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刘强教授的“四书通讲”专题曾于2019年到2020年在我刊以专栏形式刊出，总共20期，专栏受到读者和学界的普遍好评。近日，我们得知“四书通讲”已结集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这对于我们编者来说，是一种鼓舞，说明我们的专栏将以另一种形式走向更广大的读者，在此我们刊出刘强教授的自序和两篇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一

　　“四书”，是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经典。一般认为，它们分别源自先秦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故又被称作“四子书”，简称“四书”。此“四子”，不仅皆有“圣”名——古人尊孔子为“至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而且师承明晰，线索宛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这四位圣贤人物及其思想言论，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日益彰显，并最终成为早期儒家“学脉”和“道统”的奠基者和代言人。
　　“四书”之名，始于南宋大儒朱熹。他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独择出，与《论语》和《孟子》合为一体，不仅“激活”了蕴含于“四书”中的儒家“道统”的新生命，而且开启了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的一个新时代。元、明两朝以至清末，在长达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于中华文明的赓续与民族精神的凝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坐标图上，元、明、清三朝基本上呈现出由“波峰”到“浪谷”的下降态势，以至形成了所谓“历史三峡”中最为凶险的“瓶颈”阶段，其积重难返的“现代转型”困境至今未能走出——我们的这一判断事实俱在，史有明证，不劳辞费。但是，如果抛开“以今律古”“以西释中”“以新非旧”等各种“现代性成见”，有一点恐怕不能不承认，即在蒙、满二族入主中原，民族冲突与融合成为一大时代命题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文明的“慧命”虽然迭遭摧残，“花果飘零”，甚至一度命悬一线，却终能浴火重生，不绝如缕，绵延代序而至于今日。这其中，当然离不开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艰苦卓绝、向死而生的担荷与牺牲，不过，如果我们转换一种视角，问问何以手无寸铁的读书人，竟能在刀光血火中挺立人格、张扬节义、百折不挠、蹈死不悔？想想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生命是如何得以“型塑”，并展现出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品格和灵魂境界的？……这些问题一旦被追问下去，则作为王朝政教体系价值终端的“四书”，其在近代以前多民族国家中的历史地位及文化价值，便会灵光乍现，呼之欲出。
　　我们无意也无须夸大任何一部经典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作用，但对于“四书”这样的经典而言，最为可怕的反倒不是“推明”和“阐扬”，而是“低估”和“歪曲”。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朱元璋删《孟子》”。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后，既不得不尊重“四书”在王朝政教体系中的经典地位，又不惜动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对《孟子》中诸如“民贵君轻”“土芥寇仇”“独夫民贼”之类训诫共八十五条予以“删削”或“腰斩”，仅留下了一百七十余条供天下士子诵读。这一史实告诉我们，“四书”不仅不是“养成奴性人格”的渊薮，其内在凝聚的“道”的能量，反而使其成了涵养士人节操、培植文化生命、唤起天道敬畏、制约皇权膨胀的肥沃土壤。换言之，在代表世俗权力的“势统”与代表天道信仰的“道统”的现实博弈中，“势统”要想获得其政权“合法性”，依旧不得不借助“道统”的加持和护佑——这是“道尊于势”的儒家价值理想自始至终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明证。从这一角度说，承载“道统”理想的“四书”之于元、明、清之际的中华文化，几乎可谓是虽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却足以“维系斯文于不坠”的定海神针和中流砥柱！
　　我们固然可以批判皇权专制对圣贤经典的利用，使经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维护政权稳定的意识形态教条，但是，如果我们尚有基本理性，就绝不应该倒果为因，认定经典之所以被统治者利用，乃是因为其本身“有毒”！退一步说，即便经典真的“有毒”，那也应该是“药毒”，而非“病毒”。而歷代统治者之所以借经典以自重，不过是因为他们自知“有病”——中外各种专制制度无不自带“病毒”——所以要用一剂“祖传秘方”般的良药来“对症下药”，“以毒攻毒”。至少，他们要向民众展示一种姿态，表明自己是“奉天承运”“应天顺人”“尊道行道”的，绝不至于昏聩到“讳疾忌医”的地步，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愿意“刮骨疗毒”！遵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逻辑，拥有现代理性的我们，当然可以甚至必须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这些“美言”表示怀疑，但我们就算再怀疑，也不应该殃及无辜——我们不能因为说话者失信，就将“美言”或“经典”本身也一概否定。如果把经典比作良医，救死扶伤乃是其天职，对病患自当一视同仁，岂能因求医者有道德缺陷，就拒之门外，见死不救？又或者，岂能因恶人利用良医为自己治病，就认为这良医是庸医甚至恶医了呢？
