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辽城望月》中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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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御驾亲征高丽,攻克辽东城,其间所作诗篇,记录了此次征战的情况。通过对其这一时期所作的《辽城望月》的译疏,可见李世民军旅诗作的雄健风格,并反映出李世民的军事策略,并进一步考证此次征战的史实。
  关键词:李世民 《辽城望月》 辽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隋炀帝出师未捷国先亡,辽东一直成为中原统治者的心头大患。隋灭唐继,在隋炀帝第一次征辽东的三十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西部大人泉盖苏文发动政变,国内大乱。唐太宗李世民为收复辽东,决定亲自出兵征战,对高丽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唐太宗645年御驾亲征高丽,五月攻克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九月攻安市城(今辽宁省大石桥市汤池镇)不下,班师回朝,其间所作诗篇,记录了此次征战的实况及感受,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佳佐证。其中《辽城望月》一诗,可视为开启有唐一代诗篇之先声,是辽东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辽城望月》原诗如下:
   玄菟月初明,澄辉照辽碣。映云光暂隐,隔树花如缀。魄满桂枝圆,轮亏镜彩缺。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驻跸俯丸都,伫观妖氛灭。
   这首诗是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攻克辽东城后,以胜利者的姿态登城楼望月赋诗。夜里,唐太宗登上城楼,天空中月大如盘,太宗对月沉思,自豪感涌上心头,不禁诗兴大发,写就了这首千古佳句。此为五言古诗,杂以律句,押入声屑韵。本文通过试作《辽城望月》译疏,兼及补缺拾遗,探赜勘误,以期达到对诗作内涵深入发掘以及对相关历史事实加以考订之目的。
   一 “玄菟”与“辽碣”的地理勘定
   本诗第一句“玄菟月初明,澄辉照辽碣”意为:东方的月亮刚刚升起,清澈的光辉洒落辽东大地。玄菟,古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置。治所在沃沮(夭租)城(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辖境相当于今辽宁东部至朝鲜咸境南道和咸境北道一带。汉昭帝时移治高句丽(今辽宁新宾西),东汉又移治今沈阳东,北魏以后地入高句丽。《通典》指出:“高句丽自东晋以后,居平壤城,亦曰长安城……在辽东南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此“玄菟”泛指辽东。隋唐之际,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为使三国永敦邻好,倾心于唐,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二月,曾封高丽王建武为辽东郡王,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封新罗王金真平为东浪郡王。贞观以后,唐朝内部统治已趋稳定,唐朝遂改变对三国持平的政策,而扶植新罗。时逢高丽盖苏文杀主建武,自立为莫离支,改变了亲唐政策,并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再次向唐求救,于是太宗李世民决定出兵讨伐高丽。
   “辽碣”为辽东和碣石一带。在中国帝王文化中,除了特有的帝王文化——泰山文化,还有一个尚未被发掘的帝王情结——碣石情结。“碣石”作为山名,在中国地理上有多处,此指汉时乐浪郡遂城县之碣石山。《通典》曰:“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城县,长城起于此山,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此碣石山即今朝鲜平壤西南南浦北至龙岗。李世民贞观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亲征高丽手诏》曰“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的“碣”即指此碣石山。诗中的“辽碣”泛指辽东一带,自然包括辽东城。此刻,李世民这位独领风骚的政治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因为攻克辽东城可视为“问罪辽碣”的目的已部分达到。
   二 “入云”之月隐含的“兵道”
   “映云光暂隐,隔树花如缀”意为:掩入云中的月光暂时被遮隐起来,隔着树影,花犹如粘缀上去一般。这两句字面上写的是月的动态和月下的朦胧景象,透过字面,却寓含着用兵布阵的两个阵法:“瞒天过海”和“树上开花”。
   此次东征,唐朝水陆两军齐发,李世民亲率六军督战。《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虽有李世民“次辽泽”(到辽泽)、“至辽泽”(辽泽:辽河下游沼泽)、“渡泽东”(渡过辽泽东去)、“渡辽水”等,但李世民究竟是从海上还是从陆路登上辽东大地的,却语焉不详。这就为不同的推测留下了空间。明朝《永乐大典·薛仁贵征辽事略》的说法是:李世民从海上登陆辽东。当初李世民随军来到海边(山东莱州),面对汪洋大海,对渡海征战心有忧虑,在将领张士贵和薛仁贵等人的策划下,用巧妙的伪装办法瞒过李世民,使其和三十万大军乘坐打造好的大船,安稳渡海。所谓“映云光暂隐”即是兵法所说“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是指最公开的行动中隐藏着最秘密的谋略。薛仁贵等人瞒过天子李世民,使其在不察“伪装”的情况下,安然渡海,此说虽然有传奇色彩,但却是战术学家常津津乐道的书证,成了有名的战计“瞒天过海”的出典。
   “隔树花如缀”则明显在演绎“树上开花”的阵法了。“树上开花”是借局布阵战术的比喻说法。兵法云:“此树本无花,而树则可以有花。剪彩粘之,不细察者不易觉,使花与树交相辉映,而成玲珑全局也。”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出巡北部边塞,被突厥可汗包围在雁门。李世民见到求援诏书后,前去救驾,投身到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麾下。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李世民向云将军大胆提出多设旗鼓、实施虚张声势的疑兵阵法。所谓“昼见旌旗,夜闻征鼓”,使突厥可汗误以为隋大队援军已到,于是下令撤军,隋炀帝因此得救,那一年李世民十八岁。借局布阵,假象退敌,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疑兵计“树上开花”。青年时期战术上的崭露头角深深地嵌入李世民的军旅记忆中,总是挥之不去,如今借着“隔树花如缀”的镜像流露出来,可见李世民诗歌意趣总是与其胸中的“兵道”相表里的。
