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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籍波兰作家伊娃·霍夫曼的小说《秘密》将克隆人爱丽丝的身份之谜作为叙事主线，探讨科技时代人类滥用科技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小说特色在于将科技伦理和人物心理活动相融合，揭示生物工程对人类身份和人性等潜在影响。本文从文学伦理的角度，结合心理学的“暗恐”，探讨小说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分析作品的伦理内涵与道德意图。本文认为，爱丽丝的心理困惑、乱伦之恋、身份诉求等伦理结的生成与解构，体现了这部“软科幻”对科技时代人类的终极关怀，以此对非理性的科学选择提出了警示。
关键词：《秘密》；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科学选择；暗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6-0062-08
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让人们开始担忧：如果有一天人类也被克隆，世界会有何改变？美籍波兰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 1945-）的小说《秘密》（The Secret： A Novel， 2002）便是对克隆人问题做出的回应。故事讲述了未来美国的克隆人爱丽丝（Iris）发现自己是“母亲”伊丽莎白（Elizabeth）的克隆体后，陷入了身份困境。小说自问世以来，受到欧美学者广泛关注，其中有不少学者将弗洛伊德的“暗恐”（uncanny）理论用于分析小说中的身份问题。例如，Stuart（2008： 43-55）认为《秘密》就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克隆人爱丽丝的成长历程与自然人无异，但是自然人将其错认为伊丽莎白并接受她就是独特的“暗恐”描写。Marks（2010： 331-353）也认为，爱丽丝反感自己的科技产物身份，自己在“复影”（double）面前激发了心理暗恐，使小说将生命伦理学与心理学融为一体。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作为哥特式文学或奇幻文学中常用的“暗恐”与克隆人所共同涉及的自恋、身份、乱伦等主题却鲜有提及，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伦理表达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思考。因此，本文试图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小说中的克隆人所引发的伦理身份、伦理困境、身份诉求和伦理选择等进行全新解读，希冀探讨小说背后的科技伦理寓意。
1. 克隆人爱丽丝的身份困惑
克隆人是指依靠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诞生的人，通俗而言即无性繁殖的人，克隆人科幻小说就是以这个“基因复制”的新型生命体为题材的科幻作品，其中充满了破碎的、分裂的、片面的自我，尤其自赛博朋克以来的身份解构与自我消解等主题。《秘密》通过描写科技时代对人的改造与创造，将克隆人的新型伦理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小说中克隆人爱丽丝在身份诉求中控诉了“原作”伊丽莎白对科学技术做出的选择，强势的“母亲”不仅职场得意，而且，“她想获得其他东西：一个新的目标，能与生命更加紧密结合、更重要的东西”（Hoffman， 2002： 2）①。这个“新的目标”便是伊丽莎白的科学选择，即用克隆术延续另一个自己，使“孩子”的生命、生活都与自己紧密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科学选择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科学对人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三是人应该如何处理同科学之间的关系。”（聂珍钊， 2014： 239）伊丽莎白义无反顾地选择克隆人技术，实现“自己生自己”的妄念，却摒弃了对传统的信仰、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而爱丽丝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其人类身份并不明确，因此小说聚焦于科学选择时代人类的最终走向。
被克隆人技术诱惑的伊丽莎白不仅在四十多岁时人为地制造孩子，而且从爱丽丝出生开始便主宰她的生活。她执意让孩子留在身边由自己教育，而坐落于芝加哥大学城那个世外桃源的家就成为禁锢爱丽丝的“封闭空间”，自己的“创造物”能够如影随形。奥托·兰柯（Otto Rank）曾以“复影”来解释人类的自恋心理，他认为文学中的“复影”往往是个体自恋的象征，他渴望逃离死亡，使自己完好无损。“复影能确保自我不会灭亡，不朽的灵魂是肉体第一个复制体。过了自恋阶段后，复影又以魔鬼的面孔、对死亡的恐惧的阴影而出现”（Rank， 1971： 86）。伊丽莎白的科学选择体现了全新的“自恋情结”（Narcissus Complex），重新书写了对“自恋”的定义，因为如今的那喀索斯不必再为自己水中的完美倒影而付出生命，他可以通过高科技克隆自己，不必担心“爱人”消失，甚至可以让“复影”永生。
由于爱丽丝的“现在”是伊丽莎白的“过去”，她的“将来”是伊丽莎白的“现在”，这就使真实与复制、原作与摹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混淆了身份与人伦。爱丽丝六岁时，“姨妈”来看望母亲，爱丽丝这样描述姨妈的表情：“她打量着我的脸，表情突然变得惊讶、不安，还有不可名状的某种恐惧”（10）。这种“恐惧”正是“暗恐”的心理描写，即在“复影”出现时产生的惧怕、怪异、陌生却熟悉的感觉。弗洛伊德的“暗恐”（uncanny）理论发展自德语unheimlich（非家的、陌生的、秘密的、令人害怕的、令人不适的），但是这个词义本身就很独特，它包含了自己的反义，即“本应隐秘的东西显露出来，既熟悉又陌生”（Freud， 2003： 132）。“姨妈”“不可名状的某种恐惧”实际上并非没有原因，似曾相识的伊丽莎白的“复影”突然出现，显得突兀陌生，同时又很眼熟。这个孩子的形象可以追溯到母亲和“姨妈”的童年时期，复影的双重性不仅令人错愕，而且表明了克隆人身份的不确定性。
