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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在求真严谨、旁征博引、不明则缺等思想的指导下，郑玄综合采用校勘、訓诂、释义、注解、诗礼互证等方法进行文献整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郑玄对古代文献的校勘和注释的原则和方法，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郑玄 文献整理 思想方法
一、引言
郑玄，东汉经学大师，文献学家。字康成，山东高密人。因不愿做乡吏，进入太学受业。先师从京兆第五元先学习《公羊春秋》、《九章算术》，又和山东张恭祖学习《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后拜马融为师，精通《京氏易》、《周官》、《韩诗》等儒学经典。东汉灵帝时，由于遭遇党锢之祸，不再过问政事，隐居不仕，遍注群经，集中精力整理古籍，“人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仅此一人而已”，其学称郑学，注有《周易》、《尚书》、《毛诗》等等，共有百余万言。郑玄整理文献，以校勘精审著名，其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为后人所遵从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郑玄文献整理的思想
1.求真严谨。郑玄整理文献是以刘向的《别录》为标准。《仪礼》作为一部礼仪汇编，汉代有今文本大戴（戴德）本即<大戴礼记>、小戴（戴圣）本即<小戴礼记>和刘向《别录》本，用于学官教学。郑玄用的是今文本西汉刘向《别录》著录的本子。郑玄整理古籍一般参考两种本子，今文本和古文本两种，古文本中有17篇与今文本相同但文字不同，共50篇。在今文本中出现与古文本相同的，郑玄就在注中注明“古文某字作某字”。注释参考古文本的就注明“古文某作某”等，非常清晰，并且务求真实。郑玄注经是以古文为主的，例如他参考今书（刘向校定的本子），就在注中注明”古书某作某”。但参考古书的，就没有任何注释，后人一看便知他注经是以古文为主。至于读音，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多释假供不同，郑玄一般就标明“读若某”，或“读如某”，有的根据字音或字义相近，注为“读为某”，读音错了的注上“当为某”。对于一些民俗民风和礼仪礼节，郑玄往往根据商周时期推算，注明“古代如何，汉制汉俗如何”；推算不出，就注明引用其他经传，没有文献可考证的，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判断，或者注明“无闻” 表达出自己的疑问。例如 “曲礼三千”中郑玄就注明：“礼篇多亡本数未闻”。整理《周礼》时，先举例说明古代学者如何注释，自己认可的就不再重复；自己有不同看法的，就注以“玄谓如何”来表明自己的意见。古代经文以简牍为主，历时一久，容易脱落，出现脱文错简现象，儒家学者在编篡经文的过程中，由于认识和理解的不同，易出现误字、衍文，对于这些问题郑玄均一一校正，但未在注中直接修改，而是根据原文，注释说明，其不轻易改动原文的态度是很严谨的，这些都显示出他求真严谨的文献思想。
2.旁征博引。郑玄先后师从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学习通晓《公羊春秋》、《京氏春秋》等儒学经典，学问渊博。所以他在整理文献时往往能网罗众家，旁征博引，纬候术数。如郑玄在编篡《三礼注》中所引用的古文经学就有《大传》、《毛诗》、《国语》、《尔雅》等，所引今文经学者的著作有《公羊传》、《春秋繁露》、《王制》、《司马法》、《孟子》等。整理《仪礼》有今文经、古文经的不同； 整理《周礼》有古书、今书的区别；整理《诗》有齐、鲁、韩、毛四家的不同。如此网罗众家，旁及诸子百家，为后人提供了方便。整理文献时，以刘向《别录》为标准，古代整理文献第一步就是广收异本。郑玄广收异本，并不是随便地找一本完事，而是选择著名的今古文经进行注解。如《诗》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郑玄就选择《毛诗》进行注释；并且他反对解经烦琐，力求详实准确，简约明了，以至于他的注解经常少于经文。如《祭法》、《祭义》、《祭统》3篇共7128 字，注文仅5409字等等。又如《礼记·月令》，郑玄在《三礼目录》中说，《月令》本是《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首篇，有学者说是周公所作，但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又选用 “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一句说明周公作《月令》，有悖历史，因为秦代已有太尉。就这样，郑玄根据时令、官制、官名等方面进行考辨，认定它不是周代的作品，而应是秦代的作品。后世如郑樵、崔述考证《月令》年代的，都是按郑玄的方法加以推断，最后断定其为秦代吕不韦所做的。如此旁征博引，考辨遗编，避免了后世的以讹传讹。
