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广东的长篇小说《雾里红尘》，以鲁中南一带的抗日活动为叙述主体，上溯民国，间以唐代传奇与风物传说，下至当下，在时空的多维度里展示了历史的或然性、文化的多元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带给我们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与历史文化的昭示。
　　一、 多维的叙事结构与厚重的文化底蕴
　　作为历史的叙述，作品有意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叙述方式，尽量立体多元地展现了一段被无限延宕的的文学时空。小说以抗战为背景，以秦家、罗家、郭家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叙述线索，重点写了鲁中南山区的一段抗战传奇，尤其是罗宝钰与郭松“黑白大侠”大展神威、勇锄日寇的情节较多体现了民间侠义英雄的风格，满足了国家的公众记忆与民间想象，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但如果作者将笔墨停留于此，也只是“抗日雷剧”的一种滥觞，《雾里红尘》一开始，作者就将最重要也是整部小说的一大特点的“天使计划”的暗线或“悬念”暗示给了读者，让它在文本中若隐若现，时断时续，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也形成了作品的内驱力与这部小说的另一类传奇色彩。那段被历史的雾霾湮没了的隐秘的故事触动人类人性最灼痛的伤口，陌生化叙述使这部作品卓尔不群。
　　关于牛蹄泉、秦罗河、青龙潭、卧虎山、风寒岭、天工寺的传说同样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民俗文化的意韵。尤其是天工寺，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一个结构的榫卯与文化隐喻符号。从结构上看，楔子总揽全篇，交待了秦家、罗家、郭家的主要人物关系及地理环境、历史传说，主线从天工寺开篇，以天工寺结束，榫接丝连，绾合起了整个抗日活动及牛镇、鹿鸣港的历史变迁，流畅圆润，自成方圆。从文化意蕴来看，主人公宝钰的得道悟禅（静尘与静海的说道与宝钰的最后出家）皆源于此。作品幅散出了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主要是齐鲁文化）、家族文化、战争文化等元素，进而在世界大文化的视角下探微历史的斑驳陆离与人性的幽暗曲折。而其中有关的神话传说与奇幻场景的穿插描写，又为这部小说抹上了一层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从而将传统性与现代性融为一体。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
　　二、 人物的丰富性与人性的复杂性
　　马广东的小说有很强的生命意识，他借助人物的成功塑造，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打开作品，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血肉丰满，呼之欲出。作者以罗宝钰为軸心，特意安排了两组人物关系，一组是罗宝钰与郭松：两个人一白，一黑；一少爷，一农民；一用钢鞭（令人想起三鞭换两锏的秦叔宝与尉迟恭），一使扁担；白袍小将与黑脸大汉更是民间侠义英雄的意象。前者由热血男儿，志在驱虏，到后来笑看红尘，得道悟禅；后者由抗日奇侠，快意恩仇，到留恋家庭，回归农耕。前者因家境优裕，多了些历史因袭的重担；后者因出身贫苦，少了些现实生活的羁绊。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乡村文化的两种走向，也藉此表达了作者对乡土中国的深长思考。另一组关系是罗宝钰与秦少武：两个人一天真，一糊涂；一涉世不深，一城府很深；一个在民族大义上保持大节，顶天立地；一个在大是大非上陷入困局，终为炮灰。两个人关系的缠绕同样体现了作品的精神向度：越是乱世，危难之际，越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越是要深明大义，保持民族气节，任何投机取巧的小聪明最终都不能改变附逆的罪愆的命运。
　　围绕着两组关系，还有几个重要人物在影响着、改变着人物关系与情节发展的走向，如以善人面孔出现的日本人姚成龙（堀场龙），他担负天皇使命，是罪恶的“天使计划”的具体实施者，他相对第一组关系而言是双刃剑，以软剑拉拢罗宝钰作为实施罪恶计划的棋子，以暗剑借助变节的潘常义“借刀杀人”，欲除掉抗日英雄郭松；他相对第二组关系而言是魔法石，在他的软硬兼施中，秦少武成了他的傀儡，罗宝钰则破咒成了他的“终结者”。另外，在以上二人与女人们错综复杂的情爱关系中，他是催化剂，也是迷幻药。他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代表了人性的全部的丑恶与阴暗，是魔鬼与罪孽的化身。
　　还有孔乙己式的落第秀才罗世寅，他是落伍时代却恪守美德的一个符号；政治上变节却深陷自责、难以自拔的县委书记潘常义，在他身上体现了生命个体与民族利益的历史纠结；值得注意的是秦家族长秦怀河，则体现了乡绅地主的多面性特点，他撇不开自身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地位，游走在日本人、共产党、国民党多方集团之间玩太极自保，特别是和堀场龙父子之间的关系，简直是引狼入室，但最后秦怀河还是保持了民族大节与传统文化的大义，保护天工寺，鼓励抗日活动，死于日寇枪下，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打破了简单的善恶判断与阶级话语（土改话语）、政治话语的窠臼，挣脱了脸谱化、类型化的惯性思维模式。
　　一些女性形象在参差对照中也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如知书达礼的闺秀罗宝莹，爽直泼辣的郭珊，忍辱负重的翠凤，纯洁透明的怡红，她们是深邃、幽暗的历史王国里的一抹绯红，是作品“以情感人”的一道亮丽的、柔性的风景线，她们自足地生长在生活的故事里，将爱恨情仇挥洒在刀光剑影的血腥之中。
　　整体而言，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尽量还原了历史情境，站在现代性人文立场上，将民族性、阶级性与人性缠绕在一起， 让情节随着人物命运流转，在去本质化的努力中，展示了一种大苦难，大悲悯，大情怀。
　　三、叙述节奏的自如把握与语言的流畅、清爽
　　小说是叙述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好的小说要充分展示汉语言的文学魅力，将故事叙述的生动形象，富有韵味。小说文本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叙述的节奏上舒缓有致，疏密相间，既不拖泥带水，枝枝蔓蔓，又注意了细节的刻画与场景的渲染，叙述与描写有机结合，情景相生。二是语言运用上雅俗共赏，契合人物身份与特定情境，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比如宝莹的话语、诗词与郭珊的坷垃味方言的对白），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特别是一些风俗风物（如盲葬习俗、民谣评书、曲艺书画、婚丧嫁娶）的点缀，方言俚语的穿插，体现了乡土色彩（丁帆的三画四彩），增添了生活气息，让人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如见其情，如闻其声。
　　当然，如上所述，小说中个别人物如宝钰稍显疏离、矛盾，个别情节的内在逻辑似应加强，一些细节还应在精心打磨一下，代宝莹所拟的诗词也略显生硬。但整体上看，瑕不掩瑜，应该说，作者对历史大题材的把握能够拿捏到位，控放自如，作品的叙事艺术风格独标，具有史诗化的大气象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