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逸、遁
　　北宋天圣六年十二月，即我们的林逋先生效法前贤，以“屈于身而不屈于道”的新的生存策略行世，应诏出任国家教职十年以后。虽然日课群童，夜宿树巢，工作不算怎么吃力，宗教信仰也没有强迫他改变，最终还是无法再忍受下去。长期居于下层不得升迁，壮志蹉跎固然痛苦，但还不是最主要的，更深层的因素是多次参加科考，却因其时盛行的门派风气和种族歧视获不公正待遇，这让他尤为愤怒，在《喜冯先辈及第后见访》一诗里感慨“肄业十年初（阻），萧然此饭蔬。何期桂枝客，来访竹林居。香炷开新诰，尘痕拂旧书。回轩应睠睠，将与岭云疏。”而好友钱易在《西游曲》里也称“十年辞家勤献书，王孙不许延公车。江头祖庙祭无血，重门生草寒离离”，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正是在这样进退两难的背景下，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让朝廷知道，既然寒梅修竹都是他心爱，那就不仅仅只是谦和的梅花，也有可能是凶猛的竹箭。经过长时间的筹划权衡，最终选择以尸蜕方式遁迹人世，另谋出路，并成功地付诸实施。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寒冷的时节，相比本国的历史学家，西夏人可能更清楚，因这个传说中的新兴国家对北宋的首次突袭并攻陷城市即始于是年，而李日華对他当初心迹的深刻剖析与同情，在《重修放鹤亭记》里感慨“应制科，不第。祥符天圣间，二虏（大辽西夏）日骄，韩范（韩琦范仲淹）之略，未能绥靖;忠佞糅杂，丁夏（丁谓夏竦）之党，互为水火。先生咿吟漆室，纡轸于怀，故发其遗书有曽无封禅之句。所赍之志，概可见矣”，地下相逢，想必一定会被他引为知己。
　　当然，如此重大的国家灾难，譬之后来的卢沟桥事变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库馆臣隆重推出的北宋历史官方发言人李焘之流，自然是不会告诉你的。所幸这世上还有我们明州自己的私史在，不然真被蒙在鼓里成了睁眼瞎。感谢晚宋奉化大儒陈本堂孙子陈桱所著《通鉴续编》，此书集祖著父泌家族三代之心血接力完成，虽然看到的亦为四库版，不可能原汁原味，相比之下感情上总是要亲切一些。至少其中关键的天圣六年戊辰（1028）十二月条下，非但找不到轰轰烈烈的乡贤林逋辞世的记载，反将正史极力掩饰或淡化的那个惊天秘密捅了出来：“赵德明使其子元昊袭甘州，取之”。下有原注：“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圆面高凖，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德明虽臣事中国及契丹，然于本国则称帝，由是立元昊为皇太子焉。”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居心叵测，始是隐瞒不提，极力掩盖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后又将此事移至四年后的明道元年（1032）九月，于是月丁酉条下称：“环庆走马承受李德言：‘西贼寇边’，诏都署司严饬兵备，又令鄜延路移文夏州戒约之。”下有按语：“此事当是元昊袭甘州及西凉府时也。”如此处心积虑的设计，真如俗语所称“你不说倒也罢了，一说更让人来气。”而清人自己鼓捣出来的《资治通鉴后编》，前取李焘之说，后取陈桱之说，萝卜青菜，煮成一锅（详该书卷三十八北宋天圣六年十二条下记）。至于其中那个神秘的甘州到底在哪里，照例谁都不会透露，只知道《说文》的解释是“甘：美也。”《尚书注疏洪范》“稼穑作甘”下引《诗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饴”，则芋头之清香似已可闻到。而古文又有个潜规矩是以徽代美，这个徽，就是徽州的徽，也是宋徽宗的徽，因此，《大雅文王之什》的“太姒嗣徽音”，如果我以后有兴趣写一本《诗经复原》之类，一定会把“音”字下半部分删去。
