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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金创作于三十年代的《家》和《寒夜》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现当代文坛上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小说里的女性世界交织着牺牲，温情，坚忍与抗争，在封建主义和封建礼教的层层迫害下，深受男性中心意识荼毒的女性无论怎么反抗都难逃悲剧的命运。巴金通过对女性自身的反思，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对人本质的思考，在当时为女性解放指明方向。
关键词：巴金;《家》;《寒夜》;女性倫理观;叙事策略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受延绵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家庭伦理制度等思想的影响，女性尚未完全摆脱沦为男性附属的处境。在爱情婚姻中，受封建家庭中长辈的干涉，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恪守封建伦理要求的“三纲五常”，这导致女性丧失自己的思想意志，身心麻木，以至于人格模糊。巴金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及中国的五四运动中汲取女性解放思想，将在中国封建思想影响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描写的淋漓尽致。巴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创作的《家》以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内陆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描绘了高家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败坏的历史和大家庭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形象以及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为背景创作的《寒夜》，也是巴金描写的女性悲剧命运含义最深刻的杰作之一，其中刻画的十几位女性形象更是极具代表性。
一、巴金笔下的女性形象
巴金所创作的《家》与《寒夜》，以旧式封建大家庭和新式知识分子小家庭为背景，展现了女性所遭受的来自社会家庭的层层压迫与重重围困。这些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在封建制度压迫下，选择屈从而不敢反抗的女性形象。第二类则是巴金笔下的进步女性形象。
（一）逆来顺受的被害者
首先是封建大家庭中的年轻女性形象。《家》中瑞钰，梅，蕙，淑贞等大家庭的少奶奶们，小姐们就如同“养在笼子里的小鸟，永远见不到广阔的天空，她们一辈子都是男人的玩物。”瑞钰出身封建大家庭，是一位按封建礼教要求调教出来的典型的大家闺秀。她身上体现着传统女性所以拥有的一切优秀品格，知书达理、贤淑聪慧。她的婚姻完全遵循着封建礼教要求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长主婚，幼辈不得过问”的婚姻标准。由觉新的父亲采用抓阄这种不靠谱甚至游戏般的方式决定。意外使她拥有了一个善解人意而又温和老实的丈夫。瑞钰“虽处在封建社会的围笼里，但是因为对美好理想的崇敬，以及个人善良、纯洁的心灵，依然能够在外界环境的束缚中保持着高洁的人生态度。” 如此善良而又高洁的女性仍然逃不过封建礼教的摧残。就因为所谓的“血光之灾”这一荒谬的理论，瑞钰不得不在临近生产期搬至城外，这充分体现了封建落后思想在无时无刻的主宰这个家庭，支配这里的一切。瑞钰难产时苦苦呼唤她深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却被拦在门外，直到她死，也没能进去和她相见。封建礼教不仅仅剥夺了瑞钰做母亲的权利，更是剥夺了她生存的权利。
与瑞钰相似，梅同样出生于富贵之家，她的一生也是以悲剧收场。在《家》中，梅与瑞钰，觉新的爱情纠葛贯穿故事的始终。梅与觉新自小青梅竹马，门当户对，两人也因此培养了深厚的情感。即使用封建婚姻标准来考量，他们的结合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是本应是天造地设的一桩好姻缘却因长辈在麻将桌上的龃龉而被无情断送。梅嫁给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她的运气没有瑞钰那么好。不到一年便守了寡，整天受婆家的欺压。只能回到母亲的身边，过着孤单寂寞的日子，终日郁郁寡欢，最终忧郁成疾，悲凉的死去。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逝去，她的悲剧是封建礼教促成的。面对父母在婚姻上无理的安排，她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像一个木偶任由家长摆布，不会也不敢有半点怨言，更不用提什么反抗。哀莫大于心死，被命运玩弄失去生活意志的梅只觉“多活一天，只是多受一天的罪，倒不如死了好”梅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礼教对人精神的戕害，以及女性在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命运。在高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丫环们只是“替富人做工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用的奴隶”。鸣凤年方十六，却已经为高家做了七年的奴隶，她没有人身自由，为主子做牛做马，天天“听命令，做事情，流眼泪，挨苦骂”正值青春年华，却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能依靠对未来虚无的幻想度日。爱上了少爷觉慧，却被主子许配给荒淫无度的冯乐山做小，最终投湖自尽，为爱情殉葬。婉儿在鸣凤死后被当作是其替代品嫁给冯乐山，天天以泪洗面。倩儿因高公馆没有丫头生病请名医看病的先例，在病痛的折磨中孤寂的死去。
