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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美国单方面从台湾撤除核武器的动作，直接促使蒋经国在1975年掌权后极力推动台湾自研核武器的进程。
时下，有关台湾当局秘密发展核武器的文章可谓不少，但涉及美国在台湾岛上部署核武器的详情却寥寥无几。在美台保有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年代，美军秘密在台湾部署了敏感的战术核武器部队，它让蒋介石面对中国大陆时安心不少，但美国却没有如蒋介石之所愿，将核武器真的投入到中国内战中，这又刺激了后来台湾当局跨出“危险的一步”。最近，台湾“国史馆”披露的一些档案揭露了其中的秘辛。
“给红色中国一点颜色看”
据曾任台军“参谋总长”的赖名汤回忆，1946年6月，美国准备在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爆，邀请还掌握中国政权的蒋介石派员参观。当时，中国受邀代表在离比基尼岛28N里海面上的“帕米诺”号驱逐舰上观摩了原子弹试爆，他们回国后向蒋介石提交一份《太平洋原子弹试验参观报告书》，据说老蒋颇受影响，甚至对亲信流露出在内战中“用核子弹代替百万大军”的想法。
1949年国民党逃亡台湾后，蒋介石便不断商请美国派驻核部队，以稳定风雨飘摇的政权。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台北成立“第二医学研究所”，内设核生化实验室，以搪塞台湾方面对核武器的急切需求。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在亚洲搜罗盟友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不过在中国大陆的压力下，入约的东南亚国家反对台湾当局加入。美国只好在1954年12月2日单方面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依照其中第7款的规定，“台湾当局给予美国当局接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岛屿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直到这时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没想过在红色中国的眼皮底下安放核武器。
然而在1955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白宫的一份秘密报告彻底改变了艾森豪威尔的想法。这份来自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的情报声称，苏联已经做好向中国大陆转移核技术的准备，报告末尾还特意援引一句莎土比亚的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言下之意是让艾森豪威尔作出决断。很快，艾森豪威尔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磋商，希望切断中国大陆的核技术来源，另一方面，他决心在台湾身上做点手脚。
1955年1月28日，艾森豪威尔敦促国会通过了所谓“授权美国总统协防台澎决议案”(简称“台海决议案”)，并于次日签署生效。该案授权艾森豪威尔在认为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部队，防卫攻击台湾与澎湖的武装行为，这其中当然包括核部队。在艾森豪威尔和蒋介石的共同授意下，1957年5月7日，美国驻台“大使馆”和台湾“外交部”共同宣告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土”导弹进驻台湾，这是美国核导弹部队首次派驻远东。美国人行动神速，在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斗牛士”导弹便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运抵台南空军基地，由美国空军第24战术导弹中队负责使用。不久，第24中队奉命移防，改由第17战术导弹中队(后改称第868战术导弹中队)顶替入台。这支导弹中队隶属于驻台美国第13航空特遣队，归美军协防司令部节制。
互相提防
