴不能走“文化复归”的道路。如果在现代社会张扬“民贵君轻”，只能让人们笑掉大牙。
学者的误导之四：“开弘、转换儒学”说。
许多学者认为，从儒家民本思想中可以“开弘”、“转换”出“新的民本学说”。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最为典型。有一种论说路径很常见：作者先是证明孔子、孟子那里有“最高民主精神”或“民权思想”，然后论说此后两千年来鲜有达到孔子、孟子高度的人，最后提出“回到先秦去”的主张，接下来试图开出“新民本”。从所讲的“新民本”的内容看，没有哪一条不是在当今之时已经广为人知的。
明明知道孟子的思想与现代的观念有很大的差距，又执意回到老祖宗那里去，结果“开弘”、“转换”出来的却是现代人都知道的东西。这种“开弘”、“转换”的意义究竟何在?这就像现今已经培养出了新的南瓜品种，却非要从几千年前的老品种中再重新培育一番。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徒劳无益吗?
我认为，如果旨在认识历史，评说历史，借鉴历史，不妨到中国古代历史中去求索一些与现代民主理念相似的因素。中外一体，古今同理。在面对同类课题的时候，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人会得出大体相似的结论。四大文明古国都有可以称之为“民本”的理念便是典型事例。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维中，特别是有关执政规律与执政艺术的思考中，的确包含着一些类似于现代民主、民权理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如果旨在构建现代民权理念，就根本无须重返历史，更无须回到孔孟去。原因很简单：现代民权理念在现代社会俯拾即是，而在古代社会却很难寻觅。儒家的民本之树从来没有开出共和之花，结出民主之果。它原本就不具备造就民主共和的特质。如果说它包含着一些类似“民权”的因素，也与现代的民权观念有重大差异。要从孔孟之道中“开弘”、“转换”出“新的民本学说”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即使有人“开弘”、“转换”出“新的民本学说”，也 不过是借用古人的话语，演绎今人的理念而已。这种文化自恋式的演绎不具有任何思想创新的意义。
有了“公民平等”，何必还要“民贵君轻”!有了“公民意识”，何必还要“内圣外王”!世界上已经有的好东西直接拿来就可以了。即使有必要改造一下，也大可不必向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去讨教。若论讲解民主、民权理论，孔孟大儒无法与当今任何一位政治学教师同日而语。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
学者的误导之五：“儒学现代化”说。
许多学者致力于“儒学现代化”。现代新儒家是这一类中的典型。这类学者都对儒学不是现代化的东西心知肚明，却坚信孔孟之学可以现代化。似乎只有现代化的儒学才有资格做现代中国的精神支柱。这些学者确实动了不少脑筋，费了不少气力。可惜的是，他们“化”出来的“新儒学”不过是在传统儒学话语中夹杂了一些现代话语而已。
以现代新儒家的先导康有为为例，在《礼运注叙》中，康有为写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官天下也。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子孙弟兄也。”如果仔细翻检古代文献，就会发现这段文字大部分摘自儒家经典及其注疏。而唯独“大众公选”四字没有出处。因此，康有为的阐释文本，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在本质上是现代的。他虽然仅仅添加了四个字，却从根本上颠覆了孔孟之学的政治思维方式。康有为模式的“新儒学”显然不是“儒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康有为借重传统思想资源阐释并传播现代思想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一旦现代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类做法就丧失了合理性。
康有为崇拜孔孟，尊崇儒经，号称大儒。但是，如若孔孟在天有灵，也会指斥主张“大众公选”的康有为欺师背祖，“无父无君”，纯属“异端”。实际上，固守孔孟之道的保守派当时就是这样指斥康有为的。他们饱读儒家经典，服膺孔孟礼教，因此眼光很毒，一眼便看穿康有为的手法，并将他的学说列入“异端邪说”。
这就像南瓜可以嫁接黄瓜，而结出的果实是黄瓜，不是南瓜。寿光的菜农就擅长这种先进技术。在市场上，无论买者，还是卖者，通常都不会认为买卖的是南瓜。即使卖家非要把它说成南瓜，买家也不会认可他的说法。当把这种黄瓜端上饭桌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人误以为吃的是南瓜。
应当指出的是：“现代新儒家”实际上不是“儒家”。他们只是心理上很崇拜儒家，形式上很像儒家，治学上很想把儒家现代化而已。试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主张“民无二王”，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现代儒家”主张“大众公选”，他们能够归属于同一个学派吗?至少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学派。
这就好比南瓜与冬瓜，形似之处不少，彼此之间也能找到古老的渊源关系，然而即使将冬瓜涂成南瓜的颜色，它也不是南瓜。
我总感觉“儒学现代化”或“孔孟之学现代化”很像是一个伪命题。明明知道儒学不是现代的，却致力于让它成为现代的，然而化来化去，化出的是不伦不类的东西。限于见闻，我不知道西方学者是否提出过“亚里士多德学说现代化”的命题。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肯定会受到大多数西方学者的嘲笑。因为我读到过一些西方主流政治学的名著，作者们明确指出：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将二者混为一谈会导致“民主观混乱”。从这些著作的引文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许多西方学者明确指出这一点。现代中国学者也应当有这样的历史感。如果将儒家民本与现代民主搅和在一起，导致的结果岂止是“民主观混乱”!