其次，封建礼教及家庭制度的迫害，不仅仅剥夺了众多年轻女性的生命，封建家庭的老一代妇女也难逃魔爪。《家》中心软懦弱的周氏，仗势欺人愚昧无知的陈姨太，表面思想开放实则内心顽固的张氏，蠢笨偏执的沈氏等等。这些封建大家族的长辈妇女虽然可以对年轻一辈发号施令，甚至决定如鸣凤一类丫鬟的命运，但她们同样深受封建礼教荼毒。她们在封建家庭等级制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身兼被迫害者和迫害者两种复杂的身份。陈姨太实则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牺牲者，她出身卑微，为生活嫁给高老太爷做妾，饱受侮辱折磨。在失去高老太爷这一靠山之后，不仅克安等主子欺侮她，骂她是“泼妇”，连王婆一类的奴隶都可以对她恶言相向，羞辱她称其“老妖精”。但陈姨太同时又是一个“迫害者”，她不断地去迫害别人，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发泄自己内心的仇恨与怨念。高老太爷病重，她喧闹着去找巫师除邪，又因“血光之灾”这一荒谬的理论葬送了觉慧与瑞钰这一挣扎着生存的小家庭的幸福。这些都源自于她的两面三刀，嫉妒，丑恶变态心理。封建礼教的种种规章制度已经深入她的内心，她不去思考对与错，只是一昧的盲目遵循。陈姨太等封建大家庭的女性身上共同特性便是愚昧无知，麻木自闭。她们虽有的人知道自己是不幸的，但是从没有人去思考这种造成生命不幸的原因。她们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被生活或家庭腐蚀殆尽。她们不去反思自身生存着的封建社会及封建家庭的弊端，而是作为礼教的帮凶，将魔爪伸向下一代青年。通过这些妇女的悲惨命运，巴金向我们展示了封建家庭制度下的血与泪的代价。他把“一个垂死的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们面前，指给他们看，这儿是伤痕，这是血，你们看！”而巴金创作这些女性的意义在于希望人们“从这些伤痕遍体的尸首上看到一个新的制度的新生” （二）勇于反抗的进步女性
如《家》中的琴与《寒夜》中的曾树生。琴的命运在一系列悲剧女性算是幸运。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环境较为宽松，同样得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她有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对生活是热爱的，对觉新的爱是真诚的。但是来自亲戚的闲言恶语，母亲的守旧固执使她丧失了继续求学以及婚姻自主的权利，面对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围困，琴并没有丧失自我。面对来自母亲的压力，她敢于直言：“世界是一天天地变新的，男女都是一样的人。”面对觉新三兄弟的忧虑，她豁达开明“我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人。”从而体现了她追求独立，追求健全的人格的先进意识。虽然“她的前途有许多障碍”，但是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围困，她“决心不顾一切的向着新的路走去”。
曾树生代表了五四时期追求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时代气息。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给沉闷的中国带来新鲜的空气。一直生活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人们接触到了现代解放思想，女子高等教育也出现在那个时代，饱受压迫的女性在新思想的激励下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而曾树生这一人物形象正是五四时期勇于反叛旧礼教道德文化的一系列女性的代表。当接受新思想影响的曾树生在面对现实中懦弱的丈夫，保守自私的婆婆，与无休止的战火导致的贫穷，她选择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大胆的走出家门。曾树生身上不仅仅体现了五四时期崛起的新一代女性追求幸福，渴望和谐平等的思想。同时在她身上也暗含了五四落潮之后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无所适从的时代气息。走出之后，曾树生虽然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可她追求的幸福却以沉重的精神折磨为代价。面对五四退潮后重压的集中式爆发，面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即时这个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女性也无从适从。虽然曾树生身上具有五四时期追求自由民主的优秀品格，但是五四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多大的利益和幸福。在曾树生所处的时代，人道主义不能救治他人，更无法改变现实社会，而个性主义在五四退潮之后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曾树生就是这样一个在时代重压，家庭折磨和思想分裂中挣扎的悲剧女性典型。
二、女性悲剧命运原因