然而，“复影”或者说某人的“分身”所引发的“暗恐”不仅体现在自然人身上，也会导致克隆人的心理“暗恐”，即对自己身份产生困惑、怪异甚至恐惧之情。当爱丽丝听见“姨妈”责备母亲“怎么能干出如此变态的事情”（11）时，她便烙下了心理阴影，因为在她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姨妈”对她的形容词：“非生物的、非人道的。怪异。东西”（12）。暗恐的气氛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当“外祖父母”（grandparents）看见爱丽丝时，他们“也意识到看到了一个鬼魂，一个怪物，一个幽灵的肉体”（132）。这些异于人类常态的“非人”的陌生化词语被用于形容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不仅加强了恐怖的效果、指责了伊丽莎理性异化后的变态心理，更重要的是突显了克隆人的身份悖论。 七岁的爱丽丝沉溺于照镜子，“镜子”（mirror）的意象作为自我审视的工具，反射出一个困惑的自我。爱丽丝在潜意识中知道自己身上存在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她望着镜中的自己，“我有个秘密，必须找出来。我想，可能在镜子中我能找到，通过观察自己的脸——我妈能辨别出这个我并不知道的形象”（14）。此时，作者借用爱丽丝心理咨询师（Adviser）的视角，将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潜意识理论对爱丽丝的身份困惑进行分析，爱丽丝感到“有个陌生人住在我体内，这是熟悉古老的比喻”（14）。从心理学角度，每个人都是自我与他者的结合，在自我与他者不断认同与对抗中寻找自我本质。作为“复影”的爱丽丝生活在禁锢的“封闭空间”，与伊丽莎白存在着相互映照的封闭的“镜像”空间，而爱丽丝在外部镜像中看见的“他者”也是伊丽莎白。她感到与伊丽莎白“共享一个快乐的、恐怖的、强大的神秘力量”（34-35），某种神秘力量操纵着她，就连伊丽莎白的恋人史蒂夫（Steve）也不时感叹：“我觉得你家充满了奇怪之感”（193）。这个“奇怪之感”就是科学选择的结果所产生的暗恐。
可见，伊丽莎白的科学选择已经埋下了伦理混乱的祸根，爱丽丝困惑于身份之谜，而“姨妈”眼中的复影既是自己的“侄女”，又是自己的“姐姐”，这也加强了爱丽丝的伦理困惑与解谜难度。小说标题“秘密”一词本身就被包括在“暗恐”的涵义中，“秘密”一词贯穿于克隆人身份诉求的伦理主线，使小说更像一部心理小说。在“秘密”背后，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影子是什么？伊丽莎白这个一模一样的镜像就像阻碍自己的面纱，只有揭开神秘面纱，才能知道“住在体内的陌生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才能解开身份的伦理结。
2. 伦理混乱中的乱伦禁忌
“复影”和“重复”（repetition）既是叙事内容，又是叙事手法，以一种模糊不定、似是而非的身份迷思和行为上的重复贯穿小说，探讨克隆人引发的伦理混乱，并对克隆人技术进行伦理判断。当爱丽丝步入青春期，她与母亲越来越像，不仅是长相极为相似，连动作神态都一模一样，她们彼此成为对方的“镜像”。爱丽丝画的图与母亲当年画的几乎一样，就连签名的形式也如出一辙。然而，爱丽丝意识到自己跟其他同学在母女关系上存在差异、并不正常，爱丽丝能感应到母亲生病，母亲也能知道她有心灵感应。“行为上的重复与心灵感应（telepathy）也是形成暗恐的因素”（Bennett and Royle， 1999： 39），爱丽丝认为她们之间“存在可怕的相似性”（37），恐惧感加速了她寻找真实身份的步伐。直到某一天，爱丽丝在地下室翻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出生证上赫然写着出生方式为“克隆”，身份之谜也随之解开。爱丽丝突然醒悟，原来“克隆人”是自己的先天身份，自己是伊丽莎白科技选择的结果。当“本应隐秘的东西显露出来”时，再次增强了“暗恐”，爱丽丝倍感恐惧和不安。这个恐惧感给她带来了另一个难题，即如何在这种特殊的家庭伦理环境中确定自己的身份。
身份的揭晓解答了爱丽丝童年时的心理阴影与困惑，改变了原有的人伦关系与伦理环境，“母亲”也不再是人类传统家庭中的伦理身份。“我不知道我该如何面对她，面对另一个我，恐怖的脸”（63）。“母亲”的身份被彻底解构，“我的妈妈，我的双胞胎，我的妈妈，制造我的物质”（64），这些多重而怪异的身份激怒了爱丽丝，她开始责骂伊丽莎白，并开始怀疑“难道我生了我自己？”（66）爱丽丝意识到某种程度上，她就是伊丽莎白，她的克隆人身份并不能决定真实的自我身份，用她的话来看，“我仍在找寻如何定义我的新情况，‘一个赛博格’”（65）。“赛博格”（Cyborg）是堂娜· 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后人类”理论先驱者提出的关键词，哈拉维认为“赛博格是一个有机机器的生物，是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虚拟小说中的创造物”（Haraway， 2004： 7）。爱丽丝既是科学选择的创造物，又拥有人类的伦理意识，她便是科学选择时代的新型有机体，“一个赛博格”、一个“后人类”。
爱丽丝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生物人，她由单核细胞制造出来，由基因碎片堆砌而成，这也意味着技术控制之下的个体无法拥有完整的自我。自从得知身份真相后，爱丽丝经常做噩梦，梦是潜意识的反映，在梦中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意象，不仅象征着爱丽丝对自己克隆身体的认知，也象征着内心的欲望：她想要毁掉某些东西，将它们撕碎。她认为自己只是他人的一部分，不曾拥有完整的身体，正如鲍德里亚的观点：克隆人是低人一等的科学产物，克隆人只是“一个部分，他无须具备想象力再去生产自己，就像蚯蚓往往并不需要土壤”（Baudrillard， 1994： 65）。可见，非理性的科学选择剥夺了孕育生命过程中的自然选择权，践踏了克隆人的生命尊严，而更为严重的伦理混乱也随之而来。
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乱伦禁忌”，在未解开身份之谜之前，爱丽丝从小就喜欢“母亲”的恋人史蒂夫，直到克隆人身份揭晓后还与史蒂夫发生性关系。从人伦常态的伦理身份上来看，史蒂夫是名义上的父亲，是继父。爱丽丝的乱伦之恋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父爱，很容易对某个成熟男性产生“恋父情结”。她从小习惯和母亲睡在一起，史蒂夫与“母亲”相恋后打乱了她原有的生活模式，她正好需要这样一位父亲来填补父爱空缺。另一方面，爱丽丝是伊丽莎白的复影，史蒂夫同时成为她们二者的欲望对象：“母亲沉迷于他，我们都是”（28）。实际上，伊丽莎白是爱丽丝的他者形象，是爱丽丝自恋阶段的镜像。根据拉康理论，每个人的主体都是从“无我”开始，在爱丽丝还未认识到真正的自我时，伊丽莎白就是她想象的形象。从孩子的心理分析上来看，爱丽丝的自恋期实际上是与伊丽莎白建立起自我认同，伊丽莎白这位“他者”是她的自恋形象。