在“斗牛士”来台的前后，受台湾当局所谓“共谍活动猖獗”的鼓惑，美国人为保万全，特意单另付给台湾一笔5000万美元的军援，扩建公馆机场(即今天著名的清泉岗空军基地)，作为战时“备用发射基地”，但后来美国核弹部队一天都没来过，纯粹白送给台湾空军一处绝佳的战略据点。据赖名汤回忆，刚来的“斗牛士”导弹及其核弹头比操作它们的士兵要娇贵得多，平时导弹像战机一样存放在恒温叵湿的机堡里，发射时再拉出来组装，而可怜的美国大兵却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台军接待部门好心出让基地周边的兵营和旅馆借住，却被美国指挥官视为“刺探情报”而予以婉拒。据接触过第24中队的台湾老兵回忆，这些自由惯的美国少爷兵忍受不了清苦的生活，经常朝管束苛刻的指挥官“伸中指”。
受当时技术的限制，“斗牛士”导弹尽管有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理论上从台湾能打到武汉长江大桥，但它必须在地面无线电制导下才能飞向目标。为此，台军推荐了不下数十个地面引导点，但美军只选择在台北大冈山和澎湖马公设置AN／MSQ-1地面雷达控制站，负责导引工作。时任台军“参谋次长”的赖名汤出于专业考虑，认为地面雷达站只布置在台湾和澎湖，将难以引导“斗牛士”导弹攻击大陆纵深目标，希望美方在紧靠大陆的金门增设雷达站，以便导弹打击大陆心脏地区，但美方根本就置之不理。赖名汤后来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后者只是淡淡地说：“美国人不想惹火烧身嘛。”
尔虞我诈
“斗牛士”导弹来台后，美方一切本着“少说多做”的原则运作，但蒋介石为营造“反攻大陆”的气氛，几次三番要求参观台南的导弹阵地。在不胜其烦之下，1958年4月24日，美军“协防司令”窦亦乐中将(A.K.Doyle)通过美国驻台北“大使馆”通知台湾“外交部”：“美空军驻台第13特遣部队拟于本年5月2日(星期五)，在台南空军基地试放‘斗牛士’飞(导)弹，依照预定弹道路线飞往预定目标，此次试放含有实战性质。”美方拟邀请蒋介石、陈诚、“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俞大维等重要人物前往观察，同时美军“台湾协防司令部”也邀请台军高级将领参与。由于事涉机密，台湾当局受邀人员不超过30人。
由于这是一场美军导弹试射，因此无论在交通或用餐方面都由美军负责，美国“大使馆”在通知中特别强调，飞往台南的飞机与中午用餐，都分别由“台湾协防司令部”与第13特遣队负责招待。面对这一难得的邀请，蒋介石欣喜万分，立即表示接受。根据美军规划的行程，5月2日上午9时30分，蒋介石的专机从松山机场起飞，11时之前抵达台南基地，10分钟车程后抵达美军顾问团军官俱乐部，随后展开一小时午宴，由第13特遣队司令迪恩准将招待。12时40分，观察团抵达试射现场，并于下午13时准时发射一枚“斗牛士”导弹，美军刻意将导弹朝东打，使其越过台湾中央山脉飞向太平洋，目的就是不要过分刺激大陆。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闹得美蒋“大伤和气”。试射结束后，台湾“国防部”新闻单位把《青年日报》、《中国的空军》、《光华》杂志等一干记者找来，让大家好好宣传—下这次试射，甚至暗示让大家添油加醋，声称美军是“将未带核弹头的飞弹打向台湾海峡”，其言下之意当然是向大陆示威，让他们知道台湾已有“核保护伞”。可是，消息一经曝光，美军“协防司令”窦亦乐可就着急了，他在第二天便向蒋介石发去一份措辞强硬的正式信件，摆明是提抗议，其部分译文如下： “本人为5月2日‘斗牛土’导弹试射消息公布一事深感遗憾，虽然我和美方指挥官直接训令不得公布，但试射消息仍然披露于外……迪恩将军业已下令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有人故意违反命令，并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份公文在5月9日送达“总统府”，蒋介石起初还故作镇静地在批示栏写下“请勿挂怀”四个字，授意台湾“国防部”依照这个原则回信搪塞一下。但美国人不依不饶，眼看事情要闹大，蒋介石在5月12日又让“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自己的名义回信给窦亦乐，表达他对这件事情的正式立场。张群的回信如下：
“奉‘总统’谕，为承本年五月三日来函对先一日飞弹试射消息公布表示遗憾一事，特向台端陈。
‘总统’获知迪恩将军为确定是否某个人或某些人员可能有走漏此项消息之咎，并以确保今后不再有此类事件重演，业经下令做一调查，‘殊为嘉慰’。
‘总统’同时认为此事殆当未发生严重恶果，而盼台端勿为此一意外过于介怀。”
