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状元，人们可能会立即想到“八府巡按”、礼部尚书、钦差大臣，手持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的“出京二天子”……其实，这不过是戏曲演义、民间传说的“假语村言”而已。就以清朝为例，中状元后所授的官职是“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比“芝麻官”略高一点。中了状元也不一定就能招驸马。状元也不一定就是“天下第一”有学问的人。因为古代(特别是明、清)科举考试主要科目有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内容主要出自《四书》、《五经》。考生一定要按照八股文的死板格式操作，不允许自由发挥，所作文章形式僵化，内容空泛，脱离社会实际，故而选拔出来的“魁首”也多是些思想枯僵，因循守旧之辈。历史上在文学、科学、治国安邦等方面有成就的状元并不多。更有甚者，科举考试弊端重重，有不少是凭皇帝或皇太后一时好恶，任意圈点，儿戏之中牵连着考生的命运，所以，“走运”和“倒霉”的状元就屡见不鲜了。下面就来摆一摆这五花八门的状元龙门阵。
　　
　　“布衣状元”
　　
　　南宋时期，浙江永嘉县文士朱梅渠，字储谋，天资聪颖，才华过人，28岁时进京赴试，文章出众堪为榜首。主考官王某决定擢其为第一名，为慎重起见，又将试卷携回府中连夜细审，不料因年老健忘，竟将之遗忘在枕下。
　　待到放榜日，朱梅渠见榜上无名，大惑不解，立即拜谒主考，要求查卷。此时王某才想起考卷遗忘未报，十分歉疚，只好劝他下届再考，定能独占鳌头。朱梅渠自恨才高命舛，愤归乡里，躬耕田园，清贫自守。后来有一年，鞑靼国来朝，进献圆木一根，形状怪异，两端均等粗细，声言中原有人识得此木何处为顶何处为根，便甘心臣服，否则即欲兴兵犯境。满朝文武无人能识，皇帝十分焦急。此时，新科状元王十朋奏明自己的业师朱梅渠博古通今，定能识别。皇帝命其急回永嘉请教。朱梅渠笑答：“《太极历判》有云：‘轻清为天，重浊为地’。可将此木平置水中，浮者为顶，沉者为根。”王十朋回奏，试之果然，外邦使臣诚服而退。宋高宗大喜，查明朱梅渠经历，惊叹之，意欲征其入朝为官，朱梅渠婉言辞谢。高宗钦封他为“布衣状元”，欲赐给“天下第一”金匾，王十朋回奏：“誉之过高，非恩师所愿。”高宗又改题“溪山第一”。此匾至今树立在永嘉花坦村村头，以示对这位布衣状元的永久纪念。
　　
　　“口彩状元”
　　
　　清代道光年间，安徽天长县有一位才子戴兰芬，聪慧多才，生性幽默，能言善辩。弱冠之年进京赴考，途经济南。某夜，忽想起家乡有“讨口彩”风俗，即于夜半子时外出，遇人就问祸福之事，讨人“吉言”，以测命运。当下约同窗二人往河下去“讨口彩”。时至三更，万簌俱寂，正行间，忽见河边一渔船灯火荧荧，舱内一娇俏渔娘正在灯下刺绣。三人齐喊：“小娘子，有句话请教一下。”女子一看三人嬉皮笑脸，夜半三更恐不怀好意，也不理睬。戴兰芬拾起一石头向船边掷去，只听“嘭”一声，水花溅了满舱。女子大怒，出言不逊。戴兰芬乘机抢问道：“请问今科状元出在何处?”渔娘脱口骂道：“出你娘的肚子里!”他一听，哈哈大笑，拉起二人就往回跑，边跑边笑，乐不可支。二人不解，说他“犯贱”。戴兰芬说：“我乃独生子，今科状元出我母腹中，舍我其谁耶!”二人也大笑而归。
　　待到考完放榜，戴兰芬却只中了第九名，大出所料。按当时制度，主考官会同阅卷大臣共同商定将成绩最好的十份考卷缄封，上呈御览，由皇上面试，钦点状元。当金殿面试到戴兰芬时，皇帝问他姓名籍贯，他脱口而出：“小民天长第九，戴、戴兰芬。”由于一时紧张，连说两个“戴”字。这一答，无形中给了道光皇帝一个“碰头彩”，喜得眉开眼笑，连说：“好!好!好一个‘天长地久，代代兰芬’，如此捷才，当为榜首。”当即御笔亲点了状元。从此，这个“口彩状元”的美好故事就在天长一带传扬开来了。
　　
　　“指标状元”
　　
　　清代皇帝对每一位科考中的状元，都要查问祖籍世系，对各省各地录取的名额要实行“统筹兼顾”，以达到“均衡、公平”。乾隆二十六年(1761)考生赵翼名列第一。皇帝御览时，见赵氏乃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沉吟片刻说：“江苏、浙江考的状元不少了，西部各省却是空白呢。”他竟然为了“安定团结”，把这个状元“指标”批给陕西省。于是，陕西考生王杰被点了状元，而赵翼换成了第三名探花，无可奈何，只叹自己“生不逢吉地”矣。
　　
　　“白卷状元”
　　
　　“文革”期间高考交白卷的笑话，至今记忆犹新，岂不知古代也有这一景。不同的是，前者胸无点墨，不得不“白”，而后者满腹经纶，故意“白”之耳。
　　据《清朝野史大观》卷十记载，江南名士马士琪赴省试，试题是“渊渊其渊”，他虽然饱读四书五经，但对这个怪题却无从下笔，握管沉思，直到交卷时仍无一字。情急之下，心一横写“诗”一首：
　　渊渊其渊实难题，闷煞江南马士琪。
　　一本白卷交还你，状元归去马如飞。
　　这次省考自然是名落孙山，但这首打油诗却名扬四方。直到民国年间，学者陈琰评论说，当时马土琪胸中早有成文，只是由于他总想拔头名，慎之又慎，不敢下笔，才闹此笑话。在此后的历届考试中，他连科夺冠：终于中了状元，但人总忘不了前事，仍称他为“白卷状元”。