3.不明则缺。尽管郑玄学识渊博，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也非常严谨，但他并没有充当百事通的角色。他遍注群经遵守有疑问就保留的原则，对于自己不明白的疑难问题，不去猜测也不主观判断，而是实事求是把疑问留给后人，以辨真伪。如《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羞用百二十品。”郑注：“《公食大夫礼》、《内则》：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数备焉。天子、诸侯有其数，而物未得尽闻。”他这种秉承“多闻阙疑”的原则，为后代所遵循，其严谨谦逊的治学态度和学风，也为后世整理文献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三、郑玄文献整理的方法
1.校勘。中国的文献学历时已久，自西汉时已开始按门类有系统地整理古籍。由于古代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抄手来源不一，讲授各有师说。而郑玄在整理的过程中继承了西汉文献学家刘向父子的优良传统，准确进行校勘，并且备致多本择善而从。如整理《诗》时，由于汉代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郑玄只选择《毛诗》进行注解。古代书写载体以竹木简牍为主，简牍是以绳索编系，在流传过程中容易脱落，出现误字、脱字及错简现象，针对这一问题，郑玄均一一校正，他所使用的校勘方法一直被文献学沿用至今。具体来看，郑玄的校勘方法有本校、他校、对校、理校等等。
本校法。即以同本书前后的异同加以考证，对同一问题或同一事件等的记述前后不同或矛盾的地方加以分析。对书中出现的前后矛盾或文意相悖，进行分析、考证，以辩曲直的一种方法。如《礼记正义·内则》：“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角，拂髦冠緌缨端縪绅搢笏。”郑注：“‘角，衍字也。” 在本条中，郑玄就是根据本篇中前面出现的两段文字推断出“角”字为衍文。 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和本书史实或思想接近的其他著作中的记录来校勘本书。在外校法中，校者必须广泛相关文献。郑玄经常采用此法，如《周礼注疏·春官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郑玄注：故书“位”作“立”。郑玄通过《古文春秋》中出现的“公即位”都做“公即立”，判断在古时“位”、“立”可通用。
对校法。即同一本书的祖本或者其他版本之间相互对照，校出其中的异同，但不加以取舍。这种方法就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传统所讲的“死校”法。用这种法要广罗异本通过各本相互对校，录出异文。为其他校勘法提供依据。郑玄在校三礼中用今文、古文经相互对照。在《周礼》郑注中以古文校今文出现13次，今文校古文出现16次。在《仪礼》郑注中，以古文校今文出现251次，以今文校古文出现260次。如《周礼注疏·天官冢宰》：“共丧纪之庶羞。宾客之禽献。郑玄注：丧纪，丧事之祭，谓虞附也。禽兽，献兽于宾客。‘献’古文为兽。”在本条的注中，郑玄指出今文之“献”即古文之“兽”，通过比较古文与今文的变化对文献进行校勘，可以看出其严谨的治学之风。
理校法。当某书只有一种版本或者版本互异无所适从时，学者就需要通过自己掌握的各种知识来校勘书籍中的错误，这种方法一般只能校勘一些明显的错误，不可擅改古籍，使用时也尤为慎重。如《礼记正义·奔丧》中说到：“于又哭，免袒成踊，于三哭，犹免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毕”。郑玄作注解：“为父於又哭括发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郑玄就是依据六国以后的礼制判断“袒”字是衍文。
2.训诂。训诂学的内容包括释词、释句旨、说语源、说通假、注音读、说修辞、说制度、解名物、释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语法等等，郑玄遍注群经，注释经典皆用到这些方法，因此可以说郑玄是古代训诂学的鼻祖。他的训诂方式和训诂术语为后世训诂学起到了导源作用，如直训、义界、推因等方法及传统的义训、形训、声训等，“犹，者…也…，所以一也，谓，谓一也，喻，亦，言，…貌，…之辞，… 曰…，…为…，谓之，发声，若，之属，所以，之言，属，然，声误，假借，之谓，语助，…之声，当作，当为，今文，故书，古今字，古文，互言，音，读，读若，读如，之言，读曰，读为，读当为，或作等等”，相当完备和丰富，体例非常严密，皆为后世所沿用。汉以后，训诂学专著不断出现，诸如《小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等，其中《释名》为东汉刘熙撰，是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字书。全书以声训为主，因声求义，为音训法集大成之作。刘熙正是郑玄弟子，其声训法正源于郑玄。
3.释义。注释源于对儒家经典的解说，自战国时期已占有重要位置。而郑玄在注释方面，更是显示出古代注释学的巨大成就。郑玄把注释学引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高潮，他的注释概括了训诂学所涉及的全部内容，为后世训诂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生注释过很多文献，清代严可均曾统计过，有周易注9卷、尚书注9卷、尚书大传注3、卷毛诗笺20卷、毛诗谱3卷、周礼注2卷、礼仪注17卷、礼仪音2卷、丧服经传注1卷、丧服谱注1卷、礼记注20卷、孝经注1卷、论语注10、卷古论语注10卷、易纬注9卷、尚书纬注6卷等。由于郑玄博极群经而专精于礼学，对礼学的注释数量多影响也最大。所以后人有“礼是郑学”的说法，他的注释也为后人读懂三礼提供了方便。
