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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襄公是历史上颇富争议的一个人物，赞美者认为他仁义有信，具有贵族精神；批评者认为他虚伪残暴，是假道学的典型。其实，宋襄公性格不过是受春秋时期宋国文化熏染而形成的，在看似不合情理的行事后面，都有其内在合理的逻辑性。
关键词：宋襄公 让国能贤 图霸有志 慎杀能仁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公元前637年，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因泓之战的失利受伤而含恨去世。或许，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短暂的一生，会在历史上引起数千年的聚讼。誉者谓其可与文王媲美，讽者则称他不识时势，祸国殃民。时至今日，又有学者认为他具有西方贵族的骑士精神，是孤独的武士。各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是站在不同的时代与立场，塑造出自己心目中的宋襄公形象而已。究其实，宋襄公是受春秋宋国特定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性格，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要对宋襄公有客观的评价，我们应该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春秋宋国文化的背景下去认识他。
一 让国能贤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太子宋襄公理应继位。但他以宋国长远发展为重，认为自己的庶兄目夷“长且仁”，想要让国给目夷。公子目夷认为能以国相让，即是最大的仁义，坚持不肯接受，事遂作罢。后世学者对此颇多讥评，冯李骅即说宋襄公让国是沽名钓誉，非出真心；而卢元昌甚至认为，目夷的贤能远在宋襄公之上，宋襄公即位后，虽然名为霸主，实际上并未有什么善举。在泓水一战被射伤股，回国即因病去世，没有给宋国带来实际好处。谦让虽然是一种美德，但目夷谦让襄公则是多此一举。魏禧甚至说，从宋襄公生平推断，他坚持请立目夷为君主，不过是为了邀取名誉，和王莽的谦让如出一辙。如果子鱼不察，误以为真而接受的话，宋襄公一定会杀了子鱼。
其实，若从宋国历史传统及襄公后来行事可知，襄公让国其实是出于真心，希望能有仁者治理国家，带领宋国重新走向强盛，实现商民族的复兴。宋国为殷商后裔，殷商在继承制度方面，曾有兄弟相及与父子相传两种方式。立子立嫡之制则为周人所定，虽在春秋时期已经为各国所采用，但宋国一直有让国的传统。孔子十世祖弗父何曾让位于其弟鲋祀，即后来的宋厉公，而弗父何则受封为上卿。宋宣公让位于其弟宋穆公，其原因如穆公亲言：“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而宋穆公将卒，又还君位于其兄之子，即宋殇公。虽然后来宋殇公因喜欢用兵，而引起宋国的动荡，招致《公羊传》的批评，认为“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但《公羊传》不过是站在后世的立场上批评古人，并未了解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宣公、穆公之互让，在当时实为美谈。孙琮就认为，宣公放弃立子，传位他的弟弟，穆公又舍弃儿子而还君位给他的侄子，两人所为都是值得称道之事。穆公让位之言，诚恳肫挚，是自然从天性中流出，不仅感情真挚，语言也极其婉转，说明春秋比较近古，风气还比较淳朴。到了后代，父子兄弟之间因为君位相互争夺残杀，却不知羞愧，如果他们每天将这篇文章读数遍，应该不会有争夺君位之事了。正是因为兄弟相及和互相让国的背景传统的熏染，宋襄公让位于目夷当是出于真心，而非如冯李骅、魏禧等所说是为沽名钓誉。
其实，从宋襄公即位后对公子目夷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其让国乃出自真心。后世的君主对臣子名声、才能超过自己的，往往心怀畏惧，加以打击，而兄弟争国、互相残杀的也不知凡几。宋襄公即位后，认为公子目夷是仁义之人，让他做左师主持国政，从而给宋国带来安定。他明知目夷的贤能超过自己，却委以重任，丝毫没有猜忌之心，不正是出于真心的体现吗？公元前639年，宋襄公欲继齐桓公称霸，邀请楚、陈、郑、许、蔡等国在盂盟会，各方约定不带兵甲，襄公轻信楚人，于盟会时被楚人挟持。楚国以宋襄公为人质进攻宋国，襄公让目夷为君率民抵抗，而楚国见无利可图，在鲁国调停下释放了宋襄公。襄公归国后，目夷又还位给襄公，襄公继续重用目夷，而没有猜忌之嫌。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宋襄公让位并非为了博取虚名，后世学者的猜讽多是臆度前人，并没有实际的根据。而从殷商及宋国文化大的背景来考察，宋襄公让国实是为宋国富强考虑，并无太多个人私心在内。