学者的误导之六：外来文化本土化说。
外来文化本土化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实现这一点，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路径。在一些学者看来，只有借重儒家才能使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中国植下深根。于是他们围绕儒家的“内圣外王”大做文章，千方百计地寻觅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的途径和方略。似乎不如此，民主思想就不能中国化。这类学问对研究中国哲学史不无意义。但是，一种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甚了了的“内圣外王”，一种历代大儒都莫衷一是的“内圣外王”，充其量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善恶交织的思想现象。这种居于主流地位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只从“内圣”中开出过帝制模式的“外王”。不要说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对这类学问不感兴趣，就连大多数专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也未必通晓这类话语的意义。这种“传统文化”能否作为“文化传统”而继续存在，都值得思考，又怎么可能成为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凭借呢?
我认为，一切文化要素，不管来自何方，不管以何种形式存在，只要融入中华文化，深入中国人的心中，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它就是本土的。根本无须刻意为现代文化涂抹传统文化的油彩。
这就好比不管东瓜、西瓜、南瓜、北瓜的原产地是哪里，只要在中国大地上繁育成功了，无论是固有的，移植的，嫁接的，还是转基因的，就已经本土化了。
人们普遍关注文化自觉、文化复兴问题，这是颇有道理的。我的看法是：文化自觉的精髓是反思性的自信，文化复兴的途径是创造性的自新。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而历史进程又总是通过抛弃一些东西、增添一些东西来实现重大进展的。每当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主体部分都无法作为“政治文化传统”而传承下来。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因此，一个自信的民族应当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勇于揭露历史上的阴暗面。一个进取的民族应当毫不犹豫地摒弃传统文化中一切不适应新时代的东西。一个求实的民族应当学会以适当的方式，全面地评估先民的历史贡献，恰当地借鉴传统文化资源。一个现代的民族也有能力将传统性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盲从他人和迷信古人都是与自信、进取、求实的现代精神相违背的。
六、思考与感悟
提倡青少年诵读儒家经典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儒家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用它来培养道德高尚的人。例如，有一种说法很常见：“中国是礼仪之邦，特别讲究道德、公理、良知。儒家将人性本善的道理转化为礼仪以感化人心，因此中国的文化核心是礼仪。而西方人将人性本恶的道理转化为宗教以管束人心，因此西方的文化核心是宗教。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是不同的。”这种说法乍然看去颇有道理，细想一下似是而非。如果人们对儒家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就很容易被这种说法误导。这里仅从三个角度驳正其误。
第一个角度：笼统地讲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性本善的说法并不准确，这种犯了常识性错误的说法不应当出自学者、教授之口。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知道，以孔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孔颖达、韩愈为代表的历代著名儒家学者都不属于简单的人性本善论者。以张载、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诸子极其推崇孟学。可是就连他们也明确指出：孟子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且不说认定人性本恶的荀子主张制定礼法以管束人心，无论以董仲舒、韩愈为代表的 划分类别的性品论，还是以张载、朱熹为代表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双重人性起源论，都明确指出：除了圣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天生就或多或少有恶的本质，因此必须用伦理改造人心，用礼法管束人心，用刑罚惩戒人心。为此，必须建立圣贤在上、教化众生、风行草靡的政治制度。在儒家经典中，论证如何以礼义、礼法、礼仪管束人心的言论比比皆是。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一点，中西方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第二个角度：如果说公理、良知、仁义、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那么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讲究公理、良知、仁义、礼仪?公理、良知、仁义、礼仪是普适性的文化价值。任何—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要讲道德，讲礼仪的。各种文化的区别仅仅在于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因而对公理、良知、仁义、礼仪的理解和规范有所不同而已。因此，中国文化复兴不是要不要道德与礼仪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道德与礼仪的问题。
