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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历史教育;教育政策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时期，环境那么严酷，任务那么繁重，毛泽东同志仍然十分重视研究和借鉴历史。”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非凡的意义，除了因为当时党面临着极端复杂的形势之外，这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育实践，在复杂严酷的环境下進行革命和党的自身建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因此延安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历史性飞跃的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的重合与联系是延安时期推进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完善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伴随着革命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立足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系统总结中华民族革命奋斗的历史经验教训，其内容侧重还呈现出从重视中国史到重视党史的变化，对发扬民族精神、纠正党内错误路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历史教育提出的要求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党的成立初期，就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应当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瞿秋白也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和。”但在党的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时间还较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思想自觉性的深化也有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的观念和意识。同时，在党的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其革命政策和道路的选择受到共产国际的诸多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自觉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开始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体考察和区分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见解。
1935年以后，中共领导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并开始脱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开展革命实践。而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需求开始变得愈发强烈，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得以提出和实践。
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内涵就包括了“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以及“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正确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学习中国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作为党领导现实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作为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特征，以更好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道路上的指导。
（一）对中国史教育的重视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
这里将学习中国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继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环节予以了高度重视，目的在于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特征，以更好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道路上的指导。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所做的报告《论新阶段》，对教育问题也提出了相关论述，在报告的第四部分提出了10条针对教育的政策内容，除了要求突出这时期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加强人民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方面的教育之外，也提出：“广泛发展民众运动，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为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制定《政治决议案》，指出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华民族的紧急任务之一是“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并提出：
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
（二）对党史教育的重视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年轻的政党，在成立之后就一直处于极其动荡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没有条件对广大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而且虽然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在组织和军事上基本纠正了“左”倾的错误路线;但在思想上还没有进行一次的彻底清算，也没有在全党范围内系统地批判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部分党员群众对错误路线的严重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解决思想路线上的分歧，统一全党认识，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于是，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全党掀起了一场‘学习竞赛”。党的领导人也在学习运动中逐渐注意到，系统地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是这时期学习教育中一项急迫的任务。
在1941年5月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强调了党员学习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历史：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
建党初期，中国革命因为照搬马列主义现成的革命理论，出现过教条主义的错误，通过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可以有更明确的认识。所以，在延安革命根据地中，学习党史被作为干部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也将其看做是党领导现实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1941年《学习生活》上登载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在“教育的内容”一节列举了延安在职干部的教育方针，将党史列入“中国问题”部分的学习中。文中指出：“中国问题从今年六月开始讲授，已经讲了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大革命、苏维埃运动等七讲。”
1941年9月，《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中强调，学习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研究中共党史，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
（延安干部学校）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因此，毛泽东强调，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明确指出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整个过程：
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
