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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广州和上海的茶叶市场开发方兴未艾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心脏—北京，早已响起了茶叶市场开发的呼声。
1996年的南中国，是一派火热景象。这里，是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诞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而在广州最具岭南特色的荔湾区芳村地带，有这样一家市场—临街是一排简易的商铺和茶叶仓库，租给茶商经营；商铺一般盖两层，楼下卖茶，楼上居住或办公。白天的时候，这里云集了众多前来买茶的顾客，他们中，既有广州本地的叔婆，又有外城市的茶叶发烧友。说起这个市场的开发，当地石围塘街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芳村以前是卖花的，解放以后，广州市在芳村办了一个香料厂，专门加工茉莉花、白玉兰花、玫瑰花等香料，附近农民都种茉莉花作为原料供应工厂。后来从广东乡下来了一些农民，在这里制作起了茉莉花茶出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芳村的茶叶交易一度被禁止，直到现在芳村花农恢复了传统的花卉业，加上广州茶风浓厚，我们才建起了这个茶叶市场。而地址几经推敲后，定在山村洞企石街。”
从1996到1999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洞企石街已经成了茶叶街，它的经营红火，吸引了无数怀揣致富梦想的人前来，这其中，包括一个叫黄毅聪的生意人。“从厦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22岁，后来就到了福建漳州的一家台资公司工作。从1996到1998年，我整天都在为茶叶产品作营销计划，瞄准客户开拓市场，进行一次次的地毯式推广，完成后再研究、再推广……反反复复。后来，我就爱上了茶叶，再后来，我就来到了芳村。”黄毅聪微微一笑，“那时候像我一样来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大多数人现在还在经营茶叶，芳村是块宝地，来了的人都不想走。”
同样是1996年，在距广州1500多公里外的名城上海，其茶叶市场的迸发，是另一番景象。1996年4月，福建人叶石生历经种种辛苦，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茶叶批发市场—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市场一开始不被看好，因为上海几乎不产茶，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时，上海的茶店、茶馆、茶庄还处于散而小的初级阶段，茶叶的消费群体也主要以中老年为主，白领阶层的茶叶消费则远未起步，因此许多人认定，这个福建老板肯定要吃苦头了。让人们吃惊的是，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开业还不到一个月，所有店铺（约150家）就被包租一空，到年底，市场经营面积发展到8000平方米，市场成交额突破2000万元。自此，叶石生成为 “闽东商帮”中的重要人物，当时的《闽东日报》则称他是逼出来的大上海“茶王”。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得太多，就是我在老家寿宁承包过一个茶厂，当时已经积压茶叶三四百担，还有1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要到期，我没办法才来的上海卖茶。后来我在大统路地道口开了一家10平方米的‘集茗轩茶庄’，没想到年终刨掉吃用开销后，竟然净赚有数十万元。这下我的心活了，就想我们闽东地区有八九个县、市都产茶，单靠我这一点点销量，哪里够解决整个地区的销路问题。于是，我筹集了150万元资金，把大统路农贸市场改造成了茶叶市场，在这方面，还得到了闸北区政府的支持。”
正当广州和上海的茶叶市场开发方兴未艾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心脏—北京，早已响起了茶叶市场开发的呼声。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北京原宣武南城的马连道街，正上演着国有资本北京茶叶总公司和出身草根的福建茶商们的较量：同样的茶叶，只要茶叶公司卖100元，福建茶商肯定80元就卖，因为他们有着产地和茶源的先天优势，并且船小好调头，所以国有资本几乎占不到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原宣武区委、区政府和广外街道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们，出于长远考虑，开始坐下来筹划一件事——马连道地区整体道路的开发。根据几位领导的意见，马连道今后要成为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茶叶集贸中心。于是乎从1996年开始，马连道地区真正迈开了它的改革步伐，各方面都开始闻风而动：首先是私营阵营的福建茶商，从1997年开始酝酿并在1998年建起了京马茶城；而国有资本方面，也在1998年年底，出现了由小商品批发市场变身而来的京闽茶城。从那时候起，马连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马路茶叶市场终于成为了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末便来北京闯荡的外地茶商们，有了井然有序的经营场所。
