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总结孔子和曾子思想中有关“孝”的内容，梳理了二者的继承关系。本文认为，曾子在继承和发展孔子孝道思想的同时，也超越了孔子对“孝”的原有认识，极大地泛化了“孝”的概念，形成了自己的以“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孝 曾子 孔子
一、孔子的孝道思想
一般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或者说，可以把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概括为“仁”学思想。而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根本则是“孝”。孔子有关“孝”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子女对父母要恭敬 《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从来没有强调过子女必须在物质生活上供养和照料父母，这不是他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他认为子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根本无需多言。相对于物质上的供养，孔子更看重的是子女对父母态度上的恭敬和感情上的亲近。他认为这种恭敬的态度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二）子女对父母要以礼事之 关于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和言行具体该如何把握，孔子提出用“礼”来规范和引导。《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儒家倡导的“礼”对人的一言一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关的规范，其中自然也包括子女对父母的态度。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孔子提出的事亲之礼还包括丧葬的礼制，这对后世的孝道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子女对父母要顺从 孔子所说的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儒家主要强调的是对父亲的顺从）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态度上对父母要恭敬和服从，不能违抗父母的教导和命令；另一方面，子女要在事业上和思想上模仿、继承父母。《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的孝道基本属于正常的人伦道德范畴，“孝”的内涵也没有涉及哲学意义和政治领域。
二、曾子对孔子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曾子有关孝道的论述很多，其根源基本来自于孔子的孝道思想。比如，曾子非常重视子女对父母的恭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从人伦道德这个角度看，曾子在完全继承孔子孝道思想的同时，也有所阐发。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一）自尊自爱是孝 《孝经》中借孔子之口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其实是曾子的思想（按：关于《孝经》的真正作者尚有争议，本文暂且将《孝经》全书看作曾子思想的体现）。《礼记·祭义》：“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曾子认为，子女首先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父母所赐，而且为父母所牵挂；更重要的是在品德上和言行举止上应该自尊自爱，按照礼的规范来做，这关乎父母和整个家族的声誉。
（二）委婉进谏是孝 孔子虽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顺从，但并非认为父母不会犯错误，他在《论语·里仁》中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也就是说子女可以委婉地向父母提出建议。对这一点，曾子是很赞同的。《孝经·谏诤章》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思想的阐发。至于子女如何判断父母的言行是否正确，曾子提出以“道”作为标准。《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曾子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
（三）慎终追远是孝 《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对丧葬之礼的重视是继承自孔子的观点，而且他还对这种思想做了进一步阐发。《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中曾子说：“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者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可见，曾子把丧葬之礼看成是评判孝子的重要标准，将其置于孝道中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曾子和孔子关于孝道思想的明显传承关系。然而，曾子对“孝”的认识和解读却远不止如此，大大超越了孔子在伦理道德范畴下对“孝”的定义。
三、曾子以“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曾子虽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泛化了孔子的“孝”的概念，将孝道从伦理道德范畴拓展到了哲学范畴和政治范畴。“孝”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中只是一个道德上的基础性概念，而在曾子的思想中则变成了核心概念。甚至可以说，曾子把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变异成为以“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了。下面从几个方面来概括曾子以“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一）“孝”等同于天道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关注人生、关注现世是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因此孔子几乎不讨论宇宙哲学的根本命题。当然，孔子并不是无神论者。与道家“道”的概念相对，儒家将宇宙的本原和世界的终极规律称为天或者天道。
而在曾子的思想中，“孝”上升到了近似天道的崇高地位。《孝经·三才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曾子把“孝”看作了天地间最根本的规律，这已大大超越了人类道德的范畴。而且，曾子还赋予孝道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孝经·感应章》：“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就使得“孝”更接近“天道”甚至是“神”的概念了。也就是说，人在世间的道德表现会受到上天的监督和奖惩。这与孔子思想中“孝”的概念真是相去甚远了。同时，这也成为汉代儒家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的理论依据。
