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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民生问题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提出的重大举措等方面都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六中全会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更是关注民生,直面矛盾破解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把民生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大政方针中处处折射民生亮点,落实措施中体现的正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此时代背景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高度关注民生是媒体的责任。同时,民生新闻也成为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
作为一份都市报,《大河报》在创刊(1995年)伊始,就把真实报道和反映民生问题、尤其是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境遇和生存处境作为自身重要的办报理念,之后,更持续不断地把民生的理念、民本的意识以及平民的视角,融合渗透到新闻采编、版面设置和改革创新的实践当中。
坚持民本取向,努力实现“三贴近”
关于“民生新闻”的概念,业界和学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大都认可其基本特性为民众视角、民本取向。而这一点,一直是大河报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
《大河报》创刊伊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要求记者、编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强调以老百姓的眼光来选择报道的切入点、兴奋点。报纸推出“记者打工”专栏,鼓励记者去那些群众生活离不了而又了解甚少的行业打工。例如,去环卫部门跟车装卸垃圾、去当阴沟疏挖工、去福利院给智障儿童当阿姨、去殡仪馆推尸车等,向读者讲述发生在平凡人身上不平凡的事,因是记者的亲身感受,所以很具感染力,赢得了广泛赞誉。
20世纪90年代有读者编出这样的顺口溜:“有困难,不用怕,《大河报》给咱想办法!”15年过去了,关怀庶民百姓甘苦命运、敢于为人民说话,让媒体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依然是《大河报》采编人员不变的精神内核。
2005年6月,一名来自英国伦敦的小伙子看病时发现,郑州知名医院在为患者进行胸透检查时,对受检者的甲状腺、眼睛和性腺不提供防护措施,愤而放弃检查。《大河报》获知这一新闻线索后,意识到事关众多患者的切身利益,于是派记者对省会7家大中等医院进行暗访,结果发现没有一家医院在对受检者做胸透检查时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之后,记者通过采访相关专家,确定医院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国家规定,对患者的健康可能造成伤害。报道发出后,在舆论影响下,河南省卫生行政部门很快作出部署,规定医院必须执行国家规定,为接受射线检查的患者提供必要防护。
民生服务有层次,更加重视“大民生”
《大河报》在《发刊辞》中宣告:“新闻性、权威性、服务性,是本报力具的特色。”随着报纸的发展,《大河报》的民生服务新闻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版面、栏目的设置,都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
从生活服务类信息来说,《大河报》有像健康、旅游、教育、汽车、IT、楼市、家居、卖场等提供细分化信息的专版。由于生活服务类信息对广告有较强的吸附力,近年来,此类专版在媒体间的竞争加大,但《大河报》生活服务类专版一直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原因在于报纸把专刊作为新闻版面的延续、补充和深化,提倡从服务性的角度、用与新闻版不同的切入点,作“另类新闻”,以此增强专版的冲击力和对读者的吸引力。除了生活服务类信息专版外,《大河报》在日常新闻版中,还不断设置一些民生新闻栏目,如“民生关注”、“民生调查”针对与读者利益息息相关的热点问题调查剖析,“记者跑腿”、“读者互帮”意在帮助解决群众生活中的烦恼困惑,“信息这边看”、“民生提醒”等小栏目则提供包括招聘活动预告、公交改道、道路修整、失物招领等一些小的实用资讯。
进入新世纪,《大河报》在民生新闻的操作上更加重视“大民生”。其背景是,读者也有了更高的新需求:希望报纸提供事关读者长远利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的政策解读、现象分析,以便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因此,近几年来,《大河报》凭借其在权威发布、上通民情方面确立的优势地位,对河南省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多方面的改革进行持续关注,凡有重大新政出台,常设版面“今日关注”、“透视”都会从民生视角进行详尽解读。报社还经常根据读者的要求,邀请有关部门的权威人士,就新政新规或一个阶段的热点经济、生活问题,通过报社的新闻热线和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既推动了信息的良好发布与反馈,又起到了释疑解惑、理顺情绪、凝聚人心、服务大局、弘扬正气的作用,最终还可以促成一些有利民生的政策出台及民生问题的解决。
社会议程设置,彰显“主流大报”风范
1972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Maxwell Mo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而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他们的研究标志着一个新的传播效果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
