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在京首发，国家行政学院及全国省级行政学院系统亦将对现任各级行政干部进行传统文化轮训，促使国学热在全社会范围内进一步升温。
　　19世纪中后期，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中学”乃至“国学”是在他者强劲存在感下尴尬且被动地将中国固有之学问涵盖进去的尝试性概念。在任何时代，它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过去的100多年里，它既被人视为救命之稻草，又被人弃之如草芥。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这也为教育工作者对待国学教育提供了一个不易的原则。
　　首先，国学教育应有度。苹果营养再丰富，也应该弄净上面的农药再吃。以孝为例，《弟子规》中说：“父母责，须顺承。”孝对父权社会的强化，正如有子所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颜氏家训》中所写，“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是封建王朝的国家权威在家庭单位中的微缩与延伸。家教中对个体的矫形手段，是封建专制驯化系统的神经末梢。如果施教者心中不先谨守尺度，又怎能保证将那些理念向心智未熟的学生倾倒时没有一并夹带上它们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既然美其名曰“发扬传统”“养成教育”，那选择的为什么偏偏是儒而非墨，是《弟子规》而非李贽的“童心”“真心”？为何中华文明经历的挣扎、阵痛与反思，如今却因一句发扬而一笔勾销？对国学教育内容的选取，教材的编写，又怎能如当下这般粗放？不慎之又慎，怎能保证不沉渣泛起？
　　其次，国学教育应有法。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国学往往不是“1+1=2”，其内容的特点决定教育的成功始于受教者的体认，终于他的躬行。孔门弟子问“闻斯行诸”，回答却随各人的个性而异。孟子说王道之不行不在于“挟太山以超北海”之不能，而在于“为长者折枝”之不为。实践不仅检验个体对概念的认知甚至反推概念本身。知与行的双向互证也要求人们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去反思和检验国学这个筐箧中的价值理念，不能泥古不化。无怪乎许多人在与师友的日常接触中悟道求学。吴与弼退居老家崇仁后，与慕名来投的弟子共同生活，于耕作活动中，讲演《周易》之道。国学教育，不在教学方法上有所继承和创新，仅以工业革命以来培养产业工人式的标准化教育手段，怎能奏效？那些处理人际间关系的准则、灿然可观的诗文如不能涵养学生的内心，引导他们的言行，甚至对于施教者而言，也是如此，岂不也是“虽多，亦奚以为”？
　　最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诚然，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国学在维系世道人心上有其用武之地。可是，国学也不是救命符，古来多少宿学硕儒努力以正心诚意克君心之非，结果亦不甚乐观，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国学究竟有什么先天不足，个中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施教者也应当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不能因国学而偏废其他，将新文化运动以来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引入中国的步伐停顿下来。
　　一日，王阳明傍水塘而坐，旁有水井，于是对弟子们说：“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如今，我们的国学教育，若仅仅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让学生摇头晃脑地读经背诗，甚或拜孔子，复礼教，虽多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而若真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出发、从被教育者的成长需求出发，去扬弃、整合、再创造，不仅国学可以生意无穷，还可借之培养出既温文尔雅又活泼刚健，且崇尚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公民。