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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彩勾首马，三彩器，盛唐时期，高48、长39厘米，河南巩义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马头戴有络头，嘴两边有角形镳，口内有衔，马脸颊两侧饰有杏叶。眼部用墨笔勾勒出眼眶。头部前马鬃分缨，颈背上的马鬃被整齐修剪。马背上置鞍鞯、障泥。鞍上盖有鞍袝，前端袝角向后作迎风翻折之势。攀胸和鞦带上均饰有杏叶。缚尾上翘。鞍鞯、鬃毛饰朱红彩，杏叶饰绿彩。泥质白陶，模制而成，立于长方形板座上。勾首马作瘙痒状，前腿柱立，后腿若弓，耳朵一个向前一个向后，神态形象逼真，刻画出安详、舒逸的姿态。马的体态雄健，特别是臀部和腿部塑造的肌肉和骨骼比例协调，显得浑圆而不臃肿，矫健而不失俊雅。马的造型完美，气质高贵，形神皆备，是唐马陶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显示了唐代陶塑匠师的高超技艺，是研究唐代陶塑艺术及葬俗的形象资料。（图1）
自古以来，立足于中原地区的王朝与塞外的少数民族在不断的交融与碰撞中，逐渐地认识到了马的主要性。由于其轻骑、便捷、迅速等特点，成为当时游牧民族战争的首选。从某种程度上说，马的精良与多少往往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因此对于唐朝的统治者來说，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新唐书》中，就明确地表示了国家武备最终依赖大批战马的观点：“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忘。” 唐朝对于马相比于其他朝代来说更是格外重视，因为唐王朝的建立以及此后能够驰骋西北疆域，大唐天子被各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等，马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唐朝初建立之时国家贫困，当时只有五千匹马。即从突厥那里得到两千匹，又从隋朝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继承了三千匹。唐政府将这五千匹马放在陇右（现在的甘肃地区）牧养，开创性地创造了唐王朝的马匹饲养制度——“监牧”制度。唐太宗任用张万岁为太仆少卿领群牧。张万岁为牧马世家，其“三世典群牧”。唐代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的增加以及张万岁带领的马政官员的悉心放养和照料。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唐朝政府就宣布已经拥有了七十万六千匹马。这些马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八坊四十八监中，当时西北的歧州、幽州、泾州、宁州之间的地区，水草肥沃之地尽是牧马之地，而马价也因此下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 。张万岁也因此恩信行陇右。陇右人称马的年龄为“齿”而不说“岁”，就是为了避张万岁的讳 。（图2）
唐代帝王对于马的喜爱也是不容忽视的，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他非常喜爱良马。在大唐建立的过程中，有六匹战马跟随他南北征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对这几匹马怀有深厚的感情，一直念念不忘，并令当朝著名画家阎立德和阎立本摹其形象，雕刻在他陵前，以期相伴永远。（图3） 唐政府在全国设立一套完备马政制度的同时，其帝王在宫廷内也设立专门掌管御用马匹的制度。设立尚乘局掌管天子的御驾，并设立飞黄、吉良、龙媒、騊駼、駃騠、天苑左右六闲和祥驎、凤苑二厩来饲养马，此后又增加飞龙厩 。别看这只是替皇帝饲养马匹的机构，其权利后来被宦官掌控，成为以后唐代宫廷政变的重要参与者。
唐朝人非常喜欢外来的胡马，其获得胡马的途径有进贡、赠献等，但更多地是通过互市，主要以帛、金银、茶叶等互市来换取胡人的马匹。唐政府对于胡马的需求可谓是“胡马待之若渴”。在地方边境互市买马的同时，唐政府还派人远到各地寻求宝马良驹。宦官刘元尚即以“大食市马使”“骨利干市马使”的头衔，一次远到阿拉伯，一次远到西伯利亚一带购买良马。地方将领也以各种方法获取良马。玄宗时期，王忠嗣任朔方、河东节度使时，他“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收到“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的显著效果。
唐前中期获取胡马的用途并非直接用于军事战争，而主要用于改良本国的马种，繁殖优质马匹使用。由于政策的正确，唐朝的马匹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新唐书·兵志》上记载：“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唐早期，其马来源主要为唐朝北境的突厥马，“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但是到了中后期，突厥衰落，北方马匹的互市则由回鹘掌控，唐政府所购买的马匹主要是回鹘的马。
“安史之乱”发生，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 正是由于安禄山掌控了管马的职务，所以才能够得到足够精良的马匹，从而有能力和中央政府抗衡。此后唐代中央政府的马政逐渐随之衰落，但大量的马匹由贵族和地方豪强占有，其数量最终超过政府。