巴金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直关注着生活及生活中的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关注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命运。他的作品中体现一种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心理，而关注女性命运则是其人道主义心理的集中凸显。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悲剧命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包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外部原因
导致悲剧女性命运的外部原因是中国维系多年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思想。《家》创作于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旧交替的时期，虽然新民主主义自由，平等的思想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普及。但封建礼教思想仍然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广大妇女仍然没有从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中解脱出来。高家地处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家族的掌权者高老太爷是被封建等级制度思想严重熏陶的一类人，他的思想充斥着腐朽，他的行为充斥着霸权。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熏陶下他失去了道德与人性，鸣凤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身份卑微低贱的丫鬟。因此，面对好友冯乐山的请求，他毫不犹豫的将鸣凤当做一件物品送出。此外，作为一个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小丫鬟，鸣凤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爱慕对象觉慧身上。觉慧虽然追求先进思想，并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具备一定的民主意识，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摆脱不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在面对来自和鸣凤巨大的身份差距以及以后将会面对的阻力，“经过一夜的思索后，他决定把这个少女放弃了，他觉得自己能够忍受，也有理由忍受。”在觉慧的一个梦中，鸣凤成为了一个富商的私生女，而成为富家小姐的鸣凤，便以平等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在梦中他也愿意拼死守护与为成为富家小姐的鸣凤的爱情。在从老一辈到年轻一辈都摆脱不了封建等级思想束缚的高家，鸣凤作为生活在家族底层的丫鬟，她跳湖而亡的命运虽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悲剧，但更是一种命运发展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同样，《寒夜》中，曾树生在家庭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很大一部分源于与汪母相处过程中的矛盾。而她与汪母的矛盾的实际上是新思想和封建礼教传统思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曾树生在经济上获得了自由，不受丈夫以及家庭的束缚，喜欢去跳舞，喜欢和上司一同去咖啡厅，愿意多交朋友，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而在汪母的传统礼教思想观念中，曾树生应当扮演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本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家中相夫教子，安分守己，正如她自己所做的，她认为这才是一个女人应做的。婆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她们终日的争吵。汪母说话尖酸刻薄，曾树生也毫不留情，常常反唇相讥。人人心里都装满委屈，却因为思想观念的不同无法和解。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曾树生的出走，以及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二）内部原因
此外，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内部原因在于悲剧人物自我意识的不成熟。她们面对自己的悲剧命运没有进行抗争，或者进行正确的抗争。一方面，《家》中，鸣凤，瑞钰及梅表姐对于家族中封建大家长对于婚姻上的安排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奴性和自卑依附意识在她们心中根深蒂固，她们把自己当做是男性的附庸品，而非一个家庭和社会上的独立个体。因而，面对自己似乎一眼可以望到结局的悲剧命运，她们没有进行抗争，也不可能进行抗争。她们只会一昧的服从，接连不断的倒在封建制度的监牢中。另一方面，悲剧人物没有进行正确的抗争。她们自身无法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在做贤妻良母与渴望独立之间徘徊不定，饱受精神负担，最终也不能选择正确的抗争方式。《寒夜》中的曾树生有理想抱负，蔑视封建礼教，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并敢于和汪文宣同居。不管在思想还是行为上，曾树生都与传统女性不同。但是，曾树生并不能完全的完全的摆脱传统女性的影子。传统妻性，母性，以及传统道德观念成为一种无意识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积淀，潜移默化的对其思想行为产生了影响。