　　再回到事发现场，有关他在公元一○二八年深冬的突然死亡，或许正因战火的笼罩，匆促中又略带着几分诡秘。哪怕你再谨小慎微，完全基于传统学者的忠厚立场，面对留下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所谓文献，也不可能丝毫不起疑心。比如为他治丧的李谘，前不久以主持国家税收改革收益不佳落职，此时该在谪居地洪州。沈括《梦溪笔谈》记曰：“天圣中因议茶法，曹（曹利用）力挤肃简（鲁宗道），因得罪去;赖上察其情，寝前命，止从罚俸。独三司使李谘夺职谪洪州。……是夕肃简薨。李谘在洪州闻肃简薨，有诗曰：空令抱恨归黄壤，不见崇山谪去时。”而考《隆平集》第六卷鲁宗道传：“天圣七年薨于位”，则获知事变信息之时，李无疑还在洪州任上。闻讯后立即动身匆匆赶来奔丧，由于看不到三百年多后出版的《宋史》，不知道史官已经据《咸淳临安志》把他的洪州太守改成了杭州太守，“及逋卒，谘适罢三司，使为州守。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葬之，刻遗句内圹中”（《宋史》林逋传），因此这趟算是白辛苦了。而所谓刻诗纳圹一事，文献源头又来自《郡斋读书志》卷四，原文为“或刻石臵之其墓中。”臵，《广韵》：“亦作假”。《六書溯原》“假，俗作臵。”就是刻碑遗诗，假装死亡的意思。而有人非要假戏真做将他弄死，于是梅尧臣的“年六十一学诗，时人贵重，甚于宝玉”变成“年六十一，其诗时人贵重，甚于宝玉”;李焘的“上嗟惜”变成“仁宗嗟悼”;还有曾南丰的“逋之卒”、桑世昌的“临终赋诗”之类，如能看到原文，亦必前为‘纵’而后为‘逸’。这些手段虽为今天善良的学者所不敢想象，对辫子史官们来说却是工作职责所系，只要见过从乾隆三十九年改到乾隆五十一年尚不肯罢休、现保存在湖南图书馆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稿本原迹，以及鲁迅当年所谈到的《鸡肋编》四库本与元刊本的巨大差异，就会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不管什么材料，只要经过满清人的手，就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而可悲的是现在的人所能看到的东西，却几乎全都出自江湖上名气很大的博学鸿词帮的严格筛选。让我们进入文字背后，去见识一下他们的本事和手段吧：《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即屈辱的澶渊和约正式签成后次日，最初形成的四库馆稿本作：“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手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疑作宋）今若是，是与之亢（疑作共）立，手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在已经篡改的二稿本基础上再次修改的今通行本，竟作“将作监丞王曾言：是与之亢立，失孰甚焉，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原文七十五字，只剩二十五字。鲁迅看到的元刊《鸡肋编》记燕地即金国风俗：“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冬月以括蒌涂面，谓之佛粉，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不为屈也。”而他看到的四库本又是如何的呢？“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而已集·谈激烈》） 　　当然，相比如此大刀阔斧的篡改，他们在林身上施展的手脚还算是客气的，如改“纵”为“卒”;改“逸”为“终”之类，这倒不是因为他名气太大的缘故，而是相关事迹包括诗集历代有传，不能完全胡来，只能本着‘鲁鱼豕亥’的传统文化政策，通过字形相近暗施手脚，以标准的四库官腔言之就是“形近而误”。而托名李焘的东东新鲜出炉，顾忌就用不到那么多了。其中字义方面的特色亦值得一说。按《说文》的解释“纵，逸也。”其义又同遁，遁又同逃，逃又为亡，亡又为他本名林逋的逋之本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动离职，抛下家庭，关掉手机躲起来了的意思。这种玩法在当时其实相当普遍，不过是一种体面的游戏，或幽默的政治玩笑罢了，何况也不是他的专利，自写《周易》的那个家伙发明此术，号称“遁无不利”，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玩过这一套。就拿他所在社区梅山的精神领袖梅福来说，《汉书》明确记载“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嘉泰会稽志》证实“今山阴之地有山曰梅山，有乡曰梅乡，有里曰梅里。