4.注解。时代越早的文献，其文字越是简少，这是古代文献的一条通例。加上古代文字的形体、音读和含义，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其中所杂的远古的方言，更不是后人所易于理解的。后人对前人的典籍著述，在阅读理解方面就发生了不少困难，或是不解文意，或是不懂字句，或是不明声训。因此，注解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郑玄注经，援据今古文，择善而从，他把训诂与阐发文章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简洁明了。他的成就代表了当时中国文献学发展的水平。
5.诗礼互证。以上方法外，郑玄还采用了“诗礼互证”的注解方法。这本身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以礼证诗，二是以诗证礼。这两个要素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它主要体现在郑玄在注经时使用的双向诠释互动上。一要援引经文文本，二要根据礼经礼制的内涵。如在以礼证诗方面，《小雅·宾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张。”毛《传》：“大侯，君侯也。”郑《笺》：“举者，举鹄而栖之于侯也。《周礼·梓人》‘张皮侯而栖鹄’。天子诸侯之射皆张三侯，故君侯谓之大侯。大侯张，而弓矢亦张节也。将祭而射，谓之大射。”郑玄在此用礼仪来解释《诗经》之义。
四、贡献
郑玄注释的诸多典籍均已失传，其主要功绩是整理编辑了“三礼”，“三礼”所呈现的文献学价值和成绩，无不体现出郑玄求是、博学、辨伪的治学态度和文献学精神。郑玄通过整理三礼，使之成为著名的“三礼之学”。唐代注疏之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疏”这一注释名称，孔颖达的“疏”虽在当进也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但他“疏” 的内容正是郑玄的旧注。陆德明的《经典辞文》，也包含了对郑玄笺释的理解。可以这样说，没有郑玄的注疏之学，就没有后来的《十三经注疏》。郑玄的文献整理思想和方法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郑玄的注释用语“谓若”为例，就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来的东汉、三国、晋代、南北朝、唐清时期在文献注释中都有使用。
总之郑玄整理文献的思想和方法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而且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杨天宇：《郑玄生平事迹考略》，《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8-11页.
[2]吴存浩：《郑玄教育思想及成就试论》，《昌潍师专学报》1999年第6期，第114-121页.
[3]郑玄：《六艺论·论诗》，见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正义》引，《十三经注疏》本.
[4]郑玄：《詩谱序》，见《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5]屈万里：《先秦说诗的风尚和汉儒以诗说教之迂曲》，见林庆彰编《诗经研究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6]饶增阳：《郑玄整理文献的方法》，《南都学坛》，2006年第6期，第23-25页.
[7]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M]，《十三经注疏》本.
[8]耿天勤：《中国古代杰出的文献学家郑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6届年会论文集，2005年.
[9]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岳麓书社点较本，1994年版，第78页.
[10]张虎：《郑玄礼学思想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天官冢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1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奔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0页.
[13]钱穆：《读诗经》，见《中国思想史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20页.