于是，從1941年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开展了一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是党的建设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通过这次思想整风，全党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党员干部空前团结，为后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所以，延安时期党史教育的开展，便是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党内彻底清算错误思想，系统批判教条主义、个人主义，是这时期开展党史教育的主要目标和要求，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实践。1940年3月，王明出版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他在序言中说：“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部书曾经是1931年王明推行“左倾”错误思想过程中使用的纲领性材料，在此时再度重印出版，其目的不言而喻。胡乔木针对此书的出版这样评价道：“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以来，王明究竟是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之后，“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的延安历史教育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背景下开展的，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按照受教育对象的不同，在教育内容和政策方面，根据需要各有侧重，主要包括中国史教育和党史教育两个部分。其中，中国史教育的受众更为广泛，面向的是革命根据地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其教育目的是让根据地干部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解与思考，从而更好地为中国革命总结经验，提高民族自信心。而党史教育面向的则主要是党的高级干部和信仰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纠正党内错误路线影响、统一全党认识的重要举措。
（一）中国史教育阶段
在党中央提出对中国史教育的相关要求和指示下，延安革命根据地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中，各个阶段的教学工作都对历史课程问题给予了重视。
在小学教育阶段，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下发了《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草案）》，提出“小学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小学课程的设置应以“激发民族觉悟”为中心。1941年2月1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修订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在第四章“课程”的“第十九条”中对小学阶段的课程做出明确规定：
第十九条：小学为进行下列教育，设不同的课程：
（一）政治教育：设政治课程。
（二）语文教育：设国语课程。
（三）科学教育：设算数、自然、历史、地理等课程。
在中学教育阶段，根据“中学教育实施原则”，提出在课程上，“历史方面应以唯物史观点叙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以养成青年的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1942年8月18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下发了《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在第六章“课程”的‘第四十条和四十一条”中对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教学科目，以及每周的教学时长进行了规定： 第四十条：初级中学之教学科目，为公民知识、国文、外国语（英文或俄文）、历史、地理、数学、自然（动物、植物、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美术、音乐及军事训练（女生习军事看护）。
第四十一条：高级中学之教学科目，为社会科学概论，国文、外国语、历史、中外地理、数学、生物学、物理、化学、哲学、美术、音乐及军事训练（女生习军事看护）——体育、劳作两科于课外进行。
1943年，由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撰写的校史《第三师范发展史》中，记载了该校1942年的课程开设情况。其中“师范二班”的历史课程为每周3学时，内容为“自古代至宋朝”。而刘泽如在1949年写的《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一文，则回忆了1944年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后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教育面貌：
（文教会后的历史教学）：甲、教材内容：a、按着历史的顺序讲;b、有的从辛亥革命讲到现在。
乙、讲解顺序：a、按着历史的顺序讲;b、有的倒着讲，比如先讲到七七到现在，再讲九一八到七七。这样倒着讲，是照顾学生的流动。免得中途退学的学生没有学到当前的历史。
在高等教育阶段，在1941年的《延大教育方案》中，将中国史课放到‘镦育系”的课程中学习：
教育系：暂设中等教育及国民教育行政二班。
（1）中等教育班：以培养中学师资为主要目的，分设国文、政治、史地、数理四组，招收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2）国民教育行政班：以培养县级教育行政人员为主要目的，招收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而在干部教育方面，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将“中国近代革命史”归入干部学习课程的甲类“初级课程”中。1941年的《学习生活》上登载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一文，在“教育的内容”一节，列举了延安在职干部的教育方针，并在第四部分将“中国问题”列入大课的学习中。可见，此处的“中国问题”课程，实际上讲授的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历史。
四、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从今年六月开始讲授，已经讲了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大革命、苏维埃运动等七讲。
在中国史教育的教科书方面，1939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发布的《一九三九年边区教育的工作方针与计划》中，也在第七部分对教材提出了明确要求：
七、统一教材，补充教材。
1、完成高初两级全部课本;初小常识五册，高小国语重编四册，高小政治常识四册，高小历史两册，体育游戏一册……
1943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订的《去年工作总结，今年工作计划大纲》中对1942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出版的教科书进行了统计，其中在“高小”阶段出版“历史”教科书四册，在“社教文化教育丛书”中出版《中国历史讲话》一册、《中国近代史讲話》一册，并在这份对1942年教育工作的总结中，提到一项成就为“解决了国语和历史教材”。由此可推断，1942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修订出版的《中国历史讲话》和《中国近代史讲话》被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教科书确立了下来。
1945年12月韩启晨在《边区中等教育资料》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我怎样教历史》中，又列举出几部中等教育阶段使用的历史教科书。
从一九四二年冬起，我担任教三边公学中学部的史地……因为几年来的整风运动和新教育方针的提出，使在教学过程中历史也好、地理也好、教育计划都曾有过几次的改变。今就历史一门讲，计在中三班，先教古代历史。教材是辛安亭编的《中国历史讲话》为主，《中国史话》为副，《中国通史简编》为参考书。近代史由本人编成讲义，参考书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有关历史材料。
1944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下发的《初级中学课程教材讲授提纲》中提到：
政治成分较重的各课教材如政治、国丈、历史、地理等，已由中宣部与教育厅着手编印中，无须自行编写。
上述四种教材编印情况：
历史——中国历史教本，叶蠖生编，正修改中，不久可付印。
而在1946年刊载于《边区中等教育资料》第七期的《历史教学问题》一文中，则对叶氏编撰的这部“教厅历史课本”提出了一些史实上和编写方法上的意见。由此可推断，这时期叶蠖生编写的历史课本已作为中宣部和教育厅编印的历史教科书，被下发至边区各中等教育阶段的学校中。
1938年，《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在“入学主要科目”的“本科”阶段中，规定“中国革命史”为必修课。同年《抗战》三日刊第六十五号上登载了舒湮的文章《边区实录：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其中也提到抗大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太平天同、辛亥革命、“五四”、北伐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在抗大初期，学习“中国革命史”课程最初的课本为1933年出版的教本《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后来张闻天承担起这门课程，他在抗大组织了一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最后由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成为抗大革命史教学的历史教科书。
（二）党史教育阶段
党史教育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前期主要是通过阅读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党的历史。高级学习组成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编辑“党书”供全党干部学习使用的意见。于是，在1941年9月到1943年10月间，中共中央先后编辑印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下文简称《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这三部党史文献，作为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党史教育教材。