张群信中所说的“调查”，很快让那些参与报道的台湾记者成了“替罪羊”，他们相继被单位解雇，有的还被台湾特务机关找去“喝茶”。当年参与报道的台湾记者姚琢奇至今仍愤愤不平地说，像核导弹试射这样的新闻如此敏感，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没有台湾官方同意乱发新闻是会出事的。这则试射消息的曝光，没有“国防部”主动透露，任何人都没那个胆子敢写。姚琢奇的说法也直接证实，整个事件都是台湾当局一手安排的，而美国和蒋介石各有算计，尔虞我诈罢了。
苏联侦察机掠过台南
“斗牛士”导弹在台南一，直呆到1962年，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空军分遣队，同时美国空军在台南基地秘密构筑的MK7核弹贮藏库也告完工，于是台南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核战争基地。
驻台南的美国空军分遣队，主要由驻菲律宾克拉克基地(Clark AFB)的美国空军第405联队派遣，最早由第510战术中队负责，而1965年11月至1973年8月间则由第523战术中队担当，之后再由驻日本嘉手纳基地的美国空军“勇气”分造队(代号KEEPERS OF TAINAN)顶替。它们均装备可携带MK7核弹的F-4“鬼怪”战斗机，而美国当时只在关岛和韩国群山部署类似战机，共同对远东的社会主义阵营构成威胁。台南基地的美国空军分遣队一般配属4架战机、6名飞行员和相关人员。4架待命机维持15分钟警戒待命，其中2架负责核打击任务，日夜都保持4名飞行员警戒待命、6名休息的状态。分遣队经常演练以保持随时能出任务，原则上分遣队战机和飞行员每周与菲律宾、日本基地轮调一次。为了让这支核打击分遣队顺利运作，美台还签订美军在台南基地紧急起降程序协议书，台南基地事实上变为美军专用。
美国官兵在台南俨然“反客为主”，不仅出动宪兵限制台湾军民的活动自由，而且台湾空军飞机稍微接近台南基地就会受到美军防空部队的无线电警告甚至威胁性射击，令台湾基层官兵颇为不满。1973年10月，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一架图95侦察机，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飞往越南的途中，突然闯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立即出动2架飞机拦截。当看清是苏联飞机后，台湾飞行员请求处置方案，地面控制台只是让他们保持监视，争取将苏联飞机“递送出境”。然而，苏联侦察机似乎“意有所指”，千方百计地向台南基地飞去，台湾飞行员始终得不到“开火”的命令，只好尾随左右。
这下子可把美国人吓坏了，台南基地的“勇气”分遣队不得不出动2架“鬼怪”飞机拦截。果然，苏联侦察机和“鬼怪”机群打了几个照面便扬长而去，苏联人已经得到他们想要的情报了。不久，欧洲和苏联的报纸上开始出现有关美国核战飞机出现在台湾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与拦截的台湾飞行员在无线电频道亲耳听见美国佬用日语破口大骂：“BAKA”(日语“混蛋”的意思)，至于他们在骂谁，不言自明。
无可奈何花落去
随着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大陆的重要地位，美国在台湾的“核存在”也无可奈何地走到尽头。1973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进行会谈，会谈纪录第7页里提到基辛格向周恩来所做出的保证：“1974年，我们将撤退目前在台湾2个中队的F-4‘鬼怪’式战机，上半年撤1个中队，下半年再撤1个中队。我们也将自台湾撤出U-2侦察机，还要撤掉在台湾的核武器。这使我们在台湾的军力降到只剩下通讯与后勤人员。”
1974年5月1日，美驻台北“大使馆代办”来天惠拜会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告知美国决定撤除在台核武器。蒋经国听后表示自己知道美国在台贮存核武器的安排，但双方并无正式协议，所以美国可以把核武器撤除。接着，蒋经国又说此事不应公诸于世，“免得台湾民心浮动”。稍后，蒋经国又向前“参谋总长”赖名汤透露了这些情况，并不无怨恨地对美国“过河拆桥”的行为表示不满。赖名汤认为，正是美国单方面从台湾撤除核武器的动作，直接促使蒋经国在1975年掌权后极力推动台湾自研核武器的进程。