[14]（三国）范晔：《后汉书·郑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5]（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国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
[17]邓声国：《汉代“诗礼互证”的学术范式——以郑玄注释为考察范畴》，《井冈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8]李玉平，解植永：《郑玄的注释用语“谓若”及其对后代的影响考察》，《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9]韩仲民：《中国书籍编篡史稿》，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简介：饶增阳（1971—）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汉代文献学的研究。
关键词：郑玄 文献整理 思想方法
一、引言
郑玄，东汉经学大师，文献学家。字康成，山东高密人。因不愿做乡吏，进入太学受业。先师从京兆第五元先学习《公羊春秋》、《九章算术》，又和山东张恭祖学习《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后拜马融为师，精通《京氏易》、《周官》、《韩诗》等儒学经典。东汉灵帝时，由于遭遇党锢之祸，不再过问政事，隐居不仕，遍注群经，集中精力整理古籍，“人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仅此一人而已”，其学称郑学，注有《周易》、《尚书》、《毛诗》等等，共有百余万言。郑玄整理文献，以校勘精审著名，其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为后人所遵从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郑玄文献整理的思想
1.求真严谨。郑玄整理文献是以刘向的《别录》为标准。《仪礼》作为一部礼仪汇编，汉代有今文本大戴（戴德）本即<大戴礼记>、小戴（戴圣）本即<小戴礼记>和刘向《别录》本，用于学官教学。郑玄用的是今文本西汉刘向《别录》著录的本子。郑玄整理古籍一般参考两种本子，今文本和古文本两种，古文本中有17篇与今文本相同但文字不同，共50篇。在今文本中出现与古文本相同的，郑玄就在注中注明“古文某字作某字”。注释参考古文本的就注明“古文某作某”等，非常清晰，并且务求真实。郑玄注经是以古文为主的，例如他参考今书（刘向校定的本子），就在注中注明”古书某作某”。但参考古书的，就没有任何注释，后人一看便知他注经是以古文为主。至于读音，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多释假供不同，郑玄一般就标明“读若某”，或“读如某”，有的根据字音或字义相近，注为“读为某”，读音错了的注上“当为某”。对于一些民俗民风和礼仪礼节，郑玄往往根据商周时期推算，注明“古代如何，汉制汉俗如何”；推算不出，就注明引用其他经传，没有文献可考证的，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判断，或者注明“无闻” 表达出自己的疑问。例如 “曲礼三千”中郑玄就注明：“礼篇多亡本数未闻”。整理《周礼》时，先举例说明古代学者如何注释，自己认可的就不再重复；自己有不同看法的，就注以“玄谓如何”来表明自己的意见。古代经文以简牍为主，历时一久，容易脱落，出现脱文错简现象，儒家学者在编篡经文的过程中，由于认识和理解的不同，易出现误字、衍文，对于这些问题郑玄均一一校正，但未在注中直接修改，而是根据原文，注释说明，其不轻易改动原文的态度是很严谨的，这些都显示出他求真严谨的文献思想。
2.旁征博引。郑玄先后师从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学习通晓《公羊春秋》、《京氏春秋》等儒学经典，学问渊博。所以他在整理文献时往往能网罗众家，旁征博引，纬候术数。如郑玄在编篡《三礼注》中所引用的古文经学就有《大传》、《毛诗》、《国语》、《尔雅》等，所引今文经学者的著作有《公羊传》、《春秋繁露》、《王制》、《司马法》、《孟子》等。整理《仪礼》有今文经、古文经的不同； 整理《周礼》有古书、今书的区别；整理《诗》有齐、鲁、韩、毛四家的不同。如此网罗众家，旁及诸子百家，为后人提供了方便。整理文献时，以刘向《别录》为标准，古代整理文献第一步就是广收异本。郑玄广收异本，并不是随便地找一本完事，而是选择著名的今古文经进行注解。如《诗》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郑玄就选择《毛诗》进行注释；并且他反对解经烦琐，力求详实准确，简约明了，以至于他的注解经常少于经文。如《祭法》、《祭义》、《祭统》3篇共7128 字，注文仅5409字等等。又如《礼记·月令》，郑玄在《三礼目录》中说，《月令》本是《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首篇，有学者说是周公所作，但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又选用 “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一句说明周公作《月令》，有悖历史，因为秦代已有太尉。就这样，郑玄根据时令、官制、官名等方面进行考辨，认定它不是周代的作品，而应是秦代的作品。后世如郑樵、崔述考证《月令》年代的，都是按郑玄的方法加以推断，最后断定其为秦代吕不韦所做的。如此旁征博引，考辨遗编，避免了后世的以讹传讹。