虽然克隆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父亲与母亲，失去了俄狄浦斯式（Oedipus，恋母情结）或伊拉克特拉（Electra，恋父情结）的乱伦心理，但是，鲍德里亚认为“克隆人激活了人类对古老的乱伦模式的迷恋，即与原型之间的乱伦，继而得到的后果是严重的精神疾病”（Baudrillard， 2000： 12-13）。爱丽丝爱“自己”，也爱史蒂夫：“她是他的，而我通过她也是他的”（29）。这种病态的心理预示着克隆人技术会将一种新型的乱伦恐慌带入人类社会，一个年轻的“自己”可以再次与自己的恋人相爱，这种有悖于传统血亲关系的乱伦可能更加可怕。 由于缺乏主体性和伦理意识，十二岁时，爱丽丝任凭本能欲望，故意去伊丽莎白和史蒂夫的卧室睡觉，她觉得自己与伊丽莎白无异，“我不想从母亲身边夺走史蒂夫，我想与她一起分享”（31）。史蒂夫非常反感爱丽丝介入他与伊丽莎白关系之中，用“乱伦禁忌”（incest taboo， 32）的道理教育她，但是爱丽丝就是想拥有他。小说的戏剧性转折出现于身份伦理结解开之后，史蒂夫挣脱了理性的束缚，与爱丽丝发生了性关系。起初，史蒂夫面对伦理选择出现了伦理两难，一方面他认为“这是个错误，我们不应该”（186）；另一方面眼前是一个年轻裸体美女的诱惑。同时，爱丽丝认为自己与伊丽莎白并无差别，发生性行为也理所当然。作者大量地描写了爱丽丝因伦理身份的不确定所引发的心理病症，并且与弗洛伊德著名的“少女杜拉”（Dora）歇斯底里案例相似②——“我对他的欲望，还有对她的欲望，我对他在她里面的欲望，以及她在他里面的欲望；还有史蒂夫自己的欲望——是的，他两个都想要。对我们来说，有种胜利和复仇的喜悦”（187）。正如韦伯斯特所言：“霍夫曼本意是想将基因工程、神经生物学与心理分析融合，但是小说的心理分析视角更胜一筹”（Webster， 2003： 761）。在三角关系中，爱丽丝被伊丽莎白这个掠夺者夺走了自己想象中作为理想形象的幻想，她用性爱报复伊丽莎白，并且实现自己的变态欲望。
小说虽然小说运用了较多的心理分析，咨询师对她性行为的解释也是基于“恋父情结”的冲动行为，但是爱丽丝的行为是为了证明克隆人与自然人一样。爱丽丝的“赛博格”身份导致她的生存困境与悖论，一方面她是个似人非人的科技产物，另一方面她并不是一个麻木的基因堆砌物，一味地遵循“造物主”的命令，她也具有人性因子。“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主要是由人头体现的。人头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向文明进化过程中进行生物性选择的结果......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对，是人的动物性本能”（聂珍钊，2012： 21）。爱丽丝未经思考就让兽性因子挣脱人性因子的束缚，将性欲释放，但是她开始后悔自己的行为，并且哭了起来。“哭泣”说明她的人性因子复苏，伦理意识告诉自己“乱伦”行为的羞耻，从而加重了伦理负罪感。可见，小说中的“乱伦禁忌”是科学选择不可违背人类伦理秩序的一种教诲与警示。
3. 爱丽丝身份诉求与自我确立
如果说“乱伦”事件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爱丽丝对“原作”的复仇，那么“离家出走”是她走上反抗之路、渴望独立的开始。爱丽丝第一次决定离开伊丽莎白，在喜来登酒店这个真实的外界环境中体验生活。她在酒吧内认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并答应跟他回去。在性欲的催促下，爱丽丝短暂地失去理智，由兽性因子牵引着自己走进了房间。但是在面对男人的调情和挑逗时，她“感到脸红”（82），觉得自己“变得奇怪，这感觉可能来自身体”（82）。爱丽丝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再次进行了激烈斗争，当本能冲动挣脱理性的控制，自己的身体就变成一个奇怪的“他者”，就像住着一个陌生人。她及时悬崖勒马，让自己的理性控制了原欲的泛滥，避免发生错误。
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爱丽丝渴望了解家庭血脉的历史，询问关于自己的过去。她找到“外祖父母”的住处，面对自己的“外祖父母”，她明白他们只是自己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外公”和“外婆”，而从生物意义上，他们却是自己的父母。爱丽丝不知如何称呼他们，克隆人的先天身份让她从生物学上有根可寻，但无法公开的秘密身份却让她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但是这些仍未阻挡爱丽丝的自我身份诉求，她决定第二次离家出走，这次才是真正的反抗与觉醒，她告诉自己复制品必须要赢得属于自己的位置：“使自己成为原作”（166）。她与伊丽莎白发生争执扭打在一起，伊丽莎白摔倒晕了过去，爱丽丝很想趁机掐死她。这个欲望体现了“摹本”抹杀“原作”成为真人的潜意识，也是爱丽丝逐渐拥有主体心理发展的过程。
当理性制止犯罪冲动后，爱丽丝回到纽约家中，第一次在试衣镜中找到了“我”的意义。当她穿上“姨妈”的旧衣服时，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三维立体的（three-dimentional）物体，一个可以从外面看见的固体，因此可以拥有真实的内在存在”（177）。霍夫曼借用拉康关于个人主体发生的“三界”来探讨爱丽丝自我认知过程，“三维立体”就是“三界”的隐喻。拉康在个人主体发展三阶段中认为个体发展的需要（need）、要求（demand）和欲望（desire）分别对应个体发展的实在界（the Real）、想象界（the Imagery）和象征界（the Symbolic）三界（福原泰平：2002）。在拉康的理论中，婴儿的镜像阶段产生的自恋就是错把自己的镜像当作爱慕对象，从而获得自我认同感。当婴儿进入想象界后，他与镜中自己身体影像建立起认同关系，这实际上是想象的虚象，爱丽丝的自我认知一直禁锢于封闭的虚象中，并且依存于伊丽莎白。她的他者镜像既是她自己的虚象，也是一模一样的伊丽莎白的虚象，自我与他者相互对应却又不完全相同。