二 图霸有志
宋国本为殷商后裔，曾为天下共主的身份使他们不甘心久居人下。春秋时期，随着周王朝的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各个诸侯国纷纷互相兼并，扩充自己的实力，齐、晋、楚、秦等渐成大国。郑庄公、晋献公、齐僖公等都曾显赫一时，而齐桓公则成为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春秋霸主。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宋襄公即位后，也想要有所作为，重新恢复宋国的大国地位。
宋襄公为了称霸，首先帮助齐孝公稳定君位。齐桓公去世后，五子争立，齐国因君位继承问题而陷入一片混乱，国势出现衰落。齐桓公还在世时，曾经托付齐孝公给宋襄公。齐国内乱让宋襄公看到称霸的机会，觉得可以通过在齐国扶植亲近自己的君主，为宋国发展带来机遇。所以宋襄公率兵护送孝公归国，帮他顺利继承了齐国的君位。
在帮助齐国取得稳定后，宋襄公想要取得东方小国的支持，因滕宣公不听命，为确立自己的权威，宋人执滕宣公。同年夏，又用 国的国君 子祭祀以立威，招致宋国司马子鱼的批评，他认为古代祭祀六畜不互相使用，更不要说敢用人祭祀了。祭祀本来就是为人祈福的，民是神之主，如果用人来祀神，又有哪个神灵会享用呢？齐桓公曾经使三个国家免于灭亡，靠这样的功德来称霸诸侯，还有义士认为桓公的品德不够高尚，现在襄公一次盟会虐待两位国君，且用之于淫昏的鬼神，想要靠这来称霸诸侯，恐怕是很难的事，能够得到善终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应该说，宋襄公此举确实有违春秋时期的社会观念，因为周民族重视仁德，强调以德治国，孔子对于以人偶祭祀尚且诅其无后，更不用说真人了。不过，宋襄公之所以用 子祭祀，主要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齐桓公称霸经历了数十年的苦心经营，而宋国国力不如齐，襄公又即位未久，号令不行于诸侯，所以要用强力压服诸侯。另一方面，商民族本身尚武力、崇鬼神，此次祭祀的又是东夷少数民族之神，所以遵从地方风俗以求佑护，也就可以理解了。
宋襄公所以急于求霸，是因为楚国的威胁。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南方的楚成王乘机坐大，对中原各国步步紧逼，各诸侯国纷纷依附于楚。襄公若不及时争衡，可能失去称霸的机会。所以此后又围曹、为盂之会、围郑，以至于在泓之战中箭落败，汲汲于求霸而不止。宋国大臣一再告诫襄公不要争霸，而襄公始终不听，意图复兴宋国，虽以失败告终，而其志则不可不嘉。若从实绩来看，宋襄公除了定孝公之位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却能列居五霸之一，其原因即在于有志。很多学者都认为，宋襄公没有资格列于五霸。高 就说，宋襄公实际未能称霸，孔子作《春秋》，于鹿上和盂两次盟会，都把宋国排在首位，是因为中原各诸侯国都对楚国俯首帖耳，能够挺身与楚国抗争的，只有宋襄公一人。虽然遭遇多次灾难，最后伤股而死，而孔子却把他列在齐、楚等国之上，是赞其志而非其功。
宋襄公于泓水战败后，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在曹、卫、郑等国都不受礼遇，而宋襄公则在晋文公来访之时以礼相待，且在重耳离开时赠以马二十乘，这在刚刚大败之后的宋国是非常不易的。事实证明，宋襄公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后来楚成王围宋，宋国几乎灭亡，正是赖晋文公之救才得以保存。
宋襄公虽然因泓之战被后人讥为迂阔，但他为宋国称霸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颇有策略的：首先扶植齐孝公，齐国虽遭内乱，但还是非常强大的国家，若能得到齐国支持，则争霸就有了很好的基础；然后又先和小国盟会，扩大自己的实力，在此基础上才与楚国争衡；且在失败后能独具慧眼，结交晋文公，为此后宋、晋的结盟奠定基础。宋襄公争霸失败，一是因为国力弱小，再是急于求成，当然也有一些策略上的失误。虽然没有成功，但其富国强兵的志向确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三 慎杀能仁
