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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之教育”100年
正好在100年前，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王国维(1877～1927)写了一篇文章《论教育之宗旨》，倡导“完全之教育”。他指出：“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谈到教育，我们常说“德、智、体、美”，读过《论教育之宗旨》这篇文章便知道，这个词组的原创者，正是王国维。他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观点。人们惊异，王国维的教育思想竟是那样“前卫”、“新锐”，人们感叹，“完全之教育”实行起来竟是那样困难，百年之后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他留下著作、译作有62种，有《观堂集林》(汇集考证文章)、《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收作品42种)等传世。王国维所著《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被称为划时代之作。《人间词话》妙语连珠，许多句子已经成为被广泛引用的“语录”。例如：“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就是《人间词话》“境界”说的精到总结，对研究教育与普及也不无启发。从事教育与普及，也要“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入乎其内，探索教育科学。出乎其外，展现教育艺术。人乎其内，让我们理解科学。出乎其外，让我们欣赏科学。
说到王国维，便会想起80年前清华学校的“四大导师”。1925年至1926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先后受聘执教清华学校研究院，被誉为研究院“四大导师”。研究院总共6人(加上吴宓、李济)，存在了仅仅4年(1925～1929)，却写下一段辉煌的学术历史。梁启超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勉励同学们。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陈寅恪学贯中西，是著名的文史学家。他国学造诣深厚，且通晓各国语言三十余种。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有一次，他乘船赴长沙演讲，便在船上学习当地方言。让人们惊讶的是，到长沙他竟然用满口湖南话作了演讲。赵元任还是我国近代音乐先驱之一。这位语言大师创作了不少歌曲，有《赵元任歌曲选集》留世。我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作，就出自赵元任之手。这首歌，就是大家熟悉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德、智、体、美和谐素养的魅力。
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室楼北面、大草坪西侧有一石碑，上刻“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王国维字静安，是浙江海宁人。这碑文为陈寅恪撰写，碑式为梁思成设计。碑文称颂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这块石碑将历史拉近了，大师们回到了我们身边。有一次，我听到身边的旅游者误读碑文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陈寅格”，不禁感叹，现实状况何其迫切地期盼着“德、智、体、美一‘完全之教育”。纪念碑对面、大草坪东侧的清华学堂，就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所在地、那些国学大师工作的地方。
蔡元培与“完全之人格”
90年前左右，“现代教育与现代科学之父”蔡元培(1868～1940)提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认为，完全的人格，必须是在知、情、意，个性与群性，身与心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必须通过德、智、体、美、世界观的教育，来培养完全的人格。1918年发表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表达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他强调，于专精之余，旁涉有关学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礼记·中庸》)，“和谐”是“完全之人格”、“完全之教育”的共同特征。
任鸿隽(1886～1961)是中国现代科学，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关于教育，任鸿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在90年前说：“西方大学之教育精神，一言以蔽之曰：重独造、尚实验而已。”重独立创造，须自主选择、善于提问。专攻之门与寻致之途，一切出于学者之自择。在另一篇文章《科学与教育》中，任鸿隽深刻指出：“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
70年前，1936年4月，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坷桢(1890—1974)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将“求是”确立为校训，而且非常注重通才教育，这一年的9月18日，他对新生发表演讲。他说：“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或者有的同学，以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作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他认为：“教育不仅使学生求得谋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要的目的。”竺可桢提出：“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求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校长语重心长地把自己的演讲归结为两句话：“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在现代科学教育的初创时期，大师们就开始倡导德、智、体、美、世界观的教育，重视方法、态度、决心、服务观念的教育。可以说，他们是早年素质教育的倡导者。事实上，“素质教育”的提法见诸出版物，也至少有80年的历史了。
美育助力创造
王国维对美育价值的阐述，也非常深刻。他指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不可不留意也。”在他看来，美育的意义，一是发达学生情感，二是助力德育智育。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也是那样深刻。