唐朝的马不仅仅表现在军事上的兴盛，更是融入了唐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唐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离开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唐墓中出土的大量形形色色的不同姿态、不同形状的马俑，以及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窥其一斑。
1.男子骑马。中国早期，上层社会的男子出行时讲究乘车而不常骑马，在出席一些隆重的场合时，骑马被认为是一种不雅的举动。特别是魏晋时期，缓慢舒适的高级牛车成为上层社会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是到了唐宋时期，骑马却成为一种时尚，男子从上层到下层皆以骑马为荣，即使出席隆重的场合也都要骑马。正如宋代所说：“自唐至本朝，却以乘马朝服为礼。” 从出土文物中可见不仅贵族骑马，当时他们的侍从们也都骑马。（图4、5、6）
2.胡人和马。由于与西北边疆的不断交流，大量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地区。从墓葬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深目高鼻，长着浓密的络腮胡，脚穿靴子，身着胡服。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胡人和马在一起，而这些来自异族游牧民族的胡人，非常善于养马。这些人相对来说地位低下，成为一些贵族的侍从，专门为贵族管理马匹。（图7、8、9、10）
3.妇人骑马。在唐代开明开放的风气下，唐代妇女更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和男子一样，参与管理军国大事。据《旧唐书·舆服志》上记载：唐初，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蓠”。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蓠之制渐息”。开元初期，“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聘，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一矣。”从这段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唐代妇人骑马着装的一个发展过程。从太宗时期戴着厚重幂蓠。高宗、则天时期戴着轻盈帷帽。玄宗时期戴胡帽，直至最后，什么帽子都不戴，她们穿男人的衣服和鞋子，骑着马，露出美丽、乌黑的发髻和靓丽的容貌，英姿飒爽地走上街头。（图11、12、13）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所绘即是虢国夫人等盛装、骑马出行的场面。（图14） 4.打马球。打马球首先要有合适的马匹，其次不仅要求骑手的骑术精练，还要求人马配合默契。唐代上至皇帝、官僚，下至百姓都喜爱这项运动。（图15）唐玄宗十分爱打马球，为此，于阗国曾派使臣，千里迢迢进贡了两匹专供打马球用的马匹。打马球需要有场地，1956年，在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一块奠基石，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的字样，这说明了当时马球场已成了宫殿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章怀太子墓中壁画《打马球图》，再现了当时激烈争球的场景，正是当时皇族贵胄们打马球的真实写照。（图16）唐代女子对于马球运动也格外的钟爱，花蕊夫人在《宫词》中说：“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5.舞马。据文献记载，平常的宴会舞马是不参加的，只有到了大的宴会时才会和坐部伎、立部伎相次表演。中宗时期曾宴请吐蕃使者，宴会上表演舞马，使者看后非常惊奇 。唐玄宗时期，每年八月五日“千秋节”是庆祝唐玄宗诞辰之日，便在勤政楼下举行庆典，其中就必然有舞马。张说有诗“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还有“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都是描述了舞馬在千秋节表演拜寿的场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舞马衔杯纹银壶和张说诗中描述的十分相似。（图17）“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将舞马掠走。后安禄山败亡，这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成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是妖孽，将舞马鞭打而死。
6.骑马狩猎。唐代统治者尤好狩猎。狩猎时大多骑马，随身鹰犬猎豹等。据《新唐书》记载，滕王元婴（即下面提及金乡县主的父亲） 亦好狩猎，沉迷游猎往往深夜不归。唐时，城门入夜要关闭， 但因滕王败游未归，往往彻夜大开 。1992 年在西安东郊发掘了唐金乡县主墓。金乡县主是滕王李元婴的第三女，墓道的东西两个壁完共出土了8件骑马狩猎俑。（图18、19 ）
7.马上演奏。唐代出土了不少在马上演奏的乐俑。据唐代文献记载：“北狄乐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为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属鼓吹署。”马上乐舞的演奏此种应属北狄乐，属于军乐的一种，掌管音乐的鼓吹署管理。偃师柳凯夫妇墓出土彩绘骑马乐俑（图20）与河南博物院所藏马上演奏乐俑（图21）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相比之下，柳凯夫妇墓出土的更具西域文化的风采。