其实市场的兴建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许多如今难以想象的艰辛。据京闽茶城总经理，也是当时的开发者王涤回忆：“京闽开张的前半年，连租金都收不上来，我们没办法只好收茶叶抵租金，最多时一下子收了十六七万元的茶叶在手里。可这些茶叶怎么换成钱呢？我们就走上级系统的对口单位去消化。先是送到钢厂，结果钢厂没钱，跟我们换了十几万元的螺纹钢。那我们也没法子，只好把这些螺纹钢又送到建筑工地，而工地还没有结顶，也没有现钱结给我们。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等，这么着一直辗转了近两年，我们才拿到早该收到的租金。可以说，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有现在的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在那时候的情况是，所有茶城的前期投入都要开发商垫付，而且是谁开发谁垫付。”
—以上的场景和声音，寓意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茶叶进行交易活动时的经营范围和环境已开始深刻变革。
1996年的南中国，是一派火热景象。这里，是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诞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而在广州最具岭南特色的荔湾区芳村地带，有这样一家市场—临街是一排简易的商铺和茶叶仓库，租给茶商经营；商铺一般盖两层，楼下卖茶，楼上居住或办公。白天的时候，这里云集了众多前来买茶的顾客，他们中，既有广州本地的叔婆，又有外城市的茶叶发烧友。说起这个市场的开发，当地石围塘街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芳村以前是卖花的，解放以后，广州市在芳村办了一个香料厂，专门加工茉莉花、白玉兰花、玫瑰花等香料，附近农民都种茉莉花作为原料供应工厂。后来从广东乡下来了一些农民，在这里制作起了茉莉花茶出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芳村的茶叶交易一度被禁止，直到现在芳村花农恢复了传统的花卉业，加上广州茶风浓厚，我们才建起了这个茶叶市场。而地址几经推敲后，定在山村洞企石街。”
从1996到1999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洞企石街已经成了茶叶街，它的经营红火，吸引了无数怀揣致富梦想的人前来，这其中，包括一个叫黄毅聪的生意人。“从厦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22岁，后来就到了福建漳州的一家台资公司工作。从1996到1998年，我整天都在为茶叶产品作营销计划，瞄准客户开拓市场，进行一次次的地毯式推广，完成后再研究、再推广……反反复复。后来，我就爱上了茶叶，再后来，我就来到了芳村。”黄毅聪微微一笑，“那时候像我一样来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大多数人现在还在经营茶叶，芳村是块宝地，来了的人都不想走。” 同样是1996年，在距广州1500多公里外的名城上海，其茶叶市场的迸发，是另一番景象。1996年4月，福建人叶石生历经种种辛苦，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茶叶批发市场—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市场一开始不被看好，因为上海几乎不产茶，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时，上海的茶店、茶馆、茶庄还处于散而小的初级阶段，茶叶的消费群体也主要以中老年为主，白领阶层的茶叶消费则远未起步，因此许多人认定，这个福建老板肯定要吃苦头了。让人们吃惊的是，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开业还不到一个月，所有店铺（约150家）就被包租一空，到年底，市场经营面积发展到8000平方米，市场成交额突破2000万元。自此，叶石生成为 “闽东商帮”中的重要人物，当时的《闽东日报》则称他是逼出来的大上海“茶王”。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得太多，就是我在老家寿宁承包过一个茶厂，当时已经积压茶叶三四百担，还有1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要到期，我没办法才来的上海卖茶。后来我在大统路地道口开了一家10平方米的‘集茗轩茶庄’，没想到年终刨掉吃用开销后，竟然净赚有数十万元。这下我的心活了，就想我们闽东地区有八九个县、市都产茶，单靠我这一点点销量，哪里够解决整个地区的销路问题。于是，我筹集了150万元资金，把大统路农贸市场改造成了茶叶市场，在这方面，还得到了闸北区政府的支持。”
