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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管弦乐事业的迅速发展，和一位外国音乐家的名字始终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梅百器。
梅百器（Mario Paci1878—1946）中文译名“帕器”，生于佛罗伦萨。自幼学习钢琴，10岁（1887）即考入那不勒斯音乐院。15岁（1893）时考入罗马音乐院，从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斯干巴蒂（Giovanna Sgambati，1841—1914）学习钢琴。斯干巴蒂是世界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李斯特（Liszt Franz，[匈]1811—1886）的学生。因此，帕器实际上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帕器17岁（1895）在罗马音乐院毕业，并获李斯特钢琴比赛一等奖，确立了他在欧洲优秀青年钢琴家的地位。后来又赴法、德等国演出。1897—1900年入米兰音乐院学习理论作曲和指挥，并在斯卡拉歌剧院担任托斯卡尼尼（Toscanini Arturo 1867—1957）等人的助手。1901年赴意大利各地歌剧院担任指挥。1902年以后，又以钢琴家身份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出。1904年到过中国，在上海德国侨民俱乐部举行了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一时期帕器经常举行世界性巡回演出。在他41岁以前以指挥家和钢琴家的双重身份享誉欧洲乐坛，作为音乐的“世界公民”，也为富有音乐文化传统的祖国——意大利的荣誉作出了贡献。1918年12月，帕器带着两架三角钢琴作第四次世界性巡回演出，应上海音乐经纪人斯特洛克（A.Strok）*的邀请，乘远洋轮抵达上海，下埠后因病急送医院治疗，身体恢复后于1919年2月在夏令匹克剧院（后改为新华电影院）举办了钢琴独奏音乐会，由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协奏，音乐会获得很大成功。由于当时担任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的指挥布克（Rudolf Buck，1866.5.18-1952.5.12）将回德国，一些德籍、奥地利籍乐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急于回国，上海工部局有意聘请帕器担任乐队指挥。由华安保险公司总经理赫格列斯（Hugles）出面邀请，帕器对上海这座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于是，上海就成为他人生旅途的终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自此，他用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梅百器。他还请人专门刻了一个钟鼎文的图章，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在他杰出的管理才能和指挥下，将上海工部局乐队建设成为亚洲第一流的管弦乐队。梅百器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有着开拓我国交响乐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前身是1879年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建立的“公共乐队”（Public Band），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支西式铜管乐队。创建之初，其编制尚不全，仅用于仪仗演奏，首任指挥为法国长笛演奏家雷慕萨（Jean Remusat）。从1900年起，上海工部局接管乐队，由意大利人瓦兰沙（Singor Valenza）担任指挥。至1902年时，乐队至少已有35名乐队成员，并定期举办音乐会。1902年11月，德国音乐家布克任公共乐队指挥，将乐队扩充为管弦乐队，并开始从欧洲聘请一批专家担任各个声部首席。1919年，梅百器接任返欧的布克成为上海公共乐队的指挥。1922年，乐队定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由梅百器担任常任指挥，自此，乐队的规模与演奏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逐渐成为一支高水平的交响乐队。1941年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于次年接管乐队，改称“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接管乐队，定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上海乐团”，后改名为“上海交响乐团”。
