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我的同事说：“我热爱播音主持”、“我热爱新闻事业”，当然，这只是我们这个行业内的。其它行业也是如此，很多人会轻易说出“我热爱……”。不知您注意没有，很多人的热爱，只是口头上的，或者叫嘴上的热爱。严格地说，这算不得热爱，顶多是喜欢。
　　真正的热爱，是渗透到骨子里的，是爱且到了极致的。
　　一次，几个朋友到巴尔扎克的住处，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谈起来。可就在巴尔扎克说话时——而且这时候他还显得兴致很高——却又突然中止了话头，紧接着便恶狠狠地咒骂起来：“你这个荒唐鬼！你这个二流子！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竟敢在这儿胡说八道！”这当然叫朋友们很是莫名其妙：他这是在骂谁啊？他又为什么要骂人呢？他是不是有了神经病？也就在朋友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巴尔扎克给了他们问题的答案：“对不起各位了，我该去抄我的小说了，我早该去抄我的小说了，你们接着聊吧。”说完，巴尔扎克便一头钻进自己的工作室。哦，原来他是在骂自己呢。这样独特的“骂”，与其品德无关，因为他“骂”的是那个浪费时间的自己；这样的“骂”，正体现了他对时间的珍惜以及他对创作的热爱。
　　导演吴宇森和太太当年在去度蜜月的飞机上，忽然想到了一个新的故事，于是立马改变行程埋头写剧本去了，一个蜜月的承诺就这样拖欠了快40年。爱电影，爱剧本，有几人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在筹拍《太平轮》这部片子的过程当中，吴导查出了癌症，中间接受了好几次手术。他说：“我爱这个电影，我爱这个故事，我也非常感激所有演员跟工作人员，他们对这个电影投入了很多的心力，也很希望能够拍到一个好戏。所以当大家这样努力的时候，我就顾不了自己了。两年多以前我就得了病，虽然是遭遇到那样的情形，但是我看到大家还是不离不弃，还是对这个戏很有信心，所以当我病一好的时候，我就再次重新投入工作。那个时候感觉到自己的病也不算什么了，最主要是把这个电影拍好。”
　　吴导已经几乎把电影界最重要的奖项都拿到了，台湾的金马奖、香港的金像奖、大陆的华表奖、上海电影节的金爵奖，还有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等等。他仍然还觉得不满足。他说：“我觉得很多我以往拍的电影，都是比较表面，比较娱乐性，也比较商业性。我希望有一天，能拍一个戏，不需要动作也能够很感动人心，这就是像自己做人一样。譬如说我一直都很关注失学儿童的问题，因为我小的时候，家境不好的时候，都没有机会好好地去读书，我很多的知识，关于电影、关于艺术，都是从图书馆里面读到那些书里学来的。有的时候因为自己太喜欢读书了，但是又没有钱，有些书借完，就没有拿回去了，等于是偷了。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遗憾，所以说我希望有生之年，也能够去建一个图书馆，让一些没有办法去读书的小孩，有机会去看书，希望用这样的事情来回馈这个社会，来赎罪啊。”
　　吴宇森先生的热爱本来境界就已经很高，却在身体力行，将其不断拔高，也正因如此，更为世人敬重。热爱有境界，却无止境。最近读书，发现一位境界更高者。
　　1996年，冯骥才的一个画家朋友说有一个画画儿的朋友非常想见他，于是领了来。冯骥才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画，那人说画非常大，只能给看画的照片。他拿出照片，那是一幅关于中华民族的巨幅画，像黄河一样，从巴颜喀拉山走来，直奔向东海。画里有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魄和苦难。然而，画面上并没有黄河，没有黄河水，甚至连黄河风景作背景的景象都没有，画的全是人物：藏族的、蒙古族的、汉族的，各民族的人物……
　　当时，冯骥才就被那种深刻的程度和刚健的笔锋震撼住了。那个人见到冯骥才的时候，他已经不间断地画了7年。他觉得有些支撑不下去了。他并不富裕，也没有人去赏识他的画。一个艺术家，最好的创作环境是别人能把艺术看得很尊贵。而在他的环境里，他听不到任何一个肯定他的画的声音，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成功，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冯骥才对他说：“你画吧，画好了，我给你在美术馆办画展。”从那之后，他又进入了那种画画的状态，一直到第十个年头他的画即将完成时。那天，他已经画了4个小时，一看表，11点半，他忽然想到要回家包饺子，顾不上洗手洗脸便匆匆出门。他太累了，严重的脑部缺氧使他突然站不住了，一头栽向对面的门，再也没有起来……冯骥才说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像是被剜去了什么，带着一种流血的痛惜。这个用生命去祭奠美的艺术家、画家叫李伯安，他的这幅画，100米長卷，叫作《走出巴颜喀拉》。
　　摘自《智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