在中国古代，马主要是用于交通和战争，并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在各个时期的墓葬中找到大量关于马的随葬品。这些马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我们选取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有代表性的关于马的文物，以此为视角，通过对比和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示的不同形象与使用方法，从而使我们更加认识和了解当时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情况。
传说穆天子有八骏，驾驭八骏才得以觐见西王母。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是文献上关于“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记载的真实性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学者。直到在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发现了天子驾六的车马坑，这条文献的真实性才被确认。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东周时期马数量的多少已经成为人们地位高低的一个标志。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励精图治，赵武灵王施行“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得以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胡服骑射”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变革，使得在以步兵和马拉战车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中原地区出现了骑兵。到了秦朝，虽然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一批骑兵俑，但是从布阵和穿着上来看，这批骑兵可能是用于灵活作战或突袭的一小部分精锐。当时马拉战车和步兵作战依然是主流。
到了西汉时期，杨家湾汉墓出土了大批的骑马俑，并组成了阵容宏大的骑兵群。这说明西汉时期骑兵已经完全取代了车兵成为当时主要的作战力量。如图22所示，这时期的马和秦始皇车马坑中出土的马的形象已经有差别，其马眼大、耳壳薄、鼻孔大、口裂深，颈长始终，胸部宽广，背腰宽广，尾部稍斜，具有外来乌孙马的特征。
图23、24、25所示为东汉时期的马，说明这时马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并大量地表现于墓葬中。
图26为西晋时期的骑马俑，属于贵族出行的仪仗队。仔细观察可发现，此俑马鞍的两端已从平坦转为高翘，表明已经出现了鞍桥。左侧骑马俑在马的一侧出现了单马镫，可能仅供上马使用，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马镫。
图27、28为南北朝时期的马的形象。此阶段，塞外各部族相继南下，带来马匹数以万计。战争频繁发生，为了保护马，在马身上披厚重的盔甲。特别是图27表现了当时“甲骑具装”的形象。“甲骑具装”是指人与马都披铠甲的重骑兵，成为当时作战的主力。此时的马俑显得古拙、粗略，这可能和当时社会动荡有很大的关系。
到了隋唐时期，墓葬中不再出现身披厚重盔甲的马匹，此时重骑兵因机动性不强，逐渐被不披铠甲的轻骑兵所取代。这时马也以高昂的姿态出现，女子骑马、仆人骑马等，在墓葬中和日常生活中有关的马的题材被大量发现。如图29所示，此时对于马的塑造更为精细，马的普遍造型为耳小、颈长、臀圆，体态均匀，膘肥体壮，这不仅反映了唐代对于马的审美观，更是当时中亚地区外来“胡马”的写真。
图30是宋永定陵的神道上的石马。马的缺乏成为一直困扰北宋政府的一个问题。对于北宋灭亡的原因，后来学者多有研究，但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是有目共睹的。没有足够的良马成为北宋军事的一大诟病。北宋北部的燕云十六州被后唐时期的石敬瑭送给了辽，其西北部又崛起了一个马上民族 ——西夏的党项族，这样北宋政府就失去了当时最佳的放牧场地。既无场地牧马，又无良马可牧，成为北宋政府面临的一个状况。虽然也购买辽国的马，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
从图31可见，元代的马比唐代的马体型矮小，这就是典型的蒙古马。头大额宽，胸廓深长，颈粗腿短。虽然其貌不扬，但生命力极强，耐得住饥饿，扛得住寒冷，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虽然奔跑速度不够快，但是耐力好，能够长途奔袭。经过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诈，勇猛无比。蒙古人对于马十分爱护和敬重，其人和马是不可分离的。就是靠着这种马，蒙古人才得以驰骋亚欧大陆。
图32为徐悲鸿所画马。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马的一些功能被替代，马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人类对于马的喜爱、渴求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马跟随人类历经千百年，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兴衰成败。它为人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不会被人类遗忘，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文化和代代传承的思想之中。