1941年12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来》在延安印刷发行，分上下卷。编入的文件起自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迄至1941年11月，共500余篇，内容包括党的决议、通告、指示、纪要以及党报社论和主要领导人的文章、信件，近300万字。其中，毛泽东又单独挑选出86篇尤为重要的文献，单独印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组，作为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所以，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六大以来》实际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汇集本，一个是选集本。其中选集本印刷较少，只发中央各部机关、中央局、军委、军分区等大单位，不对个人发放。后来，在撤离延安时因携带不便，只由中央秘书处带出了几部，其余全部销毁。1941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说：“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六大以来》中的文献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反映王明错误路线的形成、危害以及纠正过程;二是反映党在1928-1941年期间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历史意义。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编印《六大以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中共党史上的一些常识性问题，辨析党内的错误路线，总结党的经验教训。
《六大以来》印发之后，在全党范围内兴起了学习和研究党史的热潮，党员干部对党史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弄清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随着《六大以来》在延安党史教育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的人提出来，研究历史干脆从一大研究起，于是中央决定编辑《六大以前》”。1942年2月，中央正式决定编印《六大以前》，目的是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进行汇编。资料收集由陶铸和胡乔木负责，文献来源则主要是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登载过的，还有部分党的决议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建议，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论述。在内容上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对党内早期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二是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进行梳理，三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不同立场进行辨析。
《六大以前》印发后，延安干部群众对建党以来的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李维汉回忆道：“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本书，能够联系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
1941年9月，为了进一步让这时期的党史教育与整风运动相结合，使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王明错误路线的本质，毛泽东在《六大以来》中又挑选了9篇文件，针对王明等人的错误思想和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驳斥和批判，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或许是因为措词过于激烈，加之此时又处在整风的关键时刻，从维护党内的团结考虑，毛泽东没有将此文公开发表。但毛泽东意识到，想要更清楚的驳斥错误思想和清除其在党内的影响，必须要再编写一部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党史教育资料，将反映正确和错误这两条路线之间斗争的文献综合起来，发给全党同志，让他们从这些文件、文献中结合各自的切身体会去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认清楚两条路线究竟孰对孰错，以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
《两条路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编辑出版的。1942年初毛泽东着手进行编辑工作，最终于1943年10月出版印发。《两条路线》共印发了2000册，延安的高级干部和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手一套。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对该书的分发原则作了严格规定：凡受书者都必须登记，并负责妥善保存，不得遗失，不得转让，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处分。但《两条路线》出版后，从未进行过再版或者影印。
在内容上，《两条路线》收录的文献资料，从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开始，到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截止，共收录了137篇文献。其中大革命时期的14篇文献选自《六大以前》，内战时期的37篇文献选自《六大以来》，抗战时期的78篇正文中有49篇选自《六大以来》。全书分为上下册，选入的文献也目标明确的揭示了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因此成为了“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主要的党的文件集”。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王明“左”倾错误达成一致结论：“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与此同时，各地召开历史问题座谈会，总结历史问题，这标志着党史教育进入了全面总结阶段。
三、延安时期党的历史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一项重要实践，是在奋斗中不断推进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研究、解决中国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的重要体现。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延安时期的历史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实践形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在中国史教育阶段，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不仅体现在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还体现在对唯物史观的强调和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视。
范文澜出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期间，毛泽东建议范文澜组织人员编写一部适合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按照毛泽东的建议，范文澜很快拟就了编写提纲，交由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很快回复他：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同時，毛泽东还希望范文澜“打破过去一些通史的常规写法，最好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予以呈现”。
于是，《中国通史简编》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这是中国史学家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国历史的一部通史著作。该书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通过对史实的分析来揭示旧社会旧事物必然要被新社会新事物所替代的规律。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认识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都做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导中国革命，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所以，毛泽东提出要重视近代史以及中共党史的研究，在他看来，近代史与现实关系更密切，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有更多值得吸取的内容。通过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他得出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此外，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因此，延安时期各教育阶段的中国史教育，在毛泽东提出吗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之后，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注重中国历史部分的教科书选择与编写讲授与学习，在各阶段的历史课程中更多的使用中国历史的相关教材。
第二，对中国历史部分的教学内容选择，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历史阶段，突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第三，教育内容向中国革命史侧重，主要在高等教育阶段和干部教育中推行。