宋国和楚国的泓之战，宋国本来占据着有利的形势，他们先在河边摆好阵势，因楚国军队强大，大司马劝宋襄公趁楚军渡河时发动进攻，襄公不肯。楚军全部渡河后，大司马又劝襄公趁楚军立足未稳展开攻击，襄公还不肯。直到楚军摆好阵势，襄公才下令进攻，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面对国人的指责，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此役最为后人所诟病。对于此战，自先秦以后，即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左传》作者借子鱼之口对宋襄公进行了激烈批评，子鱼认为，襄公不知战争的真正含义，面对强敌，如果敌人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未能成列，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好机会。趁机攻取，不是应该的吗？即便这样，还怕不能取胜呢。再说现在和我们对阵的，都是敌人。即便是年老之人，也应该捕获他，更不用说那些头发斑白之人了。出征前就教导士兵兵败是耻辱，就是力求杀敌的，如果敌人受伤还没有死，就应再补杀他。如果害怕再次伤害敌人，那还不如最初就不要伤他。爱惜敌人军队中的年长者不忍下手，那还不如趁早归附敌人。三军就是因为有利才用，金鼓是为了鼓舞士气。三军为求利，所以借助有利形势击败敌人是可取的。而《公羊传》对宋襄公赞不绝口：“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不过，像《公羊传》这样对宋襄公大加赞赏的毕竟是少数，古人对此举还是以否定者居多，认为襄公以仁义自居，不过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其实他是一个残暴虚伪之人，而主要依据就是他曾用 子祭祀。宋代苏辙就认为，《公羊传》赞美宋襄公，认为他在泓水之战的表现可以和周文王媲美，实在是一种过誉。宋襄公侵陵小国，甚至让邾子用 国的国君祭祀雎水之神，这种残暴行为是连桀纣这样的暴君都不会做的，而襄公却想凭借“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这样的言论和文王相提并论，不是太过分了吗？储欣对此也有相似言论，他认为宋襄公不听司马的劝告，不过是固执己见。当失败后，国人都责怪他时，才想出那些言论来为自己掩饰，就像小人犯了错必然为自己找借口一样，其实并不是他真的不忍心伤害敌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宋襄公忍心用 子来祭祀，又怎么会爱惜敌人中的头发斑白者呢？后世学者对于襄公的批评多数都立足于其前后行为的矛盾。其实，这也是对襄公行为的误解，他不过是在不同的场合遵循了不同的古礼而已。在祭祀时自当以神为重，东夷有以人从祀的风俗，襄公遵而行之。至于在战场上，则遵循的是古代的军礼，讲求的是双方贵族式的战争，至于成败则听之天命。襄公所为只能说有些迂腐，而不是虚伪，这也是受宋国特定文化的影响。狂狡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襄公行为合理性的佐证。郑国与宋国交战，狂狡遇郑人，郑人不慎跌入井中，狂狡竟然用戟把郑人救出，二人再战而被郑人所获。狂狡之迂和襄公如出一辙，相互辉映，都是宋国文化熏染的产物。
总之，春秋时期的宋国是殷商后裔，既保留着商人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周文化的许多因素，这样的一种独特背景，造就了宋襄公这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在他看似不可理解的表象背后，其实是宋国文化的一种真实体现，我们只要抱有理解之同情，就可以发现，对于宋襄公，既不用拔之过高，也不用贬之过甚，他的行为都有自己合理的逻辑性。
注：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左传》评点研究（2011-QN-239），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春秋宋国文化现代产业转化的可行性研究，商丘师范学院青年项目《左传评点研究》资助。科技厅项目批号：11240044006。
参考文献：
[1] 冯李骅、陆浩：《左绣》，文海书局，1967年版。
[2] 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3] 魏禧：《左传经世钞》，《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5] 孙琮：《山晓阁左传选》，清守经堂刻本。
[6] 高 ：《左传钞》，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培元堂刻本。
[7] 储欣：《左传选》，清雍正四年（1726）维经堂刻本。