正当广州和上海的茶叶市场开发方兴未艾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心脏—北京，早已响起了茶叶市场开发的呼声。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北京原宣武南城的马连道街，正上演着国有资本北京茶叶总公司和出身草根的福建茶商们的较量：同样的茶叶，只要茶叶公司卖100元，福建茶商肯定80元就卖，因为他们有着产地和茶源的先天优势，并且船小好调头，所以国有资本几乎占不到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原宣武区委、区政府和广外街道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们，出于长远考虑，开始坐下来筹划一件事——马连道地区整体道路的开发。根据几位领导的意见，马连道今后要成为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茶叶集贸中心。于是乎从1996年开始，马连道地区真正迈开了它的改革步伐，各方面都开始闻风而动：首先是私营阵营的福建茶商，从1997年开始酝酿并在1998年建起了京马茶城；而国有资本方面，也在1998年年底，出现了由小商品批发市场变身而来的京闽茶城。从那时候起，马连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马路茶叶市场终于成为了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末便来北京闯荡的外地茶商们，有了井然有序的经营场所。
其实市场的兴建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许多如今难以想象的艰辛。据京闽茶城总经理，也是当时的开发者王涤回忆：“京闽开张的前半年，连租金都收不上来，我们没办法只好收茶叶抵租金，最多时一下子收了十六七万元的茶叶在手里。可这些茶叶怎么换成钱呢？我们就走上级系统的对口单位去消化。先是送到钢厂，结果钢厂没钱，跟我们换了十几万元的螺纹钢。那我们也没法子，只好把这些螺纹钢又送到建筑工地，而工地还没有结顶，也没有现钱结给我们。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等，这么着一直辗转了近两年，我们才拿到早该收到的租金。可以说，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有现在的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在那时候的情况是，所有茶城的前期投入都要开发商垫付，而且是谁开发谁垫付。”
—以上的场景和声音，寓意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茶叶进行交易活动时的经营范围和环境已开始深刻变革。
1996年的南中国，是一派火热景象。这里，是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诞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而在广州最具岭南特色的荔湾区芳村地带，有这样一家市场—临街是一排简易的商铺和茶叶仓库，租给茶商经营；商铺一般盖两层，楼下卖茶，楼上居住或办公。白天的时候，这里云集了众多前来买茶的顾客，他们中，既有广州本地的叔婆，又有外城市的茶叶发烧友。说起这个市场的开发，当地石围塘街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芳村以前是卖花的，解放以后，广州市在芳村办了一个香料厂，专门加工茉莉花、白玉兰花、玫瑰花等香料，附近农民都种茉莉花作为原料供应工厂。后来从广东乡下来了一些农民，在这里制作起了茉莉花茶出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芳村的茶叶交易一度被禁止，直到现在芳村花农恢复了传统的花卉业，加上广州茶风浓厚，我们才建起了这个茶叶市场。而地址几经推敲后，定在山村洞企石街。”
从1996到1999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洞企石街已经成了茶叶街，它的经营红火，吸引了无数怀揣致富梦想的人前来，这其中，包括一个叫黄毅聪的生意人。“从厦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22岁，后来就到了福建漳州的一家台资公司工作。从1996到1998年，我整天都在为茶叶产品作营销计划，瞄准客户开拓市场，进行一次次的地毯式推广，完成后再研究、再推广……反反复复。后来，我就爱上了茶叶，再后来，我就来到了芳村。”黄毅聪微微一笑，“那时候像我一样来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大多数人现在还在经营茶叶，芳村是块宝地，来了的人都不想走。”