（二）“孝”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核心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居于核心地位，同时“仁”也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核心和最高境界。而在曾子的思想体系中，他用“孝”来统领一切伦理道德，将“孝”看作人类品德的最高境界。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恭、忠、敬、信、勇等各种道德，都被囊括到了“孝”的内涵之中。而在孔子思想当中，“孝”与以上的道德概念都是并列的关系，并且是围绕在“仁”这个核心周围的。 此外，曾子还将“孝”视为调节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准则。这实际上又取代了“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此处曾子将“孝”解读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具备永恒特质的真理，已经完全脱离了孔子思想中的“孝”的概念。
（三）“孝”是治国的根本方略 在孔子思想中，“孝”作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被视为君子管理家族的基本准则。而到了曾子的思想中，以家国同构的宗法制政治模式为基础，将“孝”与“忠”等同起来，使孝道成为治理天下的根本方略。
《孝经·士章》：“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一语道破了曾子提倡孝道的政治目的。整部《孝经》的主要内容就是在阐述“孝”与“忠”的关系，难怪有人说：与其叫《孝经》，不如叫《忠经》。《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鉴于儒家对现世和天下的关注，我们可以推测，曾子对伦理道德的“孝”的提倡只是为“孝”的政治功能提供理论基础，这也就是后人总结的“以孝劝忠”。
由于当时社会等级化的时代特征，曾子的政治化的孝道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孝经》的“天子章”至“庶人章”，用六章的篇幅分别定义了六个阶层人的不同的“孝”的要求（详见原书，文烦不引）。而这六种“孝”的内涵差别很大，除了庶人的孝接近一般伦理道德的孝之外，其他几种或说忠顺，或言富贵，都带有政治色彩。实际这还是曾子在借助“孝”来宣扬全社会对上层统治者的忠顺，并希望以这种理论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曾子的“孝”思想体系对后世的影响
曾子极力泛化的“孝”，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忠孝观念，由于符合等级社会的时代要求和为政者巩固统治的目的，从汉代开始便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青睐。于是，“孝”逐渐成为汉族文化中无上崇高的道德要求，甚至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律条文。一方面，忠孝思想对于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使孝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中华文明的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物极必反，由此发展出的愚孝、愚忠以及关于“孝”的神秘主义倾向，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是我们今天必须予以抛弃的。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 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4] 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钟肇鹏.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J].孔子研究，1987（2）.
[6] 贾继海.曾子对孔子孝道观的继承[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关键词：孝 曾子 孔子
一、孔子的孝道思想
一般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或者说，可以把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概括为“仁”学思想。而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根本则是“孝”。孔子有关“孝”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子女对父母要恭敬 《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从来没有强调过子女必须在物质生活上供养和照料父母，这不是他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他认为子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根本无需多言。相对于物质上的供养，孔子更看重的是子女对父母态度上的恭敬和感情上的亲近。他认为这种恭敬的态度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二）子女对父母要以礼事之 关于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和言行具体该如何把握，孔子提出用“礼”来规范和引导。《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儒家倡导的“礼”对人的一言一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关的规范，其中自然也包括子女对父母的态度。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孔子提出的事亲之礼还包括丧葬的礼制，这对后世的孝道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子女对父母要顺从 孔子所说的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儒家主要强调的是对父亲的顺从）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态度上对父母要恭敬和服从，不能违抗父母的教导和命令；另一方面，子女要在事业上和思想上模仿、继承父母。《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的孝道基本属于正常的人伦道德范畴，“孝”的内涵也没有涉及哲学意义和政治领域。
二、曾子对孔子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曾子有关孝道的论述很多，其根源基本来自于孔子的孝道思想。比如，曾子非常重视子女对父母的恭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从人伦道德这个角度看，曾子在完全继承孔子孝道思想的同时，也有所阐发。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一）自尊自爱是孝 《孝经》中借孔子之口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其实是曾子的思想（按：关于《孝经》的真正作者尚有争议，本文暂且将《孝经》全书看作曾子思想的体现）。《礼记·祭义》：“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曾子认为，子女首先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父母所赐，而且为父母所牵挂；更重要的是在品德上和言行举止上应该自尊自爱，按照礼的规范来做，这关乎父母和整个家族的声誉。