作者简介：李卫军，男，1977—，河南开封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诗文，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关键词：宋襄公 让国能贤 图霸有志 慎杀能仁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公元前637年，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因泓之战的失利受伤而含恨去世。或许，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短暂的一生，会在历史上引起数千年的聚讼。誉者谓其可与文王媲美，讽者则称他不识时势，祸国殃民。时至今日，又有学者认为他具有西方贵族的骑士精神，是孤独的武士。各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是站在不同的时代与立场，塑造出自己心目中的宋襄公形象而已。究其实，宋襄公是受春秋宋国特定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性格，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要对宋襄公有客观的评价，我们应该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春秋宋国文化的背景下去认识他。
一 让国能贤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太子宋襄公理应继位。但他以宋国长远发展为重，认为自己的庶兄目夷“长且仁”，想要让国给目夷。公子目夷认为能以国相让，即是最大的仁义，坚持不肯接受，事遂作罢。后世学者对此颇多讥评，冯李骅即说宋襄公让国是沽名钓誉，非出真心；而卢元昌甚至认为，目夷的贤能远在宋襄公之上，宋襄公即位后，虽然名为霸主，实际上并未有什么善举。在泓水一战被射伤股，回国即因病去世，没有给宋国带来实际好处。谦让虽然是一种美德，但目夷谦让襄公则是多此一举。魏禧甚至说，从宋襄公生平推断，他坚持请立目夷为君主，不过是为了邀取名誉，和王莽的谦让如出一辙。如果子鱼不察，误以为真而接受的话，宋襄公一定会杀了子鱼。
其实，若从宋国历史传统及襄公后来行事可知，襄公让国其实是出于真心，希望能有仁者治理国家，带领宋国重新走向强盛，实现商民族的复兴。宋国为殷商后裔，殷商在继承制度方面，曾有兄弟相及与父子相传两种方式。立子立嫡之制则为周人所定，虽在春秋时期已经为各国所采用，但宋国一直有让国的传统。孔子十世祖弗父何曾让位于其弟鲋祀，即后来的宋厉公，而弗父何则受封为上卿。宋宣公让位于其弟宋穆公，其原因如穆公亲言：“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而宋穆公将卒，又还君位于其兄之子，即宋殇公。虽然后来宋殇公因喜欢用兵，而引起宋国的动荡，招致《公羊传》的批评，认为“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但《公羊传》不过是站在后世的立场上批评古人，并未了解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宣公、穆公之互让，在当时实为美谈。孙琮就认为，宣公放弃立子，传位他的弟弟，穆公又舍弃儿子而还君位给他的侄子，两人所为都是值得称道之事。穆公让位之言，诚恳肫挚，是自然从天性中流出，不仅感情真挚，语言也极其婉转，说明春秋比较近古，风气还比较淳朴。到了后代，父子兄弟之间因为君位相互争夺残杀，却不知羞愧，如果他们每天将这篇文章读数遍，应该不会有争夺君位之事了。正是因为兄弟相及和互相让国的背景传统的熏染，宋襄公让位于目夷当是出于真心，而非如冯李骅、魏禧等所说是为沽名钓誉。
其实，从宋襄公即位后对公子目夷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其让国乃出自真心。后世的君主对臣子名声、才能超过自己的，往往心怀畏惧，加以打击，而兄弟争国、互相残杀的也不知凡几。宋襄公即位后，认为公子目夷是仁义之人，让他做左师主持国政，从而给宋国带来安定。他明知目夷的贤能超过自己，却委以重任，丝毫没有猜忌之心，不正是出于真心的体现吗？公元前639年，宋襄公欲继齐桓公称霸，邀请楚、陈、郑、许、蔡等国在盂盟会，各方约定不带兵甲，襄公轻信楚人，于盟会时被楚人挟持。楚国以宋襄公为人质进攻宋国，襄公让目夷为君率民抵抗，而楚国见无利可图，在鲁国调停下释放了宋襄公。襄公归国后，目夷又还位给襄公，襄公继续重用目夷，而没有猜忌之嫌。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宋襄公让位并非为了博取虚名，后世学者的猜讽多是臆度前人，并没有实际的根据。而从殷商及宋国文化大的背景来考察，宋襄公让国实是为宋国富强考虑，并无太多个人私心在内。