第四，各阶段历史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教材，多采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编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延安时期中国史教育，作为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在党史教育阶段，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党史教育，亦成为延安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有效形式。这场党史教育以“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强调中国经验并要求结合中国的具体问题来学习马列主义”为指导，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在全党范围内彻底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了认识，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党史教育，以党的中高级干部为主要对象，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的基础上，对党内存在的错误路线加以深刻梳理和驳斥。所以，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中共党史教育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行辨析的教育，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
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党史教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党的干部深刻认识到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坚定的选择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刘少奇在回忆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时也指出：“党的过去的历史，是充满着布尔什维克路线与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机会主义者为代表。这两条路线、两个传统，是经过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内容是极端丰富的。”
在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党史教育之后，全党普遍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代表者，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的思想联系起来。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
1943年7月，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随着党内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逐渐深化，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導思想，七大党章明确做出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陛飞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中华民族革命奋斗的历史经验教训，开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背景下，迎合了这时期党的建设与整风运动的开展而进行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意义。这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伴随着革命实践的需要而产生，按照受教育对象的不同，经历了从重视中国史到重视党史的变化，其教育政策也根据需要各有侧重。中国史教育，面向的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党史教育面向的则主要是党的高级干部和信仰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整风运动时期，充分开展的党史教育，是纠正党内错误路线影响、统一全党认识的重要举措。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历史、重视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优良传统的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养料，并把总结历史、用历史教育全党，作为党的建设和发展进步的重要环节。2021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学习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党史学习要“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亦是党的建设经验和学习教育经验，可为当前的党史教育工作提供借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时期，环境那么严酷，任务那么繁重，毛泽东同志仍然十分重视研究和借鉴历史。”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非凡的意义，除了因为当时党面临着极端复杂的形势之外，这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育实践，在复杂严酷的环境下進行革命和党的自身建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因此延安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历史性飞跃的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的重合与联系是延安时期推进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完善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伴随着革命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立足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系统总结中华民族革命奋斗的历史经验教训，其内容侧重还呈现出从重视中国史到重视党史的变化，对发扬民族精神、纠正党内错误路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历史教育提出的要求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党的成立初期，就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应当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瞿秋白也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和。”但在党的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时间还较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思想自觉性的深化也有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的观念和意识。同时，在党的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其革命政策和道路的选择受到共产国际的诸多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自觉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开始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体考察和区分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见解。
1935年以后，中共领导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并开始脱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开展革命实践。而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需求开始变得愈发强烈，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得以提出和实践。
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内涵就包括了“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以及“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正确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学习中国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作为党领导现实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作为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特征，以更好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道路上的指导。
（一）对中国史教育的重视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