蔡元培非常重视美育，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认为：“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与王国维一样，蔡元培指出了美育对智育的作用。“专治科学”，“不涉美术”，会有什么后果?蔡元培认为，对于自己，会“无生趣”；对于社会，会“无爱情”；不仅是这些情感缺失，而且，“对于所治的科学”，“决没有创造的精神”。
任鸿隽指出，“习文学者或不暇问津于自然科学，而业专门者，其研精囿一方曲，亦无暇涵养文学趣味，此非教育之本意也。”早在 1915年，他在《科学与教育》一文中，对理与情互动互助有深入的阐释：“是故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之见。一科学之于美术，友也而非敌。”“苟特(歌德)自己乃植物学大家，且于生物学中发明生物机体类似之理，而为言进化者所祖述者也。”同年发表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指出：“伦理学之要术有二，一曰演绎法，一曰归纳法。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两翼，失其一则无以为用也。”“归纳法尚官感，而演绎法尚心思。归纳法置事实于推理之前，演绎法置事实于推理之后是也。”任先生于90年前即有如此深刻的论述，实令人感佩。
王国维、蔡元培、任鸿隽的教育思想与庞加莱，爱因斯坦的意见不谋而合。“直觉是发现的工具，逻辑是证明的工具。”(庞加莱)科学发现，有赖直觉，创造能力，源于和谐素养，和谐素养，有赖于专攻与涉猎，有赖于动脑动手动口学习。沟通科学与人文，有助于良好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有益于直觉、灵感、想象力的提升。这就是说，沟通科学与人文，对于培养原创想象力有巨大的作用。沟通科学与人文，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的公民，对建设创新国家，有长远的意义。
今天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索尼杯200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颁奖典礼上，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川崎成一说，他最看重员工三种能力：第一要有专长：第二要有广博的知识：第三要有艺术感觉。川崎成一说：“就像音乐家要在音乐领域有艺术感觉一样，不管做什么都要在该领域有艺术感觉。很多人在工作上只是从逻辑的角度去思考与行动。但是，当他到了一定程度，或者他想有更出人意料的成功，就必须有一种‘艺术家的感觉’。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跟常人不一样的感觉。”他指出，居里夫人就是靠“艺术感觉”在贝克勒尔之后发现了镭。只有知识渊博、经历丰富，才能视野广阔、纵横捭阖、灵感活跃。具有科学鉴赏力、艺术鉴赏力、专业鉴赏力，才有科学敏感、艺术敏感、专业敏感，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专业所长、有广博知识、有艺术感觉的人，是完整的人，和谐的人，是有创造力的人。
创造带来幸福。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说，先有“无所适从”，然后才“有所发现”。“发现是创造力的开始，如果没有创造力，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会有安乐和快乐。”创造是一种美。
走进完整的世界
人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之外度过的，是在“无教”的环境里度过的。“教”的最高境界是“不教”。“受教”的人必然走向“无教”，“被教”的人必须学会“自教”。最高境界的“学”府，存在于“学”校之外。
1936年，竺可桢写了一篇文章《旅行是最好的教育》。他引用培根的话：“旅行对于青年人是一种教育，对于壮年人是一种经验。游历异域，胜于进学校。”接着，竺可桢说：“我们只要看古今中外凡是有作为的人们，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异方的。”孔孟周游列国，方能成其博大，亚里士多德游历欧亚非，方可博学多能。
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996年推出的《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的科学教育标准。这一标准公布以后，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对于学校制定科学大纲，《标准》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其中，有这样的要求，就是给学生提供“步入课堂以外的世界的机会”。“课堂以外的世界”包括：自然保护区、名胜古迹、科学中心、博物馆、动物园、园艺中心、高等院校、医疗机构，等等。这就是说，人一生的学习应该是“以整个世界为课堂的整体的学习”。
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1907～1964)因开创现代环境运动而闻名于世。她写过几本有名的书：《在海风的吹拂下》、《围绕我们的海洋》、《寂静的春天》。《围绕我们的海洋》获得195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在接受这一奖项时，她在演说时强调科学是完整生活的组成部分，生活是科学的素材。她说：“‘科学’是日常生活之外的独立组成部分。我坚决向这种观念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时代，我们却认为知识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科学的素材也是生活的素材。科学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1895～1986)在西方有很大影响，他的著作被翻译成47种语言出版。他也强调“完整”。在他的一本书里，经常用到这样一些词组：完整的世界，完整的生活，完整的学习，完整的人格。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并非制造学者、专家、寻找工作的人，而是培养完整的男男女女。”这与爱因斯坦提倡“和谐的人”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克里希那穆提说：“正确的教育，一方面鼓励技术的学习，同时也应该完成某种更为重要的事，它应该帮助人去体验生活的完整过程。”生活的完整过程，须到完整的世界去体验。克里希那穆提认为：“学习一种格式而没有内心的体验，则只会导致肤浅。’一个完整的人，要有理性的脑，要有易感的心。“如果我们想在年轻人心中培育敏感力，我们自己就必须对美与丑的事物要敏感，而且利用每个机会促使他们观赏人所创造出来的美，以及大自然中的美，由此唤醒他们心中的喜悦之情。”
走进完整的世界，我们就发现了“教外之教”、“不教之教”，“校外之学”、“不学之学”，“书外之文”、“诗外之功”。走进完整的世界，我们就走进了一个丰富无比、精彩万分、时空无限的大学校。走进完整的世界，我们就遇见了“普及”、“传播”，“旅行”，还有人类的其他文化活动，遇见了人类的完整的生活。走进完整的世界，我们就不仅拥有了生活力，而且获得了创造力。