图经载会稽志云吴门市，即此也”。不过这个奇葩的会稽吴门，当为会稽天门之讹或伪，市即鄮市也。而《宝庆四明志》亦称“梅山，县南二十五里，东为登（祭）山，有僧庐曰禅寂，为寿禅师道场。或谓汉之梅福尝游此，因得名。今其山之下每遇大雷雨则出小石，圆如梅子，剖之亦有核，其名又或因此也。上有龙湫，为乡邑雩祷之所。”至于为什么二地郡志都记有此山，《浙江通志》的解释是“汉时鄞属会稽。山中有石洞，仙井药炉丹灶遗迹犹存。”既简洁明确，又能顾及双方脸面，说话水平很高，像是省级文化领导的样子。就是说唐开元二十六年以前属会稽，是年析鄮县立明州，此后这地盘如同剡源乡的王右军庙、月湖边的贺知真祠一样，就属阿拉宁波人了。事实上就在他采取行动前一年不到，前来拜访他的梅圣俞顶风冒雪，除了仰贤慕义，亦有寻访祖先遗迹的私意在焉。从《寄梅室长》诗“君家先祖隐吴门，即日追游往事存”这两句来看，心愿应该是得尝了。再与梅本人的作品印证，《腊日出猎因游梅山兰若》“我与二三骑，争驰孤戍旁。逐麋逢野寺，息马据胡床。鹰想支公好，人思濡上狂。归来何薄暮，烟火照溪光。”季节地点相合，所记当即此行。又有《读汉书梅子真传》，其后半首称“危言识祸机，灭迹思汗漫。一朝弃妻子，龙性宁羁绊？九江传神仙，会稽隐廛闬。旧市越溪阴，家山镜湖畔。唯余千载名，抚卷一长叹。”则不仅找到，还相当于为稍后林的效法前贤作了提前预告。
　　以上是对身体通过某种特定方式从红尘消隐的语言形容，具体到方法和细节上，又有个专用词叫“蜕”，俗称尸解。《说文》“蜕，它蝉所解皮也。”这个“它”对宁波人来说肯定不陌生，即它山的它，蛇之古称也。由《神仙传》提供的经典样板是：“王方平死三日，夜忽失其尸，衣冠不解，如蛇蛻耳。”而《云笈七签》又特别强调它技术方面的特征，即“凡尸解者皆寄一物而后去，或刀或剑，或竹或杖，及水火兵刃之解”，这就是后来空塚内那一砚一簪的出处了。总之，这在古代根本不算什么事情。无论当时认识他的朋友或后世的信徒，大家都心知肚明，除了那些别有用心者，没人会傻到真以为他是死了。如天圣五年进士龚宗元说的“高蹈遗尘蜕，含华傲素园”（《赠处士林逋》）;熙宁九年杭州市长苏颂说的“且来山林寻遁逋，更玩四营兼参摹”（《次韵苏子瞻学士腊日游西湖》）;还有张嵲的“端立一丘为老计，移文何谢北山逋”（《次韵石用之春晴游西湖》）：卫宗武的“缓步香月堂，循山历其趾。逋仙去何之，千古俨清致”（《钱竹湖招泛西湖，值雨即事》）;这些都是事件发生以后因感而咏，用的不是“蜕”就是“遁”，很能说明问题的性质。范仲淹的《寄赠林逋处士》更不用说了，主题是吹捧和策反，跟他那封著名的《答赵元昊书》风格手法相似。开首“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频。风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表面看是赞美皇帝圣明如唐虞，礼贤下士，赠物聘问，实际上讲的都是逸去以后的事，以接下来“罢钓轮生蠹，慵冠鉴积尘”两句为例，为一顶不足道的官帽风尘奔波，致使原来潇闲的钓竿因长久不用被虫子咬坏，是否值得？很明显跟原来的隐居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包括束帛的词义，原本亦有寿赙一项，用法与《宋史本传》的“仁宗赠帛赙”相同，即赠物慰问家属也。范和他的交往很晚，《青箱杂记》的推断是景佑初（1034），即遁迹逸去后的第六年，按范氏年谱此年在睦州任上（州治为桐庐），或许还当更晚，即始于任职西夏边事前后，因诗里出现的林逋形象，居然不是布衫草屦的谦谦儒士，而是“剧谈来剑侠，腾啸骇山神”，俨然金庸笔下的明神教教主任我行或西毒欧阳锋一类人物，有关这一点以下还会重点谈到。
　　更有意思的是，好像早就料到后世会有人不怀好心，在自己纵逸或逋逃一事上做手脚，为了防患于未然，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西湖记逸》的书，披露其间所受的种种委曲，将自己为何要走极端的原因公诸于世。可惜这一招虽然厉害，后来还是被四库馆的大内高手使出移花接木的绝顶功夫，将掌力基本化于无形。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云：“和靖集三卷，西湖纪逸一卷，处士钱唐林逋君复撰。梅圣俞为之序。纪逸者，近时桑世昌泽卿所辑（刊）遗文逸事也。”稍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亦记：“《林和靖诗》三卷，《西湖纪逸》一卷。”