这里将学习中国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继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环节予以了高度重视，目的在于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特征，以更好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道路上的指导。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所做的报告《论新阶段》，对教育问题也提出了相关论述，在报告的第四部分提出了10条针对教育的政策内容，除了要求突出这时期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加强人民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方面的教育之外，也提出：“广泛发展民众运动，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为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制定《政治决议案》，指出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华民族的紧急任务之一是“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并提出：
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
（二）对党史教育的重视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年轻的政党，在成立之后就一直处于极其动荡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没有条件对广大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而且虽然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在组织和军事上基本纠正了“左”倾的错误路线;但在思想上还没有进行一次的彻底清算，也没有在全党范围内系统地批判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部分党员群众对错误路线的严重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解决思想路线上的分歧，统一全党认识，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于是，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全党掀起了一场‘学习竞赛”。党的领导人也在学习运动中逐渐注意到，系统地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是这时期学习教育中一项急迫的任务。
在1941年5月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强调了党员学习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历史：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
建党初期，中国革命因为照搬马列主义现成的革命理论，出现过教条主义的错误，通过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可以有更明确的认识。所以，在延安革命根据地中，学习党史被作为干部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也将其看做是党领导现实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1941年《学习生活》上登载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在“教育的内容”一节列举了延安在职干部的教育方针，将党史列入“中国问题”部分的学习中。文中指出：“中国问题从今年六月开始讲授，已经讲了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大革命、苏维埃运动等七讲。”
1941年9月，《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中强调，学习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研究中共党史，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
（延安干部学校）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因此，毛泽东强调，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明确指出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整个过程：
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
于是，從1941年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开展了一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是党的建设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通过这次思想整风，全党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党员干部空前团结，为后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所以，延安时期党史教育的开展，便是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党内彻底清算错误思想，系统批判教条主义、个人主义，是这时期开展党史教育的主要目标和要求，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实践。1940年3月，王明出版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他在序言中说：“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部书曾经是1931年王明推行“左倾”错误思想过程中使用的纲领性材料，在此时再度重印出版，其目的不言而喻。胡乔木针对此书的出版这样评价道：“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以来，王明究竟是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之后，“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的延安历史教育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背景下开展的，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按照受教育对象的不同，在教育内容和政策方面，根据需要各有侧重，主要包括中国史教育和党史教育两个部分。其中，中国史教育的受众更为广泛，面向的是革命根据地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其教育目的是让根据地干部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解与思考，从而更好地为中国革命总结经验，提高民族自信心。而党史教育面向的则主要是党的高级干部和信仰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纠正党内错误路线影响、统一全党认识的重要举措。
（一）中国史教育阶段
在党中央提出对中国史教育的相关要求和指示下，延安革命根据地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中，各个阶段的教学工作都对历史课程问题给予了重视。
在小学教育阶段，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下发了《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草案）》，提出“小学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小学课程的设置应以“激发民族觉悟”为中心。1941年2月1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修订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在第四章“课程”的“第十九条”中对小学阶段的课程做出明确规定：
第十九条：小学为进行下列教育，设不同的课程：
（一）政治教育：设政治课程。
（二）语文教育：设国语课程。
（三）科学教育：设算数、自然、历史、地理等课程。
在中学教育阶段，根据“中学教育实施原则”，提出在课程上，“历史方面应以唯物史观点叙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以养成青年的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1942年8月18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下发了《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在第六章“课程”的‘第四十条和四十一条”中对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教学科目，以及每周的教学时长进行了规定： 第四十条：初级中学之教学科目，为公民知识、国文、外国语（英文或俄文）、历史、地理、数学、自然（动物、植物、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美术、音乐及军事训练（女生习军事看护）。
第四十一条：高级中学之教学科目，为社会科学概论，国文、外国语、历史、中外地理、数学、生物学、物理、化学、哲学、美术、音乐及军事训练（女生习军事看护）——体育、劳作两科于课外进行。
1943年，由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撰写的校史《第三师范发展史》中，记载了该校1942年的课程开设情况。其中“师范二班”的历史课程为每周3学时，内容为“自古代至宋朝”。而刘泽如在1949年写的《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一文，则回忆了1944年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后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教育面貌：
（文教会后的历史教学）：甲、教材内容：a、按着历史的顺序讲;b、有的从辛亥革命讲到现在。
乙、讲解顺序：a、按着历史的顺序讲;b、有的倒着讲，比如先讲到七七到现在，再讲九一八到七七。这样倒着讲，是照顾学生的流动。免得中途退学的学生没有学到当前的历史。
在高等教育阶段，在1941年的《延大教育方案》中，将中国史课放到‘镦育系”的课程中学习：
教育系：暂设中等教育及国民教育行政二班。
（1）中等教育班：以培养中学师资为主要目的，分设国文、政治、史地、数理四组，招收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2）国民教育行政班：以培养县级教育行政人员为主要目的，招收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而在干部教育方面，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将“中国近代革命史”归入干部学习课程的甲类“初级课程”中。1941年的《学习生活》上登载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一文，在“教育的内容”一节，列举了延安在职干部的教育方针，并在第四部分将“中国问题”列入大课的学习中。可见，此处的“中国问题”课程，实际上讲授的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历史。