第三个角度：如果翻检一下儒家经典，就不难发现很多儒家的礼义、礼法、礼仪只能归入“糟粕”一类。即使退一步讲，它们也要么将精华与糟粕交织在一起，要么大多不适用于现代社会。这里仅以有关“孝”的礼义、礼法、礼仪为例略作说明。在儒家经典的礼义体系中，“孝”处于核心地位。《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开宗明义章》：“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告子下》：“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道被置于“至德要道”、“百行之宗”的地位，因此圣王立身、治国之道，一言以蔽之，即孝悌。这样一来，在儒家经典的礼法体系中，“孝”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尚书·康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孝经·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正是依据这个思想，历代法典都严加维护孝道。古代法律有“十恶不赦”的重罪，“不孝”便是其中之一。在儒家经典的礼仪体系中，有关“孝”的具体要求也极其严格，大体可以分解为孝养、孝敬、孝谏、孝顺四大类规范。孝养是普适价值，今天依然适用。孝敬、孝谏有较多的合理性，也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例如，《孝经》要求敬父亲如君主。《礼记·曲礼下》有一则关于事亲之礼的规定：父亲有违法意图或不良行为，儿子可以谏诤劝阻。但是，“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无论将“号泣而随之”解释为用哭声感动父亲，还是解释为不情愿地随从父亲，儿子不准忤逆和揭发父亲是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用《礼记·檀弓上》的说法就是“事亲有隐而无犯”。如果儿子揭发父亲，便是“不孝”。即使告发父亲谋反，证据确凿，儿子依然属于“不孝”。依照历代法律，这类行为属于重罪，甚至可能被处死。因为举报父亲的行为违背了孔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教导。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人常常强调“孝以顺为先”，并常常将“父命难违”挂在口头上。“孝顺”之子是不能自作主张的。例如，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认为，即使遇到周贫济困之事，子弟也必须请示父兄，不可自作主张。在儒家经典中，不合乎现代理念的行孝礼义、礼仪还有很多。诸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在，不远游”等。凡是知晓这些说法的人，绝对不会认定这种孝道适用于现代中国。只要大略翻检一下《礼记》《仪礼》，就不难发现：在现代中国，儒家礼义、礼法、礼仪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用这一套东西根本无法培养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我的看法是：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归结为一个“儒”字是错误的。自儒家成为显学以来，古代学者以习儒者居多。汉唐以来，人们的初级教育几乎都从诵读儒家经典开始。儒家经典所提供的价值尺度成为大多数人为人处世、治家治国、论人议政的依据。越到古代社会晚期，这种现象越普遍。但是，习儒者不乏误己、误人、误国之人。因此便有了“文人”之讥，所谓“文人无行，为世所訾”。
早在上高中时，我就读到“莫为文人”之类的先贤古训。当时确实感到有点困惑：那些指斥“文人”的人都是文化人，而许多“翰林之选”本应列入“儒”的范畴，却被归入“文人”之类。这究竟是为什么?最初我主要从“文人无行”或“莫为文学纤丽”的角度解读这类古训。后来我把它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一段话联系在一起，即“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再往后我又将“文人”与孔子的“小人儒”、荀子的“腐儒”、刘邦的“儒生”、王充的“文士”等联系在一起。前几年，我从一个电视节目中得知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曾经教育子女说：“不要做文人，要做好的文化人。”这使我对傅先生别有一番敬意。
由此我有一个感悟：简单地将儒家经典当作传统文化的精华实属谬论。其证据之一便是饱读儒家经典未必可以成为民族的精英，而死守经典的“陋儒气”、脱离实际的“腐儒气”、固执己见的“儒酸气”和虚伪做作的“假道学”常常害人不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不是形成条文的经典，而是生生不息的人群，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英。这些人展示的“精气神”才是华夏英华之所在。因此，我认为一股可称之为“英气”的精神现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正是这股“英气”的世代传承，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日新月异。“鸟巢一代”所展示的正是这种“英气”。