同样是1996年，在距广州1500多公里外的名城上海，其茶叶市场的迸发，是另一番景象。1996年4月，福建人叶石生历经种种辛苦，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茶叶批发市场—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市场一开始不被看好，因为上海几乎不产茶，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时，上海的茶店、茶馆、茶庄还处于散而小的初级阶段，茶叶的消费群体也主要以中老年为主，白领阶层的茶叶消费则远未起步，因此许多人认定，这个福建老板肯定要吃苦头了。让人们吃惊的是，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开业还不到一个月，所有店铺（约150家）就被包租一空，到年底，市场经营面积发展到8000平方米，市场成交额突破2000万元。自此，叶石生成为 “闽东商帮”中的重要人物，当时的《闽东日报》则称他是逼出来的大上海“茶王”。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得太多，就是我在老家寿宁承包过一个茶厂，当时已经积压茶叶三四百担，还有1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要到期，我没办法才来的上海卖茶。后来我在大统路地道口开了一家10平方米的‘集茗轩茶庄’，没想到年终刨掉吃用开销后，竟然净赚有数十万元。这下我的心活了，就想我们闽东地区有八九个县、市都产茶，单靠我这一点点销量，哪里够解决整个地区的销路问题。于是，我筹集了150万元资金，把大统路农贸市场改造成了茶叶市场，在这方面，还得到了闸北区政府的支持。”
正当广州和上海的茶叶市场开发方兴未艾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心脏—北京，早已响起了茶叶市场开发的呼声。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北京原宣武南城的马连道街，正上演着国有资本北京茶叶总公司和出身草根的福建茶商们的较量：同样的茶叶，只要茶叶公司卖100元，福建茶商肯定80元就卖，因为他们有着产地和茶源的先天优势，并且船小好调头，所以国有资本几乎占不到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原宣武区委、区政府和广外街道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们，出于长远考虑，开始坐下来筹划一件事——马连道地区整体道路的开发。根据几位领导的意见，马连道今后要成为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茶叶集贸中心。于是乎从1996年开始，马连道地区真正迈开了它的改革步伐，各方面都开始闻风而动：首先是私营阵营的福建茶商，从1997年开始酝酿并在1998年建起了京马茶城；而国有资本方面，也在1998年年底，出现了由小商品批发市场变身而来的京闽茶城。从那时候起，马连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马路茶叶市场终于成为了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末便来北京闯荡的外地茶商们，有了井然有序的经营场所。
其实市场的兴建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许多如今难以想象的艰辛。据京闽茶城总经理，也是当时的开发者王涤回忆：“京闽开张的前半年，连租金都收不上来，我们没办法只好收茶叶抵租金，最多时一下子收了十六七万元的茶叶在手里。可这些茶叶怎么换成钱呢？我们就走上级系统的对口单位去消化。先是送到钢厂，结果钢厂没钱，跟我们换了十几万元的螺纹钢。那我们也没法子，只好把这些螺纹钢又送到建筑工地，而工地还没有结顶，也没有现钱结给我们。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等，这么着一直辗转了近两年，我们才拿到早该收到的租金。可以说，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有现在的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在那时候的情况是，所有茶城的前期投入都要开发商垫付，而且是谁开发谁垫付。”
—以上的场景和声音，寓意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茶叶进行交易活动时的经营范围和环境已开始深刻变革。
1996年的南中国，是一派火热景象。这里，是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诞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而在广州最具岭南特色的荔湾区芳村地带，有这样一家市场—临街是一排简易的商铺和茶叶仓库，租给茶商经营；商铺一般盖两层，楼下卖茶，楼上居住或办公。白天的时候，这里云集了众多前来买茶的顾客，他们中，既有广州本地的叔婆，又有外城市的茶叶发烧友。说起这个市场的开发，当地石围塘街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芳村以前是卖花的，解放以后，广州市在芳村办了一个香料厂，专门加工茉莉花、白玉兰花、玫瑰花等香料，附近农民都种茉莉花作为原料供应工厂。后来从广东乡下来了一些农民，在这里制作起了茉莉花茶出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芳村的茶叶交易一度被禁止，直到现在芳村花农恢复了传统的花卉业，加上广州茶风浓厚，我们才建起了这个茶叶市场。而地址几经推敲后，定在山村洞企石街。”