   三 从“月轮”体察“是非”
   “魄满桂枝圆,轮亏镜彩缺”意为:月宫满盈时,其圆如明镜;月轮亏缺时,月镜就有失光彩。“魄满”即月圆光满,“桂枝圆”指月儿正圆。此侧重指明望月的时间——月儿正圆时。唐军攻克辽城的时间为五月甲申(十七日),李世民“麾将士登城望月”,望月时间当为十七日晚。当月球和太阳处在正相反的方向(黄经180度)时,可见整个月面,这时的月相称为“望月”或“满月”。由于月球天平动的原因,正面占月球的59%,背面占月球的41%,所以农历十四到十七日所观月面几乎都是圆的。“轮亏”指月轮亏缺。月球出现明显的“轮亏”之相当在二十日之后。按照王国维的说法,“轮亏”(“死魄”)当在二十三日之后,与李世民登辽城的时间(五月十七日)错位。从上联的“映云光暂隐”,此联的“魄满”、“轮亏”,到下联的“临城却影散”可以看出,作者用的是“心随月走”的时空同步的纵贯式结构。
   综观以上两句,不应认为李世民单纯为咏月而咏月,而且作为咏月诗,“魄满”与“桂枝圆”、“轮亏”与“镜彩缺”几近同义反复,但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通过眼前景物的借托式联想,激发出一体两面、得失相伴、相反相因的形而上“两点论”思想,也是可圈可点的。
   据《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李世民是一个善于“非察是,是察非”的有朴素辩证思想的政治家,其思想和古代“两点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资治通鉴》载,“唐军会围辽城时,南风急,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 其西南楼,火延烧城中,因麾将士登城,高丽力战不能胜,遂克之。所杀万余人,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李世民此次东征,群臣中多有反对意见,李世民概不采纳,以致一意孤行,劳民伤财,实际上也没有实现预计的军事目标。两年前魏征病故时,他曾对侍臣说:“魏征没(殁),朕亡一镜矣。”此次东征不成功,使他“深悔之”,叹曰:“若魏征在,不使我有是行也。”此说虽有饰过之嫌,但这也许就是他从“魄满”中看到“轮亏”的难以祛除的心理阴影。“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在所难免,但“不聪不明,难以为王”。“天下熙熙,一盈一虚”,而“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李世民能从“魄满”中看到“轮亏”,于攻克辽城中觉察“是”中之“非”、“善”中之“不善”,于“胜利”中体察“用兵之害”,也许即是一代“英主”对事物规律的“本质发现”。
   四 “驻跸”“临城”的壮志与思考
   “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意为:当月亮升到辽城上空时,遮住半个月亮的云影散去了,环绕着的月晕却又重重围结起来。“驻跸俯丸都,伫观妖氛灭”意为:由驻跸之地俯视丸都城,等着瞧敌军凶焰被消灭的情景。“临城”指月亮升到辽城上空。因“临城”居高而朝下,可以引申为帝王驾临。“带晕”可释为伴随月晕。晕,月晕,即风圈。民谚曰:“月晕午时风。”成语“箕风毕雨”出自《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孔传:“箕星好风,毕星好雨。”箕、毕皆二十八星宿之一。《孙子兵法·火攻》篇曰:“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日者,用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古人认为,月球行经箕、壁、翼、轸四个星宿时,是起风的日子。兵法认为,风起之日,宜于火攻。因此,“重围结”明显带有军事用语色彩。《资治通鉴》载: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五月丁丑(初十)渡辽水(今首山与鞍山之间的沙河),驻军于马首山(即今辽阳首山),旋亲率数百骑兵,与李世 (原名徐世 ,即徐懋功)大军会围辽东城。“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这就是“重围结”的史实根据。“驻跸”,帝王出巡途中暂留之地,此指辽城。“丸都”,古城名,在吉林省集安市西北。由“驻跸”一词亮出身份,同时表明攻取辽城不过是途中暂留,还要继续进军,直到“问罪碣石”。
   结尾两句表露心声,卒章显志,叙议结合,虚实互动,化生主旨。由于前句已有所铺垫,故语势显得平顺自然,减少了结尾生硬突兀之弊。
   总之,全诗慷慨激昂,格调积极,借望月表达了作者攻占辽东城后的兴奋心情。而在征讨高丽的整个过程中,太宗皇帝不但亲上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在修筑攻城的工事、过沼泽时铺路等这些苦力活均亲力亲为,最后回程的时候跟士兵一样破衣敝裳,坚持不换他那件已经满身是洞的黄袍。“无衣”的歌谣传唱了千年,太宗皇帝恐怕是最得个中三味的君王之一了。唐军在这次东征中,共攻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入山海关内。共歼敌四万,降其大将二人,裨将及官人酋帅子弟三千五百,兵士十万人,并给程粮放还本土,又获牛马各五万以及大量的粮食。唐军自身损失近两千,战马死者十之七八。从此,高丽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调遣精兵强将,果断利用高丽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大胆进击,终于在公元668年灭亡高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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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梁呐,女,1974—,辽宁辽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工作单位:大连海事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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