[责任编辑]蒲 晖
正好在100年前，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王国维(1877～1927)写了一篇文章《论教育之宗旨》，倡导“完全之教育”。他指出：“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谈到教育，我们常说“德、智、体、美”，读过《论教育之宗旨》这篇文章便知道，这个词组的原创者，正是王国维。他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观点。人们惊异，王国维的教育思想竟是那样“前卫”、“新锐”，人们感叹，“完全之教育”实行起来竟是那样困难，百年之后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他留下著作、译作有62种，有《观堂集林》(汇集考证文章)、《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收作品42种)等传世。王国维所著《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被称为划时代之作。《人间词话》妙语连珠，许多句子已经成为被广泛引用的“语录”。例如：“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就是《人间词话》“境界”说的精到总结，对研究教育与普及也不无启发。从事教育与普及，也要“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入乎其内，探索教育科学。出乎其外，展现教育艺术。人乎其内，让我们理解科学。出乎其外，让我们欣赏科学。
说到王国维，便会想起80年前清华学校的“四大导师”。1925年至1926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先后受聘执教清华学校研究院，被誉为研究院“四大导师”。研究院总共6人(加上吴宓、李济)，存在了仅仅4年(1925～1929)，却写下一段辉煌的学术历史。梁启超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勉励同学们。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陈寅恪学贯中西，是著名的文史学家。他国学造诣深厚，且通晓各国语言三十余种。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有一次，他乘船赴长沙演讲，便在船上学习当地方言。让人们惊讶的是，到长沙他竟然用满口湖南话作了演讲。赵元任还是我国近代音乐先驱之一。这位语言大师创作了不少歌曲，有《赵元任歌曲选集》留世。我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作，就出自赵元任之手。这首歌，就是大家熟悉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德、智、体、美和谐素养的魅力。
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室楼北面、大草坪西侧有一石碑，上刻“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王国维字静安，是浙江海宁人。这碑文为陈寅恪撰写，碑式为梁思成设计。碑文称颂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这块石碑将历史拉近了，大师们回到了我们身边。有一次，我听到身边的旅游者误读碑文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陈寅格”，不禁感叹，现实状况何其迫切地期盼着“德、智、体、美一‘完全之教育”。纪念碑对面、大草坪东侧的清华学堂，就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所在地、那些国学大师工作的地方。
蔡元培与“完全之人格”
90年前左右，“现代教育与现代科学之父”蔡元培(1868～1940)提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认为，完全的人格，必须是在知、情、意，个性与群性，身与心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必须通过德、智、体、美、世界观的教育，来培养完全的人格。1918年发表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表达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他强调，于专精之余，旁涉有关学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礼记·中庸》)，“和谐”是“完全之人格”、“完全之教育”的共同特征。
任鸿隽(1886～1961)是中国现代科学，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关于教育，任鸿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在90年前说：“西方大学之教育精神，一言以蔽之曰：重独造、尚实验而已。”重独立创造，须自主选择、善于提问。专攻之门与寻致之途，一切出于学者之自择。在另一篇文章《科学与教育》中，任鸿隽深刻指出：“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
70年前，1936年4月，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坷桢(1890—1974)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将“求是”确立为校训，而且非常注重通才教育，这一年的9月18日，他对新生发表演讲。他说：“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或者有的同学，以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作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他认为：“教育不仅使学生求得谋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要的目的。”竺可桢提出：“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求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校长语重心长地把自己的演讲归结为两句话：“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在现代科学教育的初创时期，大师们就开始倡导德、智、体、美、世界观的教育，重视方法、态度、决心、服务观念的教育。可以说，他们是早年素质教育的倡导者。事实上，“素质教育”的提法见诸出版物，也至少有80年的历史了。
美育助力创造
王国维对美育价值的阐述，也非常深刻。他指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不可不留意也。”在他看来，美育的意义，一是发达学生情感，二是助力德育智育。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也是那样深刻。