从1996到1999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洞企石街已经成了茶叶街，它的经营红火，吸引了无数怀揣致富梦想的人前来，这其中，包括一个叫黄毅聪的生意人。“从厦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22岁，后来就到了福建漳州的一家台资公司工作。从1996到1998年，我整天都在为茶叶产品作营销计划，瞄准客户开拓市场，进行一次次的地毯式推广，完成后再研究、再推广……反反复复。后来，我就爱上了茶叶，再后来，我就来到了芳村。”黄毅聪微微一笑，“那时候像我一样来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大多数人现在还在经营茶叶，芳村是块宝地，来了的人都不想走。” 同样是1996年，在距广州1500多公里外的名城上海，其茶叶市场的迸发，是另一番景象。1996年4月，福建人叶石生历经种种辛苦，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茶叶批发市场—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市场一开始不被看好，因为上海几乎不产茶，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时，上海的茶店、茶馆、茶庄还处于散而小的初级阶段，茶叶的消费群体也主要以中老年为主，白领阶层的茶叶消费则远未起步，因此许多人认定，这个福建老板肯定要吃苦头了。让人们吃惊的是，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开业还不到一个月，所有店铺（约150家）就被包租一空，到年底，市场经营面积发展到8000平方米，市场成交额突破2000万元。自此，叶石生成为 “闽东商帮”中的重要人物，当时的《闽东日报》则称他是逼出来的大上海“茶王”。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得太多，就是我在老家寿宁承包过一个茶厂，当时已经积压茶叶三四百担，还有1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要到期，我没办法才来的上海卖茶。后来我在大统路地道口开了一家10平方米的‘集茗轩茶庄’，没想到年终刨掉吃用开销后，竟然净赚有数十万元。这下我的心活了，就想我们闽东地区有八九个县、市都产茶，单靠我这一点点销量，哪里够解决整个地区的销路问题。于是，我筹集了150万元资金，把大统路农贸市场改造成了茶叶市场，在这方面，还得到了闸北区政府的支持。”
正当广州和上海的茶叶市场开发方兴未艾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心脏—北京，早已响起了茶叶市场开发的呼声。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北京原宣武南城的马连道街，正上演着国有资本北京茶叶总公司和出身草根的福建茶商们的较量：同样的茶叶，只要茶叶公司卖100元，福建茶商肯定80元就卖，因为他们有着产地和茶源的先天优势，并且船小好调头，所以国有资本几乎占不到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原宣武区委、区政府和广外街道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们，出于长远考虑，开始坐下来筹划一件事——马连道地区整体道路的开发。根据几位领导的意见，马连道今后要成为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茶叶集贸中心。于是乎从1996年开始，马连道地区真正迈开了它的改革步伐，各方面都开始闻风而动：首先是私营阵营的福建茶商，从1997年开始酝酿并在1998年建起了京马茶城；而国有资本方面，也在1998年年底，出现了由小商品批发市场变身而来的京闽茶城。从那时候起，马连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马路茶叶市场终于成为了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末便来北京闯荡的外地茶商们，有了井然有序的经营场所。
其实市场的兴建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许多如今难以想象的艰辛。据京闽茶城总经理，也是当时的开发者王涤回忆：“京闽开张的前半年，连租金都收不上来，我们没办法只好收茶叶抵租金，最多时一下子收了十六七万元的茶叶在手里。可这些茶叶怎么换成钱呢？我们就走上级系统的对口单位去消化。先是送到钢厂，结果钢厂没钱，跟我们换了十几万元的螺纹钢。那我们也没法子，只好把这些螺纹钢又送到建筑工地，而工地还没有结顶，也没有现钱结给我们。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等，这么着一直辗转了近两年，我们才拿到早该收到的租金。可以说，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有现在的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在那时候的情况是，所有茶城的前期投入都要开发商垫付，而且是谁开发谁垫付。”
—以上的场景和声音，寓意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茶叶进行交易活动时的经营范围和环境已开始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