但是一旦发展到象征界时，就要借助语言表达欲望，通过说“我”来使个体自我得以表达。进入象征界，孩子对自我的认识就不局限于镜子（母亲，或者任何他者）中的自己，而是通过语言及能指的象征符号形成自我认同，这将比想象界的平面形象更加丰满多变。穿上“姨妈”的衣服，爱丽丝打破了原来与伊丽莎白建立的认同或依恋关系，即二维平面关系，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唤醒自己的外部镜像。她发现自己正在明白一个道理：“你不可能不通过他者眼中可以看见的对象，就能获得主体”（177），只有通过其他的“他者”才能认识自己。爱丽丝萌生了其他欲望：“我希望通过变成其他人（somebody）而成为某个人（Somebody）。成为不是她（She）的某个人”（177）。“变成其他人”对应着穿“姨妈”的衣服，相当于符号的“能指”，而“某个人”（Somebody）是穿上“姨妈”衣服后的“所指”，是欲望的象征，而不是具体之物，从而达到本体的境界。拉康关于自我的概念打破了传统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局面，在拉康的理论中自我就是他者，自我概念的形成有赖于错误认同某个他者的镜像，因此爱丽丝借助镜中“姨妈”的他者形象，第一次认识到不同于伊丽莎白的形象，这是一个迟到的自我认知过程。进入象征界后，一度获得的均衡即将崩溃，在争夺主体性的斗争中，伊丽莎白被攻击，他者成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因而体现出依恋和攻击的并存，这就是为何爱丽丝经历长久的“婴儿期”后，她既爱伊丽莎白，又想掐死她。 爱丽丝在他者身上找寻自己的形象，从伊丽莎白、史蒂夫或姨妈身上，她都是在他者控制中进行自我认同。而只有脱去他人的“衣装”，脱离想象的形象，把自我形象内在化，才能明白自我的起源与本质，找回主体性。小说结尾，爱丽丝通过网络认识了罗伯特（Robert），这标志着真正脱离与伊丽莎白之间建立的认同关系，从而进入与他人维系的社会关系。她向罗伯特诉说自己解开身份伦理结的过程，告诉罗伯特自己不再是伊丽莎白的复影，不必再重复伊丽莎白的人生，而罗伯特将此时的爱丽丝称为“斯芬克斯之谜”（the Sphinx’s riddle， 251）。斯芬克斯之谜是人类对自我认知的一个谜语，是关于人是否具有伦理意识，能否认清自我本质的一个隐喻。俄狄浦斯在解答斯芬克斯之谜时，虽然他给出了“人”的答案，已经具备人兽区分的意识，但这个答案只从表象上区分了人兽，并未深刻解释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因此，被外部世界蒙蔽双眼的俄狄浦斯未能从内部认清“我是谁”，更在后来犯下娶母的乱伦之罪。
爱丽丝在解答“斯芬克斯之谜”时，也曾面对身份混乱、乱伦恐慌等伦理问题，但是在人类社会成长过程中，她被逐渐同化并拥有伦理观念和理性意志，知道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如果不冲破虚幻的形象，永远无法进行真实的自我体验，更无法获得身份。在与罗伯特的交往中，爱丽丝终于明白如何审视自我，“认知就是要知道另一个人。知道有他人的存在。罗伯特对我来说是某个人；同时，他并不是我”（256）。她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衣装”或镜像，并且意识到“真实是属于两个人之间的经验”（255），即人与人的交际关系中必须构建具有社会属性的自我身份，只有打破封闭的认知空间，才算完成身份诉求。经历了心理困惑与身份危机之后，爱丽丝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名字在人际交往中的真实性。姓名是赋予一个自然人伦理身份的象征，也象征着克隆人完成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构建、融入自然人社会的第一步，就像她自己所说已经体会到了“本体的状态，我真实的存在”（257）。
《秘密》以其独特的心理描写，围绕克隆人身份诉求、生存悖论及乱伦禁忌等主题进行伦理叙事，对异化的科技伦理进行警示与思考。作者通过爱丽丝向世人表明，即便是克隆人，也都是独立的且与众不同的个体，她虽并未明确指出禁止克隆人，但在其书写中所围绕的主题都体现着科技悲观主义。爱丽丝在身份认同中，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存在矛盾与困惑，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克隆人技术打破了“人是目的”的基本价值理念。爱丽丝的理性意志和伦理选择也证明了人永远不是工具或手段。人类的基因是自然的遗传物质，而非人工产物，若任何科学选择都逾越了伦理底线，那么人类终将给自己制造重重谜团，甚至消解业已形成的传统与文明。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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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原泰平 著.王小峰、李濯凡 译.拉康镜像阶段[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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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Myth and Scientific Choice： An Ethical Thinking of the Human Cloning Fiction The Secret
GUO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Abstract： With the identity myth of the cloned human Iris as its narrative thread， The Secret： A Novel （2002） written by the Polish American writer Eva Hoffman explores the ethical problems caused by technical abuse in the scientific era. The feature of the novel lies in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ethics and psychological act，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biotechnology on human identity and nature. Based on th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uncann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novel’s ethical and moral connot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content and mode. The article evinces that the results and d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knots， such as Iris’s psychological confusion， incest and identity pursuit， indicate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human beings in the scientific era， and also puts out a warning against the irrational scientific choice.