　　所以，经典被历代统治者利用，完全不损经典本身之价值，甚至恰是从反方向印证了其价值。同理，今天的人因为不明此理，而对经典妄下雌黄、极力诟病，除了证明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外，又于经典何伤呢？相比世界上有些地域和族群虽然也在地球上存续数万年以上，却至今依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文化经典和精英传统而言，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即使不应该沾沾自喜，妄自尊大，至少也不必妄自菲薄，顾影自怜，甚至自暴自弃吧。毕竟，一个有圣贤、有经典、有文化、有传统的民族是值得庆幸的，也是应该得到祝福的。
　　就中国传统学术而言，“四书”以及历史地形成的所谓“四书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儒家“道统”之始基、儒学“学统”之圭臬。“道统”说是由中唐大文豪韩愈发明的，就此开启了“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理学革新运动，至南宋朱熹而得融贯之，条理之，并张大之。尤其是朱子穷一生之力，为“四书”所做的精彩注释，真可谓“转移风气，重昌绝学”“融释归儒，厥功甚伟”a，使儒学的面目、气象与格局豁然为之一变。南宋以后，读书人若想通经致用，进德修业，鲜有不从“四书”下手入门者。要知道，一部经典的形成，绝非一时、一地、一人所可一蹴而就，以“四书”而言，不知经过多少大贤名儒“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世代接力，精研深考，扬榷诠释，才得以奠定其学术价值和道统地位。中国古典学问常常强调“天理”和“道心”的体察和传递，一个个体的人难免会有各种“私心杂念”，但当他面对浩瀚博大的经典时，必须怀揣一份虔诚庄敬之心，否则绝不可能完成经典的“发明”与“再造”。所以，经典所承载和彰显的绝不可能是某一人的私欲和偏见——即使偶有偏见，也会被后人的正见所覆盖——其所凝聚的乃是整个民族文化的魂魄，故经典之为物，实乃历代贤哲豪杰良知、学养、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这样的经典，当然具有超越皇权和政统的历史文化“公信力”，因而常常成为圣贤精神和“道统”的象征。汉代《太平经》有云：“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辞，以为圣经也。”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即“圣经”一词，绝非西洋文化的“舶来品”，而是中华文化的“土特产”——翻开自汉朝迄于清末的文献典籍，“圣经”一词几乎俯拾皆是，其所指代的，不是西方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而是儒家“十三经”系统的圣贤经典。就此而言，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才是中华民族（至少是汉民族）自己的“圣经”。
　　相比各自独立、内容庞杂的“五经”而言，“四书”显然更具有“一以贯之”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哲学性，它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圣经”，也是中华文化的另一部“道德经”。和老子的《道德经》多谈“自然”与“天道”不同，“四书”所建构的，是一个立足于“人道”去体察“天道”，并致力于将“天道”下贯于“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载“天道”的精神“道场”和思想世界。更有意味的是，如果我们把“四书”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就会产生一种“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的“格式塔”效应。你会发现，宋儒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单独挑出来，使之与《论语》和《孟子》相绾合，实在是一种“再造经典”的创举和壮举。而使这四部经典有效且有机贯穿的，正是一个大写的“道”字！
　　可以说，朱熹殚精竭虑以注“四书”，本身就是一个在“修道”中逐渐“悟道”，又借“四书”以“明道”和“传道”的精神探险，其心路历程之所以卓绝伟大，就在于他是站在整个民族的“精神巴别塔”上，以“人心”体察“天心”和“道心”，以“物理”求得“天理”和“道理”。所以，“四书”的汇聚，绝不是简单的“文本叠加”，而是把《论语》中子贡所“不可得而闻也”的“性与天道”等“大哉问”，通过《大学》《中庸》和《孟子》的“义理诠释”进一步酝酿、发酵、激活，并最终产生了一种类似“核聚变反应”的神奇裂变。儒学，正是经过这样一种更具形而上品格的“理学转型”，才终于能够上达“天道”，下启“人道”，实现了相对于先秦“轴心时代”的又一次“哲学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又几乎可谓是一部“究天人之际”“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道书”！

二

