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2日，午9点多，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正在机关礼堂开干部大会。他的秘书郭曰方留在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突然电话铃响了，是邓小平的秘书打来的，“如果方毅同志有时间，请让他到玉泉山来一趟，小平同志想找他谈话”。
　　郭曰方放下电话，顺手撕下一张纸条，潦草写上几笔，大步往礼堂走去。正在开会的方毅看到了递上来的条子，停顿几秒种，马上宣布：“中央领导有急事召见，请其他院领导继续主持接下来的会议。”离开会场，他和同为中科院副院长的李昌一起出发，10点钟就到达了邓小平住处。
　　郭曰方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方毅当天返回中科院后兴奋异常，见到他后第一句话就是：“小平同志很快要出来工作了，他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这下我们的事情好办了！”

　　方毅（1916年—1997年）：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收拾“烂摊子”

　　“这下我们的事情好办了！”这是方毅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976年12月底，时任对外经济联络部（简称外经部）部长方毅接到通知，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国科学院，协助年事已高的郭沫若院长主持全面工作。当时在外经部秘书处工作的郭曰方被选为方毅的专职秘书。1977年1月12日，他跟随方毅第一次走进中国科学院，看到到处贴着控诉“四人帮”的大字报，还听到不少人在窃窃私语，“听说方毅很能干，这个烂摊子够他收拾的”。
　　“烂摊子”的意思是，“文革”前，中科院拥有106个研究所，到了此时，中科院直属研究所只剩下13个;北京地区的研究所有170名高级研究人员，但其中130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当时邓小平住在玉泉山上，看“烂摊子”的视角比别人也高些。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他选择科教领域作为突破口，自有一番深意。他估计，中国科教事业已落后发达国家20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5月12日邓小平的突然召见，给了方毅收拾“烂摊子”的强大信心。邓小平是方毅的老领导，1953年9月，方毅调任财政部副部长，不久后，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1月，邓小平在财政部会议上，针对信贷资金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等问题，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六条方针。会后，方毅对他主管的部门加强调查研究，减少事务性工作，为加强财政监督创造了条件。方毅还与其他部领导共同研究，在财政管理上采取了一些新措施。那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结果不仅没有动用上年结余，而且实现收支平衡，有了16.05亿元结余，是新中国成立后财政工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那一年财政部的任职经历，让方毅对邓小平的部署决策能力深感钦佩。
　　时隔22年，再度回到邓小平的手下工作，方毅的步子迈得更大了。6月20日，方毅主持召开了中科院工作会议。当时阻力最大的就是取消革命委员会。郭曰方回忆：“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有了党委，恢复了所长职务，又成立了学术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当时中央没有这个精神，全国各地也没有取消革命委员会。有关同志请示方毅，方毅态度坚决地说：“那是‘文革’的产物，现在情况变了，那就取消好了。”于是，中科院成了全国第一个取消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可以说打破了当时的禁区。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一个月后，邓小平正式复出。8月4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方毅主持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方毅和有关人员反复讨论出席人员名单和发言内容。郭曰方说：“挑选发言人的标准有两个，第一是在科技和教育界有威望和影响，第二是敢于发表意见。”
　　郭曰方记得，当时参会的科学家集中住在北京饭店，大家心情激动，很多人彻夜难眠。但第二天到了会场，却都沉默起来。直到邓小平来到会场，气氛才缓和。他先问大家年纪，然后高兴地说：“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发言可长可短，重复也可以，插话也可以，什么话都可以讲。“今天，‘钢铁公司’‘帽子公司’‘鞋子公司’都要丢掉！”他还指着方毅说，方毅同志同我一块抓，也可以说他幫我，也可以说我撑他腰。郭曰方说：“我还原不了小平同志的幽默感，当时大家不停地开怀大笑。”
　　会议原计划开三至五天，每天三四个小时，最后实际开了四天半，每天六七个小时。邓小平原计划不一定每天都出席，但每场座谈会他都没落下。座谈会的召开，为全国科学大会打下基础。
　　1978年3月18日，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大会筹备阶段，国家科委负责讲话稿起草，讲话稿起草完后，要送到中央政治局，由中央领导审议后印发。邓小平看完讲话稿后说：“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我看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科学大会开幕前一天，一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提出两条修改意见：一是改一个标点符号，二是把讲话稿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为毛主席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方毅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第一条意见，我们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引发轰动。讲话突出了四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关于红与专的问题;为科学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从这个“科学的春天”往前回溯14年，1964年冬，周恩来在莫斯科会见中方科研人员。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汇报，由于中国没有高能加速器，他们的工作备受歧视。周恩来当场说，中国也要搞高能加速器。1972年，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就发展高能物理事业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但“四人帮”说加速器是“破铜烂铁”，建造计划搁浅。
　　直到“科学的春天”来临，方毅见到了张文裕，了解到这段往事。经过一番波折，1981年5月，在全国著名物理学家云集的“香山会议”上，多数专家都赞成建一座2.2GeV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在当时，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刚开始，中国的问题是填饱肚子，基础研究嘛，就让别的国家去搞。有人提出，科技界应当将更多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而不是在基础方面。在一次专门讨论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方毅为了说明其重要性，拿来钢铜复合板和行波管，现场演示。“你是来变戏法的。”一位中央领导说。方毅答：“是变戏法，让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一席之地！”一向温文尔雅的方毅，当着众多中央领导，罕见地执着起来。他后来说：“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寸步不让！”
　　争论依旧存在。时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总设计师谢家麟不止一次听方毅说：“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犹如一笼螃蟹，你提一个，其他的也夹着不放，只好一起提出来。”1984年10月7日，对撞机终于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邓小平在动工仪式上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1988年10月16日，对撞机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邓小平对工程建设代表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在科学领域，邓小平和方毅逐渐形成了默契。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方毅决定抓稀有金属资源丰富的三大共生矿，即四川的攀枝花、内蒙古的包头和甘肃的金川。从1978年起，方毅每年都要离京一个月，去三大共生矿，这需要和邓小平请假，而邓小平每年都爽快地准假。稀有金属提取难度大，需要依靠科学技术攻关，邓小平给予方毅充分的信任，郭曰方回忆：“小平同志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只要是方毅同志的报告，我闭着眼睛都批！”

