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福”之非福
　　猴年春节，因为春晚而使微信红包空前火爆。而另一个热点，则是腾讯的对手阿里，花费2亿现金发起的支付宝集福字活动。
　　对此挥金豪举，外界却褒贬不一。而我，只为阿里难过。
　　从2003年到2016年，阿里物是人非。13年前，非典袭来，使得人们惶恐不敢出门。而更可怕的，是历史原因与现实冲击，使得人们惶恐互不信任。这时，阿里推出了支付宝。它使得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可以相对放心地进行商业往来了。虽然淘宝假货问题，始终挥之不去，但支付宝通过互联网创新，对于中国人际之间信任度的保障和修复，无疑是有重要贡献的。因为，彼此信任，是一个国家民众获得幸福的起点。
　　之后阿里的余额宝，虽然风光时间不长，但终究为在传统金融压制下“只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中国民众打开了一扇窗，输送进了一缕清新的空气。这些，都为整个社会的进步，贡献了力量。
　　然而阿里“双11”的崛起，使得一切开始含混不清，并使得阿里距离推动社会进步，越来越远。因为“双11”火爆，不仅使国人更加深陷爱贪便宜的顽疾无法自拔，进而使得不论商家还是厂家，更加无心也无力去提升甚至维系其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同时，进一步导致了高成交额背后的高退货量，制造了大量资源浪费。在“中国制造”的困顿无解面前，“双11”节节攀升的交易额，成了一个很无聊的数字。
　　而当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时，阿里就更顾不上原先安身立命的商业创新与改善社会，遑论杜绝假货。而挥金如土的集福字运动，在我看来，只说明阿里已开始沦为一个市场竞争、你撕我抢的机器乃至奴隶。而这，恐怕才是阿里这次虽然花大钱却并不讨彩的深层次原因。
　　可与此类比的，是微软。比尔·盖茨之所以蝉联世界首富，却从不遭人仇视，反而名利双收，就在于微软通过将个人电脑普及到千家万户的使命，及其卓有成效的实现，推动了全人类的进步。但当随着微软的壮大，让其CEO魂牵梦系的，不再是创新，不再是改善社会，而是四处垒墙树敌，忙于白热化竞争时，这家公司的竞争力反而在褪色，口碑也光环不再了。
　　当一家企业在商业上生机勃勃时，一定是它的社会使命高扬且真诚时。而当一家企业只想着围追堵截、市场绞杀，而淡化自己的社会使命时，也往往就是它走向下坡路的开始。
　　如果这条规律成立，显然互联网并没有颠覆它。
　　组织“分”而未分
　　但互联网，又确实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组织，我们个人。
　　去年年底，有幸拜读了陈春花教授的新著《激活个体——互联时代的组织管理新范式》，并共鸣强烈。该书在导论里，就触目惊心地提出：“雇员社会将会消失”！
　　是的，这一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在30年前，所有人关心的都是“工作分配”、“提干定级”。20年前，“机关下海”成了热门，“自主择业”成了常识。10年前，“创业”替代了“下海”。到了去年，“辞职信”又成了话题。诚如书中所说：“人们不会再轻易地把自己固化在一个组织里，或一种角色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期待自由、自主和非雇佣关系……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层级关系，而是合作关系，甚至是平等的网络关系”。
　　对这种变化，基于互联网技术及其思维的共享经济，确实起到了加速器作用。并很快将从互联网新锐，向社会各行业蔓延，变得与互联网毫无关联。事实上，我们《中外管理》杂志作为外界眼中的“传统媒体”，已在“体验”这一变化。这几年，我们编辑部人员流动也在加速，但与之前大不同的，就是：不但“分开”不等于“分裂”，甚至“离职”也不等于“离开”。李靖、周颖、马小琳、赵嘉怡四位同仁，如今分别在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国家，但他们依然是我们杂志的业务伙伴，依然是我们的特约编辑。换句话说，“共享思维”真正实现了组织的集约和个人的勃发，是另一种形式的“在一起”。
　　这一变化，显然会比红包乃至创业，更加深刻和深远地改变我们的各类组织的基本逻辑，和个人命运。我们既兴奋，又陌生。诸多问题，也将接踵而来。因此，“共享员工”也就成为了我们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文章主题，献给我们这个变与不变交融纷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