议程设置理论证明大众传媒对舆论拥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而通过“议题设置”的方式引导舆论,《大河报》很早就有成功的例子,并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报纸创刊不久的“幼女坠洞”连续报道堪称《大河报》成功进行议程设置的典范之作。1995年10月15日,一名幼儿不慎坠入工地基桩井内,郑州街头群众自发组织起来,齐心协力救出了孩子。按一般的写法,这起事件可以以一篇700字左右的消息结束,但事件发生的次日,《大河报》用两个版面作了生动的报道,头版整个用来处理这则新闻,除刊发稿件外,还大胆采用通栏大幅照片,并配发言论。这就完成了议程设置的第一步,即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之后,报社把各界参与抢险的英雄人物和被救孩子及家长请到报社,召开座谈会,邀请省委有关领导、作家、经济学家、新华分社领导等各抒己见,连续6天发稿(兼照片)38篇之多,使这一事件逐步升温,造成强烈感染读者的效果,并得到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赞扬和批示。这是议程设置的第二步,即影响了受众的想法。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彬说:《大河报》“10·15”报道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说明:“天地有正气,人间有爱心,国家有希望,民族有前途。”有新闻研究者评论:“10·15”事件并不大,也不很曲折、离奇,《大河报》能敏锐地把这么一件小事同时代所呼唤的人性真善美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机地联系起来,抓住一件小事做一次大而精彩的文章,应该说是一个创举。
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在研究媒介议程设置效果时,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公众认为媒介的内容具有与其自身相关的特性和实用性的情况下,媒介议程才能影响到公众议程。换句话说,媒体的舆论引导须符合新闻的传播规律,引导必须建立在客观真实并关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大河报》在就大民生问题进行议程设置时,非常重视新闻本身涉及的人群是否廣泛,是否有普遍关注度。2005年10月,《大河报》重磅推出《郑州咪表之谜》系列报道,共计近4万字,真实、准确、深刻地反映了郑州实行咪表管理三年来存在的诸多问题,引起广大市民,尤其是有车族的强烈共鸣。随着其他媒体的跟进报道,社会公议持续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开始对咪表设置、收费问题进行清理整顿,《大河报》也跟踪报道,向市民传递了政府闻过即改的行动和措施,不但尽到了反映民意、弘扬正气的责任,也培养了市民的公共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一个有卖点的传播产品,应该具备“好看、有用、重要”三个基本元素。《大河报》推出的一些民生报道,因兼具“贴近广大群众的现实生活”、“适度的舆论监督”、“事件本质的深度挖掘”、“独到鲜明的新闻立场”等特点,屡屡成为喻教授所说的“有卖点的传播产品”。例如,2009年11月,《大河报》推出的新闻调查系列报道《养犬办被指只管收钱不管事》、《盈利式管理是狗患之源》、《养犬办两年花了731万?》引发了郑州市民、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上千家媒体的关注,并引发全国评论人士的热评。郑州市市长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公开账目。
从多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到,大河报对民生新闻的探索是与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相一致的,也是在报纸同质化现象严重这一背景下,体现差异性、增强新闻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内容因素。今后,随着时代和人们阅读需求的变化,民生新闻在“拓展空间、丰富内涵、创新形式、提升品质、加强引导”等方面给媒体提出了新的课题,期待《大河报》有更出色的表现。
(作者为大河报绿城新闻编辑部主编)
编校:董方晓
作为一份都市报,《大河报》在创刊(1995年)伊始,就把真实报道和反映民生问题、尤其是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境遇和生存处境作为自身重要的办报理念,之后,更持续不断地把民生的理念、民本的意识以及平民的视角,融合渗透到新闻采编、版面设置和改革创新的实践当中。
坚持民本取向,努力实现“三贴近”
关于“民生新闻”的概念,业界和学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大都认可其基本特性为民众视角、民本取向。而这一点,一直是大河报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
《大河报》创刊伊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要求记者、编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强调以老百姓的眼光来选择报道的切入点、兴奋点。报纸推出“记者打工”专栏,鼓励记者去那些群众生活离不了而又了解甚少的行业打工。例如,去环卫部门跟车装卸垃圾、去当阴沟疏挖工、去福利院给智障儿童当阿姨、去殡仪馆推尸车等,向读者讲述发生在平凡人身上不平凡的事,因是记者的亲身感受,所以很具感染力,赢得了广泛赞誉。
20世纪90年代有读者编出这样的顺口溜:“有困难,不用怕,《大河报》给咱想办法!”15年过去了,关怀庶民百姓甘苦命运、敢于为人民说话,让媒体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依然是《大河报》采编人员不变的精神内核。
2005年6月,一名来自英国伦敦的小伙子看病时发现,郑州知名医院在为患者进行胸透检查时,对受检者的甲状腺、眼睛和性腺不提供防护措施,愤而放弃检查。《大河报》获知这一新闻线索后,意识到事关众多患者的切身利益,于是派记者对省会7家大中等医院进行暗访,结果发现没有一家医院在对受检者做胸透检查时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之后,记者通过采访相关专家,确定医院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国家规定,对患者的健康可能造成伤害。报道发出后,在舆论影响下,河南省卫生行政部门很快作出部署,规定医院必须执行国家规定,为接受射线检查的患者提供必要防护。
民生服务有层次,更加重视“大民生”
《大河报》在《发刊辞》中宣告:“新闻性、权威性、服务性,是本报力具的特色。”随着报纸的发展,《大河报》的民生服务新闻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版面、栏目的设置,都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