Key words： The Secre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scientific choice； uncanny
作者简介：郭雯，女， 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科锐路1号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15009
E-mail： [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张甜）
关键词：《秘密》；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科学选择；暗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6-0062-08
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让人们开始担忧：如果有一天人类也被克隆，世界会有何改变？美籍波兰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 1945-）的小说《秘密》（The Secret： A Novel， 2002）便是对克隆人问题做出的回应。故事讲述了未来美国的克隆人爱丽丝（Iris）发现自己是“母亲”伊丽莎白（Elizabeth）的克隆体后，陷入了身份困境。小说自问世以来，受到欧美学者广泛关注，其中有不少学者将弗洛伊德的“暗恐”（uncanny）理论用于分析小说中的身份问题。例如，Stuart（2008： 43-55）认为《秘密》就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克隆人爱丽丝的成长历程与自然人无异，但是自然人将其错认为伊丽莎白并接受她就是独特的“暗恐”描写。Marks（2010： 331-353）也认为，爱丽丝反感自己的科技产物身份，自己在“复影”（double）面前激发了心理暗恐，使小说将生命伦理学与心理学融为一体。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作为哥特式文学或奇幻文学中常用的“暗恐”与克隆人所共同涉及的自恋、身份、乱伦等主题却鲜有提及，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伦理表达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思考。因此，本文试图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小说中的克隆人所引发的伦理身份、伦理困境、身份诉求和伦理选择等进行全新解读，希冀探讨小说背后的科技伦理寓意。
1. 克隆人爱丽丝的身份困惑
克隆人是指依靠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诞生的人，通俗而言即无性繁殖的人，克隆人科幻小说就是以这个“基因复制”的新型生命体为题材的科幻作品，其中充满了破碎的、分裂的、片面的自我，尤其自赛博朋克以来的身份解构与自我消解等主题。《秘密》通过描写科技时代对人的改造与创造，将克隆人的新型伦理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小说中克隆人爱丽丝在身份诉求中控诉了“原作”伊丽莎白对科学技术做出的选择，强势的“母亲”不仅职场得意，而且，“她想获得其他东西：一个新的目标，能与生命更加紧密结合、更重要的东西”（Hoffman， 2002： 2）①。这个“新的目标”便是伊丽莎白的科学选择，即用克隆术延续另一个自己，使“孩子”的生命、生活都与自己紧密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科学选择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科学对人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三是人应该如何处理同科学之间的关系。”（聂珍钊， 2014： 239）伊丽莎白义无反顾地选择克隆人技术，实现“自己生自己”的妄念，却摒弃了对传统的信仰、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而爱丽丝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其人类身份并不明确，因此小说聚焦于科学选择时代人类的最终走向。
被克隆人技术诱惑的伊丽莎白不仅在四十多岁时人为地制造孩子，而且从爱丽丝出生开始便主宰她的生活。她执意让孩子留在身边由自己教育，而坐落于芝加哥大学城那个世外桃源的家就成为禁锢爱丽丝的“封闭空间”，自己的“创造物”能够如影随形。奥托·兰柯（Otto Rank）曾以“复影”来解释人类的自恋心理，他认为文学中的“复影”往往是个体自恋的象征，他渴望逃离死亡，使自己完好无损。“复影能确保自我不会灭亡，不朽的灵魂是肉体第一个复制体。过了自恋阶段后，复影又以魔鬼的面孔、对死亡的恐惧的阴影而出现”（Rank， 1971： 86）。伊丽莎白的科学选择体现了全新的“自恋情结”（Narcissus Complex），重新书写了对“自恋”的定义，因为如今的那喀索斯不必再为自己水中的完美倒影而付出生命，他可以通过高科技克隆自己，不必担心“爱人”消失，甚至可以让“复影”永生。
由于爱丽丝的“现在”是伊丽莎白的“过去”，她的“将来”是伊丽莎白的“现在”，这就使真实与复制、原作与摹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混淆了身份与人伦。爱丽丝六岁时，“姨妈”来看望母亲，爱丽丝这样描述姨妈的表情：“她打量着我的脸，表情突然变得惊讶、不安，还有不可名状的某种恐惧”（10）。这种“恐惧”正是“暗恐”的心理描写，即在“复影”出现时产生的惧怕、怪异、陌生却熟悉的感觉。弗洛伊德的“暗恐”（uncanny）理论发展自德语unheimlich（非家的、陌生的、秘密的、令人害怕的、令人不适的），但是这个词义本身就很独特，它包含了自己的反义，即“本应隐秘的东西显露出来，既熟悉又陌生”（Freud， 2003： 132）。“姨妈”“不可名状的某种恐惧”实际上并非没有原因，似曾相识的伊丽莎白的“复影”突然出现，显得突兀陌生，同时又很眼熟。这个孩子的形象可以追溯到母亲和“姨妈”的童年时期，复影的双重性不仅令人错愕，而且表明了克隆人身份的不确定性。