梅百器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他就任指挥不久就对乐队进行了重大改组。首先考虑由高度专业化的演奏家担任各个声部首席。为此，他于1921年远涉重洋到欧洲和意大利招聘人才，后来又聘请到一批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和俄罗斯的乐师。如小提琴家富华（ArrigoFoa，一译法利国），就是他的母校米兰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技艺高超，才华出众，梅百器请他担任乐队首席，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在乐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由富华接任乐队指挥。他还聘请到大提琴首席舍甫佐夫（Prof.I.Shevtzoff，俄籍），中提琴首席普杜什卡（奥籍），小提琴家介楚斯基（俄籍）等优秀演奏家。1922—1923年起，有大批俄罗斯移民来到上海，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乐师，多数为俄籍犹太人，梅百器从中挑选的乐师至少有10人；至1935年，乐队编制已经扩大到45人的阵容。1940年来上海的大提琴家约阿希姆（Loachim）是富华去舞厅跳舞时在乐队中发现的人才，并推荐给梅百器后吸收进乐队。因此，工部局乐队的演奏水准极高，受到中外音乐界和报纸媒体的一致好评。
梅百器身材矮小，精力充沛，双目炯炯有神，指挥极富个性，激动时矮小的身躯就像要飞起来似的，无论演奏员和听众的吸引力都被他牢牢地控制着。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大提琴家的上海国立音专学生张贞黼在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排练日记（1935年11月8日）中这样形容梅百器：“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众人便各自归位就坐了。从另一个大厅里跑出来一个短小精悍的老头子，秃头，戴着黑圈玳瑁老光眼镜，胡子刮得满面发青，看去威严得很，这就是指挥Maestro Paci 了。……（他）唱着生动的曲调，或是用全身的动作来传达这个乐句不能用人声表示的地方，于是大家领会了，从新再来一次，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极老练，恰当，泼辣，精明，新鲜，大方，严肃，灵敏，使人暗暗心服。……音乐何其伟大！这第一课又何其值得记忆！”①在梅百器孜孜不倦的训练与带领下，上海工部局乐队每年10月至下一年5月底，每周日晚举行冬季星期交响音乐会；隔三周的周四，举行特别音乐会；每年6月中下旬至9月初，在公园举行夏天露天音乐会。此外，还举办各种儿童、青年、学校的“特色音乐会”和“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纪念”音乐会（音乐大师的诞辰、冥辰等）。据不完全统计，从布克主持公共乐队中期起，到梅百器主持工部局乐队的1919—1942年间，共演出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340部，其中交响乐和交响曲97部。1920年—1941年初，共举办了1429场各类音乐会。演奏曲目包括西方古典乐派、浪漫乐派、印象派与各个民族乐派著名作曲家的代表作品，梅百器对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作品尤为偏爱。1927年5月27日晚，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在上海市政厅梅百器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这是中国第一次公演“贝九”。因此，二三十年代，上海工部局乐队在梅百器的管理与指挥下，成为中国管弦乐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或者可以称之为“梅百器时代”。
梅百器和中国音乐家之间还有着许多联系和交往。萧友梅1927年到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时，曾于10月9日、16日、23日接连三周去听梅百器指挥的上海工部局乐队音乐会。他在写的《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一文②中写道：“从前有人告诉我，上海市政厅有这种组织，当时我在北京，骤然听见这话，不大深信……，所以我很希望喜欢研究音乐的同志，常去听听上述音乐会。……现在我敢对人说：‘上海市政厅的管弦大乐队，是上海惟一的宝贝。’”高度评价了梅百器和“上海工部局乐队”。萧友梅聘请富华、佘甫嗟夫世界一流的音乐家等到“国立音专”任教，和梅百器应有密切的沟通联系，后来萧友梅还带音专教务主任陈洪去拜访梅百器，联系教学工作方面的问题。1928年，我国最早赴美国学习声乐的周淑安回到上海任中西女塾教师，恰逢上海举行纪念舒伯特逝世100周年音乐比赛，她指挥中西女塾合唱队参赛，结果压倒了负有盛名的英国和俄国合唱队，获得头奖，引起轰动。梅百器当即函约中西女塾合唱队参加工部局乐队音乐会演出。1929年初，周淑安被“国立音乐院”聘为合唱指挥教师兼教视唱练耳课程；同年10月又受聘为“国立音专”教授兼声乐组主任。1929年底，年仅17岁被誉为“音乐神童”的马思聪从法国学习小提琴回国探亲。12月22日由梅百器指挥，马思聪演奏了莫扎特的《降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名声鹊起，轰动了音乐界。1930年11月23日，工部局乐队在大光明电影院首次演出中国音乐家的作品，由梅百器指挥演奏黄自的管弦乐序曲《怀旧》，一曲告终，掌声如潮。梅百器郑重地将作曲家黄自请上舞台与听众见面，自己也热情鼓掌，向中国作曲家的成功表示祝贺。黄自还以中国人的身份当选为工部局音乐委员会委员。这是管理工部局乐队的一个机构，黄自也是8名委员中惟一的一位中国音乐家。当时，由于许多“国立音专”学习理论作曲的学生买不起工部局乐队音乐会的门票，梅百器还同意他们每星期六上午免费听乐队的排练，如江定仙、陈田鹤等由黄自介绍，去听了一个季度的乐队排练。梅百器为他们准备好木凳，对谱聆听，非常关心。1933年5月21日，工部局乐队和上海大同乐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联合举行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大中国之夜”音乐会，由梅兰芳登台作节目介绍。