马头戴有络头，嘴两边有角形镳，口内有衔，马脸颊两侧饰有杏叶。眼部用墨笔勾勒出眼眶。头部前马鬃分缨，颈背上的马鬃被整齐修剪。马背上置鞍鞯、障泥。鞍上盖有鞍袝，前端袝角向后作迎风翻折之势。攀胸和鞦带上均饰有杏叶。缚尾上翘。鞍鞯、鬃毛饰朱红彩，杏叶饰绿彩。泥质白陶，模制而成，立于长方形板座上。勾首马作瘙痒状，前腿柱立，后腿若弓，耳朵一个向前一个向后，神态形象逼真，刻画出安详、舒逸的姿态。马的体态雄健，特别是臀部和腿部塑造的肌肉和骨骼比例协调，显得浑圆而不臃肿，矫健而不失俊雅。马的造型完美，气质高贵，形神皆备，是唐马陶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显示了唐代陶塑匠师的高超技艺，是研究唐代陶塑艺术及葬俗的形象资料。（图1）
自古以来，立足于中原地区的王朝与塞外的少数民族在不断的交融与碰撞中，逐渐地认识到了马的主要性。由于其轻骑、便捷、迅速等特点，成为当时游牧民族战争的首选。从某种程度上说，马的精良与多少往往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因此对于唐朝的统治者來说，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新唐书》中，就明确地表示了国家武备最终依赖大批战马的观点：“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忘。” 唐朝对于马相比于其他朝代来说更是格外重视，因为唐王朝的建立以及此后能够驰骋西北疆域，大唐天子被各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等，马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唐朝初建立之时国家贫困，当时只有五千匹马。即从突厥那里得到两千匹，又从隋朝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继承了三千匹。唐政府将这五千匹马放在陇右（现在的甘肃地区）牧养，开创性地创造了唐王朝的马匹饲养制度——“监牧”制度。唐太宗任用张万岁为太仆少卿领群牧。张万岁为牧马世家，其“三世典群牧”。唐代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的增加以及张万岁带领的马政官员的悉心放养和照料。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唐朝政府就宣布已经拥有了七十万六千匹马。这些马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八坊四十八监中，当时西北的歧州、幽州、泾州、宁州之间的地区，水草肥沃之地尽是牧马之地，而马价也因此下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 。张万岁也因此恩信行陇右。陇右人称马的年龄为“齿”而不说“岁”，就是为了避张万岁的讳 。（图2）
唐代帝王对于马的喜爱也是不容忽视的，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他非常喜爱良马。在大唐建立的过程中，有六匹战马跟随他南北征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对这几匹马怀有深厚的感情，一直念念不忘，并令当朝著名画家阎立德和阎立本摹其形象，雕刻在他陵前，以期相伴永远。（图3） 唐政府在全国设立一套完备马政制度的同时，其帝王在宫廷内也设立专门掌管御用马匹的制度。设立尚乘局掌管天子的御驾，并设立飞黄、吉良、龙媒、騊駼、駃騠、天苑左右六闲和祥驎、凤苑二厩来饲养马，此后又增加飞龙厩 。别看这只是替皇帝饲养马匹的机构，其权利后来被宦官掌控，成为以后唐代宫廷政变的重要参与者。
唐朝人非常喜欢外来的胡马，其获得胡马的途径有进贡、赠献等，但更多地是通过互市，主要以帛、金银、茶叶等互市来换取胡人的马匹。唐政府对于胡马的需求可谓是“胡马待之若渴”。在地方边境互市买马的同时，唐政府还派人远到各地寻求宝马良驹。宦官刘元尚即以“大食市马使”“骨利干市马使”的头衔，一次远到阿拉伯，一次远到西伯利亚一带购买良马。地方将领也以各种方法获取良马。玄宗时期，王忠嗣任朔方、河东节度使时，他“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收到“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的显著效果。
唐前中期获取胡马的用途并非直接用于军事战争，而主要用于改良本国的马种，繁殖优质马匹使用。由于政策的正确，唐朝的马匹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新唐书·兵志》上记载：“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唐早期，其马来源主要为唐朝北境的突厥马，“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但是到了中后期，突厥衰落，北方马匹的互市则由回鹘掌控，唐政府所购买的马匹主要是回鹘的马。
“安史之乱”发生，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 正是由于安禄山掌控了管马的职务，所以才能够得到足够精良的马匹，从而有能力和中央政府抗衡。此后唐代中央政府的马政逐渐随之衰落，但大量的马匹由贵族和地方豪强占有，其数量最终超过政府。
唐朝的马不仅仅表现在军事上的兴盛，更是融入了唐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唐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离开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唐墓中出土的大量形形色色的不同姿态、不同形状的马俑，以及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窥其一斑。