她希望丈夫能成为自己的依靠，但现实无情冲垮了她的幻想，懦弱病態的丈夫与她的青春活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也曾希望找回一个母亲的心境，但面对比丈夫更加古板的儿子，她不由心生厌恶。在家里面对死气沉沉的丈夫儿子，她克制不住想逃离，但真正走了之后又时时刻刻惦记家里。即使最终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和陈主任出走，摆脱了物质困境，生活困境，但又陷入更深的精神困境之中。她表面上得到了解放，却没找到她的幸福。作为母亲她没有做母亲的快乐，走出后茫然的回归，却没有接纳她的地方。丈夫死了，儿子和婆婆离开了。曾树生虽然没有依靠汪文宣有自己的工作，但她在工作上扮演的也不过是一个花瓶的角色。纵使鼓足勇气，背叛家庭出走，她所依靠的也是另一个男人的力量，另一个比汪文宣更强大的男人的力量。她背离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也未成为一个新女性，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扮演着花瓶的角色。 鲁迅先生早对娜拉式的女性有过深刻的剖析，在经济未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出走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回来，二是堕落。作者此时并不能为自己的主人公找到一条真正的解放之路，并且他很清楚，曾树生走的这条路是不对的。作者借曾树生这一女性形象表达了其具有进步意义的女性伦理观念，女性解放的成果并不是看有多少女性走出了家庭，而是看有多少女性认识到自己是个“人”，并愿意为争取自己身为“人”尊严而斗争。曾树生的悲剧，代表了那一时代女性的悲剧。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而综上所述，巴金正是通过对身处不同社会家庭阶级，具备不同文化层次的女性悲惨命运的描写，从社会历史层面展示了身陷囹唔的女性的举步维艰悲惨命运，控诉封建礼教与封建 制度以及战争下的黑暗社会对人性，人生的摧残与压迫。
纵观巴金半个世界以来的创作，各式各类生动鲜明的女性形象贯穿于他创作的始终。这些女性形象的背后是他对人民和生活的信仰。他高扬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刻画了一系列身陷囹唔的悲剧女性形象，剖析其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进而对女性深层意思中传统意识的沉淀进行揭露和批判，引发女性的觉醒与挣扎抗争，实现其独立自主意识的壮大。同时反思了女性文化意识赖以生存的社会深层意识，从而为妇女寻求自身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对现代女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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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子滕（1998.7.23），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江苏徐州。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关键词：巴金;《家》;《寒夜》;女性倫理观;叙事策略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受延绵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家庭伦理制度等思想的影响，女性尚未完全摆脱沦为男性附属的处境。在爱情婚姻中，受封建家庭中长辈的干涉，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恪守封建伦理要求的“三纲五常”，这导致女性丧失自己的思想意志，身心麻木，以至于人格模糊。巴金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及中国的五四运动中汲取女性解放思想，将在中国封建思想影响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描写的淋漓尽致。巴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创作的《家》以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内陆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描绘了高家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败坏的历史和大家庭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形象以及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为背景创作的《寒夜》，也是巴金描写的女性悲剧命运含义最深刻的杰作之一，其中刻画的十几位女性形象更是极具代表性。
一、巴金笔下的女性形象
巴金所创作的《家》与《寒夜》，以旧式封建大家庭和新式知识分子小家庭为背景，展现了女性所遭受的来自社会家庭的层层压迫与重重围困。这些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在封建制度压迫下，选择屈从而不敢反抗的女性形象。第二类则是巴金笔下的进步女性形象。
（一）逆来顺受的被害者