1974年11月14日，随着驻台南基地的美国第6214核安全警卫中队的最后16名士兵离开，美国核打击部队在台湾的存在历史终于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时下，有关台湾当局秘密发展核武器的文章可谓不少，但涉及美国在台湾岛上部署核武器的详情却寥寥无几。在美台保有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年代，美军秘密在台湾部署了敏感的战术核武器部队，它让蒋介石面对中国大陆时安心不少，但美国却没有如蒋介石之所愿，将核武器真的投入到中国内战中，这又刺激了后来台湾当局跨出“危险的一步”。最近，台湾“国史馆”披露的一些档案揭露了其中的秘辛。
“给红色中国一点颜色看”
据曾任台军“参谋总长”的赖名汤回忆，1946年6月，美国准备在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爆，邀请还掌握中国政权的蒋介石派员参观。当时，中国受邀代表在离比基尼岛28N里海面上的“帕米诺”号驱逐舰上观摩了原子弹试爆，他们回国后向蒋介石提交一份《太平洋原子弹试验参观报告书》，据说老蒋颇受影响，甚至对亲信流露出在内战中“用核子弹代替百万大军”的想法。
1949年国民党逃亡台湾后，蒋介石便不断商请美国派驻核部队，以稳定风雨飘摇的政权。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台北成立“第二医学研究所”，内设核生化实验室，以搪塞台湾方面对核武器的急切需求。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在亚洲搜罗盟友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不过在中国大陆的压力下，入约的东南亚国家反对台湾当局加入。美国只好在1954年12月2日单方面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依照其中第7款的规定，“台湾当局给予美国当局接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岛屿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直到这时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没想过在红色中国的眼皮底下安放核武器。
然而在1955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白宫的一份秘密报告彻底改变了艾森豪威尔的想法。这份来自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的情报声称，苏联已经做好向中国大陆转移核技术的准备，报告末尾还特意援引一句莎土比亚的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言下之意是让艾森豪威尔作出决断。很快，艾森豪威尔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磋商，希望切断中国大陆的核技术来源，另一方面，他决心在台湾身上做点手脚。
1955年1月28日，艾森豪威尔敦促国会通过了所谓“授权美国总统协防台澎决议案”(简称“台海决议案”)，并于次日签署生效。该案授权艾森豪威尔在认为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部队，防卫攻击台湾与澎湖的武装行为，这其中当然包括核部队。在艾森豪威尔和蒋介石的共同授意下，1957年5月7日，美国驻台“大使馆”和台湾“外交部”共同宣告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土”导弹进驻台湾，这是美国核导弹部队首次派驻远东。美国人行动神速，在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斗牛士”导弹便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运抵台南空军基地，由美国空军第24战术导弹中队负责使用。不久，第24中队奉命移防，改由第17战术导弹中队(后改称第868战术导弹中队)顶替入台。这支导弹中队隶属于驻台美国第13航空特遣队，归美军协防司令部节制。
互相提防