节目有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1894—1965）的交响诗《北平胡同》、女声独唱《晴雯绝命辞》以及中国哑剧芭蕾《琴心波光》；大同乐会出演的节目有器乐合奏《国民大乐》及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鲁迅和许广平夫妇也在前一天从虹口赶到南京路上观看了音乐会的彩排。这场音乐会引发了上海文化知识界人士的“音乐热”，傅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长篇评论，对《北平胡同》给予了高度评价。1938年起，梅百器正式吸收中国演奏员，谭抒真（小提琴）、黄贻钧（小号）、陈又新（小提琴）、徐威麟（小提琴）4人参加了工部局乐队的演出（之前，王人艺、张贞黼、刘伟佐等人曾参加过乐队演出），梅百器对此抱有很高热情。由于租界当局以名额为由不肯为中国乐师增加预算，梅百器还曾亲自回意大利筹募一笔基金，专供支付中国乐师的工资。此外，梅百器以合作演出的方式，帮助和培育了一大批中国青年音乐家，对于扩大华人音乐家在本土文化方面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马思聪（小提琴）、卫仲乐（琵琶、古琴）、沈雅琴（钢琴）、王人艺（小提琴）、戴粹伦（小提琴）、胡然（男高音）、黄友葵（女高音）、王文玉（女高音）、夏国琼（钢琴）、赵梅伯（男高音）、李惟宁（钢琴）、吴乐懿（钢琴）、斯义桂（男低音）、林侨（钢琴）、廖玉姬（青主女儿，小提琴）等，使许多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国立音专”和演艺界的青年优秀音乐表演人才脱颖而出。梅百器亲自教过的中国学生有沈雅琴、杨嘉仁、林俊卿、吴乐懿、周广仁、董光光、傅聪等等，后来这些学生都成为中国乐坛上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和声乐教育家。梅百器对推动中国近代音乐演艺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梅百器对音乐艺术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青主的文章《论中国的音乐——给上海交响乐队指挥Mario Paci 的一封公开的信》③中反映了他们平日谈话的内容和不同国籍音乐家之间的交流。青主说：“我确信在一般世界艺人当中，关怀中国音乐的，只有少数。你自是这样一个关怀中国音乐的世界艺人。”信中提到梅百器的观点部分有：“……在十年之内，如果实事求是地把它经营，很可以组织成一副中国乐队，用中国的乐器，在一个中国乐师的指挥下，演奏中国的音乐。”“中国人要怎样才可以了解西方的音乐……，西方的音乐自是一种最高的文化成就。谁要了解西方音乐，必要走进西方的文化生活里面去。……中国总会达到那个境地”，“爱和音乐有一种分不开的关系”，“中国的一般音乐朋友只知道接受，除了接受之外，什么都不关心。”“用来培养音乐人才的学校要在大规模的基础上面建筑起来，学生必须要严格地选择，不收学费……。”梅百器对青主说的这番话，在近代中国学习与借鉴西方音乐时间还不是很长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一种特殊忠告的意义。诚如青主在信中所说：“如果你，最足尊敬的乐师，肯帮助我们从事建设，那么，我们自然是不患走入迷途。中国人向来是不会以怨报德的，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你那种最足珍贵的襄助，他们应该怎样地感谢你。”因此，梅百器以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在中国生活的27年日子里的所作所为，对于近代中国管弦乐事业的建设以及对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和帮助，的确值得中国人永远地纪念。
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工部局乐队将由日本人接管，面临着撤消改制的局面，梅百器和他的上司已经无能为力。因之，梅百器于1942年5月31日晚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告别音乐会”，亲自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曲《热情奏鸣曲》等作品，结束了他在上海工部局乐队担任长达23年的常任指挥和在上海乐坛公开活动的历史。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梅百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在家中以教学为主。他在生活中有一些不良嗜好，如好赌，大量抽烟。他在工部局乐队时的薪金很高，月薪为1400元大洋，教私人学生收费也很高，但有时输光了钱还向身边的人借钱去买香烟。离开乐队后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几乎到了贫病交加的地步。抗战胜利后，梅百器曾于1945年11月18日和21日指挥改名为“上海市政厅交响乐团”的庆祝抗战胜利音乐会，演出了张昊创作的《民主胜利》大合唱，受到中外听众的热烈欢迎。宋庆龄曾聆听了第二场音乐会。当时乐团负责人还有意请梅百器复出，但因遭到俄籍乐师的反对而无法东山再起。1946年8月3日，梅百器因脑溢血并发肺炎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