　　这里，很有必要澄清今人对儒学的一个误解。受近现代以来百年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今人多以为儒学只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庙堂之学，是不切实际甚至虚伪迂腐的高头讲章，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与现实人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以为，这些理解如果不能说全错，至少也是大错特错的！很多人带着这样的误解去看待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却完全无视儒学被毁弃之后的最近百余年，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威权主义等不仅没有在现实中消失，甚至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有时候，基于道德教条的义愤常常蒙住了智慧的眼睛，我们常常因为对现实不满，就把所有责任“诿过”给了祖宗和传统，殊不知，现实的种种弊病，正有很大一部分恰是因为毁弃了祖宗和传统所使然。很多人对儒学的偏见，往往是建立在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上，他们常常仅只是看到了“外王”之学的流弊，便兴奋得忘乎所以，却完全不晓得儒学并不仅有“事功”这一个选项——儒学更为根本的“内圣”之学，是完全可以做到鄙薄富贵、傲视王侯，甚至视天下若敝屣的！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b所以，仅仅把儒学当作一家学说、一种学派、一门学问，甚至一个学科，势必会造成对作为人类一大文明体系的儒学之“全体大用”的遮蔽、拘囿和扭曲。用现代的学科建制来反观儒学，不难发现，今天大学里的所有单一学科都不足以与儒学做“等量代换”。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例，诸如哲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艺术学等诸多门类，都不可能以儒学为分支学科，而反过来，它们却能在儒学的疆域内找到自己的学科位置。这一点，是古代意义上的“诸子百家”如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不可比拟的，也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佛教、道教等宗教无从望项的。作为一种“入世”的思想文化系统，儒学是一种包涵天人合一的价值信仰、内圣外王的治理之道、孝悌忠恕的伦理品格、仁爱义权的生命智慧、格致诚正的修养工夫、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谱……的多元、多维、开放、包容的人类文明体系。唯其如此，古代的学者——不管是哪一个思想流派或学术方向的学者——常常拥有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共名”——“儒者”；其中最饱学、最有成就的学者，则被称作“大儒”或“硕儒”。如果我们只看到儒学呈现出来的某一个局部——有时是尚未全幅展开的逼仄而灰暗的局部——便以为自己看到了其包罗万象的整体，就难免会如盲人摸象、矮子观场、坐井观天一样，顾此失彼，以偏概全，长此以往，不仅得不出合情合理、实事求是的判断，也阻碍了自己的心灵向更大、更广的空间开放和拓展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与西方文化重哲学思辨与逻辑推演不同，中华文化更为看重的是生命印证与躬行践履。中华文化念兹在兹的不过一个“道”字——“知道”“闻道”“悟道”“体道”“求道”“行道”“传道”“達道”“弘道”等——可以说，诸子百家，各有其道。而儒学之道，总不离开一个“人”字，故儒学者，人学也；儒道者，人道也。儒学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处理好各种关系——如人我关系、群己关系、天人关系、心物关系等——所以，“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成己成人”“爱人亲仁”“尽心率性”“知命知天”，也即理想人格的不断完善与精神生命的全幅实现，才是儒学最初的生命关切，也是儒学最高的终极理想。
　　近百年以来，经典教育断裂，工具理性盛行，专业教育当令，致使在体制内完成中小学教育者，一旦进入大学，除非文史哲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人都与传统文化经典渐行渐远，再无交集。尤其是，在理工科专业至上的教育生态下，许多青年学子热衷于选择实用技能性专业，以为只要有了一技之长，能跻身收入稳定、衣食无忧的白领中产阶层，便算万事大吉，很多人再也不去读书，对天下大事漠不关心，对人文价值茫然无知，甚至对经典作品嗤之以鼻——这不能不说是当下教育和社会生态的一大弊端，其“病灶”源自现代人类共同陷入的精神疾患和价值危机。事实上，即便在现代化进程更为迅捷和领先的西方世界，人们对古代经典也是怀着崇高敬意的。我们通过“大数据”得知，诸多发达国家国民的读书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前几种书多是文史哲经典，而中国大学的借阅排行榜，则贫瘠、世故、幼稚得令我们这些大学教师汗颜。这样的一种文化生态和阅读水准，连养成健康心智、健全人格尚且不能期待，又如何指望年轻学子能够对“四书”这样的经典，怀着一颗好奇、探索、怀疑、反思，或者尊敬、汲取、感悟、体证的“平常心”呢？ 　　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曾这样解释经典：“经典不是指一本书拥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经典是指一本被世世代代的人们由于各种原因的推动，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所阅读的书。”想想看，我们对自己的经典，是否还能够怀有这种“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或者如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呢？美国当代哲学家、《正义论》作者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说：