1.男子骑马。中国早期，上层社会的男子出行时讲究乘车而不常骑马，在出席一些隆重的场合时，骑马被认为是一种不雅的举动。特别是魏晋时期，缓慢舒适的高级牛车成为上层社会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是到了唐宋时期，骑马却成为一种时尚，男子从上层到下层皆以骑马为荣，即使出席隆重的场合也都要骑马。正如宋代所说：“自唐至本朝，却以乘马朝服为礼。” 从出土文物中可见不仅贵族骑马，当时他们的侍从们也都骑马。（图4、5、6）
2.胡人和马。由于与西北边疆的不断交流，大量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地区。从墓葬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深目高鼻，长着浓密的络腮胡，脚穿靴子，身着胡服。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胡人和马在一起，而这些来自异族游牧民族的胡人，非常善于养马。这些人相对来说地位低下，成为一些贵族的侍从，专门为贵族管理马匹。（图7、8、9、10）
3.妇人骑马。在唐代开明开放的风气下，唐代妇女更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和男子一样，参与管理军国大事。据《旧唐书·舆服志》上记载：唐初，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蓠”。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蓠之制渐息”。开元初期，“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聘，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一矣。”从这段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唐代妇人骑马着装的一个发展过程。从太宗时期戴着厚重幂蓠。高宗、则天时期戴着轻盈帷帽。玄宗时期戴胡帽，直至最后，什么帽子都不戴，她们穿男人的衣服和鞋子，骑着马，露出美丽、乌黑的发髻和靓丽的容貌，英姿飒爽地走上街头。（图11、12、13）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所绘即是虢国夫人等盛装、骑马出行的场面。（图14） 4.打马球。打马球首先要有合适的马匹，其次不仅要求骑手的骑术精练，还要求人马配合默契。唐代上至皇帝、官僚，下至百姓都喜爱这项运动。（图15）唐玄宗十分爱打马球，为此，于阗国曾派使臣，千里迢迢进贡了两匹专供打马球用的马匹。打马球需要有场地，1956年，在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一块奠基石，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的字样，这说明了当时马球场已成了宫殿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章怀太子墓中壁画《打马球图》，再现了当时激烈争球的场景，正是当时皇族贵胄们打马球的真实写照。（图16）唐代女子对于马球运动也格外的钟爱，花蕊夫人在《宫词》中说：“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5.舞马。据文献记载，平常的宴会舞马是不参加的，只有到了大的宴会时才会和坐部伎、立部伎相次表演。中宗时期曾宴请吐蕃使者，宴会上表演舞马，使者看后非常惊奇 。唐玄宗时期，每年八月五日“千秋节”是庆祝唐玄宗诞辰之日，便在勤政楼下举行庆典，其中就必然有舞马。张说有诗“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还有“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都是描述了舞馬在千秋节表演拜寿的场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舞马衔杯纹银壶和张说诗中描述的十分相似。（图17）“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将舞马掠走。后安禄山败亡，这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成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是妖孽，将舞马鞭打而死。
6.骑马狩猎。唐代统治者尤好狩猎。狩猎时大多骑马，随身鹰犬猎豹等。据《新唐书》记载，滕王元婴（即下面提及金乡县主的父亲） 亦好狩猎，沉迷游猎往往深夜不归。唐时，城门入夜要关闭， 但因滕王败游未归，往往彻夜大开 。1992 年在西安东郊发掘了唐金乡县主墓。金乡县主是滕王李元婴的第三女，墓道的东西两个壁完共出土了8件骑马狩猎俑。（图18、19 ）
7.马上演奏。唐代出土了不少在马上演奏的乐俑。据唐代文献记载：“北狄乐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为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属鼓吹署。”马上乐舞的演奏此种应属北狄乐，属于军乐的一种，掌管音乐的鼓吹署管理。偃师柳凯夫妇墓出土彩绘骑马乐俑（图20）与河南博物院所藏马上演奏乐俑（图21）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相比之下，柳凯夫妇墓出土的更具西域文化的风采。