梅百器的晚年生活孤独凄凉，陪伴他的中国学生董光光在他弥留之际，为他弹奏肖邦的钢琴作品，梅百器听了泪流满面，十分感动。他的学生们在他逝世后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门票收入全部募捐作为他的丧葬费用。梅百器结束了晚年潦倒的生命，遗体葬于上海虹桥公墓。然而，梅百器辉煌的音乐生涯却永远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一大批外籍音乐家定居到这座国际化的城市，他们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梅百器、查哈罗夫、齐尔品、法利国、阿隆·阿甫夏洛穆夫、舍甫佐夫、苏石林、普杜什卡、斯特洛克等等，都从音乐各个专业的角度对我国音乐教育和表演事业的进步与提高做出了很大努力，也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以往这一领域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关注，希望学界能够从完整的资料工作做起，最终给予一个科学与客观的历史评价。
*斯特洛克（A.Strok）为拉脱维亚人。20年代曾任上海工部局乐队大提琴乐师。他作为音乐会经纪人，每年都要向欧美聘请一些著名的音乐家来中国，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举行音乐会。如小提琴家克莱斯勒、歌唱家夏里亚平、钢琴家拉赫马尼诺夫、梅百器、齐尔品等，都是他聘请到中国来的，对促进中国和国际上的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笙龄《梅柏器功过试析》，《乐览》（月刊），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出版，2003年4月，第7—15页。
[2]廖辅叔《梅柏器其人》，廖崇向编《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华乐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第1版，第172—176页。
[3]榎本泰子《乐人之都上海——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4]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韩国鐄著《韩国鐄音乐文集》（四），乐韵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第135—204页。
①张贞黼《记第一次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练习》，《音乐教育》（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编）第四卷第一期，1936年1月。
②萧友梅《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11-223页。
③青主《论中国的音乐——给上海交响乐队指挥Ｍａｒｉｏ Ｐａｃｉ的一封公开的信》，《乐艺》第一卷五期，1931年4月。
陈瑞泉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
梅百器（Mario Paci1878—1946）中文译名“帕器”，生于佛罗伦萨。自幼学习钢琴，10岁（1887）即考入那不勒斯音乐院。15岁（1893）时考入罗马音乐院，从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斯干巴蒂（Giovanna Sgambati，1841—1914）学习钢琴。斯干巴蒂是世界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李斯特（Liszt Franz，[匈]1811—1886）的学生。因此，帕器实际上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帕器17岁（1895）在罗马音乐院毕业，并获李斯特钢琴比赛一等奖，确立了他在欧洲优秀青年钢琴家的地位。后来又赴法、德等国演出。1897—1900年入米兰音乐院学习理论作曲和指挥，并在斯卡拉歌剧院担任托斯卡尼尼（Toscanini Arturo 1867—1957）等人的助手。1901年赴意大利各地歌剧院担任指挥。1902年以后，又以钢琴家身份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出。1904年到过中国，在上海德国侨民俱乐部举行了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一时期帕器经常举行世界性巡回演出。在他41岁以前以指挥家和钢琴家的双重身份享誉欧洲乐坛，作为音乐的“世界公民”，也为富有音乐文化传统的祖国——意大利的荣誉作出了贡献。1918年12月，帕器带着两架三角钢琴作第四次世界性巡回演出，应上海音乐经纪人斯特洛克（A.Strok）*的邀请，乘远洋轮抵达上海，下埠后因病急送医院治疗，身体恢复后于1919年2月在夏令匹克剧院（后改为新华电影院）举办了钢琴独奏音乐会，由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协奏，音乐会获得很大成功。由于当时担任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的指挥布克（Rudolf Buck，1866.5.18-1952.5.12）将回德国，一些德籍、奥地利籍乐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急于回国，上海工部局有意聘请帕器担任乐队指挥。由华安保险公司总经理赫格列斯（Hugles）出面邀请，帕器对上海这座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于是，上海就成为他人生旅途的终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自此，他用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梅百器。