首先是封建大家庭中的年轻女性形象。《家》中瑞钰，梅，蕙，淑贞等大家庭的少奶奶们，小姐们就如同“养在笼子里的小鸟，永远见不到广阔的天空，她们一辈子都是男人的玩物。”瑞钰出身封建大家庭，是一位按封建礼教要求调教出来的典型的大家闺秀。她身上体现着传统女性所以拥有的一切优秀品格，知书达理、贤淑聪慧。她的婚姻完全遵循着封建礼教要求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长主婚，幼辈不得过问”的婚姻标准。由觉新的父亲采用抓阄这种不靠谱甚至游戏般的方式决定。意外使她拥有了一个善解人意而又温和老实的丈夫。瑞钰“虽处在封建社会的围笼里，但是因为对美好理想的崇敬，以及个人善良、纯洁的心灵，依然能够在外界环境的束缚中保持着高洁的人生态度。” 如此善良而又高洁的女性仍然逃不过封建礼教的摧残。就因为所谓的“血光之灾”这一荒谬的理论，瑞钰不得不在临近生产期搬至城外，这充分体现了封建落后思想在无时无刻的主宰这个家庭，支配这里的一切。瑞钰难产时苦苦呼唤她深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却被拦在门外，直到她死，也没能进去和她相见。封建礼教不仅仅剥夺了瑞钰做母亲的权利，更是剥夺了她生存的权利。
与瑞钰相似，梅同样出生于富贵之家，她的一生也是以悲剧收场。在《家》中，梅与瑞钰，觉新的爱情纠葛贯穿故事的始终。梅与觉新自小青梅竹马，门当户对，两人也因此培养了深厚的情感。即使用封建婚姻标准来考量，他们的结合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是本应是天造地设的一桩好姻缘却因长辈在麻将桌上的龃龉而被无情断送。梅嫁给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她的运气没有瑞钰那么好。不到一年便守了寡，整天受婆家的欺压。只能回到母亲的身边，过着孤单寂寞的日子，终日郁郁寡欢，最终忧郁成疾，悲凉的死去。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逝去，她的悲剧是封建礼教促成的。面对父母在婚姻上无理的安排，她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像一个木偶任由家长摆布，不会也不敢有半点怨言，更不用提什么反抗。哀莫大于心死，被命运玩弄失去生活意志的梅只觉“多活一天，只是多受一天的罪，倒不如死了好”梅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礼教对人精神的戕害，以及女性在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命运。在高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丫环们只是“替富人做工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用的奴隶”。鸣凤年方十六，却已经为高家做了七年的奴隶，她没有人身自由，为主子做牛做马，天天“听命令，做事情，流眼泪，挨苦骂”正值青春年华，却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能依靠对未来虚无的幻想度日。爱上了少爷觉慧，却被主子许配给荒淫无度的冯乐山做小，最终投湖自尽，为爱情殉葬。婉儿在鸣凤死后被当作是其替代品嫁给冯乐山，天天以泪洗面。倩儿因高公馆没有丫头生病请名医看病的先例，在病痛的折磨中孤寂的死去。
其次，封建礼教及家庭制度的迫害，不仅仅剥夺了众多年轻女性的生命，封建家庭的老一代妇女也难逃魔爪。《家》中心软懦弱的周氏，仗势欺人愚昧无知的陈姨太，表面思想开放实则内心顽固的张氏，蠢笨偏执的沈氏等等。这些封建大家族的长辈妇女虽然可以对年轻一辈发号施令，甚至决定如鸣凤一类丫鬟的命运，但她们同样深受封建礼教荼毒。她们在封建家庭等级制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身兼被迫害者和迫害者两种复杂的身份。陈姨太实则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牺牲者，她出身卑微，为生活嫁给高老太爷做妾，饱受侮辱折磨。在失去高老太爷这一靠山之后，不仅克安等主子欺侮她，骂她是“泼妇”，连王婆一类的奴隶都可以对她恶言相向，羞辱她称其“老妖精”。但陈姨太同时又是一个“迫害者”，她不断地去迫害别人，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发泄自己内心的仇恨与怨念。高老太爷病重，她喧闹着去找巫师除邪，又因“血光之灾”这一荒谬的理论葬送了觉慧与瑞钰这一挣扎着生存的小家庭的幸福。这些都源自于她的两面三刀，嫉妒，丑恶变态心理。封建礼教的种种规章制度已经深入她的内心，她不去思考对与错，只是一昧的盲目遵循。陈姨太等封建大家庭的女性身上共同特性便是愚昧无知，麻木自闭。她们虽有的人知道自己是不幸的，但是从没有人去思考这种造成生命不幸的原因。她们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被生活或家庭腐蚀殆尽。她们不去反思自身生存着的封建社会及封建家庭的弊端，而是作为礼教的帮凶，将魔爪伸向下一代青年。通过这些妇女的悲惨命运，巴金向我们展示了封建家庭制度下的血与泪的代价。他把“一个垂死的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们面前，指给他们看，这儿是伤痕，这是血，你们看！”而巴金创作这些女性的意义在于希望人们“从这些伤痕遍体的尸首上看到一个新的制度的新生” （二）勇于反抗的进步女性
如《家》中的琴与《寒夜》中的曾树生。琴的命运在一系列悲剧女性算是幸运。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环境较为宽松，同样得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她有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对生活是热爱的，对觉新的爱是真诚的。但是来自亲戚的闲言恶语，母亲的守旧固执使她丧失了继续求学以及婚姻自主的权利，面对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围困，琴并没有丧失自我。面对来自母亲的压力，她敢于直言：“世界是一天天地变新的，男女都是一样的人。”面对觉新三兄弟的忧虑，她豁达开明“我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人。”从而体现了她追求独立，追求健全的人格的先进意识。虽然“她的前途有许多障碍”，但是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围困，她“决心不顾一切的向着新的路走去”。