二 图霸有志
宋国本为殷商后裔，曾为天下共主的身份使他们不甘心久居人下。春秋时期，随着周王朝的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各个诸侯国纷纷互相兼并，扩充自己的实力，齐、晋、楚、秦等渐成大国。郑庄公、晋献公、齐僖公等都曾显赫一时，而齐桓公则成为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春秋霸主。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宋襄公即位后，也想要有所作为，重新恢复宋国的大国地位。
宋襄公为了称霸，首先帮助齐孝公稳定君位。齐桓公去世后，五子争立，齐国因君位继承问题而陷入一片混乱，国势出现衰落。齐桓公还在世时，曾经托付齐孝公给宋襄公。齐国内乱让宋襄公看到称霸的机会，觉得可以通过在齐国扶植亲近自己的君主，为宋国发展带来机遇。所以宋襄公率兵护送孝公归国，帮他顺利继承了齐国的君位。
在帮助齐国取得稳定后，宋襄公想要取得东方小国的支持，因滕宣公不听命，为确立自己的权威，宋人执滕宣公。同年夏，又用 国的国君 子祭祀以立威，招致宋国司马子鱼的批评，他认为古代祭祀六畜不互相使用，更不要说敢用人祭祀了。祭祀本来就是为人祈福的，民是神之主，如果用人来祀神，又有哪个神灵会享用呢？齐桓公曾经使三个国家免于灭亡，靠这样的功德来称霸诸侯，还有义士认为桓公的品德不够高尚，现在襄公一次盟会虐待两位国君，且用之于淫昏的鬼神，想要靠这来称霸诸侯，恐怕是很难的事，能够得到善终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应该说，宋襄公此举确实有违春秋时期的社会观念，因为周民族重视仁德，强调以德治国，孔子对于以人偶祭祀尚且诅其无后，更不用说真人了。不过，宋襄公之所以用 子祭祀，主要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齐桓公称霸经历了数十年的苦心经营，而宋国国力不如齐，襄公又即位未久，号令不行于诸侯，所以要用强力压服诸侯。另一方面，商民族本身尚武力、崇鬼神，此次祭祀的又是东夷少数民族之神，所以遵从地方风俗以求佑护，也就可以理解了。
宋襄公所以急于求霸，是因为楚国的威胁。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南方的楚成王乘机坐大，对中原各国步步紧逼，各诸侯国纷纷依附于楚。襄公若不及时争衡，可能失去称霸的机会。所以此后又围曹、为盂之会、围郑，以至于在泓之战中箭落败，汲汲于求霸而不止。宋国大臣一再告诫襄公不要争霸，而襄公始终不听，意图复兴宋国，虽以失败告终，而其志则不可不嘉。若从实绩来看，宋襄公除了定孝公之位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却能列居五霸之一，其原因即在于有志。很多学者都认为，宋襄公没有资格列于五霸。高 就说，宋襄公实际未能称霸，孔子作《春秋》，于鹿上和盂两次盟会，都把宋国排在首位，是因为中原各诸侯国都对楚国俯首帖耳，能够挺身与楚国抗争的，只有宋襄公一人。虽然遭遇多次灾难，最后伤股而死，而孔子却把他列在齐、楚等国之上，是赞其志而非其功。
宋襄公于泓水战败后，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在曹、卫、郑等国都不受礼遇，而宋襄公则在晋文公来访之时以礼相待，且在重耳离开时赠以马二十乘，这在刚刚大败之后的宋国是非常不易的。事实证明，宋襄公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后来楚成王围宋，宋国几乎灭亡，正是赖晋文公之救才得以保存。
宋襄公虽然因泓之战被后人讥为迂阔，但他为宋国称霸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颇有策略的：首先扶植齐孝公，齐国虽遭内乱，但还是非常强大的国家，若能得到齐国支持，则争霸就有了很好的基础；然后又先和小国盟会，扩大自己的实力，在此基础上才与楚国争衡；且在失败后能独具慧眼，结交晋文公，为此后宋、晋的结盟奠定基础。宋襄公争霸失败，一是因为国力弱小，再是急于求成，当然也有一些策略上的失误。虽然没有成功，但其富国强兵的志向确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三 慎杀能仁