　　
　　“美名状元”
　　
　　中状元居然与姓名有关，这种荒唐事，在科举时代不断发生。
　　南宋理宗宝祜四年(1256)，江西吉水人文天祥，21岁赴试，文章锦绣，特别对于治国安邦的策论见解超凡，主考官将其列为第五名。皇帝御览时，一见籍贯是“吉水”，名“天祥”，字“宋瑞”，大悦，说：“天降祥瑞，赐我大宋治国安邦之栋梁。”主考官忙拍马屁，指着文天祥的策论卷说：“是卷古谊若龟镜，忠奸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理宗皇帝信手提朱笔点了他个状元。
　　明太祖朱元璋乞丐出身，称帝后为了显示尊贵，特爱清洁，凡器物必令反复洗涤，稍有不洁即重责下人。某次科考，在“御览”考卷时，见有“殷拂，字去尘”的人，非常高兴，说：“既拂矣，又去尘，观其名必洁士也。”一高兴，点了状元。又“亟遣议亲”，招了这个“干净”的驸马。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考试，主考定第一名是吴晴，谐音“无情”。嘉靖帝不悦，意欲另选，抬头见殿前旗帜被风吹卷，被他看成“雷”字形状，以为是“上天示意”，就要点姓雷的为状元，可遍翻考卷无姓雷的，只找到一个叫“秦鸣雷”的，被他点了状元。实属荒唐至极。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考试，恰逢慈禧69 岁寿辰庆典，此时光绪帝已被囚禁，一切由慈禧独断。在点状元时，听到喊“王国钧”，她老脸一拉，眉头一皱说：“好难听!”因为谐音是“亡国君”，吓得主考大臣慌忙将此卷收起，又往下喊，直到第十名，是山东潍县人王寿彭。她两眼一亮，连声叫好，因为她想到“王”者“寿比彭祖”，大吉大利，立即点为状元。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考试，是慈禧为庆祝自己70岁寿辰特加的“恩科”，也是中国科举历史上最后一科。状元本来取的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一看，立即引起了“条件反射”，心想，姓朱与明朝皇帝是本家，广东人，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文这些“叛逆”是同乡；这个“珍”字与珍妃同字，处处叫她恶心，立即扔在一边。又看到一个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大悦，对主考官说：“连年干旱，还是‘肃静安宁’为上。”立即点为状元。这也是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可惜生逢末世，未能做官，只被派过一次去云南差使。清亡后，寓居北京西城，卖字为生，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现故宫清宫档案中尚保留该科的金榜，写着“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刘春霖”。
　　
　　“借光状元”
　　
　　据张伯驹《春游社琐谈》所记，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科考，广西人张建勋30多岁进京赴试，在保和殿殿试时，直到黄昏仍未完卷。眼看时辰已到，监考的王大臣8人都要立即“掣卷”。当时领班的是贝子奕谟，乃惠亲王之子，他走近一看，只剩策尾最后两行未写完，又看他的卷面工整，看他焦急不安的神情，已过“而立”的年龄，“知为边省寒士”，很表同情，就把自己吸水烟用的纸捻燃着，以微弱的光亮照明让他继续写，一直燃尽两根纸捻，终于让他写完交了卷。发榜时，果然中了状元，他十分感激贝子奕谟的救助。后来人们都说他是纸捻照亮的“借光状元”。
　　
　　四状元会祭
　　
　　清光绪年间，发生过一次“四状元会祭”的盛事。旧时代富豪及权势之家，在办理丧事时，有“题主”风俗，即在一个木牌位上写逝者“某官某人之神主”字样，其中“主”字上面一点不写，要请当时名人用朱笔将这一点补上，称为“点主”或“题主”，点主的领军人物叫“鸿题”，再选地位稍低的二人为副，叫“襄题”。最理想的“鸿题”应当是当过主考的翰林，因为他曾朱笔点过“红榜”，吉利。若能请到状元点主，那是极大的荣耀。光绪某年，闽浙总督张之万(张之洞的族兄)母亲去世，大办丧仪。之万是海内文宗，道光丁未科状元，其族弟张之洞也是状元出身，门第显赫，自然要请大名士点主，于是请动了光绪帝师翁同稣为“鸿题”，洪均(同治状元)、陆润痒(同治状元)为“襄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三状元题主，四状元祭奠”空前盛事，极尽荣耀。
　　另外，民国年间，犹太富商哈同在上海去世。他的“慈淑夫人”罗迦陵也附庸风雅，按照中国风俗，以一万银圆请末代状元刘春霖，各五千银圆请榜眼夏寿田、探花郑三元在静安寺路“爱俪园”为哈同“题主”，也算风光一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