直到清代于四库工程前侥幸刊行的《雍正浙江通志》，在著录《林和靖诗》的同时，也著录了《西湖记逸》（详卷二百四十八）。按文意，最初出版的是单纯的诗集三卷，即有皇祐五年梅圣俞序的那个北宋初刊本，南宋中期由陆游外甥桑世昌重刊时，附入没有发表过的西湖逸事一卷，尽管后来此书从人间蒸发，但以这样的角度推测，现在夹入《兰亭考》里那篇稀奇古怪莫名其妙的林逋传，也算是有了合理的解释，即为此次重刊特意撰写，置于卷前以作介绍也。而脑袋灵光、手段高明的四库史官看准文中的关键位置，夹入“纪逸者”三字，又改“刊”为“辑”，意思就完全变样了。至于林某不知自己的著作权已被剥夺，桑某同样也不知自己曾写过这样一本书，那也怪不得别人，只能怪他们自己死得太早了。
　　一个同样发生在宋代的奇特的故事，内容包含着试图从医学角度作出分析和解释，可以帮助我们对这种彼时流行的尸解游戏有更深入的认识。碰巧主角也姓林，甚至名亦相近，就叫林复，真是有意思极了。包括讲故事的那位，也是我们熟悉的大名鼎鼎的周草窗。此人一生最大的本事，除了能将如后来《红楼梦》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发挥到极致，还有出色的妙手空空之术。牟陵阳《齐东野语序》称“公谨生长见闻，博识强记，诵之牍，存于箧，以为是编，所资取者众矣”是也。这样的序，自然沒法用。转求戴剡源，则更为不堪，通篇批评他书名不当，既为吴人就不该号称齐人（详《剡源集》卷七齐东野语序），同样也不能用。后来只好自己动手，“大父从属车，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闻目接，岁编日纪，可信不诬”，胡吹一通了事。说起来，这也是宋人笔记小说的一大特色，好像早已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行资源共享，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相互抄袭，共同繁荣。此次他在书里隆重推出的这个故事，却很难得地勉强可算独家发布，虽称从陈直斋长子陈周士处抄来，今本《韦居听舆》却无之;又称洪迈曾有记，今本《夷坚志》亦无之;也不知是被人干掉了还是周原本就是胡扯以乱视听。正如四库馆臣在《直斋书录提要》很学术地“考周密《癸辛杂识》‘莆田阳氏子妇’一条，称陈伯玉振孙时以倅摄郡。又‘陈周士’一条，称周士，直斋侍郎振孙之长子。”但在四库版的《癸辛杂识》里你同样也找不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总之，已经不可能知道原文是什么样子的，写的究竟是林复还是林逋，南宋还是北宋，事发时间为绍兴中还是天圣中，死在嘉定末还是嘉祐末，因此只能由他这个自称胡诌（脂砚批本石头记第一回以湖州为胡诌）的人说了算，想怎么胡诌就怎么胡诌了。唯一明确的或许只有“复”的含义，这是他晚年以复斋命室，向甬上大儒袁桷求铭时亲口对后者说的：“复，反也，反诸其本也。”（详《清容居士集》卷十三复庵铭） 　　《齐东野语》卷一‘林复’条
　　“林复字端阳，括苍人。学问材具皆有过人者，特险隘忍酷，略不容物。
　　绍兴中为临安推官，有告监文思院常良孙赃墨事，朝廷下之临安狱，久不得其情。上意谓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复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讫就煅炼成罪，当流海外。
　　因寓客舶以往，中途遇盗，无以应其求，盗取常（常良孙）手足钉着两船，舷船开，分其尸为二焉。
　　林竟以劳改官，不数年为郎，出知惠州。时常（即常良孙）有姻家，当得郡，愤其寃，欲报之，遂力请继其后，林弗知也。
　　既知惠，适有诉林在郡日以酖杀（祭）人（人形地貌，非谓真人），具有其实。御史徐安国亦按（搜查）其家，有僭拟（僭姒，私祭太姒）等物，于是有旨令大理丞陈朴追逮。随所至置狱鞫，问及至潮阳遇诸道间，搜其行李得朱椅黄帷（私祭用品）等物，盖林（林复）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于僧寺中。
　　林知必不免，愿一见家人诀别。既入室，亟探囊中药投酒中饮之。有顷，流血满地，家人号泣，使者入视，则仰药死矣。因具以复命。然其所服乃草乌末，及他一草药耳。至三日乃苏，即亡命入广，其家以空柩归葬。