曾树生代表了五四时期追求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时代气息。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给沉闷的中国带来新鲜的空气。一直生活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人们接触到了现代解放思想，女子高等教育也出现在那个时代，饱受压迫的女性在新思想的激励下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而曾树生这一人物形象正是五四时期勇于反叛旧礼教道德文化的一系列女性的代表。当接受新思想影响的曾树生在面对现实中懦弱的丈夫，保守自私的婆婆，与无休止的战火导致的贫穷，她选择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大胆的走出家门。曾树生身上不仅仅体现了五四时期崛起的新一代女性追求幸福，渴望和谐平等的思想。同时在她身上也暗含了五四落潮之后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无所适从的时代气息。走出之后，曾树生虽然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可她追求的幸福却以沉重的精神折磨为代价。面对五四退潮后重压的集中式爆发，面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即时这个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女性也无从适从。虽然曾树生身上具有五四时期追求自由民主的优秀品格，但是五四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多大的利益和幸福。在曾树生所处的时代，人道主义不能救治他人，更无法改变现实社会，而个性主义在五四退潮之后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曾树生就是这样一个在时代重压，家庭折磨和思想分裂中挣扎的悲剧女性典型。
二、女性悲剧命运原因
巴金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直关注着生活及生活中的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关注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命运。他的作品中体现一种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心理，而关注女性命运则是其人道主义心理的集中凸显。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悲剧命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包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外部原因
导致悲剧女性命运的外部原因是中国维系多年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思想。《家》创作于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旧交替的时期，虽然新民主主义自由，平等的思想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普及。但封建礼教思想仍然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广大妇女仍然没有从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中解脱出来。高家地处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家族的掌权者高老太爷是被封建等级制度思想严重熏陶的一类人，他的思想充斥着腐朽，他的行为充斥着霸权。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熏陶下他失去了道德与人性，鸣凤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身份卑微低贱的丫鬟。因此，面对好友冯乐山的请求，他毫不犹豫的将鸣凤当做一件物品送出。此外，作为一个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小丫鬟，鸣凤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爱慕对象觉慧身上。觉慧虽然追求先进思想，并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具备一定的民主意识，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摆脱不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在面对来自和鸣凤巨大的身份差距以及以后将会面对的阻力，“经过一夜的思索后，他决定把这个少女放弃了，他觉得自己能够忍受，也有理由忍受。”在觉慧的一个梦中，鸣凤成为了一个富商的私生女，而成为富家小姐的鸣凤，便以平等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在梦中他也愿意拼死守护与为成为富家小姐的鸣凤的爱情。在从老一辈到年轻一辈都摆脱不了封建等级思想束缚的高家，鸣凤作为生活在家族底层的丫鬟，她跳湖而亡的命运虽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悲剧，但更是一种命运发展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同样，《寒夜》中，曾树生在家庭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很大一部分源于与汪母相处过程中的矛盾。