在“斗牛士”来台的前后，受台湾当局所谓“共谍活动猖獗”的鼓惑，美国人为保万全，特意单另付给台湾一笔5000万美元的军援，扩建公馆机场(即今天著名的清泉岗空军基地)，作为战时“备用发射基地”，但后来美国核弹部队一天都没来过，纯粹白送给台湾空军一处绝佳的战略据点。据赖名汤回忆，刚来的“斗牛士”导弹及其核弹头比操作它们的士兵要娇贵得多，平时导弹像战机一样存放在恒温叵湿的机堡里，发射时再拉出来组装，而可怜的美国大兵却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台军接待部门好心出让基地周边的兵营和旅馆借住，却被美国指挥官视为“刺探情报”而予以婉拒。据接触过第24中队的台湾老兵回忆，这些自由惯的美国少爷兵忍受不了清苦的生活，经常朝管束苛刻的指挥官“伸中指”。
受当时技术的限制，“斗牛士”导弹尽管有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理论上从台湾能打到武汉长江大桥，但它必须在地面无线电制导下才能飞向目标。为此，台军推荐了不下数十个地面引导点，但美军只选择在台北大冈山和澎湖马公设置AN／MSQ-1地面雷达控制站，负责导引工作。时任台军“参谋次长”的赖名汤出于专业考虑，认为地面雷达站只布置在台湾和澎湖，将难以引导“斗牛士”导弹攻击大陆纵深目标，希望美方在紧靠大陆的金门增设雷达站，以便导弹打击大陆心脏地区，但美方根本就置之不理。赖名汤后来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后者只是淡淡地说：“美国人不想惹火烧身嘛。”
尔虞我诈
“斗牛士”导弹来台后，美方一切本着“少说多做”的原则运作，但蒋介石为营造“反攻大陆”的气氛，几次三番要求参观台南的导弹阵地。在不胜其烦之下，1958年4月24日，美军“协防司令”窦亦乐中将(A.K.Doyle)通过美国驻台北“大使馆”通知台湾“外交部”：“美空军驻台第13特遣部队拟于本年5月2日(星期五)，在台南空军基地试放‘斗牛士’飞(导)弹，依照预定弹道路线飞往预定目标，此次试放含有实战性质。”美方拟邀请蒋介石、陈诚、“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俞大维等重要人物前往观察，同时美军“台湾协防司令部”也邀请台军高级将领参与。由于事涉机密，台湾当局受邀人员不超过30人。
由于这是一场美军导弹试射，因此无论在交通或用餐方面都由美军负责，美国“大使馆”在通知中特别强调，飞往台南的飞机与中午用餐，都分别由“台湾协防司令部”与第13特遣队负责招待。面对这一难得的邀请，蒋介石欣喜万分，立即表示接受。根据美军规划的行程，5月2日上午9时30分，蒋介石的专机从松山机场起飞，11时之前抵达台南基地，10分钟车程后抵达美军顾问团军官俱乐部，随后展开一小时午宴，由第13特遣队司令迪恩准将招待。12时40分，观察团抵达试射现场，并于下午13时准时发射一枚“斗牛士”导弹，美军刻意将导弹朝东打，使其越过台湾中央山脉飞向太平洋，目的就是不要过分刺激大陆。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闹得美蒋“大伤和气”。试射结束后，台湾“国防部”新闻单位把《青年日报》、《中国的空军》、《光华》杂志等一干记者找来，让大家好好宣传—下这次试射，甚至暗示让大家添油加醋，声称美军是“将未带核弹头的飞弹打向台湾海峡”，其言下之意当然是向大陆示威，让他们知道台湾已有“核保护伞”。可是，消息一经曝光，美军“协防司令”窦亦乐可就着急了，他在第二天便向蒋介石发去一份措辞强硬的正式信件，摆明是提抗议，其部分译文如下： “本人为5月2日‘斗牛土’导弹试射消息公布一事深感遗憾，虽然我和美方指挥官直接训令不得公布，但试射消息仍然披露于外……迪恩将军业已下令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有人故意违反命令，并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份公文在5月9日送达“总统府”，蒋介石起初还故作镇静地在批示栏写下“请勿挂怀”四个字，授意台湾“国防部”依照这个原则回信搪塞一下。但美国人不依不饶，眼看事情要闹大，蒋介石在5月12日又让“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自己的名义回信给窦亦乐，表达他对这件事情的正式立场。张群的回信如下：
“奉‘总统’谕，为承本年五月三日来函对先一日飞弹试射消息公布表示遗憾一事，特向台端陈。
‘总统’获知迪恩将军为确定是否某个人或某些人员可能有走漏此项消息之咎，并以确保今后不再有此类事件重演，业经下令做一调查，‘殊为嘉慰’。
‘总统’同时认为此事殆当未发生严重恶果，而盼台端勿为此一意外过于介怀。”