需要帮助时找谁？找方毅！

　　方毅说，科学院没有领导，我们是为科学家服务的，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
　　科学家则把方毅当成朋友。蜚声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在“文革”期间被列为“白专典型”，饱受摧残，因此独来独往，性格孤僻。一次，郭曰方听到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一个年轻人穿着肥大的深蓝色中山装，衣服都褪色了，上来就是一句“老同学，你好！”郭曰方和他素不相识，就问他是谁。“我是陈景润。”郭曰方这才反应过来，但不明白为何跟他是同学。“方毅是厦门人，我也是厦门人，你给他当秘书，也是厦门人，所以咱们是老同学。”郭曰方觉得很有意思，“他是用数学推理的方式，推出来的”。陈景润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我去美国讲学，拿的讲课费，我要交给方毅！”郭曰方觉得很奇怪，问他原因又不肯说。考虑到当时一些风气并未完全消失，郭曰方便拿起信封，塞进了陈景润的口袋，系上扣子，说：“你放心地拿回去，如果有人说闲话，你再来找方毅。”陈景润这才把信封装起来，“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吗？两万美金！”后来，有人问过陈景润，当你需要倾诉或帮助的时候，你找谁呢？“找方毅！”陈景润毫不犹豫地说。
　　“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这是邓小平的话。改革开放初期，科技领域面临“人才断层”，派遣留学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1979年1月，方毅随邓小平访美。在加州理工大学，留学生对他说，只要有中国留学生的班级，在全班成绩前五名里，中国留学生至少能占三个，方毅非常高兴，说：“我们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
　　回国后，邓小平召集方毅和有关部门领导人谈科技、教育的对外开放问题。邓小平认为，应当大量派遣留学生。他问方毅：“每年派一万人怎么样？”方毅说：“没有问题，我看可以。”但有人说青年学生容易被“西化”，留学应该只学自然科学，不学社会科学。方毅反对说：“让学生了解、比较一下西方怎样看待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好呢？”

　　大量留学生陆续派遣出国。在联邦德国进修的老舍之女舒雨给方毅写信说，她每月享受德方助学金，扣除房费后有750马克，按国家规定，最后只剩下23马克零用费，剩余都要上缴国家。这一规定让留学生削减了社交活动，“有时是明显躲避人家，使外国朋友莫名其妙，产生了中国人不如其他国家的人那么好接近的印象”。
　　方毅将信呈送邓小平，并写上意见：“外国资助的是留学生，而不是资助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应该扣缴部分助学金。”邓小平表示赞成，决定留学人员的海外奖学金和助学金一律归自己。
　　不久，方毅收到一名自费留学生的来信，称因不是公费留学生而受歧视。方毅向邓小平报告，不拿国家的钱，争取了留学机会，应当鼓励和支持，不应歧视。邓小平批示：公费自费，一视同仁。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方毅出身贫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卻是一个博学多闻的“大知识分子”，“在我接触到的老同志中，胡耀邦是这样一个，方毅也是一个”。一次中央召开会议，讨论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问题，邀请方毅列席。询问他意见时，他从PN结的形成原理说起，逐步扩展到国家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方向，以及国际发展趋势，件件说得专业、具体。原国家主席李先念惊叹：“你怎么什么都懂？”
　　方毅之子方季生回忆父亲时，向《环球人物》记者说起了两件让他终生难忘的小事。
　　一次，院子里的锅炉坏了。方季生正陪着父亲散步，方毅说“这个锅炉最大的麻烦是法兰盘”，并详细说出了法兰盘的接口尺寸，“如果接不好会经常出问题”。方季生一脸惊讶，方毅则轻描淡写地说：“这个简单，学学就会了。”多年后，方季生和院里的锅炉工聊起此事才得知，方毅经常跟他聊天，渐渐就对锅炉的工作原理烂熟于心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方毅生命的最后时光。当时他的记忆力已经比较差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不会记得。方季生坐在父亲的病床前，看到输液瓶子上用英文写着的成分表，随口念了出来。方毅很快说出了一长串关于这个化学成分的功用，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我当时惊呆了”。
　　“方老是老革命里的科学家。”方季生曾听别人这样评价父亲。恰是这样的方毅，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参与并见证了祖国“科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