何谓“英气”?我们很难用准确的语言表述它，却可以从历代英雄人物的身上感悟到它。“英气”又可以称之为“英雄气”。“英气”(“英雄气”)与“庸气”(“庸碌气”)相对而言。“英气”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独立思考，务实通变，与时俱进，堪当大任。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英气”充沛的华夏先贤。春秋时期正当社会大变革初露端倪之时。孔子胸怀大学问，心有大事业，与当时的“小人儒”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整理经典，弘扬传统，同时又创新文化，锐意革新，提出一系列颇具务实性、前瞻性的政治主张。孔子论证损益周礼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主张实行天子一统、任贤使能、足食足兵、取信于民的政治模式。这些旨在改造早期王制的政见有明确的针对性，与欧亚大陆帝国化的文明演进大趋势相契合。后来，力主“易礼”、“耕战”、“君作一”和“信赏必罚”的商鞅等人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并付诸实践，为社会变革做出重大贡献，奠定了汉唐盛世的制度基础。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被人们贴上“法家”标签的战国时期的改革家大多曾经师从名儒，也属于广义的孔子之学的传人。实际上，墨家、阴阳家和名家的一部分也属于广义的孔子之学的传人。他们都没有固守孔子留下经典文本和一家之言，因而在思想上、学术上、事业上多有建树，名垂青史。相较而言，一味恪守经典师说的战国儒者反而大多丧失了“英气”，可以被归入满身“庸气”的“文人”一类。“儒无益于国”，正是指这批人。
历史不能假设，而我却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满怀“英气”的孔子置身于战国时代，他 将如何思考，如何行事?他会不会还是一个“儒”，或者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儒”?
汉唐以来，读书人大多习儒，因而胸怀“英气”的思想家大多属于“儒”的范畴，诸如陆贾、董仲舒、柳宗元、朱熹、陆九渊、黄宗羲、王夫之等。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鸿儒”，恰恰是由于他们身上有许多“非儒”的因素。其中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王夫之“集千古之智”，改造理学的哲学体系。他们大大降解了儒家经典中的有害成分。只可惜两千多年来有“英气”的儒者比例偏小，就连一批又一批的“翰林之选”也大多沦为“文人”、“腐儒”、“时辈”。不是“醇儒”，方成其为“鸿儒”。这恰恰证明：即使在古代社会，只读儒家经典、死读儒家经典也是难成大器的。
环视当今世界，崇儒的学者依然不乏其人，他们的一些良好愿望也可以理解。但是，总的说来，这个群体中鲜有“英气”充沛的人，多有“庸气”十足的人。主要证据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华夏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所在。这些人用抬高孔孟地位的方式宣扬儒学的价值，用罗列名儒名句的形式展示儒学的精华，用望文生义的方法解读“天人合一”、“阴阳和谐”及其现代意义，用倡导诵读儒家经典的方法弘扬国学。这类做法既不妥切，又欠思量，难免庸碌之讥。如果孔子得知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会道出像卡尔·马克思批评他的许多追随者一样的话语：“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现代中国不乏“英气”充沛的思想家、行动家。林毅夫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老子有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林毅夫的解读是：一切已经形成的理论，都不能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问题。理论与概念总是要发展的。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林毅夫及其同仁们可以排除国内外一片“唱衰中国”的声音的干扰，写出了被历史事实证明、被当今学界认可的雄辩篇章。林毅夫绝非寻常的“学者”，他是一个胸有大学问，心怀大事业，一身英雄气的人。他的“英气”显然来自对历史趋势的敏锐感知、对传统文化的精到体悟和对世界文化的深刻了解。
当代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就是一批批具有“英气”的领导干部和平民百姓所共同创造的。由此而形成的“中国模式”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中国性，而世界性的形成不是来自照搬西方模式，中国性的形成也不是来自延伸传统文化，而是一些国际最优经验与中国自身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自主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才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在这一伟大的社会进程中，任何一种已有的文化，包括思想、理论、学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既可以提供某些资源，又无法提供最具实质性的内容，有的还可能成为前进道路上的包袱。中国现代文明实质性的新进展及与之相匹配的新的文化体系只能在中华民族群体性的不断求索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因此，夸大儒家经典现代意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它会消磨民族的“英气”，妨碍对全新的文明模式的探索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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