　　始就逮时，僮仆乌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为收敛归之，了无所失。其家与之音问相闻者累年（与家里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至嘉定末始絶，竟佚其罚云。
　　此陈造周士所记，得之括医吴嗣英，甚详。《夷坚志》亦为所罔，以为真死，殊可笑也。”
　　先把追索真相的途径全堵死，把相关资料都灭掉，然后再告诉你在古代某年某月某日，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奇特的事情，这是古人的拿手好戏，目的只是让你知道是这样，不会回答你为什么会这样，哪怕情节过于离奇让人心生疑窦，也只能看着干着急，基本无计可施。而自己身世原本就很诡秘的周密，不过在这方面玩得更为高明罢了。但林复是否林逋虽不敢确认，乌头即为芋头却可肯定。包括所谓草乌末，讲得神乎其神，其实就是芋艿头部呈角形之紫色根牙，即作为古代明州精神标志的赤堇也。不管是秦汉的鄞城先民，还是今天的宁波家庭妇女，可谓无人不识，菜篮子里每月总会出现几次，只不过不知还有此妙用，居然能让人起死回生而已。看来《史记·始皇本纪》说的不死之药，《乾道四明图经》说的灵草，还真是有所依据，并非有意为惊世骇俗之论。又按清人张璐《本经逢原》，具体用法是“其乌附之尖为末，茶清服半钱。”乌即乌头，附即附子，尖即赤堇，今称芋茎。又考黄锦芳《本草求真》：“乌头即附子之母。长洲张璐辨之明晰，言此与射罔乃至毒之物，草乌系野所生，状类川乌，亦名乌喙，姜汁炒或豆腐煮。熬膏名射罔，敷箭，兽见血立死。”综合起来分析，情况大致就清楚了。前面说的草乌尖为生药，后面说的射罔——即周密视若机密不肯吐露其名的“及他一草药”——为死药。具体实施之时，当先食草乌母体所制射罔以假死，再食附子尖即赤堇制的草乌末以复生。《宝庆四明志》记鄞县亶洲山“山有不死之草，赤茎绿叶，人死三日，以草覆之即活”，即为故事大王周某的文献依据。希望私祭太姒，‘好祠醮’的林复，表演行为艺术的现场不要就在那里才好，不然实在是太凑巧了，因《尚书盘庚》说“诞告用亶”，周公和孔子合著的《仪礼士冠礼》又记‘醮辞’曰：“旨酒旣淸，嘉荐亶时”，而这个亶字，跟封禅祭式“设三壇为一壇”的‘壇’又是近亲繁殖，《说文》：“壇，祭场也。”
　　接下去的事情更为诡异，在弃职遁去的天圣六年（1028），与叶梦得所记与徐复相邻、身影重又出现在西湖周边的庆历初年（1041）之间，有一个长达十三年的真空期。虽然正史固执地用那块刻有御赐和靖先生的墓碑挡住世人的目光，并剥夺他作为公民在任何时代都能享有的婚姻权和生育权，一口咬定此人早已死掉，并绝子绝孙。可惜后世的记录不大配合，或文献太多以至矛盾百出。更何况在最初曾南丰的林逋传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是以并行的方式同时进行的，“既而仁宗赐谥曰和靖先生，仍赐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石”。按《小尔雅》“倍两谓之疋。二丈为两，倍两，四丈也。”一疋四丈，布五十疋就是两百丈，合今制六百米;米五十石就是七千五百斤。由此出现的一个富于戏剧性的荒诞场面是：一方面是抚慰死者家属数目庞大的政府物资救济，一方面又说这个人不娶无子，是个著名的老光棍。同样，挖出他无尸空坟来的事发生在杨琏真加任江南释道总领的元初，早于《宋史》编辑委员会正式开工干活五十余年。由于他在后世广泛的知名度，相信在当初这肯定是重大新闻，天下几无人不知，亦为多种笔记载传。而代表官方为他立传的那些人之所以对此视若未见、一意孤行，非要让他的肉身彻底消亡，固定在纪念碑和神像中供后人瞻仰，实有不可告人之苦衷在焉。因这个宋代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以尸解方式离开屈居十年的大梅树巢以后，很快将以新的英武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搅出更大也更惊人的麻烦来，同时也为自己诗集里那些除了范仲淹以外、其他人可能都会感到困惑的作品如“胆气谁怜侠，衣装自笑戎”（淮甸南游）或“驴仆剑装轻，寻河早早行”（汴岸晓行）之类，提供合理而可信的写作动机和背景。而史官们的任务，就是要构筑一条比西夏军事防线更坚固的纸上长城，彻底割断两者之间（隐士与战将）可能引起的任何联想，确保神像上的金漆不致掉落甚至坍塌。但想来想去，除了让他死掉，尤其是要《自作寿堂因作一绝以志之》或《临终作一绝》，以便效果更加显著，此外實在找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