从生活服务类信息来说,《大河报》有像健康、旅游、教育、汽车、IT、楼市、家居、卖场等提供细分化信息的专版。由于生活服务类信息对广告有较强的吸附力,近年来,此类专版在媒体间的竞争加大,但《大河报》生活服务类专版一直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原因在于报纸把专刊作为新闻版面的延续、补充和深化,提倡从服务性的角度、用与新闻版不同的切入点,作“另类新闻”,以此增强专版的冲击力和对读者的吸引力。除了生活服务类信息专版外,《大河报》在日常新闻版中,还不断设置一些民生新闻栏目,如“民生关注”、“民生调查”针对与读者利益息息相关的热点问题调查剖析,“记者跑腿”、“读者互帮”意在帮助解决群众生活中的烦恼困惑,“信息这边看”、“民生提醒”等小栏目则提供包括招聘活动预告、公交改道、道路修整、失物招领等一些小的实用资讯。
进入新世纪,《大河报》在民生新闻的操作上更加重视“大民生”。其背景是,读者也有了更高的新需求:希望报纸提供事关读者长远利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的政策解读、现象分析,以便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因此,近几年来,《大河报》凭借其在权威发布、上通民情方面确立的优势地位,对河南省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多方面的改革进行持续关注,凡有重大新政出台,常设版面“今日关注”、“透视”都会从民生视角进行详尽解读。报社还经常根据读者的要求,邀请有关部门的权威人士,就新政新规或一个阶段的热点经济、生活问题,通过报社的新闻热线和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既推动了信息的良好发布与反馈,又起到了释疑解惑、理顺情绪、凝聚人心、服务大局、弘扬正气的作用,最终还可以促成一些有利民生的政策出台及民生问题的解决。
社会议程设置,彰显“主流大报”风范
1972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Maxwell Mo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而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他们的研究标志着一个新的传播效果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
议程设置理论证明大众传媒对舆论拥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而通过“议题设置”的方式引导舆论,《大河报》很早就有成功的例子,并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报纸创刊不久的“幼女坠洞”连续报道堪称《大河报》成功进行议程设置的典范之作。1995年10月15日,一名幼儿不慎坠入工地基桩井内,郑州街头群众自发组织起来,齐心协力救出了孩子。按一般的写法,这起事件可以以一篇700字左右的消息结束,但事件发生的次日,《大河报》用两个版面作了生动的报道,头版整个用来处理这则新闻,除刊发稿件外,还大胆采用通栏大幅照片,并配发言论。这就完成了议程设置的第一步,即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之后,报社把各界参与抢险的英雄人物和被救孩子及家长请到报社,召开座谈会,邀请省委有关领导、作家、经济学家、新华分社领导等各抒己见,连续6天发稿(兼照片)38篇之多,使这一事件逐步升温,造成强烈感染读者的效果,并得到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赞扬和批示。这是议程设置的第二步,即影响了受众的想法。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彬说:《大河报》“10·15”报道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说明:“天地有正气,人间有爱心,国家有希望,民族有前途。”有新闻研究者评论:“10·15”事件并不大,也不很曲折、离奇,《大河报》能敏锐地把这么一件小事同时代所呼唤的人性真善美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机地联系起来,抓住一件小事做一次大而精彩的文章,应该说是一个创举。
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在研究媒介议程设置效果时,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公众认为媒介的内容具有与其自身相关的特性和实用性的情况下,媒介议程才能影响到公众议程。换句话说,媒体的舆论引导须符合新闻的传播规律,引导必须建立在客观真实并关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大河报》在就大民生问题进行议程设置时,非常重视新闻本身涉及的人群是否廣泛,是否有普遍关注度。2005年10月,《大河报》重磅推出《郑州咪表之谜》系列报道,共计近4万字,真实、准确、深刻地反映了郑州实行咪表管理三年来存在的诸多问题,引起广大市民,尤其是有车族的强烈共鸣。随着其他媒体的跟进报道,社会公议持续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开始对咪表设置、收费问题进行清理整顿,《大河报》也跟踪报道,向市民传递了政府闻过即改的行动和措施,不但尽到了反映民意、弘扬正气的责任,也培养了市民的公共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一个有卖点的传播产品,应该具备“好看、有用、重要”三个基本元素。《大河报》推出的一些民生报道,因兼具“贴近广大群众的现实生活”、“适度的舆论监督”、“事件本质的深度挖掘”、“独到鲜明的新闻立场”等特点,屡屡成为喻教授所说的“有卖点的传播产品”。例如,2009年11月,《大河报》推出的新闻调查系列报道《养犬办被指只管收钱不管事》、《盈利式管理是狗患之源》、《养犬办两年花了731万?》引发了郑州市民、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上千家媒体的关注,并引发全国评论人士的热评。郑州市市长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公开账目。
从多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到,大河报对民生新闻的探索是与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相一致的,也是在报纸同质化现象严重这一背景下,体现差异性、增强新闻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内容因素。今后,随着时代和人们阅读需求的变化,民生新闻在“拓展空间、丰富内涵、创新形式、提升品质、加强引导”等方面给媒体提出了新的课题,期待《大河报》有更出色的表现。
(作者为大河报绿城新闻编辑部主编)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