张群信中所说的“调查”，很快让那些参与报道的台湾记者成了“替罪羊”，他们相继被单位解雇，有的还被台湾特务机关找去“喝茶”。当年参与报道的台湾记者姚琢奇至今仍愤愤不平地说，像核导弹试射这样的新闻如此敏感，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没有台湾官方同意乱发新闻是会出事的。这则试射消息的曝光，没有“国防部”主动透露，任何人都没那个胆子敢写。姚琢奇的说法也直接证实，整个事件都是台湾当局一手安排的，而美国和蒋介石各有算计，尔虞我诈罢了。
苏联侦察机掠过台南
“斗牛士”导弹在台南一，直呆到1962年，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空军分遣队，同时美国空军在台南基地秘密构筑的MK7核弹贮藏库也告完工，于是台南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核战争基地。
驻台南的美国空军分遣队，主要由驻菲律宾克拉克基地(Clark AFB)的美国空军第405联队派遣，最早由第510战术中队负责，而1965年11月至1973年8月间则由第523战术中队担当，之后再由驻日本嘉手纳基地的美国空军“勇气”分造队(代号KEEPERS OF TAINAN)顶替。它们均装备可携带MK7核弹的F-4“鬼怪”战斗机，而美国当时只在关岛和韩国群山部署类似战机，共同对远东的社会主义阵营构成威胁。台南基地的美国空军分遣队一般配属4架战机、6名飞行员和相关人员。4架待命机维持15分钟警戒待命，其中2架负责核打击任务，日夜都保持4名飞行员警戒待命、6名休息的状态。分遣队经常演练以保持随时能出任务，原则上分遣队战机和飞行员每周与菲律宾、日本基地轮调一次。为了让这支核打击分遣队顺利运作，美台还签订美军在台南基地紧急起降程序协议书，台南基地事实上变为美军专用。
美国官兵在台南俨然“反客为主”，不仅出动宪兵限制台湾军民的活动自由，而且台湾空军飞机稍微接近台南基地就会受到美军防空部队的无线电警告甚至威胁性射击，令台湾基层官兵颇为不满。1973年10月，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一架图95侦察机，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飞往越南的途中，突然闯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立即出动2架飞机拦截。当看清是苏联飞机后，台湾飞行员请求处置方案，地面控制台只是让他们保持监视，争取将苏联飞机“递送出境”。然而，苏联侦察机似乎“意有所指”，千方百计地向台南基地飞去，台湾飞行员始终得不到“开火”的命令，只好尾随左右。
这下子可把美国人吓坏了，台南基地的“勇气”分遣队不得不出动2架“鬼怪”飞机拦截。果然，苏联侦察机和“鬼怪”机群打了几个照面便扬长而去，苏联人已经得到他们想要的情报了。不久，欧洲和苏联的报纸上开始出现有关美国核战飞机出现在台湾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与拦截的台湾飞行员在无线电频道亲耳听见美国佬用日语破口大骂：“BAKA”(日语“混蛋”的意思)，至于他们在骂谁，不言自明。
无可奈何花落去
随着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大陆的重要地位，美国在台湾的“核存在”也无可奈何地走到尽头。1973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进行会谈，会谈纪录第7页里提到基辛格向周恩来所做出的保证：“1974年，我们将撤退目前在台湾2个中队的F-4‘鬼怪’式战机，上半年撤1个中队，下半年再撤1个中队。我们也将自台湾撤出U-2侦察机，还要撤掉在台湾的核武器。这使我们在台湾的军力降到只剩下通讯与后勤人员。”
1974年5月1日，美驻台北“大使馆代办”来天惠拜会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告知美国决定撤除在台核武器。蒋经国听后表示自己知道美国在台贮存核武器的安排，但双方并无正式协议，所以美国可以把核武器撤除。接着，蒋经国又说此事不应公诸于世，“免得台湾民心浮动”。稍后，蒋经国又向前“参谋总长”赖名汤透露了这些情况，并不无怨恨地对美国“过河拆桥”的行为表示不满。赖名汤认为，正是美国单方面从台湾撤除核武器的动作，直接促使蒋经国在1975年掌权后极力推动台湾自研核武器的进程。
1974年11月14日，随着驻台南基地的美国第6214核安全警卫中队的最后16名士兵离开，美国核打击部队在台湾的存在历史终于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