他还请人专门刻了一个钟鼎文的图章，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在他杰出的管理才能和指挥下，将上海工部局乐队建设成为亚洲第一流的管弦乐队。梅百器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有着开拓我国交响乐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前身是1879年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建立的“公共乐队”（Public Band），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支西式铜管乐队。创建之初，其编制尚不全，仅用于仪仗演奏，首任指挥为法国长笛演奏家雷慕萨（Jean Remusat）。从1900年起，上海工部局接管乐队，由意大利人瓦兰沙（Singor Valenza）担任指挥。至1902年时，乐队至少已有35名乐队成员，并定期举办音乐会。1902年11月，德国音乐家布克任公共乐队指挥，将乐队扩充为管弦乐队，并开始从欧洲聘请一批专家担任各个声部首席。1919年，梅百器接任返欧的布克成为上海公共乐队的指挥。1922年，乐队定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由梅百器担任常任指挥，自此，乐队的规模与演奏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逐渐成为一支高水平的交响乐队。1941年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于次年接管乐队，改称“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接管乐队，定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上海乐团”，后改名为“上海交响乐团”。
梅百器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他就任指挥不久就对乐队进行了重大改组。首先考虑由高度专业化的演奏家担任各个声部首席。为此，他于1921年远涉重洋到欧洲和意大利招聘人才，后来又聘请到一批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和俄罗斯的乐师。如小提琴家富华（ArrigoFoa，一译法利国），就是他的母校米兰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技艺高超，才华出众，梅百器请他担任乐队首席，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在乐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由富华接任乐队指挥。他还聘请到大提琴首席舍甫佐夫（Prof.I.Shevtzoff，俄籍），中提琴首席普杜什卡（奥籍），小提琴家介楚斯基（俄籍）等优秀演奏家。1922—1923年起，有大批俄罗斯移民来到上海，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乐师，多数为俄籍犹太人，梅百器从中挑选的乐师至少有10人；至1935年，乐队编制已经扩大到45人的阵容。1940年来上海的大提琴家约阿希姆（Loachim）是富华去舞厅跳舞时在乐队中发现的人才，并推荐给梅百器后吸收进乐队。因此，工部局乐队的演奏水准极高，受到中外音乐界和报纸媒体的一致好评。
梅百器身材矮小，精力充沛，双目炯炯有神，指挥极富个性，激动时矮小的身躯就像要飞起来似的，无论演奏员和听众的吸引力都被他牢牢地控制着。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大提琴家的上海国立音专学生张贞黼在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排练日记（1935年11月8日）中这样形容梅百器：“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众人便各自归位就坐了。从另一个大厅里跑出来一个短小精悍的老头子，秃头，戴着黑圈玳瑁老光眼镜，胡子刮得满面发青，看去威严得很，这就是指挥Maestro Paci 了。……（他）唱着生动的曲调，或是用全身的动作来传达这个乐句不能用人声表示的地方，于是大家领会了，从新再来一次，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极老练，恰当，泼辣，精明，新鲜，大方，严肃，灵敏，使人暗暗心服。……音乐何其伟大！这第一课又何其值得记忆！”①在梅百器孜孜不倦的训练与带领下，上海工部局乐队每年10月至下一年5月底，每周日晚举行冬季星期交响音乐会；隔三周的周四，举行特别音乐会；每年6月中下旬至9月初，在公园举行夏天露天音乐会。此外，还举办各种儿童、青年、学校的“特色音乐会”和“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纪念”音乐会（音乐大师的诞辰、冥辰等）。据不完全统计，从布克主持公共乐队中期起，到梅百器主持工部局乐队的1919—1942年间，共演出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340部，其中交响乐和交响曲97部。1920年—1941年初，共举办了1429场各类音乐会。演奏曲目包括西方古典乐派、浪漫乐派、印象派与各个民族乐派著名作曲家的代表作品，梅百器对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作品尤为偏爱。1927年5月27日晚，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在上海市政厅梅百器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这是中国第一次公演“贝九”。因此，二三十年代，上海工部局乐队在梅百器的管理与指挥下，成为中国管弦乐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或者可以称之为“梅百器时代”。