然而，“复影”或者说某人的“分身”所引发的“暗恐”不仅体现在自然人身上，也会导致克隆人的心理“暗恐”，即对自己身份产生困惑、怪异甚至恐惧之情。当爱丽丝听见“姨妈”责备母亲“怎么能干出如此变态的事情”（11）时，她便烙下了心理阴影，因为在她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姨妈”对她的形容词：“非生物的、非人道的。怪异。东西”（12）。暗恐的气氛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当“外祖父母”（grandparents）看见爱丽丝时，他们“也意识到看到了一个鬼魂，一个怪物，一个幽灵的肉体”（132）。这些异于人类常态的“非人”的陌生化词语被用于形容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不仅加强了恐怖的效果、指责了伊丽莎理性异化后的变态心理，更重要的是突显了克隆人的身份悖论。 七岁的爱丽丝沉溺于照镜子，“镜子”（mirror）的意象作为自我审视的工具，反射出一个困惑的自我。爱丽丝在潜意识中知道自己身上存在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她望着镜中的自己，“我有个秘密，必须找出来。我想，可能在镜子中我能找到，通过观察自己的脸——我妈能辨别出这个我并不知道的形象”（14）。此时，作者借用爱丽丝心理咨询师（Adviser）的视角，将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潜意识理论对爱丽丝的身份困惑进行分析，爱丽丝感到“有个陌生人住在我体内，这是熟悉古老的比喻”（14）。从心理学角度，每个人都是自我与他者的结合，在自我与他者不断认同与对抗中寻找自我本质。作为“复影”的爱丽丝生活在禁锢的“封闭空间”，与伊丽莎白存在着相互映照的封闭的“镜像”空间，而爱丽丝在外部镜像中看见的“他者”也是伊丽莎白。她感到与伊丽莎白“共享一个快乐的、恐怖的、强大的神秘力量”（34-35），某种神秘力量操纵着她，就连伊丽莎白的恋人史蒂夫（Steve）也不时感叹：“我觉得你家充满了奇怪之感”（193）。这个“奇怪之感”就是科学选择的结果所产生的暗恐。
可见，伊丽莎白的科学选择已经埋下了伦理混乱的祸根，爱丽丝困惑于身份之谜，而“姨妈”眼中的复影既是自己的“侄女”，又是自己的“姐姐”，这也加强了爱丽丝的伦理困惑与解谜难度。小说标题“秘密”一词本身就被包括在“暗恐”的涵义中，“秘密”一词贯穿于克隆人身份诉求的伦理主线，使小说更像一部心理小说。在“秘密”背后，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影子是什么？伊丽莎白这个一模一样的镜像就像阻碍自己的面纱，只有揭开神秘面纱，才能知道“住在体内的陌生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才能解开身份的伦理结。
2. 伦理混乱中的乱伦禁忌
“复影”和“重复”（repetition）既是叙事内容，又是叙事手法，以一种模糊不定、似是而非的身份迷思和行为上的重复贯穿小说，探讨克隆人引发的伦理混乱，并对克隆人技术进行伦理判断。当爱丽丝步入青春期，她与母亲越来越像，不仅是长相极为相似，连动作神态都一模一样，她们彼此成为对方的“镜像”。爱丽丝画的图与母亲当年画的几乎一样，就连签名的形式也如出一辙。然而，爱丽丝意识到自己跟其他同学在母女关系上存在差异、并不正常，爱丽丝能感应到母亲生病，母亲也能知道她有心灵感应。“行为上的重复与心灵感应（telepathy）也是形成暗恐的因素”（Bennett and Royle， 1999： 39），爱丽丝认为她们之间“存在可怕的相似性”（37），恐惧感加速了她寻找真实身份的步伐。直到某一天，爱丽丝在地下室翻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出生证上赫然写着出生方式为“克隆”，身份之谜也随之解开。爱丽丝突然醒悟，原来“克隆人”是自己的先天身份，自己是伊丽莎白科技选择的结果。当“本应隐秘的东西显露出来”时，再次增强了“暗恐”，爱丽丝倍感恐惧和不安。这个恐惧感给她带来了另一个难题，即如何在这种特殊的家庭伦理环境中确定自己的身份。
身份的揭晓解答了爱丽丝童年时的心理阴影与困惑，改变了原有的人伦关系与伦理环境，“母亲”也不再是人类传统家庭中的伦理身份。“我不知道我该如何面对她，面对另一个我，恐怖的脸”（63）。“母亲”的身份被彻底解构，“我的妈妈，我的双胞胎，我的妈妈，制造我的物质”（64），这些多重而怪异的身份激怒了爱丽丝，她开始责骂伊丽莎白，并开始怀疑“难道我生了我自己？”（66）爱丽丝意识到某种程度上，她就是伊丽莎白，她的克隆人身份并不能决定真实的自我身份，用她的话来看，“我仍在找寻如何定义我的新情况，‘一个赛博格’”（65）。“赛博格”（Cyborg）是堂娜· 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后人类”理论先驱者提出的关键词，哈拉维认为“赛博格是一个有机机器的生物，是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虚拟小说中的创造物”（Haraway， 2004： 7）。爱丽丝既是科学选择的创造物，又拥有人类的伦理意识，她便是科学选择时代的新型有机体，“一个赛博格”、一个“后人类”。
爱丽丝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生物人，她由单核细胞制造出来，由基因碎片堆砌而成，这也意味着技术控制之下的个体无法拥有完整的自我。自从得知身份真相后，爱丽丝经常做噩梦，梦是潜意识的反映，在梦中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意象，不仅象征着爱丽丝对自己克隆身体的认知，也象征着内心的欲望：她想要毁掉某些东西，将它们撕碎。她认为自己只是他人的一部分，不曾拥有完整的身体，正如鲍德里亚的观点：克隆人是低人一等的科学产物，克隆人只是“一个部分，他无须具备想象力再去生产自己，就像蚯蚓往往并不需要土壤”（Baudrillard， 1994： 65）。可见，非理性的科学选择剥夺了孕育生命过程中的自然选择权，践踏了克隆人的生命尊严，而更为严重的伦理混乱也随之而来。
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乱伦禁忌”，在未解开身份之谜之前，爱丽丝从小就喜欢“母亲”的恋人史蒂夫，直到克隆人身份揭晓后还与史蒂夫发生性关系。从人伦常态的伦理身份上来看，史蒂夫是名义上的父亲，是继父。爱丽丝的乱伦之恋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父爱，很容易对某个成熟男性产生“恋父情结”。她从小习惯和母亲睡在一起，史蒂夫与“母亲”相恋后打乱了她原有的生活模式，她正好需要这样一位父亲来填补父爱空缺。另一方面，爱丽丝是伊丽莎白的复影，史蒂夫同时成为她们二者的欲望对象：“母亲沉迷于他，我们都是”（28）。实际上，伊丽莎白是爱丽丝的他者形象，是爱丽丝自恋阶段的镜像。根据拉康理论，每个人的主体都是从“无我”开始，在爱丽丝还未认识到真正的自我时，伊丽莎白就是她想象的形象。从孩子的心理分析上来看，爱丽丝的自恋期实际上是与伊丽莎白建立起自我认同，伊丽莎白这位“他者”是她的自恋形象。虽然克隆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父亲与母亲，失去了俄狄浦斯式（Oedipus，恋母情结）或伊拉克特拉（Electra，恋父情结）的乱伦心理，但是，鲍德里亚认为“克隆人激活了人类对古老的乱伦模式的迷恋，即与原型之间的乱伦，继而得到的后果是严重的精神疾病”（Baudrillard， 2000： 12-13）。爱丽丝爱“自己”，也爱史蒂夫：“她是他的，而我通过她也是他的”（29）。