四、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从今年六月开始讲授，已经讲了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大革命、苏维埃运动等七讲。
在中国史教育的教科书方面，1939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发布的《一九三九年边区教育的工作方针与计划》中，也在第七部分对教材提出了明确要求：
七、统一教材，补充教材。
1、完成高初两级全部课本;初小常识五册，高小国语重编四册，高小政治常识四册，高小历史两册，体育游戏一册……
1943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订的《去年工作总结，今年工作计划大纲》中对1942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出版的教科书进行了统计，其中在“高小”阶段出版“历史”教科书四册，在“社教文化教育丛书”中出版《中国历史讲话》一册、《中国近代史讲話》一册，并在这份对1942年教育工作的总结中，提到一项成就为“解决了国语和历史教材”。由此可推断，1942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修订出版的《中国历史讲话》和《中国近代史讲话》被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教科书确立了下来。
1945年12月韩启晨在《边区中等教育资料》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我怎样教历史》中，又列举出几部中等教育阶段使用的历史教科书。
从一九四二年冬起，我担任教三边公学中学部的史地……因为几年来的整风运动和新教育方针的提出，使在教学过程中历史也好、地理也好、教育计划都曾有过几次的改变。今就历史一门讲，计在中三班，先教古代历史。教材是辛安亭编的《中国历史讲话》为主，《中国史话》为副，《中国通史简编》为参考书。近代史由本人编成讲义，参考书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有关历史材料。
1944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下发的《初级中学课程教材讲授提纲》中提到：
政治成分较重的各课教材如政治、国丈、历史、地理等，已由中宣部与教育厅着手编印中，无须自行编写。
上述四种教材编印情况：
历史——中国历史教本，叶蠖生编，正修改中，不久可付印。
而在1946年刊载于《边区中等教育资料》第七期的《历史教学问题》一文中，则对叶氏编撰的这部“教厅历史课本”提出了一些史实上和编写方法上的意见。由此可推断，这时期叶蠖生编写的历史课本已作为中宣部和教育厅编印的历史教科书，被下发至边区各中等教育阶段的学校中。
1938年，《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在“入学主要科目”的“本科”阶段中，规定“中国革命史”为必修课。同年《抗战》三日刊第六十五号上登载了舒湮的文章《边区实录：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其中也提到抗大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太平天同、辛亥革命、“五四”、北伐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在抗大初期，学习“中国革命史”课程最初的课本为1933年出版的教本《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后来张闻天承担起这门课程，他在抗大组织了一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最后由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成为抗大革命史教学的历史教科书。
（二）党史教育阶段
党史教育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前期主要是通过阅读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党的历史。高级学习组成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编辑“党书”供全党干部学习使用的意见。于是，在1941年9月到1943年10月间，中共中央先后编辑印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下文简称《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这三部党史文献，作为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党史教育教材。
1941年12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来》在延安印刷发行，分上下卷。编入的文件起自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迄至1941年11月，共500余篇，内容包括党的决议、通告、指示、纪要以及党报社论和主要领导人的文章、信件，近300万字。其中，毛泽东又单独挑选出86篇尤为重要的文献，单独印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组，作为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所以，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六大以来》实际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汇集本，一个是选集本。其中选集本印刷较少，只发中央各部机关、中央局、军委、军分区等大单位，不对个人发放。后来，在撤离延安时因携带不便，只由中央秘书处带出了几部，其余全部销毁。1941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说：“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六大以来》中的文献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反映王明错误路线的形成、危害以及纠正过程;二是反映党在1928-1941年期间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历史意义。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编印《六大以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中共党史上的一些常识性问题，辨析党内的错误路线，总结党的经验教训。
《六大以来》印发之后，在全党范围内兴起了学习和研究党史的热潮，党员干部对党史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弄清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随着《六大以来》在延安党史教育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的人提出来，研究历史干脆从一大研究起，于是中央决定编辑《六大以前》”。1942年2月，中央正式决定编印《六大以前》，目的是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进行汇编。资料收集由陶铸和胡乔木负责，文献来源则主要是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登载过的，还有部分党的决议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建议，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论述。在内容上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对党内早期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二是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进行梳理，三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不同立场进行辨析。
《六大以前》印发后，延安干部群众对建党以来的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李维汉回忆道：“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本书，能够联系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
1941年9月，为了进一步让这时期的党史教育与整风运动相结合，使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王明错误路线的本质，毛泽东在《六大以来》中又挑选了9篇文件，针对王明等人的错误思想和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驳斥和批判，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或许是因为措词过于激烈，加之此时又处在整风的关键时刻，从维护党内的团结考虑，毛泽东没有将此文公开发表。但毛泽东意识到，想要更清楚的驳斥错误思想和清除其在党内的影响，必须要再编写一部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党史教育资料，将反映正确和错误这两条路线之间斗争的文献综合起来，发给全党同志，让他们从这些文件、文献中结合各自的切身体会去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认清楚两条路线究竟孰对孰错，以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
《两条路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编辑出版的。1942年初毛泽东着手进行编辑工作，最终于1943年10月出版印发。《两条路线》共印发了2000册，延安的高级干部和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手一套。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对该书的分发原则作了严格规定：凡受书者都必须登记，并负责妥善保存，不得遗失，不得转让，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处分。但《两条路线》出版后，从未进行过再版或者影印。