梅百器和中国音乐家之间还有着许多联系和交往。萧友梅1927年到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时，曾于10月9日、16日、23日接连三周去听梅百器指挥的上海工部局乐队音乐会。他在写的《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一文②中写道：“从前有人告诉我，上海市政厅有这种组织，当时我在北京，骤然听见这话，不大深信……，所以我很希望喜欢研究音乐的同志，常去听听上述音乐会。……现在我敢对人说：‘上海市政厅的管弦大乐队，是上海惟一的宝贝。’”高度评价了梅百器和“上海工部局乐队”。萧友梅聘请富华、佘甫嗟夫世界一流的音乐家等到“国立音专”任教，和梅百器应有密切的沟通联系，后来萧友梅还带音专教务主任陈洪去拜访梅百器，联系教学工作方面的问题。1928年，我国最早赴美国学习声乐的周淑安回到上海任中西女塾教师，恰逢上海举行纪念舒伯特逝世100周年音乐比赛，她指挥中西女塾合唱队参赛，结果压倒了负有盛名的英国和俄国合唱队，获得头奖，引起轰动。梅百器当即函约中西女塾合唱队参加工部局乐队音乐会演出。1929年初，周淑安被“国立音乐院”聘为合唱指挥教师兼教视唱练耳课程；同年10月又受聘为“国立音专”教授兼声乐组主任。1929年底，年仅17岁被誉为“音乐神童”的马思聪从法国学习小提琴回国探亲。12月22日由梅百器指挥，马思聪演奏了莫扎特的《降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名声鹊起，轰动了音乐界。1930年11月23日，工部局乐队在大光明电影院首次演出中国音乐家的作品，由梅百器指挥演奏黄自的管弦乐序曲《怀旧》，一曲告终，掌声如潮。梅百器郑重地将作曲家黄自请上舞台与听众见面，自己也热情鼓掌，向中国作曲家的成功表示祝贺。黄自还以中国人的身份当选为工部局音乐委员会委员。这是管理工部局乐队的一个机构，黄自也是8名委员中惟一的一位中国音乐家。当时，由于许多“国立音专”学习理论作曲的学生买不起工部局乐队音乐会的门票，梅百器还同意他们每星期六上午免费听乐队的排练，如江定仙、陈田鹤等由黄自介绍，去听了一个季度的乐队排练。梅百器为他们准备好木凳，对谱聆听，非常关心。1933年5月21日，工部局乐队和上海大同乐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联合举行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大中国之夜”音乐会，由梅兰芳登台作节目介绍。节目有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1894—1965）的交响诗《北平胡同》、女声独唱《晴雯绝命辞》以及中国哑剧芭蕾《琴心波光》；大同乐会出演的节目有器乐合奏《国民大乐》及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鲁迅和许广平夫妇也在前一天从虹口赶到南京路上观看了音乐会的彩排。这场音乐会引发了上海文化知识界人士的“音乐热”，傅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长篇评论，对《北平胡同》给予了高度评价。1938年起，梅百器正式吸收中国演奏员，谭抒真（小提琴）、黄贻钧（小号）、陈又新（小提琴）、徐威麟（小提琴）4人参加了工部局乐队的演出（之前，王人艺、张贞黼、刘伟佐等人曾参加过乐队演出），梅百器对此抱有很高热情。由于租界当局以名额为由不肯为中国乐师增加预算，梅百器还曾亲自回意大利筹募一笔基金，专供支付中国乐师的工资。此外，梅百器以合作演出的方式，帮助和培育了一大批中国青年音乐家，对于扩大华人音乐家在本土文化方面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马思聪（小提琴）、卫仲乐（琵琶、古琴）、沈雅琴（钢琴）、王人艺（小提琴）、戴粹伦（小提琴）、胡然（男高音）、黄友葵（女高音）、王文玉（女高音）、夏国琼（钢琴）、赵梅伯（男高音）、李惟宁（钢琴）、吴乐懿（钢琴）、斯义桂（男低音）、林侨（钢琴）、廖玉姬（青主女儿，小提琴）等，使许多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国立音专”和演艺界的青年优秀音乐表演人才脱颖而出。梅百器亲自教过的中国学生有沈雅琴、杨嘉仁、林俊卿、吴乐懿、周广仁、董光光、傅聪等等，后来这些学生都成为中国乐坛上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和声乐教育家。梅百器对推动中国近代音乐演艺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梅百器对音乐艺术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青主的文章《论中国的音乐——给上海交响乐队指挥Mario Paci 的一封公开的信》③中反映了他们平日谈话的内容和不同国籍音乐家之间的交流。青主说：“我确信在一般世界艺人当中，关怀中国音乐的，只有少数。你自是这样一个关怀中国音乐的世界艺人。”信中提到梅百器的观点部分有：“……在十年之内，如果实事求是地把它经营，很可以组织成一副中国乐队，用中国的乐器，在一个中国乐师的指挥下，演奏中国的音乐。”“中国人要怎样才可以了解西方的音乐……，西方的音乐自是一种最高的文化成就。谁要了解西方音乐，必要走进西方的文化生活里面去。……中国总会达到那个境地”，“爱和音乐有一种分不开的关系”，“中国的一般音乐朋友只知道接受，除了接受之外，什么都不关心。”“用来培养音乐人才的学校要在大规模的基础上面建筑起来，学生必须要严格地选择，不收学费……。”