这种病态的心理预示着克隆人技术会将一种新型的乱伦恐慌带入人类社会，一个年轻的“自己”可以再次与自己的恋人相爱，这种有悖于传统血亲关系的乱伦可能更加可怕。 由于缺乏主体性和伦理意识，十二岁时，爱丽丝任凭本能欲望，故意去伊丽莎白和史蒂夫的卧室睡觉，她觉得自己与伊丽莎白无异，“我不想从母亲身边夺走史蒂夫，我想与她一起分享”（31）。史蒂夫非常反感爱丽丝介入他与伊丽莎白关系之中，用“乱伦禁忌”（incest taboo， 32）的道理教育她，但是爱丽丝就是想拥有他。小说的戏剧性转折出现于身份伦理结解开之后，史蒂夫挣脱了理性的束缚，与爱丽丝发生了性关系。起初，史蒂夫面对伦理选择出现了伦理两难，一方面他认为“这是个错误，我们不应该”（186）；另一方面眼前是一个年轻裸体美女的诱惑。同时，爱丽丝认为自己与伊丽莎白并无差别，发生性行为也理所当然。作者大量地描写了爱丽丝因伦理身份的不确定所引发的心理病症，并且与弗洛伊德著名的“少女杜拉”（Dora）歇斯底里案例相似②——“我对他的欲望，还有对她的欲望，我对他在她里面的欲望，以及她在他里面的欲望；还有史蒂夫自己的欲望——是的，他两个都想要。对我们来说，有种胜利和复仇的喜悦”（187）。正如韦伯斯特所言：“霍夫曼本意是想将基因工程、神经生物学与心理分析融合，但是小说的心理分析视角更胜一筹”（Webster， 2003： 761）。在三角关系中，爱丽丝被伊丽莎白这个掠夺者夺走了自己想象中作为理想形象的幻想，她用性爱报复伊丽莎白，并且实现自己的变态欲望。
小说虽然小说运用了较多的心理分析，咨询师对她性行为的解释也是基于“恋父情结”的冲动行为，但是爱丽丝的行为是为了证明克隆人与自然人一样。爱丽丝的“赛博格”身份导致她的生存困境与悖论，一方面她是个似人非人的科技产物，另一方面她并不是一个麻木的基因堆砌物，一味地遵循“造物主”的命令，她也具有人性因子。“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主要是由人头体现的。人头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向文明进化过程中进行生物性选择的结果......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对，是人的动物性本能”（聂珍钊，2012： 21）。爱丽丝未经思考就让兽性因子挣脱人性因子的束缚，将性欲释放，但是她开始后悔自己的行为，并且哭了起来。“哭泣”说明她的人性因子复苏，伦理意识告诉自己“乱伦”行为的羞耻，从而加重了伦理负罪感。可见，小说中的“乱伦禁忌”是科学选择不可违背人类伦理秩序的一种教诲与警示。
3. 爱丽丝身份诉求与自我确立
如果说“乱伦”事件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爱丽丝对“原作”的复仇，那么“离家出走”是她走上反抗之路、渴望独立的开始。爱丽丝第一次决定离开伊丽莎白，在喜来登酒店这个真实的外界环境中体验生活。她在酒吧内认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并答应跟他回去。在性欲的催促下，爱丽丝短暂地失去理智，由兽性因子牵引着自己走进了房间。但是在面对男人的调情和挑逗时，她“感到脸红”（82），觉得自己“变得奇怪，这感觉可能来自身体”（82）。爱丽丝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再次进行了激烈斗争，当本能冲动挣脱理性的控制，自己的身体就变成一个奇怪的“他者”，就像住着一个陌生人。她及时悬崖勒马，让自己的理性控制了原欲的泛滥，避免发生错误。
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爱丽丝渴望了解家庭血脉的历史，询问关于自己的过去。她找到“外祖父母”的住处，面对自己的“外祖父母”，她明白他们只是自己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外公”和“外婆”，而从生物意义上，他们却是自己的父母。爱丽丝不知如何称呼他们，克隆人的先天身份让她从生物学上有根可寻，但无法公开的秘密身份却让她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但是这些仍未阻挡爱丽丝的自我身份诉求，她决定第二次离家出走，这次才是真正的反抗与觉醒，她告诉自己复制品必须要赢得属于自己的位置：“使自己成为原作”（166）。她与伊丽莎白发生争执扭打在一起，伊丽莎白摔倒晕了过去，爱丽丝很想趁机掐死她。这个欲望体现了“摹本”抹杀“原作”成为真人的潜意识，也是爱丽丝逐渐拥有主体心理发展的过程。
当理性制止犯罪冲动后，爱丽丝回到纽约家中，第一次在试衣镜中找到了“我”的意义。当她穿上“姨妈”的旧衣服时，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三维立体的（three-dimentional）物体，一个可以从外面看见的固体，因此可以拥有真实的内在存在”（177）。霍夫曼借用拉康关于个人主体发生的“三界”来探讨爱丽丝自我认知过程，“三维立体”就是“三界”的隐喻。拉康在个人主体发展三阶段中认为个体发展的需要（need）、要求（demand）和欲望（desire）分别对应个体发展的实在界（the Real）、想象界（the Imagery）和象征界（the Symbolic）三界（福原泰平：2002）。在拉康的理论中，婴儿的镜像阶段产生的自恋就是错把自己的镜像当作爱慕对象，从而获得自我认同感。当婴儿进入想象界后，他与镜中自己身体影像建立起认同关系，这实际上是想象的虚象，爱丽丝的自我认知一直禁锢于封闭的虚象中，并且依存于伊丽莎白。她的他者镜像既是她自己的虚象，也是一模一样的伊丽莎白的虚象，自我与他者相互对应却又不完全相同。
但是一旦发展到象征界时，就要借助语言表达欲望，通过说“我”来使个体自我得以表达。进入象征界，孩子对自我的认识就不局限于镜子（母亲，或者任何他者）中的自己，而是通过语言及能指的象征符号形成自我认同，这将比想象界的平面形象更加丰满多变。穿上“姨妈”的衣服，爱丽丝打破了原来与伊丽莎白建立的认同或依恋关系，即二维平面关系，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唤醒自己的外部镜像。她发现自己正在明白一个道理：“你不可能不通过他者眼中可以看见的对象，就能获得主体”（177），只有通过其他的“他者”才能认识自己。爱丽丝萌生了其他欲望：“我希望通过变成其他人（somebody）而成为某个人（Somebody）。成为不是她（She）的某个人”（177）。“变成其他人”对应着穿“姨妈”的衣服，相当于符号的“能指”，而“某个人”（Somebody）是穿上“姨妈”衣服后的“所指”，是欲望的象征，而不是具体之物，从而达到本体的境界。拉康关于自我的概念打破了传统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局面，在拉康的理论中自我就是他者，自我概念的形成有赖于错误认同某个他者的镜像，因此爱丽丝借助镜中“姨妈”的他者形象，第一次认识到不同于伊丽莎白的形象，这是一个迟到的自我认知过程。