蔡元培非常重视美育，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认为：“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与王国维一样，蔡元培指出了美育对智育的作用。“专治科学”，“不涉美术”，会有什么后果?蔡元培认为，对于自己，会“无生趣”；对于社会，会“无爱情”；不仅是这些情感缺失，而且，“对于所治的科学”，“决没有创造的精神”。
任鸿隽指出，“习文学者或不暇问津于自然科学，而业专门者，其研精囿一方曲，亦无暇涵养文学趣味，此非教育之本意也。”早在 1915年，他在《科学与教育》一文中，对理与情互动互助有深入的阐释：“是故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之见。一科学之于美术，友也而非敌。”“苟特(歌德)自己乃植物学大家，且于生物学中发明生物机体类似之理，而为言进化者所祖述者也。”同年发表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指出：“伦理学之要术有二，一曰演绎法，一曰归纳法。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两翼，失其一则无以为用也。”“归纳法尚官感，而演绎法尚心思。归纳法置事实于推理之前，演绎法置事实于推理之后是也。”任先生于90年前即有如此深刻的论述，实令人感佩。
王国维、蔡元培、任鸿隽的教育思想与庞加莱，爱因斯坦的意见不谋而合。“直觉是发现的工具，逻辑是证明的工具。”(庞加莱)科学发现，有赖直觉，创造能力，源于和谐素养，和谐素养，有赖于专攻与涉猎，有赖于动脑动手动口学习。沟通科学与人文，有助于良好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有益于直觉、灵感、想象力的提升。这就是说，沟通科学与人文，对于培养原创想象力有巨大的作用。沟通科学与人文，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的公民，对建设创新国家，有长远的意义。
今天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索尼杯200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颁奖典礼上，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川崎成一说，他最看重员工三种能力：第一要有专长：第二要有广博的知识：第三要有艺术感觉。川崎成一说：“就像音乐家要在音乐领域有艺术感觉一样，不管做什么都要在该领域有艺术感觉。很多人在工作上只是从逻辑的角度去思考与行动。但是，当他到了一定程度，或者他想有更出人意料的成功，就必须有一种‘艺术家的感觉’。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跟常人不一样的感觉。”他指出，居里夫人就是靠“艺术感觉”在贝克勒尔之后发现了镭。只有知识渊博、经历丰富，才能视野广阔、纵横捭阖、灵感活跃。具有科学鉴赏力、艺术鉴赏力、专业鉴赏力，才有科学敏感、艺术敏感、专业敏感，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专业所长、有广博知识、有艺术感觉的人，是完整的人，和谐的人，是有创造力的人。
创造带来幸福。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说，先有“无所适从”，然后才“有所发现”。“发现是创造力的开始，如果没有创造力，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会有安乐和快乐。”创造是一种美。
走进完整的世界
人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之外度过的，是在“无教”的环境里度过的。“教”的最高境界是“不教”。“受教”的人必然走向“无教”，“被教”的人必须学会“自教”。最高境界的“学”府，存在于“学”校之外。
1936年，竺可桢写了一篇文章《旅行是最好的教育》。他引用培根的话：“旅行对于青年人是一种教育，对于壮年人是一种经验。游历异域，胜于进学校。”接着，竺可桢说：“我们只要看古今中外凡是有作为的人们，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异方的。”孔孟周游列国，方能成其博大，亚里士多德游历欧亚非，方可博学多能。
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996年推出的《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的科学教育标准。这一标准公布以后，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对于学校制定科学大纲，《标准》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其中，有这样的要求，就是给学生提供“步入课堂以外的世界的机会”。“课堂以外的世界”包括：自然保护区、名胜古迹、科学中心、博物馆、动物园、园艺中心、高等院校、医疗机构，等等。这就是说，人一生的学习应该是“以整个世界为课堂的整体的学习”。
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1907～1964)因开创现代环境运动而闻名于世。她写过几本有名的书：《在海风的吹拂下》、《围绕我们的海洋》、《寂静的春天》。《围绕我们的海洋》获得195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在接受这一奖项时，她在演说时强调科学是完整生活的组成部分，生活是科学的素材。她说：“‘科学’是日常生活之外的独立组成部分。我坚决向这种观念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时代，我们却认为知识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科学的素材也是生活的素材。科学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1895～1986)在西方有很大影响，他的著作被翻译成47种语言出版。他也强调“完整”。在他的一本书里，经常用到这样一些词组：完整的世界，完整的生活，完整的学习，完整的人格。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并非制造学者、专家、寻找工作的人，而是培养完整的男男女女。”这与爱因斯坦提倡“和谐的人”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克里希那穆提说：“正确的教育，一方面鼓励技术的学习，同时也应该完成某种更为重要的事，它应该帮助人去体验生活的完整过程。”生活的完整过程，须到完整的世界去体验。克里希那穆提认为：“学习一种格式而没有内心的体验，则只会导致肤浅。’一个完整的人，要有理性的脑，要有易感的心。“如果我们想在年轻人心中培育敏感力，我们自己就必须对美与丑的事物要敏感，而且利用每个机会促使他们观赏人所创造出来的美，以及大自然中的美，由此唤醒他们心中的喜悦之情。”
走进完整的世界，我们就发现了“教外之教”、“不教之教”，“校外之学”、“不学之学”，“书外之文”、“诗外之功”。走进完整的世界，我们就走进了一个丰富无比、精彩万分、时空无限的大学校。走进完整的世界，我们就遇见了“普及”、“传播”，“旅行”，还有人类的其他文化活动，遇见了人类的完整的生活。走进完整的世界，我们就不仅拥有了生活力，而且获得了创造力。
[责任编辑]蒲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