梅百器对青主说的这番话，在近代中国学习与借鉴西方音乐时间还不是很长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一种特殊忠告的意义。诚如青主在信中所说：“如果你，最足尊敬的乐师，肯帮助我们从事建设，那么，我们自然是不患走入迷途。中国人向来是不会以怨报德的，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你那种最足珍贵的襄助，他们应该怎样地感谢你。”因此，梅百器以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在中国生活的27年日子里的所作所为，对于近代中国管弦乐事业的建设以及对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和帮助，的确值得中国人永远地纪念。
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工部局乐队将由日本人接管，面临着撤消改制的局面，梅百器和他的上司已经无能为力。因之，梅百器于1942年5月31日晚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告别音乐会”，亲自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曲《热情奏鸣曲》等作品，结束了他在上海工部局乐队担任长达23年的常任指挥和在上海乐坛公开活动的历史。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梅百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在家中以教学为主。他在生活中有一些不良嗜好，如好赌，大量抽烟。他在工部局乐队时的薪金很高，月薪为1400元大洋，教私人学生收费也很高，但有时输光了钱还向身边的人借钱去买香烟。离开乐队后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几乎到了贫病交加的地步。抗战胜利后，梅百器曾于1945年11月18日和21日指挥改名为“上海市政厅交响乐团”的庆祝抗战胜利音乐会，演出了张昊创作的《民主胜利》大合唱，受到中外听众的热烈欢迎。宋庆龄曾聆听了第二场音乐会。当时乐团负责人还有意请梅百器复出，但因遭到俄籍乐师的反对而无法东山再起。1946年8月3日，梅百器因脑溢血并发肺炎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
梅百器的晚年生活孤独凄凉，陪伴他的中国学生董光光在他弥留之际，为他弹奏肖邦的钢琴作品，梅百器听了泪流满面，十分感动。他的学生们在他逝世后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门票收入全部募捐作为他的丧葬费用。梅百器结束了晚年潦倒的生命，遗体葬于上海虹桥公墓。然而，梅百器辉煌的音乐生涯却永远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一大批外籍音乐家定居到这座国际化的城市，他们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梅百器、查哈罗夫、齐尔品、法利国、阿隆·阿甫夏洛穆夫、舍甫佐夫、苏石林、普杜什卡、斯特洛克等等，都从音乐各个专业的角度对我国音乐教育和表演事业的进步与提高做出了很大努力，也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以往这一领域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关注，希望学界能够从完整的资料工作做起，最终给予一个科学与客观的历史评价。
*斯特洛克（A.Strok）为拉脱维亚人。20年代曾任上海工部局乐队大提琴乐师。他作为音乐会经纪人，每年都要向欧美聘请一些著名的音乐家来中国，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举行音乐会。如小提琴家克莱斯勒、歌唱家夏里亚平、钢琴家拉赫马尼诺夫、梅百器、齐尔品等，都是他聘请到中国来的，对促进中国和国际上的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笙龄《梅柏器功过试析》，《乐览》（月刊），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出版，2003年4月，第7—15页。
[2]廖辅叔《梅柏器其人》，廖崇向编《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华乐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第1版，第172—176页。
[3]榎本泰子《乐人之都上海——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4]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韩国鐄著《韩国鐄音乐文集》（四），乐韵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第135—204页。
①张贞黼《记第一次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练习》，《音乐教育》（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编）第四卷第一期，1936年1月。
②萧友梅《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11-223页。
③青主《论中国的音乐——给上海交响乐队指挥Ｍａｒｉｏ Ｐａｃｉ的一封公开的信》，《乐艺》第一卷五期，1931年4月。
陈瑞泉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