而她与汪母的矛盾的实际上是新思想和封建礼教传统思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曾树生在经济上获得了自由，不受丈夫以及家庭的束缚，喜欢去跳舞，喜欢和上司一同去咖啡厅，愿意多交朋友，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而在汪母的传统礼教思想观念中，曾树生应当扮演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本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家中相夫教子，安分守己，正如她自己所做的，她认为这才是一个女人应做的。婆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她们终日的争吵。汪母说话尖酸刻薄，曾树生也毫不留情，常常反唇相讥。人人心里都装满委屈，却因为思想观念的不同无法和解。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曾树生的出走，以及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二）内部原因
此外，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内部原因在于悲剧人物自我意识的不成熟。她们面对自己的悲剧命运没有进行抗争，或者进行正确的抗争。一方面，《家》中，鸣凤，瑞钰及梅表姐对于家族中封建大家长对于婚姻上的安排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奴性和自卑依附意识在她们心中根深蒂固，她们把自己当做是男性的附庸品，而非一个家庭和社会上的独立个体。因而，面对自己似乎一眼可以望到结局的悲剧命运，她们没有进行抗争，也不可能进行抗争。她们只会一昧的服从，接连不断的倒在封建制度的监牢中。另一方面，悲剧人物没有进行正确的抗争。她们自身无法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在做贤妻良母与渴望独立之间徘徊不定，饱受精神负担，最终也不能选择正确的抗争方式。《寒夜》中的曾树生有理想抱负，蔑视封建礼教，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并敢于和汪文宣同居。不管在思想还是行为上，曾树生都与传统女性不同。但是，曾树生并不能完全的完全的摆脱传统女性的影子。传统妻性，母性，以及传统道德观念成为一种无意识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积淀，潜移默化的对其思想行为产生了影响。她希望丈夫能成为自己的依靠，但现实无情冲垮了她的幻想，懦弱病態的丈夫与她的青春活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也曾希望找回一个母亲的心境，但面对比丈夫更加古板的儿子，她不由心生厌恶。在家里面对死气沉沉的丈夫儿子，她克制不住想逃离，但真正走了之后又时时刻刻惦记家里。即使最终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和陈主任出走，摆脱了物质困境，生活困境，但又陷入更深的精神困境之中。她表面上得到了解放，却没找到她的幸福。作为母亲她没有做母亲的快乐，走出后茫然的回归，却没有接纳她的地方。丈夫死了，儿子和婆婆离开了。曾树生虽然没有依靠汪文宣有自己的工作，但她在工作上扮演的也不过是一个花瓶的角色。纵使鼓足勇气，背叛家庭出走，她所依靠的也是另一个男人的力量，另一个比汪文宣更强大的男人的力量。她背离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也未成为一个新女性，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扮演着花瓶的角色。 鲁迅先生早对娜拉式的女性有过深刻的剖析，在经济未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出走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回来，二是堕落。作者此时并不能为自己的主人公找到一条真正的解放之路，并且他很清楚，曾树生走的这条路是不对的。作者借曾树生这一女性形象表达了其具有进步意义的女性伦理观念，女性解放的成果并不是看有多少女性走出了家庭，而是看有多少女性认识到自己是个“人”，并愿意为争取自己身为“人”尊严而斗争。曾树生的悲剧，代表了那一时代女性的悲剧。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而综上所述，巴金正是通过对身处不同社会家庭阶级，具备不同文化层次的女性悲惨命运的描写，从社会历史层面展示了身陷囹唔的女性的举步维艰悲惨命运，控诉封建礼教与封建 制度以及战争下的黑暗社会对人性，人生的摧残与压迫。
纵观巴金半个世界以来的创作，各式各类生动鲜明的女性形象贯穿于他创作的始终。这些女性形象的背后是他对人民和生活的信仰。他高扬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刻画了一系列身陷囹唔的悲剧女性形象，剖析其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进而对女性深层意思中传统意识的沉淀进行揭露和批判，引发女性的觉醒与挣扎抗争，实现其独立自主意识的壮大。同时反思了女性文化意识赖以生存的社会深层意识，从而为妇女寻求自身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对现代女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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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子滕（1998.7.23），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江苏徐州。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