进入象征界后，一度获得的均衡即将崩溃，在争夺主体性的斗争中，伊丽莎白被攻击，他者成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因而体现出依恋和攻击的并存，这就是为何爱丽丝经历长久的“婴儿期”后，她既爱伊丽莎白，又想掐死她。 爱丽丝在他者身上找寻自己的形象，从伊丽莎白、史蒂夫或姨妈身上，她都是在他者控制中进行自我认同。而只有脱去他人的“衣装”，脱离想象的形象，把自我形象内在化，才能明白自我的起源与本质，找回主体性。小说结尾，爱丽丝通过网络认识了罗伯特（Robert），这标志着真正脱离与伊丽莎白之间建立的认同关系，从而进入与他人维系的社会关系。她向罗伯特诉说自己解开身份伦理结的过程，告诉罗伯特自己不再是伊丽莎白的复影，不必再重复伊丽莎白的人生，而罗伯特将此时的爱丽丝称为“斯芬克斯之谜”（the Sphinx’s riddle， 251）。斯芬克斯之谜是人类对自我认知的一个谜语，是关于人是否具有伦理意识，能否认清自我本质的一个隐喻。俄狄浦斯在解答斯芬克斯之谜时，虽然他给出了“人”的答案，已经具备人兽区分的意识，但这个答案只从表象上区分了人兽，并未深刻解释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因此，被外部世界蒙蔽双眼的俄狄浦斯未能从内部认清“我是谁”，更在后来犯下娶母的乱伦之罪。
爱丽丝在解答“斯芬克斯之谜”时，也曾面对身份混乱、乱伦恐慌等伦理问题，但是在人类社会成长过程中，她被逐渐同化并拥有伦理观念和理性意志，知道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如果不冲破虚幻的形象，永远无法进行真实的自我体验，更无法获得身份。在与罗伯特的交往中，爱丽丝终于明白如何审视自我，“认知就是要知道另一个人。知道有他人的存在。罗伯特对我来说是某个人；同时，他并不是我”（256）。她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衣装”或镜像，并且意识到“真实是属于两个人之间的经验”（255），即人与人的交际关系中必须构建具有社会属性的自我身份，只有打破封闭的认知空间，才算完成身份诉求。经历了心理困惑与身份危机之后，爱丽丝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名字在人际交往中的真实性。姓名是赋予一个自然人伦理身份的象征，也象征着克隆人完成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构建、融入自然人社会的第一步，就像她自己所说已经体会到了“本体的状态，我真实的存在”（257）。
《秘密》以其独特的心理描写，围绕克隆人身份诉求、生存悖论及乱伦禁忌等主题进行伦理叙事，对异化的科技伦理进行警示与思考。作者通过爱丽丝向世人表明，即便是克隆人，也都是独立的且与众不同的个体，她虽并未明确指出禁止克隆人，但在其书写中所围绕的主题都体现着科技悲观主义。爱丽丝在身份认同中，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存在矛盾与困惑，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克隆人技术打破了“人是目的”的基本价值理念。爱丽丝的理性意志和伦理选择也证明了人永远不是工具或手段。人类的基因是自然的遗传物质，而非人工产物，若任何科学选择都逾越了伦理底线，那么人类终将给自己制造重重谜团，甚至消解业已形成的传统与文明。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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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Myth and Scientific Choice： An Ethical Thinking of the Human Cloning Fiction The Secret
GUO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Abstract： With the identity myth of the cloned human Iris as its narrative thread， The Secret： A Novel （2002） written by the Polish American writer Eva Hoffman explores the ethical problems caused by technical abuse in the scientific era. The feature of the novel lies in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ethics and psychological act，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biotechnology on human identity and nature. Based on th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uncann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novel’s ethical and moral connot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content and mode. The article evinces that the results and d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knots， such as Iris’s psychological confusion， incest and identity pursuit， indicate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human beings in the scientific era， and also puts out a warning against the irrational scientific choice.
Key words： The Secre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scientific choice； uncanny
作者简介：郭雯，女， 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科锐路1号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1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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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