在内容上，《两条路线》收录的文献资料，从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开始，到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截止，共收录了137篇文献。其中大革命时期的14篇文献选自《六大以前》，内战时期的37篇文献选自《六大以来》，抗战时期的78篇正文中有49篇选自《六大以来》。全书分为上下册，选入的文献也目标明确的揭示了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因此成为了“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主要的党的文件集”。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王明“左”倾错误达成一致结论：“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与此同时，各地召开历史问题座谈会，总结历史问题，这标志着党史教育进入了全面总结阶段。
三、延安时期党的历史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一项重要实践，是在奋斗中不断推进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研究、解决中国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的重要体现。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延安时期的历史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实践形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在中国史教育阶段，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不仅体现在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还体现在对唯物史观的强调和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视。
范文澜出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期间，毛泽东建议范文澜组织人员编写一部适合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按照毛泽东的建议，范文澜很快拟就了编写提纲，交由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很快回复他：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同時，毛泽东还希望范文澜“打破过去一些通史的常规写法，最好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予以呈现”。
于是，《中国通史简编》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这是中国史学家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国历史的一部通史著作。该书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通过对史实的分析来揭示旧社会旧事物必然要被新社会新事物所替代的规律。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认识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都做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导中国革命，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所以，毛泽东提出要重视近代史以及中共党史的研究，在他看来，近代史与现实关系更密切，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有更多值得吸取的内容。通过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他得出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此外，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因此，延安时期各教育阶段的中国史教育，在毛泽东提出吗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之后，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注重中国历史部分的教科书选择与编写讲授与学习，在各阶段的历史课程中更多的使用中国历史的相关教材。
第二，对中国历史部分的教学内容选择，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历史阶段，突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第三，教育内容向中国革命史侧重，主要在高等教育阶段和干部教育中推行。
第四，各阶段历史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教材，多采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编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延安时期中国史教育，作为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在党史教育阶段，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党史教育，亦成为延安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有效形式。这场党史教育以“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强调中国经验并要求结合中国的具体问题来学习马列主义”为指导，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在全党范围内彻底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了认识，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党史教育，以党的中高级干部为主要对象，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的基础上，对党内存在的错误路线加以深刻梳理和驳斥。所以，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中共党史教育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行辨析的教育，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
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党史教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党的干部深刻认识到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坚定的选择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刘少奇在回忆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时也指出：“党的过去的历史，是充满着布尔什维克路线与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机会主义者为代表。这两条路线、两个传统，是经过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内容是极端丰富的。”
在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党史教育之后，全党普遍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代表者，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的思想联系起来。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
1943年7月，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随着党内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逐渐深化，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導思想，七大党章明确做出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陛飞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中华民族革命奋斗的历史经验教训，开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背景下，迎合了这时期党的建设与整风运动的开展而进行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意义。这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伴随着革命实践的需要而产生，按照受教育对象的不同，经历了从重视中国史到重视党史的变化，其教育政策也根据需要各有侧重。中国史教育，面向的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党史教育面向的则主要是党的高级干部和信仰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整风运动时期，充分开展的党史教育，是纠正党内错误路线影响、统一全党认识的重要举措。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历史、重视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优良传统的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养料，并把总结历史、用历史教育全党，作为党的建设和发展进步的重要环节。2021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学习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党史学习要“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亦是党的建设经验和学习教育经验，可为当前的党史教育工作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