　　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绝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
　　我想，罗尔斯所谓“作者比我聪明得多”，不仅是对往圣先贤的真诚礼敬，也是对自己智识有限性的深刻洞察——这，才是我们读书应有的态度。
　　所以，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通读“四书”，了解其所涵盖和传递的中国人的“日用常行之道”，就绝非仅有“知识考古学”的价值，而更有个体生命的滋润与成长的意义。以我个人的经验和体悟而言，通过亲近古典去感悟大道，体贴圣贤，实在是一件“人间值得”的事情。

三

　　最后想说的是，本书的后半部分，基本上是在庚子年“新冠大疫”的“禁闭”中写成的。其间，我还涂鸦了近二十首旧体诗聊抒感喟，以遣忧闷。也就是在那样一种“不胜今昔之感”的处境和心境中，我反而更加坚信中华传统文化之“道”对于今日世界和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当整个世界恰逢动荡、裂变、险象环生、危急存亡之秋，当人类社会几乎全体陷入迷茫、焦躁、恐惧而变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之时，我们的确应该静下心来，收视反听，默诵古人的告诫，参悟圣贤的智慧，重建传统的价值，守住古老的信仰，反思当下的悖谬和乖戾——唯有立身于“道”中，方能“以不变应万变”！
　　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反观当今世界，似乎真被庄子“不幸言中”了！但是，当我们对“术”的诡谲、变诈、凶险感到绝望时，更應该相信“道”的清明、正大、广远！我们更应该坚定地相信——人类社会种种乱象、一切困厄和所有灾难，至少在相当大的概率下，乃是因人类不知道、不合道、不顺道所导致！
　　忽然想起一句西方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还有本土一首古老的祝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蜡辞》，见《礼记·郊特牲》）
　　让我借用以上的句式说一句：“桥归桥，路归路；道归道，术归术！”
　　如果我们看到了“术”的机心、贪婪和丑恶，尽可以去批驳、揭露和摒弃；但切莫因此怀疑“道”的“真实无妄”与“廓然大公”！这绝不是迂腐，而是信念——对古老智慧的信念；甚至是信仰——对天道圣教的信仰。
　　如果因为挫折就不信，因为磨难就不信，因为别人质疑就不信，因为没看到结果就不信——那不是智慧，也不是理性，而只是蒙昧和怯懦，是自私和狭隘，甚至，是功利和世故！
　　夫“道”之为物，彻天彻地，至大至刚，可放诸四海而皆准，可俟诸百世而不惑；故曰：“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人”之为物，禀天地之精华，汲日月之灵气，可参赞天地，可位育万物；故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之最贵者也。”
　　“天道远，人道迩。”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故一切学问，当自“人道”始。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一切善恶因果，皆非虚妄，“公道自在人心”。故天人合一之道，不感不通，感而遂通，一通则百通，通则可大可久。
　　“道”无处不在，人皆可行，但通向“道”的路口，却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只有一道“初极狭，才通人”的“窄门”c，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的。
　　摆在您面前的这本小书，浅薄微末，不过如恒河一沙，沧海一粟，实在不值一哂。作为一个年轻时深受反传统思想影响的曾经的“新青年”，我不过是碰巧在人到中年时，通过谦卑的阅读和思考，隐约听到了来自远古的“道”的声音，然后斗胆将这声音再做“破译”和“解析”，分享给有缘的读者罢了。在我看来，“四书”巍峨如山岳，其中有“道”，其道有“脉”，我不过是把我勘探出的一条隐而未显或者显而未彰的“道脉”，笨拙地勾勒出来，煞有介事地设置一些道口和路标，以便于后来者识别而已。
　　我颇怀疑，我终究不过是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虽然在走出“桃花源”后，“处处志之”，到头来，却只能落得个“遂迷，不复得路”“后遂无问津者”的玄幻结局。
　　我只能默默祈祷——但愿不会吧！
　　2020年9月6日草就于守中斋
　　a钱穆：《四书释义》，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页。
　　b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4页。
　　c借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对众人所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世界几大古老文明，无不有“道”，而进入其“道”的门，无不是乏人问津的“窄门”。
　　（《四书通讲》曾于2019—2020年在《名作欣赏》连载20期，新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作 者： 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竹林七贤》《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论语新识》《古诗写意》《世说三昧》《穿越古典》《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等著作二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