在中国古代，马主要是用于交通和战争，并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在各个时期的墓葬中找到大量关于马的随葬品。这些马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我们选取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有代表性的关于马的文物，以此为视角，通过对比和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示的不同形象与使用方法，从而使我们更加认识和了解当时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情况。
传说穆天子有八骏，驾驭八骏才得以觐见西王母。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是文献上关于“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记载的真实性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学者。直到在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发现了天子驾六的车马坑，这条文献的真实性才被确认。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东周时期马数量的多少已经成为人们地位高低的一个标志。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励精图治，赵武灵王施行“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得以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胡服骑射”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变革，使得在以步兵和马拉战车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中原地区出现了骑兵。到了秦朝，虽然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一批骑兵俑，但是从布阵和穿着上来看，这批骑兵可能是用于灵活作战或突袭的一小部分精锐。当时马拉战车和步兵作战依然是主流。
到了西汉时期，杨家湾汉墓出土了大批的骑马俑，并组成了阵容宏大的骑兵群。这说明西汉时期骑兵已经完全取代了车兵成为当时主要的作战力量。如图22所示，这时期的马和秦始皇车马坑中出土的马的形象已经有差别，其马眼大、耳壳薄、鼻孔大、口裂深，颈长始终，胸部宽广，背腰宽广，尾部稍斜，具有外来乌孙马的特征。
图23、24、25所示为东汉时期的马，说明这时马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并大量地表现于墓葬中。
图26为西晋时期的骑马俑，属于贵族出行的仪仗队。仔细观察可发现，此俑马鞍的两端已从平坦转为高翘，表明已经出现了鞍桥。左侧骑马俑在马的一侧出现了单马镫，可能仅供上马使用，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马镫。
图27、28为南北朝时期的马的形象。此阶段，塞外各部族相继南下，带来马匹数以万计。战争频繁发生，为了保护马，在马身上披厚重的盔甲。特别是图27表现了当时“甲骑具装”的形象。“甲骑具装”是指人与马都披铠甲的重骑兵，成为当时作战的主力。此时的马俑显得古拙、粗略，这可能和当时社会动荡有很大的关系。
到了隋唐时期，墓葬中不再出现身披厚重盔甲的马匹，此时重骑兵因机动性不强，逐渐被不披铠甲的轻骑兵所取代。这时马也以高昂的姿态出现，女子骑马、仆人骑马等，在墓葬中和日常生活中有关的马的题材被大量发现。如图29所示，此时对于马的塑造更为精细，马的普遍造型为耳小、颈长、臀圆，体态均匀，膘肥体壮，这不仅反映了唐代对于马的审美观，更是当时中亚地区外来“胡马”的写真。
图30是宋永定陵的神道上的石马。马的缺乏成为一直困扰北宋政府的一个问题。对于北宋灭亡的原因，后来学者多有研究，但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是有目共睹的。没有足够的良马成为北宋军事的一大诟病。北宋北部的燕云十六州被后唐时期的石敬瑭送给了辽，其西北部又崛起了一个马上民族 ——西夏的党项族，这样北宋政府就失去了当时最佳的放牧场地。既无场地牧马，又无良马可牧，成为北宋政府面临的一个状况。虽然也购买辽国的马，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
从图31可见，元代的马比唐代的马体型矮小，这就是典型的蒙古马。头大额宽，胸廓深长，颈粗腿短。虽然其貌不扬，但生命力极强，耐得住饥饿，扛得住寒冷，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虽然奔跑速度不够快，但是耐力好，能够长途奔袭。经过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诈，勇猛无比。蒙古人对于马十分爱护和敬重，其人和马是不可分离的。就是靠着这种马，蒙古人才得以驰骋亚欧大陆。
图32为徐悲鸿所画马。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马的一些功能被替代，马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人类对于马的喜爱、渴求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马跟随人类历经千百年，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兴衰成败。它为人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不会被人类遗忘，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文化和代代传承的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