（二）委婉进谏是孝 孔子虽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顺从，但并非认为父母不会犯错误，他在《论语·里仁》中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也就是说子女可以委婉地向父母提出建议。对这一点，曾子是很赞同的。《孝经·谏诤章》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思想的阐发。至于子女如何判断父母的言行是否正确，曾子提出以“道”作为标准。《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曾子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
（三）慎终追远是孝 《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对丧葬之礼的重视是继承自孔子的观点，而且他还对这种思想做了进一步阐发。《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中曾子说：“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者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可见，曾子把丧葬之礼看成是评判孝子的重要标准，将其置于孝道中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曾子和孔子关于孝道思想的明显传承关系。然而，曾子对“孝”的认识和解读却远不止如此，大大超越了孔子在伦理道德范畴下对“孝”的定义。
三、曾子以“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曾子虽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泛化了孔子的“孝”的概念，将孝道从伦理道德范畴拓展到了哲学范畴和政治范畴。“孝”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中只是一个道德上的基础性概念，而在曾子的思想中则变成了核心概念。甚至可以说，曾子把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变异成为以“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了。下面从几个方面来概括曾子以“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一）“孝”等同于天道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关注人生、关注现世是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因此孔子几乎不讨论宇宙哲学的根本命题。当然，孔子并不是无神论者。与道家“道”的概念相对，儒家将宇宙的本原和世界的终极规律称为天或者天道。
而在曾子的思想中，“孝”上升到了近似天道的崇高地位。《孝经·三才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曾子把“孝”看作了天地间最根本的规律，这已大大超越了人类道德的范畴。而且，曾子还赋予孝道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孝经·感应章》：“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就使得“孝”更接近“天道”甚至是“神”的概念了。也就是说，人在世间的道德表现会受到上天的监督和奖惩。这与孔子思想中“孝”的概念真是相去甚远了。同时，这也成为汉代儒家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的理论依据。
（二）“孝”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核心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居于核心地位，同时“仁”也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核心和最高境界。而在曾子的思想体系中，他用“孝”来统领一切伦理道德，将“孝”看作人类品德的最高境界。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恭、忠、敬、信、勇等各种道德，都被囊括到了“孝”的内涵之中。而在孔子思想当中，“孝”与以上的道德概念都是并列的关系，并且是围绕在“仁”这个核心周围的。 此外，曾子还将“孝”视为调节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准则。这实际上又取代了“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此处曾子将“孝”解读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具备永恒特质的真理，已经完全脱离了孔子思想中的“孝”的概念。
（三）“孝”是治国的根本方略 在孔子思想中，“孝”作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被视为君子管理家族的基本准则。而到了曾子的思想中，以家国同构的宗法制政治模式为基础，将“孝”与“忠”等同起来，使孝道成为治理天下的根本方略。
《孝经·士章》：“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一语道破了曾子提倡孝道的政治目的。整部《孝经》的主要内容就是在阐述“孝”与“忠”的关系，难怪有人说：与其叫《孝经》，不如叫《忠经》。《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鉴于儒家对现世和天下的关注，我们可以推测，曾子对伦理道德的“孝”的提倡只是为“孝”的政治功能提供理论基础，这也就是后人总结的“以孝劝忠”。
由于当时社会等级化的时代特征，曾子的政治化的孝道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孝经》的“天子章”至“庶人章”，用六章的篇幅分别定义了六个阶层人的不同的“孝”的要求（详见原书，文烦不引）。而这六种“孝”的内涵差别很大，除了庶人的孝接近一般伦理道德的孝之外，其他几种或说忠顺，或言富贵，都带有政治色彩。实际这还是曾子在借助“孝”来宣扬全社会对上层统治者的忠顺，并希望以这种理论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曾子的“孝”思想体系对后世的影响
曾子极力泛化的“孝”，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忠孝观念，由于符合等级社会的时代要求和为政者巩固统治的目的，从汉代开始便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青睐。于是，“孝”逐渐成为汉族文化中无上崇高的道德要求，甚至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律条文。一方面，忠孝思想对于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使孝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中华文明的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物极必反，由此发展出的愚孝、愚忠以及关于“孝”的神秘主义倾向，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是我们今天必须予以抛弃的。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 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4] 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钟肇鹏.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J].孔子研究，1987（2）.
[6] 贾继海.曾子对孔子孝道观的继承[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