3.不明则缺。尽管郑玄学识渊博，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也非常严谨，但他并没有充当百事通的角色。他遍注群经遵守有疑问就保留的原则，对于自己不明白的疑难问题，不去猜测也不主观判断，而是实事求是把疑问留给后人，以辨真伪。如《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羞用百二十品。”郑注：“《公食大夫礼》、《内则》：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数备焉。天子、诸侯有其数，而物未得尽闻。”他这种秉承“多闻阙疑”的原则，为后代所遵循，其严谨谦逊的治学态度和学风，也为后世整理文献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三、郑玄文献整理的方法
1.校勘。中国的文献学历时已久，自西汉时已开始按门类有系统地整理古籍。由于古代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抄手来源不一，讲授各有师说。而郑玄在整理的过程中继承了西汉文献学家刘向父子的优良传统，准确进行校勘，并且备致多本择善而从。如整理《诗》时，由于汉代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郑玄只选择《毛诗》进行注解。古代书写载体以竹木简牍为主，简牍是以绳索编系，在流传过程中容易脱落，出现误字、脱字及错简现象，针对这一问题，郑玄均一一校正，他所使用的校勘方法一直被文献学沿用至今。具体来看，郑玄的校勘方法有本校、他校、对校、理校等等。
本校法。即以同本书前后的异同加以考证，对同一问题或同一事件等的记述前后不同或矛盾的地方加以分析。对书中出现的前后矛盾或文意相悖，进行分析、考证，以辩曲直的一种方法。如《礼记正义·内则》：“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角，拂髦冠緌缨端縪绅搢笏。”郑注：“‘角，衍字也。” 在本条中，郑玄就是根据本篇中前面出现的两段文字推断出“角”字为衍文。 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和本书史实或思想接近的其他著作中的记录来校勘本书。在外校法中，校者必须广泛相关文献。郑玄经常采用此法，如《周礼注疏·春官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郑玄注：故书“位”作“立”。郑玄通过《古文春秋》中出现的“公即位”都做“公即立”，判断在古时“位”、“立”可通用。
对校法。即同一本书的祖本或者其他版本之间相互对照，校出其中的异同，但不加以取舍。这种方法就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传统所讲的“死校”法。用这种法要广罗异本通过各本相互对校，录出异文。为其他校勘法提供依据。郑玄在校三礼中用今文、古文经相互对照。在《周礼》郑注中以古文校今文出现13次，今文校古文出现16次。在《仪礼》郑注中，以古文校今文出现251次，以今文校古文出现260次。如《周礼注疏·天官冢宰》：“共丧纪之庶羞。宾客之禽献。郑玄注：丧纪，丧事之祭，谓虞附也。禽兽，献兽于宾客。‘献’古文为兽。”在本条的注中，郑玄指出今文之“献”即古文之“兽”，通过比较古文与今文的变化对文献进行校勘，可以看出其严谨的治学之风。
理校法。当某书只有一种版本或者版本互异无所适从时，学者就需要通过自己掌握的各种知识来校勘书籍中的错误，这种方法一般只能校勘一些明显的错误，不可擅改古籍，使用时也尤为慎重。如《礼记正义·奔丧》中说到：“于又哭，免袒成踊，于三哭，犹免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毕”。郑玄作注解：“为父於又哭括发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郑玄就是依据六国以后的礼制判断“袒”字是衍文。
2.训诂。训诂学的内容包括释词、释句旨、说语源、说通假、注音读、说修辞、说制度、解名物、释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语法等等，郑玄遍注群经，注释经典皆用到这些方法，因此可以说郑玄是古代训诂学的鼻祖。他的训诂方式和训诂术语为后世训诂学起到了导源作用，如直训、义界、推因等方法及传统的义训、形训、声训等，“犹，者…也…，所以一也，谓，谓一也，喻，亦，言，…貌，…之辞，… 曰…，…为…，谓之，发声，若，之属，所以，之言，属，然，声误，假借，之谓，语助，…之声，当作，当为，今文，故书，古今字，古文，互言，音，读，读若，读如，之言，读曰，读为，读当为，或作等等”，相当完备和丰富，体例非常严密，皆为后世所沿用。汉以后，训诂学专著不断出现，诸如《小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等，其中《释名》为东汉刘熙撰，是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字书。全书以声训为主，因声求义，为音训法集大成之作。刘熙正是郑玄弟子，其声训法正源于郑玄。
3.释义。注释源于对儒家经典的解说，自战国时期已占有重要位置。而郑玄在注释方面，更是显示出古代注释学的巨大成就。郑玄把注释学引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高潮，他的注释概括了训诂学所涉及的全部内容，为后世训诂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生注释过很多文献，清代严可均曾统计过，有周易注9卷、尚书注9卷、尚书大传注3、卷毛诗笺20卷、毛诗谱3卷、周礼注2卷、礼仪注17卷、礼仪音2卷、丧服经传注1卷、丧服谱注1卷、礼记注20卷、孝经注1卷、论语注10、卷古论语注10卷、易纬注9卷、尚书纬注6卷等。由于郑玄博极群经而专精于礼学，对礼学的注释数量多影响也最大。所以后人有“礼是郑学”的说法，他的注释也为后人读懂三礼提供了方便。