宋国和楚国的泓之战，宋国本来占据着有利的形势，他们先在河边摆好阵势，因楚国军队强大，大司马劝宋襄公趁楚军渡河时发动进攻，襄公不肯。楚军全部渡河后，大司马又劝襄公趁楚军立足未稳展开攻击，襄公还不肯。直到楚军摆好阵势，襄公才下令进攻，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面对国人的指责，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此役最为后人所诟病。对于此战，自先秦以后，即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左传》作者借子鱼之口对宋襄公进行了激烈批评，子鱼认为，襄公不知战争的真正含义，面对强敌，如果敌人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未能成列，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好机会。趁机攻取，不是应该的吗？即便这样，还怕不能取胜呢。再说现在和我们对阵的，都是敌人。即便是年老之人，也应该捕获他，更不用说那些头发斑白之人了。出征前就教导士兵兵败是耻辱，就是力求杀敌的，如果敌人受伤还没有死，就应再补杀他。如果害怕再次伤害敌人，那还不如最初就不要伤他。爱惜敌人军队中的年长者不忍下手，那还不如趁早归附敌人。三军就是因为有利才用，金鼓是为了鼓舞士气。三军为求利，所以借助有利形势击败敌人是可取的。而《公羊传》对宋襄公赞不绝口：“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不过，像《公羊传》这样对宋襄公大加赞赏的毕竟是少数，古人对此举还是以否定者居多，认为襄公以仁义自居，不过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其实他是一个残暴虚伪之人，而主要依据就是他曾用 子祭祀。宋代苏辙就认为，《公羊传》赞美宋襄公，认为他在泓水之战的表现可以和周文王媲美，实在是一种过誉。宋襄公侵陵小国，甚至让邾子用 国的国君祭祀雎水之神，这种残暴行为是连桀纣这样的暴君都不会做的，而襄公却想凭借“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这样的言论和文王相提并论，不是太过分了吗？储欣对此也有相似言论，他认为宋襄公不听司马的劝告，不过是固执己见。当失败后，国人都责怪他时，才想出那些言论来为自己掩饰，就像小人犯了错必然为自己找借口一样，其实并不是他真的不忍心伤害敌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宋襄公忍心用 子来祭祀，又怎么会爱惜敌人中的头发斑白者呢？后世学者对于襄公的批评多数都立足于其前后行为的矛盾。其实，这也是对襄公行为的误解，他不过是在不同的场合遵循了不同的古礼而已。在祭祀时自当以神为重，东夷有以人从祀的风俗，襄公遵而行之。至于在战场上，则遵循的是古代的军礼，讲求的是双方贵族式的战争，至于成败则听之天命。襄公所为只能说有些迂腐，而不是虚伪，这也是受宋国特定文化的影响。狂狡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襄公行为合理性的佐证。郑国与宋国交战，狂狡遇郑人，郑人不慎跌入井中，狂狡竟然用戟把郑人救出，二人再战而被郑人所获。狂狡之迂和襄公如出一辙，相互辉映，都是宋国文化熏染的产物。
总之，春秋时期的宋国是殷商后裔，既保留着商人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周文化的许多因素，这样的一种独特背景，造就了宋襄公这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在他看似不可理解的表象背后，其实是宋国文化的一种真实体现，我们只要抱有理解之同情，就可以发现，对于宋襄公，既不用拔之过高，也不用贬之过甚，他的行为都有自己合理的逻辑性。
注：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左传》评点研究（2011-QN-239），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春秋宋国文化现代产业转化的可行性研究，商丘师范学院青年项目《左传评点研究》资助。科技厅项目批号：11240044006。
参考文献：
[1] 冯李骅、陆浩：《左绣》，文海书局，1967年版。
[2] 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3] 魏禧：《左传经世钞》，《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5] 孙琮：《山晓阁左传选》，清守经堂刻本。
[6] 高 ：《左传钞》，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培元堂刻本。
[7] 储欣：《左传选》，清雍正四年（1726）维经堂刻本。
作者简介：李卫军，男，1977—，河南开封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诗文，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