4.注解。时代越早的文献，其文字越是简少，这是古代文献的一条通例。加上古代文字的形体、音读和含义，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其中所杂的远古的方言，更不是后人所易于理解的。后人对前人的典籍著述，在阅读理解方面就发生了不少困难，或是不解文意，或是不懂字句，或是不明声训。因此，注解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郑玄注经，援据今古文，择善而从，他把训诂与阐发文章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简洁明了。他的成就代表了当时中国文献学发展的水平。
5.诗礼互证。以上方法外，郑玄还采用了“诗礼互证”的注解方法。这本身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以礼证诗，二是以诗证礼。这两个要素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它主要体现在郑玄在注经时使用的双向诠释互动上。一要援引经文文本，二要根据礼经礼制的内涵。如在以礼证诗方面，《小雅·宾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张。”毛《传》：“大侯，君侯也。”郑《笺》：“举者，举鹄而栖之于侯也。《周礼·梓人》‘张皮侯而栖鹄’。天子诸侯之射皆张三侯，故君侯谓之大侯。大侯张，而弓矢亦张节也。将祭而射，谓之大射。”郑玄在此用礼仪来解释《诗经》之义。
四、贡献
郑玄注释的诸多典籍均已失传，其主要功绩是整理编辑了“三礼”，“三礼”所呈现的文献学价值和成绩，无不体现出郑玄求是、博学、辨伪的治学态度和文献学精神。郑玄通过整理三礼，使之成为著名的“三礼之学”。唐代注疏之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疏”这一注释名称，孔颖达的“疏”虽在当进也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但他“疏” 的内容正是郑玄的旧注。陆德明的《经典辞文》，也包含了对郑玄笺释的理解。可以这样说，没有郑玄的注疏之学，就没有后来的《十三经注疏》。郑玄的文献整理思想和方法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郑玄的注释用语“谓若”为例，就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来的东汉、三国、晋代、南北朝、唐清时期在文献注释中都有使用。
总之郑玄整理文献的思想和方法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而且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杨天宇：《郑玄生平事迹考略》，《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8-11页.
[2]吴存浩：《郑玄教育思想及成就试论》，《昌潍师专学报》1999年第6期，第114-121页.
[3]郑玄：《六艺论·论诗》，见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正义》引，《十三经注疏》本.
[4]郑玄：《詩谱序》，见《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5]屈万里：《先秦说诗的风尚和汉儒以诗说教之迂曲》，见林庆彰编《诗经研究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6]饶增阳：《郑玄整理文献的方法》，《南都学坛》，2006年第6期，第23-25页.
[7]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M]，《十三经注疏》本.
[8]耿天勤：《中国古代杰出的文献学家郑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6届年会论文集，2005年.
[9]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岳麓书社点较本，1994年版，第78页.
[10]张虎：《郑玄礼学思想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天官冢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1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奔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0页.
[13]钱穆：《读诗经》，见《中国思想史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20页.
[14]（三国）范晔：《后汉书·郑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5]（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国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
[17]邓声国：《汉代“诗礼互证”的学术范式——以郑玄注释为考察范畴》，《井冈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8]李玉平，解植永：《郑玄的注释用语“谓若”及其对后代的影响考察》，《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9]韩仲民：《中国书籍编篡史稿》，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简介：饶增阳（1971—）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汉代文献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